Ano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Qing History debate: Historian Wang Rongzu’s (汪荣组) response to Yao Dali’s (姚大力)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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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吗?

汪荣祖

来源:澎湃新闻201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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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复姚大力批评我所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很快有了回应。姚文的题目是《略芜取精,可为我用——兼答汪荣祖》(载2015年5月31日《上海书评》)。然而内容并不是谈如何略芜取精,如何为我所用,而是针对我对他的质疑,并时而爆出情绪性的激愤之词。在网上还有他的学生为之叫好,说他的姚老师“抽”了我!姚大力更将我的文字随心制造矛盾,夸大其词,甚至曲解之余,代我认错,取得争胜的满足感。是谁在“深文周纳、巧言罗织”啊!众目可见,明明全文在回答我,偏偏说“兼答”,比如明明是全职,却说是兼差。就此而言,无论他的正题或副题,都有点文不对题。

我与姚大力素昧平生,全无恩怨可言,很自然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对事我针锋相对,不稍假借,然对其人仍尊之为“姚先生”,并“敬答”对我所编之书的批评,这就是所谓对事不对人。但是他毫不客气,不仅直呼其名,而且以“兼答”以示轻蔑。类此针对个人的态度,我并不在乎,也不怪他,诚如他所说“入墨者黑”,我也只好随俗了。

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

质疑新清史最主要的问题是清帝国的性质

姚大力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根本是假议题,没有人“全面否定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说“全面”,岂非夸大其词?我所编之书就是如他所说,很具体地指出新清史立论中“那些关键性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何来全面否定?老姚优为者,不过是把别人的说法推向极端,然后加以抨击。一言以蔽之,我们质疑新清史最主要的是大问题,是有关清帝国性质的大问题。既然说白璧之瑕都不必曲讳才是正道,何况不是白璧?白璧之瑕都不可忽略,“芜杂”能忽略吗?我的理解是“芜杂”必须充分揭露后,证明是“芜杂”,才能略之。否则容忍“芜杂”,“菁英”安彰?更未免乡愿。

我说姚大力“未读懂”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是很具体的,但他夸大成“不识字”,有何意义呢?就像他夸张地说,“全面否定”、“一幅整体坍塌的可笑图景”、“一团向壁虚构的梦呓”、“一堆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正面意义的垃圾”等等都是他所编荒诞的形容词,除了他之外,谁说过这些话呢?我已具体指出,新清史根本不接受“汉化”说,认为是一错误的概念,我在“敬答”一文中,不惜引用他们的原文来作说明,但姚大力仍然视若无睹。很显然,“汉化”与新清史所主张的“族群主权”有矛盾,所以他们并不如老姚所理解的,“汉化”是不值得再提的“老故事”。我认为欧立德将“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其用意由于“汉化”难以否定,故将之极端化来否定汉化,因“全盘汉化”就像“全盘西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汉人,也难说“全盘汉化”。所以如果把“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则无“汉化”矣!但姚大力却将之误读为欧立德只不同意“全盘汉化”,还要自问他为何不可用“全盘汉化”?他当然可用,但他是否也是要将汉化解作“全盘汉化”,以便否认汉化?我在“敬答”一文中,劝姚不要再硬拗“全盘汉化”,可惜他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一口咬定我是“全盘汉化论”者,有这样蛮干的吗?

姚大力说我单挑“汉化”,就是他不读何炳棣原文的乱点鸳鸯谱,何文不仅指责而且抗议罗友枝单挑汉化。罗既然单挑汉化,何老先生当然以“捍卫汉化”回应,如果罗不抨击汉化,何又何须“捍卫汉化”?无“的”哪有“矢”啊!可是姚大力仍然要批评何文只谈第三条的汉化。姚大力似乎还是搞不清楚,新清史不是要对“汉化”作正面的反思,而是根本质疑“汉化”此一概念与用法,甚至指责“汉化”乃现代中国民族沙文主义的产品,但姚大力仍然认为,新清史的“汉化观”没有什么不对。关于新清史的“汉化观”,我在前文已经详述,就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大清帝国既然拥有内亚,具有内亚属性,自不待言,谁会去否定内亚属性?但姚大力却“又惊又喜”地发现我承认了新清史的“内亚视角”。请问我个人以及所编的整本书,何来否认“内亚视角”的言词?关键是否如新清史所说,清帝国拥有辽阔的内亚之后,就成为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了?甚至中国竟是内亚帝国的一部分?姚大力对此最关键的问题,却推说由于篇幅所限,不予表态!(事实上,他浪费了不少笔墨大谈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他难道看不见,新清史夸大内亚属性之后,认为清帝国融合两种传统之后,是一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了,也就不是“中国的朝代”。这是新清史的论断啊!姚大力却对我大兴问罪之师。他引用我的结论,不提我的论证,大骂“错乱”。正因为此乃有关清帝国性质的大问题,所以我们提出“商榷”,以回应新清史,主要反驳清帝国是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之说,未料却触老姚之怒。

欧立德厚达五百八十页的大书《满洲风》(The Manchu Way,编者注:又译为“满洲之道”)以八旗与族群认同为主题,包含甚广,绝非如姚文所说“继续维持满汉界别”。他是要以“满洲风”来取代“中华风”(The Sinic Pax)的。然而“满洲风”能取代“中华风”吗?显然不能!就拿八旗来说,乃满洲最根本的制度,请问满族入关之后,清帝推行的是传统中华一人帝制,还是八王共同议政制?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姚大力认为内亚的政治文化资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却不说哪些政治文化资源,也不说“至关重要”到何地步?是否如新清史所说,重要到已不能再称作中华帝国了?姚大力说,有理由把清与汉、唐、宋、明的“统治体制区别开来”。汉、唐、宋、明都是中华帝国,区别开来清帝国即非中华帝国了?那岂不就是清不是继明,而是继元。言下之意,岂非与中华民国只能继明的说法相当一致。这种主张姚大力能接受吗?没想到他居然说,在汪荣祖的心目里,“满洲传统根本就不属于中华传统”!他老兄代言错了,须知这话是在新清史诸君的心目里,不是在我的心目里。他对“代言”一词,似甚敏感;其实我毫无贬损之意。你觉得产品好,为之代言,应该是光荣的事啊!但“代言”绝不可不诚实。

 

欧立德著《满洲风》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满族入主中原是要做中国的皇帝,国号曰清,建都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毫无疑问在中原。清朝治理内亚的方式与中原不一样,因地设施,无足为奇,因仍在中原的中央政府掌控之下,更何况地处内亚的新疆后来也成为中国的行省。何炳棣说清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而非内亚,并没有认为汉化是清帝国成功的唯一原因,他一共举了五个原因,但他认为清帝国统治政策的核心仍然依赖传统中国的政策。这话并没有错,但姚大力偏偏要将何先生定型为一“尺有所短”的“极端汉化主义者”!中原汉人与汉文化对大清帝国的贡献,何先生已经讲了许多,姚大力不妨多讲一点内亚的政经文化资源对清帝国的贡献,如果能证明内亚的资源大于中原,足可以“内亚帝国”代替“中华帝国”,则新清史诸君必乐见姚大力能青出于蓝也。

众所周知,清帝国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多民族政权,中华帝国从秦到清,一直是多民族互动的天下。所以甘德星证明康熙自称中国皇帝,至关重要,然而姚大力却说不重要。新清史认为满洲人“打扮成汉人的统治者”;换言之,实际上并不是,只是“打扮成”。西方学者往往把非汉人统治的政权视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所以那王朝是征服者的王朝,而不是被征服者的王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外来政权”,也就不是“中国的朝代”。这不是“奇谈怪论”的“大翻案”吗?我并没有说错啊!我曾一再“敬告”姚大力,洋人只认汉人是中国人,中国学问叫“汉学”,满人、蒙人、藏人都不是Chinese,但老姚还是听不懂。所以我说美国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却不知中国也是一多民族国家,然而姚大力居然莫名其妙地说我也不知道中国是一多民族国家,能够这样子乱说话吗?满洲族群像汉人一样具有血统观念,然经过长期的历史经验,最终成为“历史民族”,也就是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满人或汉人都不宜被称作“历史民族”。满洲认同没有消失又如何?我曾一再提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两码事。中国人的省籍认同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不是吗?

姚大力说:“汪荣祖主张若非汉化,即成外国的说法。”请问我在何处说过这句话?此犹如洋人所说“把你的话塞进我的嘴里”(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将汉等同中国是西方人的主张与说法,所以他们虽然把中国历史上非汉人政权写入中国史,但视为“外来政权”或“征服王朝”。事实上,这些王朝无论五胡、辽金元清绝非外国,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仍然是中国。姚大力提到吕思勉,原来是要借吕氏之口,指元朝不是中国。吕先生那一辈学者于辛亥革命后仍具浓厚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忘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更不应套用外国名词,把元代视为“殖民地时代”,因大元就是中国的国号,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要做中国的皇帝,忽必烈又称元世祖,也是中国的庙号。姚大力是元史专家,应该知道得更多。他也应该知道,即使吕先生虽不恰当地把元朝视为“殖民地”,但仍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不是吗?但他却以我认为写入中国史,就是把元朝视为中国,有违吕先生的本意。台湾从1895年到1945年是真正的日本殖民地,蒙古人到中国成立元朝,日本人并未到台湾成立和朝,两相比较就知道,说元史是中国被殖民的历史是不符事实的。然而台湾五十年被殖民的历史仍然要写入台湾史,不是吗?美国殖民时代也是美国史的一部分啊!老姚未免少见多怪矣!他更借此大玩文字游戏,莫名其妙说我“清朝若非全盘继承汉家传统,即失去代表中国之资格”。我在哪里说过这句话?我一再说过,所谓“全盘汉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假议题,我一再说过大清足有资格代表中国。认为清朝不代表中国的是新清史诸君啊!他居然还要反问我,“清朝到底还算中国吗”? 此一大哉问,你应该去问新清史诸君啊!需要“错乱”地问我吗?

清、俄两大帝国的性质根本有异

我在“敬答”一文中指出,清帝国不能与俄罗斯帝国相提并论,因看起来都是“早期现代帝国”,但貌同心异。姚大力不能理会,写了一大段来反驳。他接受俄国晚至十九世纪末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但同时又确定俄国是已奉行帝国主义的帝国。按十九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向海外扩张夺取资源、市场与劳力。请问若非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阶段,会有“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吗?无因能有果吗?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有其洞见,西方学者也未尝因人废言。即使不是“最高阶段”,也必须要有相当阶段才可能发生。姚大力问我“是不是社会发展五阶段的追随者”?这话在我听来相当意外,因我一直认为任何学说,只要具有批评的眼光,都可为我所用。学术不是帮派,谈不上“追随”。若具有批评的眼光,就不会将一偏之说视为“主流”或“定论”。如姚大力跟着有些西方人,将帝俄视为“专制的和集体的非欧洲帝国”,真不必人云亦云,何不独立思考一下:帝俄不是欧洲国家,难道是亚洲国家?即使可称“欧亚帝国”,重心还在欧洲吧!

说到“资本主义”(capitalism),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以资金牟利的经济制度,无论制造业与服务业都是为了市场供需,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私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但纯粹的并不多,即使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模式”也多少有不同程度的“公有”与“控制”。有此基本概念,就不必从一些译书中找些说法,在抽象的名词里打滚,作言不及义的解释。姚大力要“把克利欧还给克利欧”,那就请克利欧出来说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看十八世纪的帝俄是不是已进入资本主义。

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清帝国康熙大帝同时,已开始全面欧化,将俄国带入西欧世界。他在俄国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大规模的重工业,大大发展了纺织轻工业,输入各种新型的制造业,以及成长四倍的国际海上贸易。在1695年俄国只有十七家铁工厂,到1725年增加到二十五家。彼得大帝发展工商政策的目的,固然是要富国强兵,由政府主导,但至1725年乌拉地区(Urals)百分之二十的铁产已由私营,而早在1716年,高质量的俄国铁器已出现在伦敦市场。当彼得大帝驾崩时,俄国所出产的生铁已经略微超过英国,二十五年之后远远超过英国。到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俄国已取代瑞典成为欧洲最大的铁生产国。从1710到1725年间,不少国营工厂转为私营,彼得大帝也以优惠条件鼓励创办私人企业与公司。其实他早在1699年就已大力推行仿效西方开设各种不同项目的工商业公司,发展贸易与各类制造业,他也从大商人与制造业者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金来发展工业与科技。有此工商政策,俄国的国际贸易额在彼得大帝任内已成长了四倍,且在整个十八世纪持续不衰。所以俄国东进到内亚与东亚以及西伯利亚,主要也是为了追求资源与商利。请问十八世纪的俄国有轻重工业、有各种制造业、有私有资本、有国际贸易与市场经济,以及有追寻庞大利益的工商政策,如何能否认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呢?在历史女神面前还需要引经据典来强辩吗?姚大力相信俄国晚到十九世纪末尚非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太“冒失”了吗?他想送给我“冒失”的帽子,还是还给他自己吧。

 

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

反观十八世纪的大清帝国也在盛世,康熙大帝虽从耶稣会士(Jesuits)得到西方的讯息,对西学也发生兴趣,但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到国家政策上来。康熙经营的仍然是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到乾隆晚年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cCartney)来华要求通商,仍遭到拒绝,就是不愿意放弃原有的体制,被西方人称为“迟滞的帝国”(Immobile Empire),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入侵,李鸿章才惊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很明显的,清、俄虽同为“早期现代帝国”,但一进取,另一守成,两大帝国的性质根本有异。我说“貌同心异”,姚大力不能会意,只好再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史实,供他参考。

侵略性与防御性的扩张是两码事

姚大力也不能分辨侵略性与防御性的扩张,其实略观明清史便知,北方蒙古的威胁是一贯的。明朝无力进取,只能筑边墙,做最保守的全线防御;清朝具有的长城以北以及内亚的优势,才能做进取的防御,建立满蒙“旗盟制度”,目的是和平相处,分而治之,以策安全,与西方的殖民制度,乃两码事。康熙征讨准噶尔蒙古,因噶尔丹破坏此一安全体系,入侵内蒙,逼近北京。我在“敬答”文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姚大力仍然不能判断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动机。就拿姚大力提出来的“义利之辨”来说,西方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几乎全为了“利”,然而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图?多的是劳民伤财,乾隆十大武功反而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清既然是为了北疆的安宁与安全,可称为“义”。无论如何,清朝在内亚的建制不能等同西方的殖民制度,吴启讷在我所编书中已经详述,不必再赘,唯不知姚大力能否接受耳。至于扩张动机的善恶固然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未尝没有公正客观的可能性,至少善恶有程度之别,我想姚大力也不至于认为大清的扩张与新帝国主义的扩张是一丘之貉。善恶也未尝没有一致性的判断,像二战前德国与日本的扩张,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会说是“善”的。我说美国人都知道美国的西进运动,濮培德当然知道,但他却以双重标准来指责清朝的西进。姚大力未看懂,却指我说濮培德“不是美国人”!

姚大力显然对后现代理论很感兴趣,所以引福柯讲“话语”(discourse),但贸然引用,言不及义,甚至不知所云,更不相干。我既不曾说新清史是“话语构建”,也不认为是言之成理的“理论”,主要是明明白白的“翻案”。姚大力明确想要指出的,其实是所谓“实证史学偏见”,他要重“理论”轻“考据”。他说“崇尚考据本来是对的,但光凭考据无法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这不是废话一句吗?考据原是做学问的方法或工具之一,光凭考据当然无法重建史实;然而如无严谨的考证,重建的史实能不“地动山摇”吗?

他又贸然引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一句话,不知上下文的读者有点不知所云、不解何意,更无法掌握这位著名英国历史哲学家的要旨。柯氏反对的“实证史学”是指将史学科学化或遵循自然法则的史学,如布雷(John Bury)与韩贝尔(C. G. Hempel)等人的主张,因他认为历史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历史不可能重建,只能“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但运心重演往事,并非全凭主观空想,仍然需要文献佐证。他在自传里说得尤其清楚,解决历史问题必须要抛弃猜测,而须充分满足证据所需。在此不宜多谈柯林武德以免节外生枝,总之他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实证史学仍有敬意,考据也绝非“历史编撰学的消极遗产”。据我所知,韩儒林就自西欧汉学中师承兰克的治学方法,专攻蒙元史,擅长以多种语文史料校订互勘,对名物制度的考证,成就最大,如一一考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与部落名。考据不能“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吗?

在西方,“学门”与“纪律”(discipline)是同一个字,学术纪律要求极严。进入学门的研究生需先学习该学门的基本学术规范,讲究写书评、写论文的方法与格式,连脚注的格式都必须按照规范,如有不按规范的书评或论文,是不会被接受的。所以我很惊讶有人会说,书评可以随便写。在西方教你如何写论文、写书评的小册子可多着呢。姚大力要大家虚心向外国学习,何莫从入门的学术规范学起?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高校是以“世间人法无定法,而后知非法法也”来教导学生的。

 

《北征督运图》(局部)描绘康熙帝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向克鲁伦河运送军粮情景。

学术批评不是“打棒子”

我认为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见闻应是有参考价值的难得讯息,但姚大力认为这些“琐闻逸事”是八卦。若说“认识她”或“一夕谈”是八卦,那么“先师”、 “老友”云云是否也是八卦?我犹记与他先师一夕之谈,是充满敬意的。姚大力引他先师所说“历史研究中自筑营堑、关门称大王的封闭意识,以为既然研究的是本国的历史文化,即可以旁若无人”,明显是反映他先师的时代。在那封闭的时代,当然是十分正确而令人起敬的。但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与港台一样膜拜西学之风大盛,是否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连研究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不如人”的现象?儒林先生若见此现象,还会说“关门称大王”吗?作为韩教授的学生不自觉时间错乱,居然说我“先捧后抑”,不仅错解人意,而且还要杠上开花,加上“轻诬前贤”的罪名,还要牵扯到陈寅恪。在他心目中,“尺有所短”与“轻诬前贤”是同义词吗?

最不可思议的是,姚大力说“在他自己主编的书里也没有获得多少人支持”;如果是这样,他又何必批评我主编的书呢?批评我就好了。遗憾的是,他老兄既不知有水平的研讨会本来就不是“一言堂”,更昧于我们来回讨论、修改论文,编辑论文集的过程。我们既有不同意见,也有基本共识,像你姚大力当然不会跟“我们”一起开会、写文章吧!请问老姚,如果主编不能对他所编之书负责,又有谁来负责?如有人对一本论文集提出不当的批评,如果主编不回应,算负责任吗?他不了解这些情况也就罢了,居然在情急之下,口不择言。用他的话说,“是什么意思?”他出此下策,恐将贻笑儒林。我编的这本书出版后,欧洲著名出版社Brill主动来函要求授权出英文版。西方有人对这本书如此感兴趣,就是因为有不同的见解和批评的力度,与姚大力的心态正好南辕北辙。姚文总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批评新清史,而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把批评他们当作“棒子打到新清史头上去”,学术批评可以等同“打棒子”吗?

政治正不正确也是姚大力提出的议题,我只是回复他,他便死缠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待”。新清史重新诠释清帝国的性质,强调“族群主权”以及大清是内亚帝国而非中国的朝代,不应该有所警惕吗?当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众所周知,目的就是为了“围堵”中国,不希望中国太强太大, 难道姚大力毫无感觉吗?姚大力真的相信西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图与新清史理论完全无关吗?他人在境内,应该对学术被政治利用更加敏感。然而他还要反问我:“那些当年和当下的敌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姚文理直气壮地说:“我说针对新清史的批评往往含有指责其‘政治不正确’的强烈意味,这么说到底错了没有呢?”错了!我们不会“指责”他们政治不正确,因他们根本不在乎政治正确不正确,我们只批评他们的立论,对他们的论述被政客利用感到遗憾而已。强烈意味的政治语言倒出现在姚文的最后一大段,诸如“把这样的争论看作学术领域内的一场政治斗争、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甚至发展为一种空言诋斥、辞气叫嚣的恶劣文风,就可能带来非常不好的后果,不但无益于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对政治发展也很可能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无限上纲的政治语言令我感到十分陌生与错愕,怎么会出现这种话语呢?谁会把学术当政治斗争呢?谁在“叫嚣”?与讨论新清史有什么关系呢?姚大力要我们去批评政客,不要“棒打”新清史,我想他应该记得一句老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能够在学术上也作些批评吗?“棒打”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