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uo Zhitian’s (罗志田) reflections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etween 1949 and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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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 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罗志田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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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这一时段的中国史学,已有一些总结性的论著涉及,但多采取分类叙述的形式,学界似尚未形成整体的共识,需要继续探索和了解的方方面面仍然很多。由于既存研究尚不理想,凭借不足,本文不可能也无意系统论述‘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仅侧重其体现转变与延续的一些面相进行考察。”
——罗志田
会议通知所说的“1978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段引号中文字均引自此通知),个人非常赞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变化与《近代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就是在《近代史研究》的扶持下走过来的,要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或许很难做到客观。且我不久前才被要求回顾了近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现在若继续反思,其“分析”也未必能更“深入”。若把“三十年”置入1949年后的“六十年”之中,则“过去的经验”或也可以包括1978年以前的时段,本文即尝试对”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反思,以为认识和理解近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略做铺垫。
 
  所谓“六十年”,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历史分期的见解,学术史、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同。史学史当然也属于学术史的范畴,不过195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确可见很多明显的不同,变化的一面似超过继承的一面,所以这一分期或可以适用于政治和学术双方。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处于非常状态,正常的学术活动难以为继,无须人为划分,史学研究便自然形成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三个阶段。“文革”期间学术出版发表基本停滞,即使有实际的研究,也多未能公之于世,基本可以存而不论。
 
  从温故才能知新的视角看,要真正了解近“三十年”的史学,也特别需要整理”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状况。对这一时段的中国史学,已有一些总结性的论著涉及,但多采取分类叙述的形式,学界似尚未形成整体的共识,需要继续探索和了解的方方面面仍然很多。由于既存研究尚不理想,凭借不足,本文不可能也无意系统论述“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仅侧重其体现转变与延续的一些面相进行考察。
 
  实际上,以有限的篇幅讨论“十七年”的研究,也只能避实就虚,用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中具体的讨论可能详略不一,有的仅点到为止,有的会稍微展开。大体上,本文讨论的多属个人平素阅读的感受,是自己较关注,也多少思考过的问题。那些虽重要而自己并无心得者,罗列出来会显得更全面也更均衡,但对读者和作者都无益处,亦非本文所欲言。
 
  在“十七年”里,50年代(以下使用这类“年代”的表述,均指20世纪)最初几年跟此后十余年也有相当的不同,不妨再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进行考察。当然,两段之间很难进行严格准确的区分,大体以各类学术建制的成型(包括改换和新建)为标志,约在1954~1957年间,此后便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发展时期了。本文更侧重一般论述较少的“十七年”初期的过渡(“十七年”间确实有很多共性,关于初期的论述有时也会逾越到后面),后期的发展则通过与“三十年”的对照简略考察,最后反思“十七年”史学的整体失语造成学统中断后出现的一些诡论性(paradoxical)后果。
“十七年”初期的过渡
  50年代的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期,新当政的中国共产党比既往的执政者更注意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的掌握;历史更受到特别的重视,中共中央在1952~1953年还成立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一党内机构。因此,50年代前期史学的发展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相对更大。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随后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再稍后以涉及面宽广著称的胡适批判等,都对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次年起陆续建立三个历史所和考古所;1951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史学会,随即开展活动; 1952年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重新组合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系。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对史学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而史学专业刊物的创办则显得相对多样化,考古所于1950年将原中研院史语所的《中国考古学报》复刊,1953年改名为《考古学报》;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的内部刊物《文物参考资料》也于1950年创刊,1953年改为月刊,1959年改名为《文物》。其余则可见明显的地方特色,《新史学通讯》是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初期名称)河南分会于1951年l月创刊,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历史教学》也于1951年1月由李光璧、张政烺、杨生茂等中青年京津史学同人创办,1952年第7期起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山东大学创办于1951年5月的《文史哲》,可能是当时最早的大学文科学报,在史学方面影响很大。
 
  可知除文物考古方面的不定期刊物外,那段时间不多的几份史学刊物都带有地方特色,与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和努力相关(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史学家嵇文甫和山东大学校长的史学家华岗与《新史学通讯》和《文史哲》的创办有直接关系)。较能体现“中央”色彩的,是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1954年2月创刊的《历史研究》。前者初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轮流主编,后较长时期里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单独编辑;后者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其余学科的刊物则多由相关研究所经办),迄今为止似乎仍是唯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单一学科专业刊物。1950年改为学术性月刊的综合杂志《新建设》,那时也时常刊载史学理论文章。
 
  可以说,在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方面,自上而下的努力及有计划、有组织的特色在那几年是相当显著的。或许因为新的“国家机器”尚在组建之中,当年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整合与具体工作的涉入,远超过今日。1951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史学会,最初几年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年中国史学的总体状况,也可以从学会的认知中去了解。
 
  在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上,郭沫若的致辞总结了两年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的很大转变,“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也就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其余具体表现在“二、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三、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四、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五、由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六、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吴玉章随后致辞,提出研究历史的四点意见,一是要认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二是要注重现实,着重研究近三十年的革命史,三是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四是反对在研究工作中的八股作风。
 
  在范文澜接着的讲话中,上述内容被概括为“郭老、吴老交给我们的十条指示”,但范文澜也婉转指出,郭老所指出的六点,“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方向去转”。实则“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分呢?”他显然以为这更多是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转变。不过,到那年年底,华岗就把这十条归纳为中国史学会对“两年来历史科学究竟有什么变动”的整体评估,并对郭沫若提出的六条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约一年后,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做的报告总结说:
 
  多数史学工作者同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起,进行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对历史和历史工作的观点、态度等有了改变。例如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由原来的把历史研究当作“名山事业”,转变为承认研究历史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旧有的“贵古贱今”的态度,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由过去的所谓欧美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转变为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
 
  整体而言,范文澜的见解或更接近实际。刘大年虽接受了郭沫若的多数条文,却把大多数人已经转变改为多数人“有了改变”;许多人不过是“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而不是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已经“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样的估计似仍过于乐观。
 
  如果说学术建制的改与建方面较多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风格,在具体的学术活动方面,一些个人的、地方的偶然因素,也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山东大学是1951年由中共在解放区建立的华东大学与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而成,校中的“进步因素”就超过当时一般综合大学;再加上有史学家华岗任校长,又很早创办了《文史哲》杂志,那几年该校的史学学人相当活跃,其因应新时代的表现也比别处更引人注目。下文的举例,会稍多涉及山东大学。且山东恰好是武训的家乡,所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这里也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1950年上映的电影《武训传》,曾得到很多赞扬。到1951年3月,报刊上开始出现批判武训及武训精神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提出应当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并指责“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
 
  刘大年稍后指出:“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严格地划分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人民民主革命思想的界限,明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应当赞成什么和应当反对什么的问题。”如翦伯赞所说,“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是史家“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既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最终地从中国史上消灭了”,研究中国史就“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样立场鲜明的区分,即使对一些曾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是新生事物。不久前曾为《武训画传》作序的郭沫若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承认其错误主要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只要将两者进行对照,“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江青参与领导《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在《人民日报》连载。这一文献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认为在史学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郭沫若随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调查记》他反复读了几遍,“在具体事项中得以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一境的认识和运用”。在进一步检讨自身错误后,郭氏强调指出,《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将其提得更高,他在1951年提出:“在研究历史科学方面,最近有三个主要文件,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指南。”前两个文件是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第三个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后者“是活的历史科学,它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是一个活的典型”。当时的需要是“从历史观点出发来认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而《调查记》就“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报告记,而是中国解放了的人民用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封建统治阶级激烈斗争的胜利纪念碑”。
 
  本身具有革命经历的华岗可能有超过一般学人的政治敏感,身在山东的他大概也知悉调查团成员的特殊性,但把《调查记》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并列为“划时代的指南”,恐怕在那时也不多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虽不限于史学范围,却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史学的阶级性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强调。如华岗所说:“历史科学具有显著的阶级性,所以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动,原来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史学,已经失掉了它的基础;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需要为新社会服务的历史科学。”
 
  对史学而言,在新时代和新社会里应当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从方法上将其落实,确实具有示范性质。华岗和郭沫若都是1949年以前就运用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人,两人经历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也不一样,却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认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作用,体现出非常敏锐的学术悟性。但在当时,能注意到并分享其方法层面之领悟的学人似乎不多。
 
  山东大学或许是个例外,《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系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在该刊第1卷第4期(1951年11月)上,童先生又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这大概是1949年后第一篇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童、杨二先生此前似乎都少有接触马列主义理论的经验,那时能很快写出这类文章,与华岗的引导应有直接的关系。据说华岗当时对《文史哲》每期稿件都要亲自审定,还帮助老教授和青年教师修改文章。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后,《文史哲》当年3月号上刊出了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两文皆批判作者的学术领路人顾颉刚,后来的事态发展却逐渐指向顾的老师胡适。不仅史学,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也发表在《文史哲》之上。此文及两人的后续文章在得到毛泽东赞扬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终引发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并附带引起了史学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与童、杨二先生相类,历史系的郑鹤声也是没有多少“进步经验”的旧人物,却能分享前述华岗的学术领悟。他在《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其文并无明确结论,不过肯定了萧一山1945年提出的洪秀全应有胡须的见解;但能以农民起义领袖为研究对象,选题显然是正确的。稍具诡论(paradoxical)意味的是,由于文章的题目中含有“考”字,及其以罗列材料为主的写法,“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很快成为趋新学人挖苦和批评“考据”烦琐无用的习惯表述。
 
  在《文史哲》第1卷第2期上,郑鹤声又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文,明言:“我们明白马克思历史科学观的道理,就要把这个史观去研究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他虽然把“革命理论”视为“材料”的一种,与中外文史料并列于同一门类之下,但已知道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应当深切研究而加以实践的。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
 
  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还有一些有着革命经历的学者(如赵俪生),他们写出与新时代脉搏相符的文章,是相对容易的。而童、杨、郑三先生则体现了华岗所说的“一部分历史学者感到唯心史观的错误,接受了符合客观事实和真理的历史,愿意从新学习”的事例。对这些人,组织上正“按照‘坚决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将他们改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史学工作者”。揆诸山东大学当时的状况,华岗说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进行着自我改造,两年来这个趋势已十分显著”,是言之有据的。但若用以概括全国,则太乐观了些。
 
  在山东大学以外的地方,类似现象只能说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他们虽未必都像山东大学学者那样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马列主义理论,但至少大家都经过一个学习“社会发展史”以了解唯物史观的过程。对不少人来说,这样的学习确实带来一些此前未曾注意的新视角。一些基本功扎实的学者,受新见解的启发,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小学见长的杨树达在30年代也曾读过沈兼士从文字看社会的文章,但未觉其高明。到1951年因追随时代新潮而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感觉可以由此研究金文与周代社会的关系。他或许想起早年章太炎、刘师培都曾从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获得启发,提倡过从文字研究历史,遂回头阅读《社会通诠》,立刻领悟到其中“可证古文字者极多,殊可喜”。有了这样的新认识,以前的积累立刻产生了作用,过去视而不见的材料现在也有了意思,杨先生不久即连续写出颇受“社会发展简史”影响的文章,通过古文字来诠释上古社会。到1952年便出版了《积微居金文说》。
 
  杨树达的例子提示出,尽管20世纪中国新史学从清末就曾提出跨学科的主张,20年代也有所谓“社会史论战”,整体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不明显,更多仍维持着人文学科的特色,而很多史家对大量社会科学论著也基本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能导致复读《社会通诠》,表明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开始更认真地看待社会科学论著。这样的关联固然出乎提倡学习者之意表,却使更多史家从社会视角看历史和读史料,遂得出此前意识不到的解悟。
 
  同在1952年,张政烺在《历史教学》第2卷第2、4、6期上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根据甲骨卜辞与金文资料,对商周时期的氏族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当时氏族组织与军事组织和农业生产组织是一体的见解,对于认识商周社会结构有重要的推进。这大概也是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受到的启发,正因其先有古文字方面的丰厚积累,才能产生这样相得益彰的成效。
 
  然而这类新尝试并非都是成功的。张先生稍早在《历史教学》创刊号(1951年1月)上发表的《汉代的铁官徒》一文,曾试图效法阶级分析的新取向,说西汉的铁官徒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这一造反“较之后世出身不光明、领导欠正确的黄巢、宋江等等,不知要高超多少万倍”。那时他大概已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知道无产阶级比农民更“先进”,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但这个模仿痕迹明显的尝试不久即受到批评。
 
  批评者是早已运用过唯物史观的翦伯赞,他肯定了张先生选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进行研究的正确,但指出,“无产阶级之出现于历史舞台是和资产阶级同时的”,故西汉时中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造反”。铁官徒暴动应与后来的黄巢、宋江等起义性质相类,若说其“高超多少万倍”,等于说中国反封建地主的起义“一代不如一代”,这“与实际的历史是不符合的”。
 
  上述批评只是翦伯赞那篇《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著名文章中的一例,该文列举了大量新老学者努力用新观点来认识和解释历史,结果仍解释错误的例子(如果用左右来判别,他们中很多人其实表现得比翦伯赞还更“左”)。这些尝试有力地证明了很多“旧人物”主观上的确努力想要融入“新社会”,实际却仍徘徊于“新社会”之外。他们大都解决了该研究什么的问题,但对于怎样研究,似尚未能真正领会那时的唯物史观方法。不少人或许并未注意到华岗和郭沫若曾经指出的示范作品,当然也就难以领悟典范所展示的方法了。
 
  这样努力尝试却学而不会的例子后来仍在持续,四川大学的蒙文通努力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后,在1957年写出一篇八万字的长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在蒙先生言,这样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与其昔日治学方法相比,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同系一位稍年轻些的老师读了此文,立刻指出蒙先生所树的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旗,因其文中“完全悉用封建资产阶级学者的一套含义模糊的名称”和一大堆“唯心主义的术语”,故既不能“提出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蒙先生文与翦伯赞前引文中的众多事例相通而不甚同,因为他不是在词句上简易模仿,而是想要在研究中认真贯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进行贯通的整理。但批评者触及了很重要的一点,即“研究”也包括表述,而“转变”必须是整体的:仅改变研究什么的立场是不够的,改变了怎样看问题、怎样处理史料也是不够的,转变还应当体现在表述时使用的名称术语之上。
 
  与上述事例相近相类者还很多,大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想要“预流”的主观努力,以及学而不会的实际结果(程度容有不同)。1958年全国高校历史系已在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学生可以在很短时间里编出通史讲义并登上讲台,很多术业有专攻的“老先生”受到自己学生的批判。当事实似乎证明他们即使努力学也学不会时,不少“老先生”可能因此而最终放弃了“预流”的努力。
 
  在曾经试图“预流”的“老先生”们基本停止努力后,被“纠正”的对象反而转移到已经“预流”者,而纠正者本身也只能是那些其历史地位已足够表明其学术正当性的学者。进入60年代后,范文澜已在大声疾呼“反对放空炮”,翦伯赞更站出来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强调“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主张只有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但“史学革命”已改变了学界的气氛,翦伯赞一向进步的历史地位也不足以证明其学术正当性,他提出的“历史主义”引起了较大争议,并在争议中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被迫自己结束了生命。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50年代初期那些自上而下的努力,不论成败,都对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上面说的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和转变,在研究对象方面,所有总结者都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从“贵古贱今”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虽然其真正落实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反帝的需要,总体的和分国别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重要题目,连带着使中外关系史也较前兴旺了许多。在唯物史观毋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后,经济史成功地借此东风,可见明显的上升;但社会史却不然,即使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并未得到太多展现。这些现象,在此后十多年的史学状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十七年”史学失语之后的学统中断与接轨的异化
  对于“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存在一个显著而迄今认识不足的现象,即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相当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有些年轻人对“十七年”的研究不闻不问,可能因为他们受学时便未曾听老师言及;还有人之所以不屑一顾,则或许认为那本无多少参考价值。可以说,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中,“十七年”史学整体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个人以为,“十七年”的历史研究确不令人满意,但恐怕也没有那样差。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创新”,而出新正需温故。无源之水式的创新,往往事倍功半,还未必讨好。学术传统一旦中断,特别是人为的“自觉”中断,学术积累的作用便大为减弱,甚至虽有而亦似无。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失去了“创新”的基础,很多时候也难以认识和理解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今日史学界喜欢提倡“与国际接轨”,却不知好些他们所接之轨,这里几十年前就存在(虽表现形式不甚同)。这样一种“接轨”的异化,至少部分可归因于对“十七年”的史学认识不足,是自身学统中断后出现的诡论性现象。
 
  例如,有些人跟着说什么民族都是构建出来的,中国到近代才有“民族国家”的意识,甚至连黄帝也是近代的构建。这却不是什么新发明,20世纪50年代“五朵金花”之一的所谓“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正是苏联学者提出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之后所引起的。另一些人又跟风说我们的史学论述无形中受“国家”(state)意识的控制,需要解放。然而50年代“打破王朝体系”的呼声虽强,效果却不彰。若史学主流仍是“王朝体系”,则所谓“民族国家”的影响便相对有限,遑论控制。还有些研究近代史的人颇追随什么“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取向,殊不知侧重本土恰是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倾向。
 
  且上述引进的研究取向之间,还隐伏着逻辑上的冲突——假如“民族国家”迟至近代才形成,怎么会几乎是刹那间就“控制”了我们的史学论述?如果我们的史学论述隐受“国家意识”的控制,为什么学者偏不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要等他人来引导我们去“发现”?难道越受“国家意识”控制反越想了解“不在中国的历史”?对个体引进者而言,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接不同的轨,或不觉有什么抵触;但若结合起来看,逻辑上的冲突便立刻显现出来了。
 
  这些西方人根据他们的国情学情提出的研究取向,对我们的研究都有启发和帮助。尤其“民族国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更是我们思考较少而必须探索的重要问题。但只有在了解彼此学情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借鉴。今日我们一些学者大概习惯了眼光对准前沿,向前看久了,或许就忘记了后面的历史,即使不过是近几十年的历史。有些人眼光向外,对二战后外国(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进程似乎耳熟能详(其实也未必),对这一时段中国本身的研究状况,则所知甚少。
 
  我这里说的,还是所谓“50后”“60后”的学者,他们中一些人对其出生时代的史学发展,已所知不多;若是“70后”“80后”的学者,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状况,恐怕连模糊的印象也没多少。史学研究者而不熟悉史学发展本身,是略有些讽刺意味的;颇类有些学校的师生不知什么是“学术史”,往往把这一词汇放在论文的绪论之中。但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的史学史和学术史研究者——治学术史的,至少应该让其他人知道“学术史”是什么;治史学史的,就需要让他人了解史学的发展。
本文载于《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卷,有删节。作者罗志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