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view article by Guo Shanbing (郭善兵) discussing research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pre-Qi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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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先秦社會性質研究概述

郭善兵

2015-06-15

【摘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部分學者在承認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科學性和適用性基礎上,沿循以往“西周封建論”、“春秋封建說”、“戰國封建論”等理論,来判定中國先秦時期社會性質。持“西周封建論”者一般認為,西周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是“封建領主社會”,或“宗法封建社會”。持“春秋封建說”者以為,西周以後,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一些國家的封建主先後通過暴力手段,從奴隸主手中奪取政權,建立封建主階級專政,實行封建變革,封建制度確立。持“戰國封建論”者一般認為,夏、商、西周是奴隸社會。春秋時,奴隸制度開始瓦解,並逐漸向封建社會過渡。戰國時,封建制度正式確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學界在中國先秦時期是否經歷奴隸社會問題上,存在激烈分歧和爭議。持肯定論者既堅持中國的奴隸社會與馬克思創立的奴隸社會理論具有相同、相似性,也強調奴隸社會多樣性,中國的奴隸社會與馬克思創立的奴隸社會理論存在一定的差異。持否定論者認為,馬克思主要依據歐洲歷史創立的奴隸社會形態,在中國先秦時期並不存在。隨著思想的日益解放、對西方有關理論更加廣泛的瞭解和借鑒,“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日益受到質疑。越來越多的學者依據不同標準,對中國先秦時期的社會性質,提出了諸多更切合中國歷史實際的理論、觀點。

【關鍵詞】 先秦;社會性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述評

【文章来源】本文原刊發於《中國史研究》(韓國)第73輯,2011年8月。

【作者简介】郭善兵: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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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質,是指對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形態,即由一定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及其他一切社會要素組成的社會體系,進行系統、全面研究基礎上,對其本質特徵進行的理論概括。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依次先後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種不同性質的社會形態。這一理論,被後世學者稱為“五種社會形態”(或“五種生產方式”)理論。

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對中國古史研究產生深刻影響。學界運用這一理論,對中國先秦時期,即從原始社會起,至秦統一六國止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性質進行闡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有關研究成果,學者已多有總結和評介,茲不贅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關研究概況、成果,有關論著或因成書成文時間較早,或僅概述某一歷史時段、某一專題而忽略其他。有鑒於此,筆者擬通過對相關學術論著的搜集和分析,對此問題作一比較系統的概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部分學者在承認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科學性和適用性基礎上,沿循以往較有影響的的“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春秋封建說”等觀點,對中國先秦時期社會性質進行判定和論辯。

(一)“西周封建論”及其爭辯

持“西周封建論”者一般認為,西周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西周封建領主制淵源于商朝的侯、甸、男、衛“四服”制度。周滅商後,將“侯甸男衛”逐步變為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從而形成封建領主制社會。[1] 學者分別從生產力、生產關係、典章制度、意識形態、西周社會封建化進程、條件和規律等方面,詳盡地論證西周的封建社會性質。[2] 周代經濟產權制度的變化,即土地、勞動力的價值地位的前後變化,也促成了周代封建社會的興起和衰落。[3]

至於西周封建社會具體形態,諸多學者主張其為建立在農村公社基礎上的“封建領主社會”(或稱“領主封建社會”)。 [4] 也有學者稱其為“宗法封建制”(前期封建制)。[5] 182

在周代封建領主制社會終結時間問題上,持“西周封建論”者稍有分歧。唐嘉弘認為,戰國時,周代社會性質經歷了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經濟高級形態——封建地主制的轉化。[6] 黃偉城則認為,真正意義上的領主制封建社會開始於西周,迄于秦始皇統一中國頒佈“令天下黔首自實田”詔令。[7]

持異議者認為,西周時期的封建制度,只是一種行政制度,是征服者或部落聯盟首領對其佔有地域強制實行的一種統治形式,而非社會經濟制度。它與根據中世紀西歐采邑封土制度的私有財產關係的成熟,土地私有者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組合為主要特徵確定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8] 土地國有、奴隸制生產關係、分封制與氏族制結合的國家政體等特徵,決定了西周初不僅是奴隸社會,而且是典型的“亞細亞”國有奴隸制。[9]

(二)“戰國封建論”及其爭辯

持“戰國封建論”者一般認為,夏、商、西周是奴隸社會,春秋是奴隸制度瓦解並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戰國時封建制度正式確立。針對有學者以考古發現的龍山文化的亂葬坑、人祭坑、城牆基槽作為奴隸社會形成標誌的觀點,趙世超認為,恩格斯的國家和氏族社會區別的有關論述,即以按地區劃分國民、公共權力的設立,同樣適用于夏朝。[10] 夏、商、周奴隸社會性質,是由青銅工具的使用決定的。[11] 若干新的考古發現,如曶鼎、山東銀雀山漢墓《孫子兵法》、湖北雲夢秦簡和山西侯馬盟書,分別成為學者論證西周為奴隸社會、[12] 春秋戰國時的社會變革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反映 [13] 的有力材料。

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的具體時間和標誌,楊寬認為,西元前481年,田氏取代薑氏,奪取齊國政權,標誌中原地區開始普遍進入封建社會。[14] 4—5 田昌五則以七國變法,特別是商秧變法,為封建社會的開始。[15] 380

持“秦統一封建說”、“魏晉封建說”者雖在中國奴隸社會結束、封建社會確立的時間問題上,與持“戰國封建論”者存在分歧和辯論,[16] 387—429 但對商、周、春秋時期社會性質的判定,從本質上來說,並無分歧。金景芳認為,中國奴隸社會自夏後啟開始,夏、商、西周、春秋時期分別是中國由氏族社會向奴隸制國家轉變的過渡時期、奴隸社會國家形成和發展時期、奴隸社會全盛時期、奴隸社會衰落時期。[17] 何茲全認為,西周、春秋是中國古代奴隸制社會的前期,戰國、秦漢是中國奴隸社會的發展時期。[18]

持異議者認為,土地私有制的確立,既不意味著奴隸制的崩潰,也不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是封建社會內部建立在村社基礎上的村社封建制,轉變為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地主租佃制。[19] 商品經濟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制度的對立物,時刻起著瓦解封建制度的作用。將封建制的形成視為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明顯有悖於經濟學理論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8] 春秋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並非新興封建地主階級對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鬥爭,而是同一階級內部的新舊勢力之爭。[9]

(三)“春秋封建說”及其爭辯

持“春秋封建說”者以為,西周以後,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春秋初起,齊、楚、晉等國先後出現封建主通過暴力手段向奴隸主奪權,建立封建主階級專政,各國奪取政權的封建主都實行了封建變革。[20] 春秋時期,血緣組織逐步讓位於地域組織,土地佔有關係、賦稅制度也發生變化,貴族地主和自耕農民、依附農民相繼出現,封建生產關係逐漸產生。戰國是其發展期。[21]

持異議者認為,按照歷史堆物主義原理,社會形態的變革,根本標誌是國家政權的易手,而易手的方式是革命或改良。選取分期的絕對代表標誌,必須是實現國家政權易手的革命或改良。“春秋封建說”選取的標誌在絕對代表性上欠充分。[9]

 

無論是持“西周封建論”,還是持“戰國封建論”、“春秋封建說”的學者,都需要解決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如何合理闡釋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存在數量龐大的奴隸階層這一現象?學者們主要分別採取兩種方法對此問題予以闡釋。

一,對商周時期的“眾”、“庶人”、“民”的身份,即他們究竟是奴隸還是平民,重新予以闡釋。當時農業生產水準低下,不可能豢養大批奴隸,少數宗族貴族除壓榨少數家族奴隸外,更主要地是要壓榨占家族人數中絕大多數的平民族人。[22] 173“眾”、“眾人”是村社社員,他們一般從事農業生產勞動,有自由身份,有當兵、參加政權的權利,屬自由民。[23]包括中國在內的古代東方國家一般是君主專制國家,國王、貴族往往把村社農民當作奴隸來役使、賞賜、買賣。統治者雖有時對“眾”施加嚴厲刑罰,但有時也對他們採取撫慰的態度和政策。[24] 廣義的“眾”泛指眾多的人,包括除奴隸外各階層的人。狹義的“眾”,主要指為商王從事農業勞役的基本生產者,其身份相當於周代國人下層。[25]320—328 商朝不同時期,“眾”的社會地位、職責不同:商朝前期,“眾”是商王直轄區域內的子姓氏族成員,是社會經濟生產的主要承擔者;商朝中期,“眾”的主要職責由農作而轉為戍守和征伐;商朝末期,“眾”逐漸分化,或成為貴族、武士,或淪為一般平民。[26] 殷墟小型墓葬的墓主的身份,應即是具有平民身份的“眾”。[27]

周代的“民”、“庶人”,雖不似自由農,但像農奴。他們有為自己勞動的時間,有自己的私有經濟,且常與奴隸分言,可見他們不是奴隸。[28] 714—718 商、周甲骨文、金文記載的“臣”、“馭”、“帚”、“人扁”等以往多被認定身份為奴隸者,也不是奴隸。[29]

二,部分學者否定上述以“眾”、“庶人”、“民”為農奴或平民的觀點,認為他們雖有家室和少量生產資料,遭受奴役較為緩和,但基本上都是奴隸。[30] 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雖存在數量龐大的奴隸階級,從事比較廣泛的勞作,但他們或不被使用於主要生產部門,主要從事家內事務,庶人、自耕農民構成了勞動者的主體;或在當時社會經濟總體結構中不占主導地位,[31] 因而不影響或決定當時的社會性質。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前一階段的社會制度或多或少的遺存於下一階段的現象頻頻發生,基本上不存在純粹的社會經濟形態或社會生產關係。即便是同一社會性質,也存在著發展程度的差異。有鑒於此,學者逐漸改變了傳統的籠統的把夏、商、周各自作為一個整體,判定其社會性質的做法,進而對某一種社會性質的不同發展程度、對上述朝代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性質進行更為細緻、具體的分析和判定。

與以為夏朝是奴隸社會開始 [32] 86—100觀點不同的是,唐蘭認為,考古發現的山東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社會貧富分化現象已經十分明顯,這表明大汶口文化時期,中國已經進入奴隸社會階段,它是從氏族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初期建立的奴隸制國家。[33] 夏代是中國奴隸社會的雛形時期。[34]

關於商朝奴隸社會發展程度,有學者認為,其仍處於奴隸制發展的前期,[35] 156 或謂之初期奴隸制階段。[36] 在商朝社會性質的變化時間、標誌問題上,學界存在分歧和爭議。或謂盤庚遷殷之前的商朝前期,是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時期。[28] 223—227或謂盤庚遷都之前的商朝仍處於原始社會。[37] 或謂盤庚遷都是商朝前、後期奴隸制發展程度的分界線,此前商朝屬於沒有充分發展的奴隸社會,此後是奴隸制進一步發展時期。[38] 或謂商族社會性質的轉變發生在上甲微時,其表現是:上甲以後,殷人先王都以天干為名。上甲以前諸先公,無一例以天干為名者。這一變化,應是商族社會由原始社會向部族奴隸制方國轉變的反映。[39] 或謂商民族由氏族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發生在商湯至太甲時期。[40]

持西周為奴隸社會論者,對西周奴隸制發展程度、進程也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觀點。周武王滅商前,周大概還處於氏族社會末期父家長家庭公社階段。早周時期,還沒有發展到奴隸社會階段。[41] 周代雖已是奴隸社會,但主要由於生產力水準低下、私有制不發達和對付蠻夷戎狄侵擾的需要,促使本是原始社會產物的家長制家庭公社在周代繼續存在。[42]

 

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起,史學界在中國古代是否曾經歷過奴隸社會問題上,始終存在分歧和爭議。除王禮錫、童書業、雷海宗等少數學者持否定意見外,大多數學者皆持肯定的觀點。[43] 141—145、299—327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持否定觀點的學者大多遭到批判,這一觀點也陷入沉寂。自七十年代末開始,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重新活躍起來。

綜觀有關論著,三十年來,學界主要圍繞如下六個問題:(一)“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究竟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還是前蘇聯學者或史達林創立?(二)如何準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奴隸社會並非所有人類社會必經發展階段的有關論述?(三)馬克思主義的奴隸社會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四)中國奴隸社會有無獨特性?(五)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是奴隸社會的標準是什麼?(六)如何理解有的民族沒有遵循五種社會形態依次發展,而是出現跳躍性發展現象?展開深入研究和激烈辯論。

在上述六個問題中,尤以第(四)問題,即判定奴隸社會的標準為關鍵和核心。只有確立一個全面、準確、合理,且能為所有或絕大多數學者認可的判定標準,中國是否經歷過奴隸社會這一曠日持久、爭辯紛紜的問題,始能有一比較徹底的解決。有鑒於此,筆者擬對此問題的研究和論辯作一較詳細的概述。

如何判定一個社會的性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既要依據其生產力發展水準,更要重視建立在這一生產力基礎上的生產關係,是否在該社會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

如何判斷某種生產關係是否占主導地位?伍新福認為,那種認為“主導作用”就是奴隸勞動完全排斥和代替自由民勞動,甚至在人數上奴隸要超過自由民的觀點是片面的。某種生產方式在一個國家、社會內部,或在世界範圍內起主導作用,主要是指這種生產方式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和總趨勢,是指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決定和制約其他並存的經濟關係的發展。[44] 縱瑞華則認為:就奴隸制的支配作用而言,首先表現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奴隸的勞動必須成為社會的主要勞動;在社會總產值中,奴隸勞動創造的產值,至少應占半數以上;在社會勞動力構成上,奴隸應該占全部勞動力的半數以上。在理論上,至少應承認奴隸的人數是判斷一個社會是不是奴隸制性質的標誌或尺度。[45] 判斷剛步入文明時代的人類社會的性質時,不必完全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社會生產方式中,生產資料所有制居核心位置,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剛進入文明時代時,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影響遠遠趕不上人的依賴關係的影響。首先出現的是以人的依賴關係為基礎的形態,然後才是以物的依賴關係為基礎的形態。[46]

除依據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係的性質來判定社會性質外,前蘇聯的部分學者否定古代東方是奴隸社會:(1)反映社會性質的重要標誌——基本階級結構中,奴隸少於農民。農民,而不是奴隸,是社會基本階級;(2)東方的奴隸主要用於主人的家內服役,很少用於生產勞動,東方的奴隸勞動未構成社會經濟基礎,他們創造的財富不是社會重要財富;(3)古代東方的剝削階級以剝削農村公社的農民為主,以剝削奴隸為付;(4)古代東方存在土地租佃制。[47] 張廣志補充指出,古代東方國家存在封建性質的農村公社和國家政權。[48]

黃英賢對上述論述提出異議,他認為,作為世界上最先進入階級社會的地區,古代東方社會的奴隸制經濟雖不發達,但它們是奴隸社會。理由如下:(1)單純依據人數多寡來判斷社會基本階級的做法不科學。況且,古代東方社會奴隸人數不少,一般國家的奴隸數量可達全國總人口的30%以上,奴隸是基本階級;(2)古代東方社會雖有大量奴隸從事家內服役,但仍以從事勞動為主。奴隸勞動構成社會經濟基礎的重要部分,他們創造的財富構成社會財富的重要部分;(3)古代東方的奴隸主階級對農民實行的是奴隸制性質的剝削;(4)古代東方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是奴隸與奴隸主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農民與奴隸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次要矛盾。(5)古代東方國家是執行奴隸主階級意志的工具;(6)奴隸制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是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47]

持中國未經歷奴隸社會論者大多認為,為論證中國經歷奴隸社會,有的學者往往在設想的奴隸社會中千方百計地去搜尋奴隸,甚至把種種不具有奴隸身份的人視為奴隸。[49] 先入為主地假定先秦時期是奴隸社會,然後將典籍記載的“野人”視為種族奴隸或家庭奴隸,而往往有意或無意忽略“野人”至少不具備希臘、羅馬社會的奴隸所具有的可以被隨意買賣、屠殺等特徵。[50] 將商周時期的勞動者稱為“普遍奴隸”、“種族奴隸”、“宗族奴隸”、“授產奴隸”,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奴隸概念。[51] 持中國經歷奴隸社會論者則強調奴隸社會的多樣性:奴隸有家內奴隸、共役奴隸、希臘式奴隸、“投產”奴隸、“解放奴隸”和出租奴隸。不能簡單的把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描述的“古典”式的“勞動奴隸”制度,排斥在奴隸制度和奴隸社會以外。[52]

是否可以依據奴隸在社會生產者或社會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低,來判定該社會是否是奴隸社會?莫金山通過統計,給予否定回答。被中國必經奴隸社會論者視為奴隸社會繁榮時期的西周257年間,文獻記載可證實身份為奴隸者7100多人。以10倍計,為7.1萬人。以30年為一代,西周共8.5代,每代奴隸8352人。西周成王時,全國總人口為1371萬。每一代人中,奴隸僅占總人口的0.6‰。而被視為封建社會的西漢元帝和王莽時期,奴婢至少10萬人,西漢盛時總人口約為5957萬,奴婢占總人口的1.7‰。唐代夭寶十三年約5280萬。唐武宗廢佛,得奴隸15萬人,奴隸占總人口的2.8‰。金朝的奴婢占總人口的30‰,元代奴婢大約占總人口的50‰。一個社會裏,奴隸人數不多,不是社會生產的主要力量,不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沒有理由和必要稱其為奴隸社會。[53]

持異議者認為,奴隸在數量上必須超過自由民,這樣的社會才可以稱為奴隸社會的觀點是極其片面的。亞非一些古國,奴隸的人數的確往往不占絕對優勢,但正因為奴隸制度存在和發展,這些古國的統治者對本國廣大自由民下層和村社成員的剝削,家長對妻子兒女,也具有奴隸制的特徵,這也決定了這些國家的奴隸社會的性質。[54]

奴隸身份特徵和社會地位如何?奴隸大致是:社會地位下賤,主要來源於戰俘、罪犯和破產的氏族成員,人身及其勞動被奴隸主無償佔有,無私人財產,可以被隨意轉讓、買賣甚至屠殺。持中國無奴隸社會論者主要據此認為,以往被視為奴隸的夏商周時期的“眾”、“庶人”、“野人”,雖然也多少具備上述特徵,但從總體上來看,仍有明顯差異:他們大多是氏族公社的成員,具有一定的自由身份,擁有一定數量的私有財產。因而,他們不能被視為奴隸,更不能以之作為夏商周時期是奴隸社會的證據。商朝雖盛行人牲、人殉,但沒有證據表明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為奴隸勞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的是當時的政治關係和宗教信仰。以人為犧牲、殉葬,是比較早期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不能簡單的據此斷定他們是奴隸。[55]

持異議者認為,如果認為只有“一無所有”的奴隸才是真正的奴隸,那麼,只有古代希臘、羅馬等地中海沿岸的國家經歷過奴隸社會。由於地理環境、歷史條件等因素的影響,古代各國的奴隸雖各具特點,但他們有共同的質的特徵,即他們都是奴隸主會說話的工具,人身是奴隸主的一種財產。被奴隸主佔有的前提下,奴隸也可以相對的財產佔有權,因而出現重疊佔有的現象。[56] 420—421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研究者思想的逐漸解放、對西方有關理論更加廣泛的吸收和借鑒、學術研究自由度的日益擴大,“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日益受到質疑,甚至否定。學者圍繞如下三個問題:(一)“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是否依然適用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二)構建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社會性質理論體系的標準;(三)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新的社會性質理論體系,展開研究和爭辯。

三十年來,學者依據不同的劃分歷史階段和判定社會性質的標準,對中國先秦時期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性質,進行分析和闡釋,提出了諸多不同的觀點。詳見下表:

歷史時代

作者

原始

社會

五帝時代

龍山時代

西周 春秋 戰國
何茲全 原始社會 奴隸制社會前期 奴隸社會發展時期[18]
田昌五 父系家族奴隸制形成期 父系家族奴隸制發展期 奴隸制發達期

(宗族奴隸制)

奴隸制瓦解期 封建

制度[32] 380

洪荒時代 萬邦時期 族邦

聯盟

時期

族邦體系

建立和發展

時期

族邦體系瓦解衰亡時期 帝制時代[57]
宗族城邦

發育期

宗族城邦成熟期 古代社會發展期 古代社會鼎盛期(宗主政治制度和宗法倫理等級關係)[58]
晁福林 原始社會 奴隸社會[37]
氏族封建制 宗法封建制 地主封建制[59]90—162
金景芳 氏族社會向奴隸制國家轉變過渡時期 奴隸社會國家形成和發展

時期

奴隸社會全盛時期 奴隸社會衰落時期[17]
俞偉超 初期奴隸制(家內奴隸制) 勞動奴隸制[36]
蘇秉琦 古國 方國[60]
陸中明 部落聯盟 初期宗族國家 宗族領主分封

國家

分立的集權諸侯國[61]
白壽彝 遠古時代 上古時代[62]
謝維揚 酋邦 早期國家發生 早期國家的典型期 早期國家的轉型期[63]
嚴文明 古國 王國[64]
許倬雲 複雜社會 初期國家 正式國家[65]
曹大為 原始文化 宗法集耕型家國同構農耕社會[66]
黃偉城 “貢賦制”

早期封建制

正規封建制[67]
前封建社會 領主制封建社會[7]
張國剛 遠古 上古[68]
葉文憲 酋邦時代 封建王國時代

(王國時代、封建時代)

王國與帝國之間的

轉型時期[69]

江林昌 部落 酋邦 亞細亞奴隸社會[70]
梅洛蒂 亞細亞社會形態(亞細亞生產方式)[71]
沈長雲 部民社會[71]
詹子慶 以村社為基礎的宗法封邦社會

(前封建社會)

前封建社會向封建社會

的轉型期[72]

陳昌遠 早期國家

形態

部落酋長王國制奴隸制

晚期國家形態

典型的宗族宗法奴隸制[73]

葛志毅 酋邦時代 王政時代[74]
王震中 邦國 王權、王制、王國 王制向帝制、王國向帝國轉變期[75]

社會經濟形態 農業社會 農商社會
社會關係形態 貴族社會 士人社會
社會政治形態 聖權時代 王權時代 霸權時代
社會意識形態 宗教時代 宗教人文

一體時代

宗教人文獨立時代[76]
林文勳 部族社會 豪民社會[77]
斯圖爾特 舊石器、中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早期 仰韶龍山時代 區域興盛期 早期

征服期

黑暗期[55]
狩獵採集期 早期農業期

張明富 血緣家族——氏族部落時代 封建時代 州郡時代[78]
馮天瑜 原始群時代 氏族共同體時代 宗法封建時代 宗法封建解體時代[79]

綜觀前述,大致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史學界,建立於馬克思、恩格斯主要依據歐洲歷史而創立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基礎上的“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春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魏晉封建論”等理論,雖然在古代中國奴隸社會的終結和封建社會的開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各自的社會特徵、區別標準等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和激烈爭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大體上都毫無異議的認可“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在世界範圍,包括中國在內,具有普遍適用性,並堅持運用這一理論,對中國先秦時期的社會性質進行判定。這一模式在當時學界尚能佔據主流地位,有關問題也不時引發一輪輪激烈的學術爭辯。這比較鮮明地體現出,當時社會、時代、政治意識形態和學術傳統等因素,對中國先秦社會性質問題的研究,仍具有不容低估的影響。

這一時期,中國必經奴隸社會,中國奴隸社會的特徵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闡述的奴隸社會具有極大相似性論,在學界尚佔主流地位。因而,黃現璠、張廣志、胡鐘達等學者堅持中國未經歷奴隸社會的異議,就顯得卓而不群,多次引起學界的爭辯。

從某種意義上說,質疑、否定中國先秦時期存在相同或類似于馬克思主要依據歐洲歷史而創立的奴隸社會,無疑成為檢驗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的一塊“試金石”,成為學界無論是在整體上,還是在局部範圍內質疑、否定“五種社會形態”理論適用於古代中國的重要理論突破和先聲。從引發學界深入研討、激烈爭辯的上述諸問題來看,除卻學術原因引起的分歧、爭辯外,時代、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仍有鮮明體現。

比如,如有充分證據表明,“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並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而是前蘇聯學者或斯大林創立;如果馬克思、恩格斯闡述的奴隸社會並非所有人類社會必經發展階段;馬克思主義的奴隸社會理論並不適用,或者說不完全適用於中國;不嚴格遵循“五種社會形態”依次發展的跳躍性發展,也屬於常態性、規律性現象等理論,能得到比較廣泛、普遍的認同,那麼,否定中國先秦時期經歷過奴隸社會,既可以避免遭致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攻訐,也符合馬克思主義有關理論。

大致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際開始,坚持中國經歷過奴隸社會論者,或日漸強調中國奴隸社會的獨特性,或逐漸改變以往的觀點。時至今日,認為中國先秦時期曾經歷過奴隸社會,且其特徵與歐洲奴隸社會大致相同或相似的論點,在學界已近零落。強調中國奴隸社會獨特性論、中國未經歷奴隸社會論,雖仍時或有所辯論,但其波及之範圍、參與辯論學者之數量、激烈之程度,顯然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意識形態、學術傳統因素影響、束縛的日漸衰微,隨著中、外學術研究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學者對西方學者有關理論的吸收、借鑒的日益增多,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日益成熟、完善,並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過程中日益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無庸質疑的真理性,以往或斧削中國歷史,以符合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或將中國歷史與以歐洲為主的西方歷史進行簡單地對應等做法,日益為學界所屏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在中國先秦社會性質問題研究領域的獨尊地位,似不復存在。“五種社會形態”理論除在若干通俗歷史讀物中仍有所見、所引用,少數學者仍或圍繞有關理論進行研討、爭辯外,象以往那樣動輒引起學界廣泛、普遍關注、討論、激烈爭辯的現象,已越來越少見了。這其中雖固然有學術研究方式、學者研究興趣轉變等原因,但這一現象畢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及奠基其上的“春秋封建說”、“戰國封建論”、“秦封建說”等諸理論,已逐漸喪失了它們昔日的輝煌與影響,而日漸淪落為學界非主流的研究課題。

這一時期,學界存在的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傾向,即主要受時代、意識形態、學術傳統等因素影響,削足適履,斧削中國歷史,以求適合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糾正,即片面強調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對馬克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和以往學術傳統的否定、拋棄,似又過於偏激,並不足取。

我們主張,研究中國先秦社會性質問題,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也要注重中國歷史的獨特性,認真反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適用度。既要注重宏觀整體研究,也要注重微觀個案研究。既要注重有關傳世文獻資料的重新詮釋,也要注重考古發現的新資料的利用。既要注重有關學術傳統,也要適當吸收、借鑒中、外學界相關理論。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對這一問題作出一較客觀、合理的闡釋與判定。至於目前學者依據不同標準,提出的諸多頗有中國特色的先秦社會性質理論,雖各有分歧,有關理論、研究方法也不乏商榷之處,但只要標準客觀、論證嚴謹、言之成理,似不必苛求一致。因為,這畢竟既反映出學術研究的繁榮,也符合思想觀念的多元性、開放性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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