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nent historian Qin Hui (秦晖) reflecting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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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

秦晖

来源:腾讯文化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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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值新文化运动百年,著名学者秦晖重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

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有100年,这些年对它的评价的大起大落,始终伴随着对传统文化评价的大起大落。如何厘清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今天,似乎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话题。

2015年5月22日晚,著名学者秦晖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演讲,为我们理解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他认为在晚清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从西周转向秦朝,是中国另一次巨大的变局。在这次变局中,法家战胜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这种儒表法里的格局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种表里的差异一直隐含着文化上的不满,也是晚清学习西方一个已有的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因此,在秦晖看来,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正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

以下是对秦晖演讲的文字整理:

周秦之变,中国历史上的另一次大变局

传统文化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你往好里说是博大精深,往坏里说,其实就是边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因此,要评价传统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晚清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是个粗略的说法,但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次大变局。关于这次变局,大家都认为是发生在周秦之际,因此又称“周秦之变”。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秦以后到晚清叫做封建社会。可现在也有人说三代才是封建,秦以后不是建立了封建社会,而是从封建转为了帝国。自秦起这个帝国格局大致已定,其后两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调整。

在周秦之变的百家争鸣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儒法两家之争。儒家主张维护周制,坚决反对变化。相反,法家则要为秦制鸣锣开道。儒法之争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冲突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周秦之变后,儒家一直有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代是三代,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崩乐坏。所以,传统的儒家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高,但主要是指三代的文明,三代以后就很糟糕了,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一直对现状不满。贬儒家的人说这是历史倒退论,称赞儒家的人说,儒家敢于讲现在不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反映了一种社会批判的良知。相反,法家的特点就是歌颂现在的,维护当下统治的。战国时期,有一些儒家知识分子顶不住现实压力就会向法家靠拢,比如说荀子。

荀子是儒法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荀子》里有很多不满现状的东西,它还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叫做从道不从君,很具儒家的现实批判精神。但荀子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把儒家的法先王改成了法后王。法先王和法后王真正的区别在于,先王是死的,只是一套道统的象征,既不能给你高官厚禄,也不能对你实行严刑峻法。法后王就是法现在的王,简单点,就是谁掌权我法谁。法后王这个理论,和“从道不从君”是矛盾的,我觉得整个就颠覆了儒家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荀子培养的学生,像李斯、韩非,就能彻底一屁股坐在秦制的立场上,甚至做出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来。

儒家主张性善论,法家主张性恶论,到底哪个对,说实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背后产生的治理逻辑。儒家主张性善论,是出于周制里的“小共同体本位”的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虽然人与人之间也有附属关系,但因为长期的、直接的人际交往,主人与附属之间就显得温情脉脉,因此也具有一种道德美感。这样由无数小共同体组成的天下,其实就是封建。但这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谓,宁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秦制就是把这种小共同体一扫而光,全国只有皇上一个主人,这种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附属关系是陌生人社会的关系。天高皇帝远,皇帝就用一些受宠的附庸来管那些不受宠的附庸,但这样的管制往往就会变得更残酷,因为管理者和管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陌生的。法家主张性恶论,是把人民当敌人看的,人民是一个需要制服的对象。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失落感。

 

晚清学习西方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

尽管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家看起来很美的那一套又被搬了出来,但讲的是儒家那一套,做的却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法家建构起来的。这种表里的差异,本身就包含着人们对这种体制的不满。到了晚清,西学进来以后能在中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正在于此。

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时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触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着儒家的眼镜去看西方的人——他们的第一印象不是说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他们触动最深的,是西方国家对待他们自己的百姓比我们仁义。以前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总说三代没有了,现在他们发现三代在欧洲,从郭嵩焘到谭嗣同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是洋务运动前期到欧洲去的,用他的说法就是“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发表这种感慨的时候,并不是从军事力量的强弱着眼的。

1844年,鸦片战争后仅仅四年,徐继畬就写了《瀛寰志略》,对很多欧洲国家都称道得无以复加,但他对西方国家评价最高的是美国。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国,还处于一个门罗主义时代,根本算不得一个强国,军事实力比英法那些国家差得多,但在徐继畬看来,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这个做法就像我们的三代一样,是个天下为公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相反,中国人之所以产生学习西方的强大愿望,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中本来就有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基础。

郭嵩焘、徐继畬、郑观应等一大批人都把西方当成三代,但有趣的是,敢讲出来的并不多。徐继畬和郭嵩焘是少数几个敢讲出来的,但讲出来以后他们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徐继畬还差一点被加罪了。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是一个官场的油子,当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他对洋务其实也是很懂的,但为了当官,他什么真话都不讲,他给朝廷写过很多东西,说中国声名文物远在万国之上,除了引进一些兵器,没有什么需要向西方学的。可是到了1884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前十年,当时洋务派还在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张树声生了病,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写了一个遗折,快马送到北京。遗折上就说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船坚炮利是很次要的,关键在于他们育人于学校,论政于议院,讲得简单点就是民主政治。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所以,这样的人到死才会讲几句真话。

 

从日本学习西方,道路南辕北辙

我们学西方本来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战争日本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就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范,于是大量的人开始学习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学生。所以,此后中国对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从日本来的,包括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适,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周家兄弟、刘半农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可是从日本介绍来的西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日本在近代面临的问题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走出秦制,可日本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虽然接触中国的文化很多,但制度上一直是诸侯林立,从理论上讲倒有点像我们三代时的周制。因此,日本的现代化是走出周制的现代化,这个过程很类似于我们的周秦之变。通过明治维新废藩制宪,消除诸侯,实现天皇集权,称“大政奉还”。为了完成这个东西,日本在明治时期曾经对儒家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判,也就是说日本在脱亚入欧之前,先有一个脱儒入法的过程。在江户时代的晚期,日本就已经开始有人崇拜韩非,崇拜荀子。也就是说日本人学习西方,不是用儒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而是用法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它要建立的恰恰是一个类似于秦制那样的国家,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所谓的军国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拐日本这个弯过来的。五四的自由主义非常发达,基本是特别针对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儒就产生了对立。因为当时从日本学西方,其实也是要建立一个秦制,那当然就和儒家产生对立了,它和晚清那个时代又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次西、儒对立的结果,最后导致的是,儒家的那一套伦理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是被扫地出门,而西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几乎被扫地出门。到头来,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也没有保留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那种东西。拐了这么一个大弯以后,我们传统时代讲的是儒表法里,讲儒家的,行法家的。这么一百年,我们实际上做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讲的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这一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评价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

改革以后,我们一度认为中国的专制、愚昧都和传统有关,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启蒙运动,当时打的旗号就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做得还不够。

到了90年代,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复归这样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刮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又很高了。相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却越来越厉害。去年,《东方历史评论》召集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会,这个会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关于倒退的五四,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五四是好的,我们现在从五四的立场向后倒退了,应该克服这种倒退;另一种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指的是哪种意思?当时发言的几位都说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好事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宪政派,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宪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数人将宪政夭折的原因,归到了新文化运动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还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