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Li Hongtu (李宏图) and Zhou Baowei (周保巍) on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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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观照现实的思想史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3日第746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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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英国、德国、荷兰、美国、土耳其等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十分活跃,并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学派,例如,德国的概念史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学派、法国的话语分析学派,等等。同时,中国学界也已开始进入这一学术领域耕耘探索。有论者指出,概念史研究直指社会建构的基础,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下,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当如何发展?如何观照中国现实?本期“学海观潮”邀请相关学者对此发表看法。

对话人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保巍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改变历史研究与书写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概念史的缘起是什么?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哪些范式或学派?

李宏图: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对很多词汇展开历史的溯源,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前奏。其实更早一些,概念史的名称没有出现时,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已经注意到1789—1848年间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和经济词汇,例如,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贵族、铁路、自由、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会科学家、工程师、无产阶级等。

概念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聚集。因此,词汇必须经过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被使用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和认可,才能成为“概念”。霍布斯鲍姆所列出的那些词汇就是经历这个过程才发展成为概念的。

社会由一系列概念组成,社会活动的展开更是以概念为基础。某个概念一直在使用,或在同一个时期被不同的人所使用,其含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概念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的载体。而对概念内涵的考察,自然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容。一些历史学家,如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莱因哈德·考泽莱克,开创出了概念史研究,为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带来了很大变化。概念史研究属于思想史研究的分支。

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是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团体。1978年,他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是“概念史”的开拓性著作,甫一出版便获得好评,并于次年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斯金纳引入了语言理论对“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考察,历史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使用概念”的历史。

周保巍:德国的概念史基本上是与英语世界中的概念史同时起步的,而且取得了同样令人瞩目的成绩,领导者是考泽莱克。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和开拓者,考泽莱克与同僚一道主编了一套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概念史辞典《历史中的基本概念》,1972—1997年间共出版9卷。德国概念史研究的队伍日渐壮大,时至今日,由考泽莱克的弟子、德国吉森大学的拉尔夫·莱切哈德所领衔的第二代学人已开始挑起大梁,并开拓创新,强化了与“心态史”和“新社会文化史”的结合,继续推动概念史研究向前发展。

在德国概念史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采取了一种集腋成裘式的操作模式,旨在充分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并试图在范围和广度上成就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著述。相比而言,英语世界中的概念史研究则大部分各自为战,不存在单一的研究路径和研究程序,并且在雄心和概念选取方面更具有选择性,而不是百科全书式的。而德语世界中的这种团队工作模式,被引入到北欧国家,用于概念史的跨国比较研究。

总的来说,在德国,概念史可以被视为是达至社会史的一种路径。概念史不是以其自身为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手段,用以强调对社会史或经济史具有促进作用的语言和语义分析的重要性。概念史的社会史取向,也在第二代概念史的实践者身上得到了延续。如莱切哈德在其主编的《手册》中就主张,概念史研究应该更多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概念”的社会边界和社会功能上,思考概念是如何具体地“表征”社会,并更多地关注交流沟通、公共领域和媒介。

法国对于概念史的重要实践之一表现在政治史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法国学者从历史、哲学等角度对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史,皮埃尔·罗桑瓦龙将其命名为政治概念史。罗桑瓦龙认为,政治概念史的目的在于理解政治合法性的形成和演变,而这种合法性建立在对于诸表象体系的描述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思想史不同,一方面,政治概念史研究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些社会团体以什么方式得以建构,寻求找到让他们感到迷惑的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政治概念史研究现实及其表象间永久存在的交互关系所发挥的作用的历史。另外,有学者认为,受心态史传统的影响,政治概念史还非常重视话语、语言,并从中获取资料。

 

遭遇有关“合法性”的诘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概念史研究结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那么如何归纳概念史的学科属性?

李宏图:首先,从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看,概念史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

无论从语义学还是语境研究出发,基于话语分析和语言范式等维度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无不借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但这并不是要将概念史发展成为带有浓厚语言学色彩的分析范式,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这种理解,不仅是在解释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是在探寻历史的选择机制,或者说重新思考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与接受概念的某种含义,并将之变成主导性的唯一接受。这样的接受,是利益性的,还是修辞性的?是来自社会的包括既定的语言模式的强制,还是某种实体性的政治权力的压迫?是集体的无意识选择,还是出于自我的认同?

从研究方法上,概念史研究还可以与阅读史、传播史相结合。

另外,从研究对象看,概念史对概念的关注,也是一次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大转移。

概念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揭示概念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

概念史研究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对象,其不再以人物、事件甚至历史时期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聚焦在概念上,将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单元进行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概念史实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一次大转移,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概念是由词汇所组成的,但是在概念史研究中,不再进行词源学研究,考察某个词汇的演变,而是更多地将语义学作为重要工具,研究一个特定概念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的不同含义。

一些思想史家援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分析工具,对概念演进进行谱系性的考察,从而发现概念含义的断裂和延续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思想史家不局限于对概念的静态考察,还关注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动态问题——也就是说,要考察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历史、概念被用来作为论辩的历史。这尤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他曾说,为了要理解概念,不仅必然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一词汇所能从事活动的范围。

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在论辩中使用概念的历史。由此,就揭开了概念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维度,从考察概念使用的不同方式入手,来理解概念的含义。这一研究方式将概念含义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和实践行动联系了起来,进而远远突破了历史语义学的范围。

周保巍:对“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概念”,我想做一些补充。

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概念史”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对其“合法性”的诘问:为什么是“概念史”,而不是“观念史”或“词语史”?“概念史”与传统的“历史语义学”和“语言分析”有何不同?回答这些诘问,必须要厘清作为“概念史”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其相关的一些研究预设。

“概念史”关于“概念”的第一项研究预设是强调“概念”的历史性、偶在性和易变性。它是直接针对“观念史”关于“观念”之非历史性、永恒性、不变性的说法。“概念史”研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观念”和“概念”之间的这种区分。概念史家标识出了“概念变迁”的三种常规路径:概念使用标准的变化,概念指涉范围的变化,概念所表达的态度范围的改变。正是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行为主体在理解其周遭的世界、解决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时所不断进行的概念化和再概念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概念意义上的延续、变迁、修正乃至断裂,才使“回收”“诸种过往意义”的“概念史”事业成为可能和必要。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概念,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

“概念史”第二项研究预设,即“概念”的歧义性、竞争性和政治性,则是直接针对“词语史”/“词典编纂学”和“历史语义学”/“语言分析”的。同样,这项研究预设之所以能确立,也完全基于概念史学者对“概念”和“词语”所做的区分。在考泽莱克看来,“概念”和“词语”之间的区分是“质”的区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符号类型”:“要成为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必须维持其多义性……词语的意义可以精确地界定,但概念只能被诠释。”在考泽莱克看来,“概念”之所以优越于“词语”,即在于其拥有更强大的“语义承载能力”,在于其富含多歧的“用法”和“样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歧义性”。概念,特别是“基本概念”,之所以具有“歧义性”,在于作为人们认知和诠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基本概念”聚合了多歧的意义,融入了多元的社会历史语境,并在此基础上连接了多重的经验和预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概念”总是高度复杂的、高度竞争性的。

“概念史”的第三项研究预设,即概念的能动性、批判性和实践性,所针对的是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反映论”。我稍后会详细讲到。

 

呈现概念的历史演变与博弈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实际上,包括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每个学科的基础理论,都会对学科内的经典概念及其词根、流变,进行详细阐释。在这个背景下,概念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哪里?

李宏图:概念史研究导致了认识论上的重要变革,即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概念最后成为被大家所接受的概念,它是历史演变和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历史过程中,概念从来就表现为一种竞争性概念。例如,在欧洲近代,特别在18世纪时,伴随着社会转型,以及书籍和其他媒介的出现和传播,概念的内涵发生了转折性的急剧变化。概念向两个方向发生变化:一是原有的概念被增添了新的含义,其意义指向上则更为抽象,如“liberty”代替了原先的“liberties”,或者被加上了“lism”;二是对概念含义的竞争性解释更为明显和激烈,如“国家”就有马基雅维利和圭亚恰迪尼的“国家理性”,让·博丹和格老修斯的“国家主权”,英国思想家菲尔默、霍布斯、洛克对国家合法性和国王与国家之间分离的理论阐释,法国启蒙思想家对政治性民族国家的分析,等等。

在概念含义的不同界定和争夺中,不同的个体、群体和派别界定着概念的不同含义,不仅使得概念成为竞争性的概念,反过来也表明,概念变成了不同派别使用的武器,体现了不同派别的意图,并且成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例如,“国家”概念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变成了实践,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又增添和建构着“国家”的内涵。在历史进程中,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变化,会导致某一种曾经处于竞争性地位的概念上升到主导性地位。而随着支持其概念的物质性力量愈发强大,这一主导性的概念则愈加巩固。

因此,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主旨和功能,是要追溯概念含义的起源和演变,从而判断不同的概念曾经在历史中有过的竞争性博弈:经过历史性的选择,有的流传下来,有的则一直被尘封在历史之中。

对概念的历史研究,不单单是考察一个概念,还要研究同时代其他与此相近或相邻的一些概念,如“国家”,我们不仅需要研究“state”,还需要辨别“realm”、“nation”、“body politic”、“Common—weale”这些概念的含义,和与此密切关联的主权、国家理性等;不仅在英语世界里考察“国家”,还需要在不同空间里来考察这些概念,如意大利的“国家”概念lo stato、法国的l’Etat、德国的Der Staat。所有这些一起构成了概念群,形成了一种概念结构,或一种概念的谱系。在历史的演进中,概念的含义一般都是在多种概念的集合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这样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不仅有敏锐的视野,而且也要对材料的来源作出进一步的拓宽。例如,对各个时期所编纂的辞典、百科全书、年鉴、宗教手册和一些宣传册等给予重视,正是在这些材料中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对概念含义的界定和后来的演进。

概念的竞争性是否会导致概念的碎片化?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曾提出这样的疑问。答案是,概念史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

首先,不同含义的竞争和对立的确会带来碎片化,但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概念的内涵一定会胜出,取得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这样,这一种概念的含义就会在不断被接受的过程中进行着概念化。同样,当另外某种概念的含义取得主导性地位时,就有对原有概念的其他不同含义进行整合的再概念化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从碎片化走向整体性的过程,从多样走向单一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某一种概念含义主导性地位的确立和适应新的社会体制范式的过程。

概念的内涵是特殊的、一元的还是多样的,是本质性的还是修辞性的,答案颇为复杂。这不仅仅牵涉含义本身,更重要的还在于支持这一含义的体制性力量,和对此的社会认同。例如,在19世纪英国的社会体制下,就连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都认为英国是文明的民族,而东方民族则是野蛮的民族。而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社会背景的转换,必须对“文明”和“野蛮”曾占主导性地位的含义进行反思,以界定与重构起新的含义,即对概念的再概念化。

 

建立语言与现实、理论、实践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在概念史研究方面起步较晚,在当下中国与世界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概念史研究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李宏图:国内没有对西方早已存在的概念史理论和方法引起重视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概念史是西方学者在思想史研究中创立起来的,而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没有及时跟踪到这一理论和方法,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尚未系统地运用外文文献跟踪、关注这个领域。

其次,历史学领域对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及时地进行消化吸收。例如,概念史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哲学和解释学,但历史学并没有关注和吸收这些“营养”,反而是研究德国解释学的一些哲学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概念史问题。

另外,历史学领域相对缺乏思考、总结与提炼理论与方法论的意识。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一些学者在内容上展开了一些研究,但还没有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总结与提升。这与研究的深度和视野的宽度不够有关,或者说还没有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的“野心”,当然也与缺乏学术争鸣的氛围等有关。

更重要的是,概念史研究直指社会建构的基础,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概念历史的多样性面前,我们需要时常叩问自己:我们将选择什么?我们将界定和重构起什么样的概念含义?说到底,概念史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主体性的自我该进行怎样的选择?人们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该怎样行动、扮演怎样的实践性角色?

周保巍:概念史研究对现实的观照,主要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能动性、批判性和实践性这三点研究预设上。

我认为,通过重点考察“概念”的“社会政治内容”,概念史在“语言”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并不像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所揭明的那样:“关键词”只是社会世界的镜像。

斯金纳、考泽莱克等学者从概念史研究的层面,对雷蒙·威廉斯的结论给予否定。他们认为,概念绝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现实那样简单。相反,概念具有能动性,有“行动的维度”和“行动的禀赋”,能够“制造”现实。例如,针对“棍棒和石块可以让我皮开肉绽,但词语却绝不会损我毫发”的说法,考泽莱克回应以爱比克泰德的名言:“不是行动惊骇了人类,而是描述行动的言辞惊骇了人类”,而蒙克则回应以“刀斧可以砍下君主的头颅,但唯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废除君主制”。这些都是概念能动性作用的表现。

具体而言,“概念”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复原和拓展“概念”的意义空间来突破“语义专制”,从而将人们与主流的概念化方式拉开距离,借以达至批判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那种如霍布斯般通过垄断“概念”的定义,通过将“意义”标准化、固定化,从而实现“绝对统治”的企图屡见不鲜。另外,通过赋予旧概念以新的意义,铸造新的概念,新的社会政治实践也得以生成。考泽莱克认为,正在兴起的概念可以激发出新的现实。

因此,正如概念史的先行者之一麦金太尔所言,既然掌握概念涉及行为,或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以某些方式改变概念,无论是通过修改现存的概念还是创制新概念或摧毁旧概念来进行,都将改变行为。理解道德世界和改变这个世界绝不是不相容的任务。

李宏图:对当下中国的意义而言,概念史研究为学术研究的开拓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概念史研究为我们阐释近代以来的中国所形成的“思想—知识”谱系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我们在接受和选择了诸如“代表”、“阶级”、“市场”等核心概念时,其原有的含义是什么,其理论基础何在,以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等等。通过这一分析,从而有可能比较自觉地展开我们自身的社会实践。

链接

从拉丁语研究的角度来看,“概念史的发展过程”这一表述本身就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概念”来自拉丁语conceptus,“发展”来自拉丁语progressus,而“过程”来自拉丁语processus。那么,究竟是哪一位中国作者,或国外“汉语作者”第一次在拉丁语的意义上使用“概念”、“发展”和“过程”?

现代汉语很多词是在1583年利玛窦来华至1800年之间产生、定型的,比如“人类”、“选择”、“行为”等词在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的《超性学要》中出现,而这部巨著是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译本(参见拙著《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现代汉语中还有很多词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发明的。

要研究1600—1900年的现代汉语形成过程,必须研究在这一时间阶段中出版的双语词典或没有出版的手稿。这样的词典和手稿大约有200部,比如万济国(Francisco Varo)于1679年(康熙年间)编写的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其中翻译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概念(参见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其中罗列62部1600—1800年间编写的双语词典)。当然还有葡萄牙学者江沙维(Joachim Goncalvez)1813—1841年在澳门编写的三部拉丁语汉语词典。

期待更多同时掌握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的中国学者从事概念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雷立柏(Leopold Leeb)

本报记者  张君荣/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