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s Wang Kai (汪凯) and Ye Xuejie (叶雪洁) on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晚清“科学士绅” ——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最早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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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学士绅” ——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最早践行者

 汪凯 叶雪洁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5期,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201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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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凯,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后;叶雪洁,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以降,传统中国社会遭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组成成分和角色发生了变化。至洋务运动时期,以徐寿为代表的新兴知识职业群体运用西方科技发挥社会功能,并因此取得“科学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资格。这一社会身份群体的形成同时也是西方科技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开端。“科学士绅”亲身实践科技以整合社会、领导公共事务,西方科技由此借道于中国传统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乃至社会体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对社会成员具有规制性的影响力。

【关键词】科学士绅/洋务运动/西方近代科技/社会身份群体/社会体制化

以职业传统为考察视角,郝刘祥、王扬宗指出,近代科学传统“唯有依靠亲身实践科学研究的人”方能得以传承或传播,其社会基础是“科学共同体的职业规范和科学事业的制度化”[郝刘祥、王扬宗2004,页19-20]。其后,郝刘祥援引余英时先生有关儒家思想对传统中国社会之影响的论述,“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自朝廷礼乐、国家典章制度,中至学校与一般社会礼俗,下及家族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体现了儒家的价值”,以推论“价值理念,若是不能获得制度化的表达,就不能获得持久、稳定和广泛的影响力”。[郝刘祥2012,页9]

二位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厘清科学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科学事业现代化的关系,较多关注近况。其实,将近代科学作为价值理念考察其制度化的思路,对于科学社会史研究也大有裨益。循此进路,可将西方近代科技看作近代文化价值理念的一个部分,考察其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获得影响力的体制化发展进程。解析西方科技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取得影响力,需聚焦这一时期亲身实践西方科技者及其所处于的社会结构。而从中国传统社会分层来看,深具社会影响力的晚清士绅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围绕晚清社会生活这一关注点,本文首先从传统社会整合度的维持入手,在社会功能层面上剖析作为社会身份群体的晚清士绅,将这一群体的形成和存在看作因发挥社会功能而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机制。通过考察以徐寿为代表的科技知识职业群体获得士绅社会身份、成为新兴“科学士绅”的过程,进而阐明,亲身实践西方科技的晚清“科学士绅”同时也是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最早践行者。“科学士绅”社会功能的发挥,使得西方科技作为价值理念在传统中国获得社会影响力。尽管这一时期西方科技的体制化发展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极为有限,却是不容忽视的开端。

 

 一 士绅及其社会功能

“科学士绅”概念的形成,首先涉及对于中国士绅群体及其在传统社会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的考量。在一般意义上,士绅是中国历史上由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士绅阶层介乎官僚与民众之间,发挥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谢俊贵2002,页13]。它不仅具有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且“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扮演着“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的角色[郝秉键2007,页103]。海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探讨士绅阶层的特质,相关研究成果不一而足。而在早期研究中,关于士绅的概念,学界并无定论,较常见于学术著作中的名称(诸如“绅士”、“乡绅”、“精英”)在指代范围、应用原则等方面辨析不够①。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建议使用产生时间相对较晚且不易被混淆的“士绅”概念,其内涵具有较为宽泛的包容性[徐茂明2003,页98-101]。已有研究将取得科举功名、官位、土地等显性因素作为判断标准和应用原则,区别于此,本文采用“士绅”(Gentry)作为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体代称,但以较为隐性的社会功能为依据,以识别作为社会身份群体(Social Status Group)的士绅。

 

1.从“绅士”到“精英”②

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士绅阶层(特别是明清士绅)的系统研究,滥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巴根1996,页115]。当时的研究主要围绕士绅的社会构成、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等问题,试图从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角度来解读士绅的社会性格,进而探索传统中国在土地制度、社会结构、税收制度等方面所经历的变化[郝秉键2004,页95]。同一时期的国内学者,如费孝通、吴晗、潘光旦等,也积极致力于针对士绅阶层的研究③。其间,“绅士”概念被广泛采用,以强调这一阶层与科举考试和官僚政治的密切联系。士绅被视为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的阶层,因而学界在研究取向上强调整体性考察,主要从宏观层面就士绅阶层的社会构成、社会流动等展开探讨。不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乡绅土地所有论”、“乡绅统治论”和“地域社会论”的陆续提出,“绅士”概念开始受到“乡绅”论的挑战④。其中,傅衣凌先生对“乡绅”作了较“绅士”更为广泛的界定,既包括在乡的缙绅,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故乡基层社会产生影响的官僚;既包括有功名的人,也包括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傅衣凌1988,页1-7]。

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传统士绅研究领域出现了“绅士”、“乡绅”以外的“精英”(Elite)概念。基于对中国士绅和英国绅士的比较研究,马士(Robert M. Marsh)在分析中国社会分层时首倡“精英”概念以取代“绅士”,并得到这一时期学者较为广泛的认同⑤。罗威廉(William T. Rome)和兰钦(Mary B. Rankin)继而引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分析晚清地方精英势力的扩张和“地方军事化”的趋势⑥。罗、兰二氏的工作,着力于从理论架构上丰富、深化对于地方精英特质及其社会活动的理解。在案例研究方面,孔飞力(Philip A. Kuhn)强调对精英所在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权力网络)的关注。通过探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地方团练的兴办,厘清精英与官僚体制及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而描述权力由国家向精英转移、地方权力旁落地方精英之手的趋势⑦。此后的研究工作以实际影响力范围为准则,将“精英”群体看作由“国家精英”、“省区精英”和“地方精英”所组成。此外,因其社会影响力获取途径的不同,“职业精英”(Functional Elite)概念自九十年代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依据因其实际从事的职业而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影响力这一应用原则,“职业精英”极大地拓展了士绅研究的涵盖范围,将商团、军阀、土匪等较容易为早先研究所忽略的群体包含在内⑧。“精英”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士绅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还促进了研究视野的开拓和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更新。同一时期有关“学术精英”的研究工作⑨,通过跨学科探索努力,将“学术史—政治史—社会史”三元互动框架运用到对于清代知识群体的分析中。

从“绅士”到“乡绅”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名称替换,而是推进研究深化的概念更新。“乡绅”概念应用范围的延展体现了士绅权力来源的多元性,这一概念所采用的应用原则昭示着士绅阶层的社会作用与传统国家、社会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精英”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更进一步,突破了以显性要素作为唯一判断标准的单一性概念应用原则,社会影响力成为综合判断标准的重要组成要素。从“绅士”到“精英”,对于士绅的认识渐趋深化、全面,近代中国士绅研究也经历了相应的转向。首先,在问题意识上,“从着重探讨士绅阶层的身份特征与政治地位,逐渐转向士绅阶层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其次,在学术视野上,“从关注士绅与科举制度及官僚政治的关系,逐渐转向关注国家、士绅和地域社会的关系”[尤育号2011,页108]。在此类“社会化转向”中,对于士绅阶层历史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进程关系、晚清士绅“传统内变迁”和“近代化变迁”互动关系的探讨⑩,成为了近代史研究工作的范例。

尽管士绅的组成具有多元性,其社会作用与传统国家、社会内在要求保持一致。“绅士”、“乡绅”、“精英”概念虽然在应用范围上大小不同,但均指向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此外,在士绅研究的“社会化转向”中,社会生活成为不同研究视角的共同关注点。以上因素使得士绅研究在概念上实现统一成为可能。

 

2.基于社会功能的“士绅社会身份群体”

就其对于社会生活的共同关注来看,社会学为统一士绅研究诸概念于“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概念,提供了有效、可行的选择。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对经济与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诠释时提出,社会“身份”(Status)是通过成功获得并共同维持“特殊社会声誉”(successfully claim and mutually sustain the “special social esteem”)而实现的(11)。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巴恩斯(Barry Barnes)在社会“身份”概念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身份群体”及其形成机制与社会行为特征:

[汪、叶按:社会身份群体]是存在于更大规模群体之中的子群体,其成员普遍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彼此相似而不类于群外个体。社会身份群体成员强调其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其基于此的特殊地位诉求,并寻求作为特殊社会身份持有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待遇……社会身份群体成员的社会行为,通常旨在维持对其身份的认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特殊待遇。[Barnes 1995,pp.130-131]

就其定义而言,“社会身份群体”形成于个体对群体成员资格的身份认同。对于“社会身份群体”的研究,着眼于在社会生活中考察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以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反证其所在的群体特质。以此为视角,将士绅作为“社会身份群体”来考量,可避免对士绅的认识落人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Class)之窠臼。否则,对传统士绅自身演变的探讨往往局限于政治权力、经济基础的单向决定角度,如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曾通过探讨土地所有制变化以及相应权力结构变更,得出士绅已在中国社会消亡的论断(12)。本文以社会生活为解释根据,聚焦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士绅社会身份群体”,进而解读社会身份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群体社会身份的成功获得,取决于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社会功能并形成实际影响力。反之,获取社会身份促进了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发挥社会功能,进而保障了社会生活的常态运转与维继。

在社会身份与社会生活的动态关系中,洋务运动时期“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社会功能一致性和组成成分多元性得到体现。具体来看,士绅“社会身份”的形成取决于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以保存、维护传统中国“大一统”的社会整合度(13)。在此过程中,“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首先强调其成员资格的特殊性(“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进而共同维护整个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可(“社会尊重”)以及因此而获得并为群体所独享的特殊待遇(“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一机制规定了“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社会功能与传统社会结构保持稳定这一内在要求的一致性。但这一群体的长期存在同样依赖于其成分的多元性,这一多元性对于社会流动性的贡献,是社会结构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存在为不同社会底层成员的地位上升提供了路径,通过发挥规定的社会功能便有望取得社会认可和相应待遇。由此而实现的社会流动机制,保障了士绅社会功能由“士绅社会身份群体”中“传统”子群体向“新兴”子群体的让渡。

洋务运动时期的“士绅社会身份群体”包含并存的“传统士绅”和“新兴士绅”两大类型、共五种不同士绅子群体。其中,“传统士绅”包括:拥有土地作为经济来源的“土绅”、获得过科举功名及与之相对应官僚职位从而享受俸禄的“官绅”、无地非官但拥有传统知识并以此为业的传统知识从业群体(或称底层“学绅”,主要由乡村教师和幕僚构成)。鸦片战争以降世界近代化潮流涌入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在社会功能上与传统社会内在要求保持一致性的“士绅社会身份群体”,其组成多元性凸显,这是与转型中的晚清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传统士绅”维护“大一统”社会整合度及参与、组织、领导公共事务的社会功能,也随之让渡于“新兴士绅”。学界探讨较多地聚焦于,包括主要活跃于租界并充当中外贸易桥梁的“商业士绅”在内的“绅商”(14)。洋务运动中,倡行洋务、领导和组织洋务实践的高层“传统士绅”(通常是“官绅”)除了直接移植西方科技、聘请一些洋教习外,还雇佣、培养了一批懂得西方科技知识的中国本土人才。这些主要就职于洋务运动时期军事、民用企业及新式教育、翻译机构,以实践西方近代科技为业的“科学士绅”,如李善兰(1810-1882)、徐寿(1818-1884)、华蘅芳(1833-1902)等,也同属“新兴士绅”群体。“新兴士绅”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无疑是这一时期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一个重大转变,但限于篇幅和论述范围,本文仅就洋务运动时期新兴“科学士绅”展开探讨。

 

二“科学士绅”与西方近代科技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

在体现“士绅社会身份群体”共性的同时,新兴“科学士绅”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首先,较之于高层“传统士绅”,“科学士绅”的影响力不以拥有土地、功名或官位为基础。其次,相对于同样以运用知识为业的底层传统“学绅”,“科学士绅”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前者深谙经世儒学而后者则以务求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科学士绅”就职于初具近代工业雏形的洋务军事、民用企业,其职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中国本土的“职业化”开端(15)。在从业方式来看,近代意义上的科技知识“职业化”进一步将“科学士绅”与充当“塾师”、“门客”、“府宾”的底层“学绅”区别开来。而“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社会功能的发挥,则使得“科学士绅”成为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最早践行者。

 

1.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开端的社会背景

本文所探讨的近代科技的体制化,不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制度化。作为社会活动的科学知识生产、传播和运用,其体制化必然在较之政治活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完成。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体制”(Institution)定义为“相对长久存在的社会生活特征”(the more enduring features of social life)[Giddens 1984,p.31]。其主要表现形式被阐释为,不为个体偏好与愿景所左右、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保持稳定的规则和组织行为[Mareh and Olsen 2000,pp.1-20]。韦伯认为体制可将社会关系秩序化,并对社会行为具有规制性作用[Weber 1978]。据此,本文对“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理解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取得对社会行为具有规制性影响力的过程。长远看来,体制化的结果对社会关系产生规制性作用并具有较长延续性;但在洋务运动这一较短历史时期内,考察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体制化开端,需要更多关注获得影响力过程,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初始路径、实现主体问题。

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初始路径决定于晚清社会生活。自1840年前后至十九世纪末在华生活、游历并留下记录的西方人士多为传教士,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1812-1884),其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视角往往为传教实际需要所限。而作为同时期少见的中国社会生活英文著作非传教士作者,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13)在其初版于1894年的《中国社会》(Society in China)一书中,以独到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观察并记录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前期的中国社会,为后世了解晚清社会生活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录(16)。全书几乎涵盖了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外交、政治、商业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尽管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淖,在道格拉斯的眼里,晚清中国社会依然运行在强大的体制惯性之下。诚如其所言,“君王更迭、改朝换代,甚至国外列强也在威胁王权……但其极具特色的国民社会生活并不为政治变革和暴力叛乱所撼动,而是以其自身的惯性继续推移……但凡诏书法令、社会关系、风俗仪式,民众意愿,都用往圣先贤的智慧来包装从而成为现有的存在形式……文化与制度传统所规定的纪律性则以法典的形式,将诠释伦理和美德的儒家思想体系确定下来”[Douglas 1894,pp.1-2]。关于晚清社会的运作机制,道格拉斯认为:“若没有赞成先贤美德的声明,即便皇权法令也不完整,官方公告更不能取得公信”[Douglas 1894,p.v]。建立在以和谐、融合、团结为精髓的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给道格拉斯留下了对于政治或者动乱免疫的深刻印象,同时也揭示了,西方科技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借道传统体制以获得社会影响力的必然性。

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列强入侵、借力于基督教宗教外衣的太平天国运动,无不极大地削弱着晚清王朝统治、农业自然经济,乃至传统体制自身,传统中国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进程,洋务运动呼之欲出(17)。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于危亡、维护“大一统”的社会整合度,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与以“传统士绅”为主体的洋务实践领导者们先后以“自强”、“求富”为旗号,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兴办军事、民用工业和新式教育,由“制器”到“练兵”再到“商战”,洋务措施于1860年至1895年间逐步波及晚清社会的多个方面(18)。在这一体制惯性与社会动荡并存的社会背景下,作为西方科技在中国实践载体,“科学士绅”与“传统士绅”等不同社会成员群体互动,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从而取得“士绅社会身份”。凭借“科学士绅”社会功能的发挥,西方科技借道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开始了在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

 

2.“科学士绅”的社会功能与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体制化发展

“科学士绅”作为在晚清中国社会中“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新成员应运而生。其诞生是传统中国社会遭遇了来自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挑战的直接结果,但其能够取得“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资格,则取决于其社会功能的发挥。这与西方科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体制化发展具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基础。“科学士绅”与其他社会身份群体进行社会互动,发挥其特殊社会功能(整合社会)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规制性影响作用,以取得特殊社会身份(士绅)。“科学士绅”在获取并共同维系与其社会功能相应的社会认可(特权)、声望(尊重)的同时,也赋予西方科技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美国科学社会史学家夏平(Steven Shapin)就曾指出,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发展中,科学家的绅士(gentry)身份所具备的社会名望和影响力,对于科学知识取得社会公信力(credibility)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科学士绅”成为“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过程,西方科技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进程,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这一时期“科学士绅”的典型代表首推徐寿。徐氏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也未受过正规的科技教育,更无科举功名,却在生前受同治皇帝御赐享有“天下第一巧匠”之美名,今人更是将其视为我国清代著名化学家和近代化学的先驱(20)。徐寿,“字雪村,无锡钱桥社岗人,五岁失怙,赖母宋氏抚养得成立”[张子高、杨根1981,页55]。“幼娴帖括,习举业”,“继以为无裨实用,遂专究格物致知之学”,“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穷原竟委”[孙毓棠1962,页251]。他与同乡华蘅芳博览我国古代自然科学著作,并去上海从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中买回《博物新编》等一批西方科技书籍自学。经过20多年的刻苦学习,掌握了机械、化学、物理、数学、医学等多门学科的基础知识[江苏省地方志学会1997,页49]。在17岁丧母之后,徐寿便以替人修理乐器、制造农具、工具、器皿以及各种装饰品、工艺品为生[陆舸2005,页112],可以说,早年的徐寿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典型的没有土地没有功名的底层知识分子。但是与传统知识从业群体不同,徐寿所擅长的是西方科技的实践,“所制新奇之物可与泰西人相埒……尝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机捩,即知其造法”[王韬1859,页92]。运用西方近代科技致力于维护“大一统”、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组织从而获得认可与声望,以此取得“科学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资格。在此过程中,徐寿所实践的西方科技也借道传统体制,开始其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

徐寿发挥社会功能以取得“科学士绅”社会身份的个人历程,始自其与“传统士绅”的互动。咸丰十二年(1861),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曾国藩(1811-1872)创办新式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着力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21)西洋船炮。徐氏因“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着江苏巡抚访求资遣,交曾国藩差遣委用”(22)。以最底层的“诸生”身份,与众多拥有显赫功名的高层“传统士绅”同入曾国藩幕,徐氏所凭借的是其“精天文算数化学”(23),这在知识结构上区别于传统“学绅”。在此后的职业生涯内,徐寿运用西方近代科技发挥社会功能,在一定范围内和有限程度上起到了整合社会和领导公共事务的作用。正是在此类社会活动过程中,西方科技开始逐渐获得社会影响力。

徐寿在安庆内军械所主要从事机动船只的研制工作,其关键在于解决动力问题。仅凭在安庆江边见到一只洋轮而略知机器运转梗概,依据零星资料,参考《博物新编》所载略图,徐寿等人于同治元年(1862)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随后,徐寿等人成功建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艘机动木质轮船“黄鹄”号,并于同治五年(1866)在南京试水[孙孝恩、修朋月1983,页52-53]。在此一年前,曾国藩与李鸿章(1823-1901)在上海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在完成“黄鹄”号建造之后,徐寿参与这一晚清最重要、洋务派所开设规模最大近代军事企业的筹建与运作,成为“建筑工厂,安置机器”的技术负责人和监造者,并“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赵尔巽1977,页13930]。在江南制造总局期间,徐寿还倡导并主持“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见识,并可刊印传播,以便国人尽知”(24)、创办格致书院以图“风气渐开”[赵尔巽1977,页13930]。徐寿运用其所掌握的西方科技,致力于制造“船炮枪弹”的军事工业及译书等相关活动,其所发挥的作用与洋务运动领导者(高层“传统士绅”)维护王朝统治、传统社会“大一统”这一社会整合功能相一致,即“剿发逆”、“勤远略”[曾国藩1995a,页804],以挽救传统社会体制于“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1995b,页1579]、使“英法渐使所恃”“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基于双方对传统体制“大一统”社会整合度的认同,“科学士绅”与“传统士绅”的社会互动卓有成效。在此过程中,西方近代科技虽只在“器物”层面上为传统中国社会所接受,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这毕竟是首次在社会行为组织层面上获得表达、取得影响力。

更为重要的是,徐寿还将西方近代科技运用到影响公共事务中。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化,旨在“求富”的民用工业也在晚清社会日见端倪,徐寿更是参与其中。“大冶煤铁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经始之际,寿皆为擘画规制。购器选匠,资其力焉。”此外,徐寿的科技实践对家乡的养蚕业产生了积极作用,“无锡产桑宜蚕,西商购茧夺民利,寿考求烘茧法,倡设烘灶,及机器缫丝法,育蚕者利骤增”。[赵尔巽1977,页13930]

无锡地理气候宜于植桑养蚕,养蚕业历史悠久。但传统养蚕业受制于蚕茧生长周期,蚕户的养殖规模和蚕丝产出有限。至上海开埠后,外商由购买终端产品蚕丝,变为低价收购不易保存的原材料蚕茧,蚕户收益受损(25)。如何延长蚕茧保存时间成为决定蚕户盈亏的关键。早在1875年,《捷报》刊载“丝业中已发明能长期贮茧以待缫制的方法”的传言(26),但对发明者、具体做法及所用装置均未作详述。然而,对于《清史稿》所载徐寿对无锡蚕桑业的贡献,近年有关《意大利蚕书》及其翻译工作的历史学考察提供了部分支持证据(27)。徐寿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率先翻译《意大利蚕书》一书,并于1898年初次刊行。该书的中文首版及其英文译本(28)均强调温度与蚕的生长、蚕茧保存的关系,并详细讲授了温度计和火炉的使用。限于篇幅,仅将中文译本相关内容摘录如下(29):

“[汪、叶按:存茧]苟能在六十六与七十三度之间最为合宜。四、茧每日减重之数,至出蛾时止。养蚕之人,皆知糜费减少,则利息加多。余著此书之旨,欲令各家能自养蚕以获利,故详验每日减重之数。有购茧之人云,茧受若干热而减重,后即加重。此说大不合理,不可信也……房内之热度,在七十一至七十三度……新摘做干之茧,重一千英两……可知茧在十日内所放之气质,为本重之百分之七分半……因愈近于成蛾时,则愈多放湿气……所以购茧缫丝之人,愿茧久留于上,则茧日减其重,而获利可多。然养蚕之家,则吃亏矣。如蚕内有迟五日或六日上山者,从蚕起首上山,至收毕,其茧有十二日至十三日之久。则每百分,减重三四分,毫无益处。茧之成功有迟早,则出蛾之期,亦分迟早。故收茧缫丝之人,恐其吃亏,致多疑虑,而不知稍等为佳。抑即烘茧为妙,如依前章所设之规[控制温度]办理蚕务。则免此弊。”(页49-51)

“第五图为炉,此炉能收外空气。加热后,通入蚕房为最宜。炉有风门,便于管理气之进出。又不生火时,其炉之风门可进出空气。”(页81)

“第二十一图,为风雨表合寒暑表。”(页82)

 

第五图 炉

 

第二十一图 风雨表合寒暑表

从这一文献所载内容及对相关考证工作的分析来看,徐寿在家乡无锡置桑田后,极可能参照了《意大利蚕书》之类的西方科技著作设计烘蚕灶,并将之与机器缫丝法相结合,从而实现终年缫丝。因这一技术和工艺的突破,在蚕茧大量上市时,外商无法杀价收购,从而使蚕农的经济收入骤增。在徐寿亲自推广下,此法使得无锡和附近宜桑地区蚕丝业获得新发展。经由以徐寿为代表的“科学士绅”参与和领导公共事务,西方科技在一定地域内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层面上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通过在社会生活中对西方科技的运用,“科学士绅”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生产方式,并因此而改变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择业观。

 

三 余论

尽管在实际发挥维护“大一统”社会整合度的社会功能时,“科学士绅”较大依赖于政治力量,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科学知识,致力于求“富强”以消除社会动荡,在有限的范围和程度上,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产生了规制性影响。此外,“科学士绅”的出现,也使得士绅社会身份群体在晚清中国社会动荡中具备更高的韧性。与同为新兴“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的“商业士绅”客观作用一致,“科学士绅”推动了晚清中国社会结构中各个层级之间的流动,这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其直接成果未经受住中日“甲午战争”考验、领导者失势,自上而下发动的洋务运动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淡出政治舞台。“科学士绅”不久也为新式学堂所培养以及海外归来的近代科学家所替代。回顾“科学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兴起过程不难发现,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体制化发展从发端伊始就留给后世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也包括对于科学社会性、科学体制化本身的理解。如,“科学士绅”致力于掌握西方科技,但却往往忽视为早期中国科技文化在“洋务”企业中找到位置,从而没有建立起独立、连续的科技发展事业[Needham 2004,pp.1-23]。这二者可以共存吗?科学体制化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移植西方诸如大学、科学社团、学位体系等建制形式吗?这些问题有待细致的科技社会史研究工作来解答。

致谢 本文写作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石云里教授、吕凌峰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注释:

①即便是这一主题研究优秀作品的杰出代表,如费孝通的《中国士绅》(Fei,H.1953.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张仲礼的《中国绅士》(Chang,C.1955.The Chi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也因此而被诟以研究对象范围广度不足(Freedman,M.1956,The Chinese Gentry.by Chang Chung-Li.Pacific Affairs,29(1),pp.78-80.)、应用原则的历史文化性探讨深度不够(Hummel,A.1954.China’s Gentry.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by Hsiao-Tung Fei.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3(3),pp.333-334.)。

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近代绅士研究已多有综述、述评之佳作,本文仅撷取与“科学士绅”概念之应用原则及其理论构建相关的部分论点和思路,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则不多涉猎;有关近代士绅研究之全貌可参见巴根1996、谢俊贵2002、徐茂明2003、郝秉键2004,2007、尤育号2011诸先生之原文。

③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55页,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参见巴根1996;郝秉键2004;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

⑤该研究工作首发于1961年,见Marsh,R.M.1961.The Mandarins: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1600-1900.Glencoe,ILL:Free Press.该书再版于1980年.本文所采用的观点转引自巴根先生的综述工作,见巴根1996。

⑥Rome,W.T.1989.Han 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89-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nkin,M.B.1986.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⑦该研究工作首次发表于1970年,见Kuhn,P.A.1970.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后作为哈佛东亚书系(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第49册再版于1980年,中文译本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年-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⑧Esherick,J.W.and Rankin,M.B.1990.Chinese Local Elite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本文所采用的“职业精英”观点同引自尤育号: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⑨Elman,B.A.1990.Classicism,Politics,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中文译本为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⑩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Weber,M.1968.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施坚雅声称中国士绅消亡于1951年左右的社会改造过程中,其依据是士绅作为阶级所赖以存在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基础在社会改造中被削弱、剥夺。原文见Skinner,G.1951.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77,pp.89-100。

(13)区别于政治意义上的王朝统治,本文所指“大一统”社会整合度,强调以传统儒家和谐、融合、团结价值理念对社会生活的体制化规定和主体社会成员对此的共同认知为基础,通过官僚机制和伦理秩序实现国家运转、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费孝通先生曾于1946指出,传统士绅的社会行为,其动机之一是自身利益与“大一统”社会整合度之间的正向关系,详见Fei,H.1946.Peasantry and gentry: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52(1),pp.1-17。

(14)如朱浒先生曾以“丁戊奇荒”(1876-1879)赈灾组织为例指出,绅商在洋务运动时期已部分接替“传统士绅”承担起监督、领导公共事务的社会功能。详见: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65-78页。

(15)有关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职业化”及其与工业革命关系的讨论,可见Musson,A.E.,Robinson,E.1969.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6)道格拉斯于1858至1864年间驻留中国,他亲历并直接参与了一些惨烈的晚清历史场面与事件,包括西方列强于1857-1860年间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60年对颐和园的野蛮劫掠,以及发生于1850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等。他于1858年开始在香港出任贸易督查署汉语翻译,1859年起效力于驻扎广州的英法盟军专员,1861年任北京英国领事馆第三助理,为盟军司令做翻译至1862年撤军,1862年6月起在天津任英国领事第一助理,随后开始在大沽出任英国副领事至1864年返英。之后,因其力作《大英博物馆中国印刷书籍,手稿和绘画汇编》(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的问世,道格拉斯于1877年开始成为世界著名汉学家。道格拉斯的亲身在华外交工作经历,使得其著作因第一手资料丰富而对了解晚清社会极具史料价值。关于道格拉斯生平及在华经历,可见:Legge,F.1913.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pp.1095-1099; Brown,Y.1998.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在线],大英图书馆杂志。可查询:〈http://www.bl.uk/eblj/1998articles/pdf/article8.pdf〉[2013年12月30日访问]。

(17)汪一驹认为,中国以及所有亚洲国家的近代化进程都因西方冲击而引发,原文见:Wang,Y.C.1961.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in China,1860-1949.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4),pp.395-426;关于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关系的讨论,见喻盘庚: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8)关于洋务运动及近代有关洋务运动研究的综述、述评可参见夏东元1980,1984,1985、李时岳1991、章鸣九1992等诸位先生的原作。

(19)Shapin,S.1994.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关于徐寿的科学成就,详见徐鄂云:纪念清代科技先驱徐寿,《大公报》1984年5月4-6;徐泓:徐寿、徐建寅与中国近代科学引进,《出版史料》2008年第1期。

(21)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折》,世界书局出版,1936年,第417页。

(22)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载《碑传集补·43》。

(23)曾国藩幕宾名单及幕府人物研究,详见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文通书局出版,1947年。

(24)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1页;有关徐寿及江南制造总局所译西书具体书目、门类,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请见汪家熔:徐寿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黑龙江图书馆》1989年第2期。

(25)《锡金四哲事实汇存·再上学部公呈》,转引自汪家熔:徐寿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黑龙江图书馆》1989年第2期,第62页。

(26)捷报,1875年4月1日(捷报,卷14,页301);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68。

(27)丹吐鲁原著、傅兰雅和傅绍兰口译、汪振声笔述、赵元益校对,《意大利蚕书》,上海:江南制造局,光绪24年(1898)。Dandolo,C.1825.The Art of Rearing Silk Worm.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有关此书的翻译历史背景、底本考证、中英文译本比较研究、内容分析及传播与影响,齐赫男的工作已较为系统、完备,详见齐赫男:《意大利蚕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齐赫男:意大利蚕书初探,《农业考古》2012年第1期,页206-212。

(28)本文使用的中文译本首版(1898)来自于浙江大学的大学数字图书馆,英文译本(1825)分别来自Google Books和Forgiven Books。

(29)《意大利蚕书》,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