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by Zhang Qingli (张清俐) emphasizing tha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to manifest a local/nativ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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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研究要彰显“本土话语”

张清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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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界提出,要创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很快引起中国史学界思考。如何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使命。“欲立而先破”,近年来,通过反思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21世纪中国史学应扎根中国大发展的实际,探索中国学派的成长之路。

  不能迷失“主体意识”

  2002年10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强调:“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要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

  在吉林大学世界史系主任任东波看来,“中国学派”命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长期以来表现在学术生态上研究偏颇的反思,这种偏颇主要体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史学传统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19世纪末外国史学思想传入,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如20世纪初,以进化历史观为基础的“新史学”;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受德国兰克学派影响的“史料学派”;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表示,除此之外,王国维、陈垣等学者在中西史学交融的研究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理论与方法。

  新时期出现了另一波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在推动当下史学创新与发展的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批判性吸收、利用还有所欠缺,20世纪初出现的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现象似乎重新出现。”任东波认为,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史学研究者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意识不足或对其批判不足。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广智表示,我们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需要正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我们一方面应全面系统地了解与认识西方史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另一方面在增强引进自觉性的同时,应克服借鉴的盲目性,决不能迷失中国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扎根中国社会发展实际

  如何处理好外国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实践的关系?“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实践表明,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也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于沛表示。

  五四时期,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于沛认为,这些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重要现实问题。正是在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尖锐问题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发展,并发展出有生命力的史学理论。

  相反,近代以来曾出现过的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却很快就消失了。对此于沛认为,正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需求,脱离了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这就要求,中国史学工作者需要有深切的时代感与责任感。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学人的社会责任感。于沛认为,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在回应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更加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同样,中外史学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于沛认为,这就要求历史学者要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盲目借鉴恰反映了一种学术不自信。事实上,我们不仅拥有20世纪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留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拥有包括二十四史等丰厚的传统史学遗产。然而,中国史学贡献却长期受到不公正评价。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甚至出现中国史学只有实录而“没有理论思维”的说法。

  参加过数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学者王晴佳,在总结参会感受时曾说,近年来,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在会上受到质疑和挑战,西方学者对我国史学家寻求中国“本土立场”的努力,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赞赏;另一方面,在国际会场上,“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远未消失,还是西方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把持着“学术霸权”。

  有学者提出,从目前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情况来看,大体上还是外国学者“冲击”,中国学者“回应”的状况。

  中国史学加快步伐“走出去”,展现中国学派形象,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工作者的使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张广智认为,应该推动中国优秀史学研究成果向国外的译介,比如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揭示与梳理,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以有力的历史证据推倒了西方学界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理论,也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谬说。

  “对于彰显中国史学特色的学术精品,应当及时向国际学术界推介,并以自己的‘本土话语’来影响国际史学。”张广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