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between historian Gao Yi (高毅), Hou Xudong (侯旭东) and Sun Yinggang (孙英刚) on publ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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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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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历史学家李学勤和出版家郭志坤主编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1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国古代史方面图书的出版,曾推出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101卷的《中华文化通志》等很多品牌之作。“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是该社出版传统的延续,也是一次创新的尝试。所谓创新,是指这套书有很多与同类图书不同的新特点,比如先秦部分包括《夏史》《殷商史》《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等5册,在全部12册中占了约40%的比例,如此突出早期中国在同类图书中非常少见;又如突出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少数民族王朝、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都给予了更充分的表现……从今年1月份出版以来,这套书已销售1万5千套,也表明了这套书受欢迎的程度。

日前,“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围绕“历史研究如何走向大众”的主题,李学勤、郭志坤、王兴康、沈飞德、侯旭东、高毅、马勇、王子今、李世愉、孙英刚等十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历史研究如何走向大众”是一个老话题,但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当前学术评价体制下,普及读物一直不受重视,这种情况下如何调动学界参与的热情?在影视历史剧流行的今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历史普及如何赢得读者并守住真实性底线?……我们在此选登三位学者的发言,以供读者参考。

让历史学回归公共领域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历史知识的社会普及,现在有个正式术语叫做“公共史学”。在美国,这好像是个新兴学科,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距今约40年。但对我们来说,公共史学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好像就挺熟悉家史、村史、厂史、社史这些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知识读物,像吴晗、陈翰笙编的“中外历史小丛书”,都属于公共史学。

    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重视公共史学,除了中华民族有一种特别重史的传统之外,可能还和一个事实有关。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往往特别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比如法国在西方就是一个历史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法国的18世纪是哲学世纪,19世纪便是史学世纪。19世纪是法国现代化转型特别剧烈的时期,从复辟王朝时期人们就谈史成风,学者们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研究法国文明史、欧洲文明史,也热衷于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西方的汉学就是在这个世纪由法国人首倡的。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非常注重利用一般历史知识实行公民教化,传播共和主义。直到现在,法国的公共史学仍然很发达。法国的历史学家特别喜欢“触电”,很多学者充满热情地到电视台去宣讲历史。法国公众对历史也特别感兴趣,一些枯燥无味的历史书籍在法国往往会成为畅销书。法国的34000多个村镇,几乎都有自己的地方史学会。

 

我们要强调公共史学在当下中国的重要性。目前,学者写通俗历史读物对评职称、评奖都没有什么帮助,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劳动成果的价值,要克服轻视和鄙视这种劳动成果的偏见。

 

历史这门学科的首要目标是求真,大家对这一点都没有异议。所以严肃的历史作品不可以是戏说。不过历史文学作品不算历史著作,戏说一下也无妨,像戏说康熙、戏说乾隆,倒也无所谓。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坚决杜绝了戏说,这是很好的。另外这套书强调“细讲”的定位很好。历史要走向大众,就要注重生动可读、引人入胜。怎么才能把历史讲得引人入胜呢?一个要点就是要重视突出细节。细节是历史的血肉,没有细节,只有宏大叙事,只讲大概过程,历史就不生动,也无法吸引大众。当然也不能只讲细节,细节描述要和过程概述结合起来,讲细节也是为了说明一些道理。这套书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读起来跟读一些通史著作完全不一样,这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我还想就公共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公共史学有一个多样性的问题。因为社会公众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同的群体对历史知识的需求也不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受教育水平,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甚至不同的性别,都会导致人们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怎么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通俗化当然也很重要,这是公共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知道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倡导社会经济史研究,而且特别强调史学的科学化,发展了计量史学,他们的书里很多数据、图表。但这种史学很快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书没人看,全是数据、图标,枯燥无味,怎么能让读者提起兴趣?这样一套科学史学就出现了危机,走向了破产,代之而起的是上世纪70年代政治史、事件史的复兴。史学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有人情味,要调动人们的感情,要让人们感动,要让人们有兴趣。只有以这种带有人情味的取向去开展公共史学,公共史学才能真正走向成功。

 

把被遮蔽和忽略的历史告诉公众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教授,《隋唐五代史》作者)

    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知识人(他不喜欢“知识分子”的说法)不应该只是文化消费者,更应该是文化生产者;不应该只阅读品评别人的作品,更应该写出自己的作品回报大众。只有如此,才能一点一滴,积少成多,推动知识创新和文化进步。目前就历史研究的情况而言,存在一种令人感到沮丧的局面。一方面是专业精深的学院派研究,一方面却是庸俗附会的历史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知识界并没有有效地肩负起将“健康”、“全面”的历史知识、观念、意识传递到普通大众的责任,而是放任庸俗、歪曲的历史观(比如将历史简化为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宫廷阴谋的影视作品)占领大众心灵和脑海。

在知识创新和社会文化进步之间,实际上应该存在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间知识阶层。在西方,这个中间机制是有效存在的,我们看到《国家地理杂志》、《Discovery》所录制的节目,既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又吸引大众的目光。日本的NHK拍摄的历史纪录片,比如《佛教的飞翔之地》,将重要的学术观点直接纳入文化传播之中,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我们目前的困境正在于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让历史知识的创新较为有效地转化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动力的机制。这一点,绝不是靠少数学者在电视上讲讲故事可以解决的。这需要学科的“有力者”向社会和大众推介历史研究的社会意义。

历史研究如果走向大众,很可能需要突破目前结构单一的叙事模式,尽量呈现出以往被遮蔽、被忽略的历史情节,尽量恢复真实的历史图景,才能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吸引大众的关注。笔者从自己研究的角度,谈三点感想。

第一,不能画地为牢,应该强调中国作为开放文明和世界帝国的历史特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界并不是历史上中国文明的边界。正如研究中国佛教史,必须强调佛教在希腊-巴克特里亚、贵霜时代在中亚的酝酿时期。很多观念、思想乃至符号,都在那里得到发展,然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里也是中国佛教,以及中国文明源头的一部分。将这些层面纳入中国历史的研究视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文明的发展。又比如安史之乱,若放在整个世界史或者亚洲史的框架下看,就让我们更加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自安史之乱后,中国自中亚撤退,一直到清朝中期,再也没能返回中亚,长达一千年。我们看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知道,唐代那里的儿童熟读《论语》,而且佛教发达。在汉唐时代,中亚是中国文明的前哨,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文明的躯体。但是从8世纪中期之后,不但中国文化撤出,稍后连佛教也被连根拔起。经过千年时间,新疆全数伊斯兰化,连陕甘这些曾经是帝国中心的区域也变为伊斯兰世界的外围地区。自此以后,巧合的是,中国文明似乎不再具备世界帝国的性质,有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有的认为中国文明内转。

第二,不能有知识的傲慢,应该消除现代理性和古人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的隔膜。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知识和信仰,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政治起伏,都在这样的知识和信仰的环境中发生。以往我们很轻易地把一些曾经在中国文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成分斥之为“封建糟粕”、“迷信”,反而瓦解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比如从汉到唐绵延近千年的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科学”知识体系,不但汇集了当时对世界、宇宙的系统理解,而且是当时以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为中心的政治学术的基础。如果将这一套极为系统的知识系统和当时西方的政治学说对比的话,可以说毫不逊色。绝不能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只是建立在简单粗暴的阴谋论和暴力论的基础上。又比如,中国曾经一度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至今日本很多宗派仍将祖庭追认到长安。可以说隋唐时代是个佛光笼罩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理论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持有的理性傲慢,将大宗的宗教文献抛弃在研究视野之外,从而忽略了中国文明曾经的融合、包容的特性。

第三,不能“伪造”传统,应该揭示中国文明绚烂、包容的特性。对传统的复归,绝不是让带有腐尸气息的负面元素沉渣泛起,比如强调女生三从四德、小孩子背诵《弟子规》。既要讲中国文明灿烂辉煌的时代和层面,也要深刻反省曾经出现的历史教训,这样才能建立全面、健康的历史意识。

能否设立一个“公共史学奖”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华读书报 》

    关于历史学研究如何走向大众,其中一个方面是机制的问题。高毅先生提出的“公共史学”这个词比较好,我们可以呼吁在中国史学会下面设立一个公共史学会的二级分会,还可以设立一个公共史学奖,以鼓励和引导大家在这方面投入精力。

现在清华正在进行人事改革,我们在讨论每一个教师的工作安排,其中一项是公共服务,但现在我们提的公共服务还仅限于为系里和学校服务,其实应该增加一部分,即面向社会和大众的服务。美国的教授都有这方面的任务,他们要经常给社区里的邻居们做演讲。科学界的科普也有这个问题,大家也不是都愿意参与。所以还是要有制度性的规定,以推动学者们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大众。

另外,我们要注意利用各种媒体形式。在香港,中学教材已经不再用纸本,而是用电子书。电子书可以插入图片、视频等图像资料,对于历史普及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于电视,很多专家提到,他们不爱看历史剧,我也如此,但我觉得纪录片还是大有可为的,比如考古学方面的纪录片。我们去不了考古现场,通过纪录片能直观地了解考古现场的情形,并通过配图、解说了解背后的历史文化,这很不错。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关心考古学?可能纪录片发挥了一定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教科书。教科书是历史学走向大众最核心、最关键的渠道。但目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干巴巴的,没有细节,很难让人满意。我问过很多中学生,他们都很喜欢历史,但不喜欢上历史课。历史教科书讲的都是结论,让孩子们背这些结论,他们会喜欢吗?历史教科书要有细节,有血肉,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要让他们自己得出看法,而不是灌输一些观点给他们。希望大家能够推动教科书的改进。

现在我们强调弘扬传统,但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历史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但也有大量负面或者灰色的东西,不能挑挑拣拣地只讲光明的,不讲幽暗的。真实的历史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比如腐败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从官僚制建立以后,从西汉起,腐败的现象就存在。历史的各个面向都要展示给读者,而不是对历史进行人为的有特定目的的剪裁,因为那会误导读者。错误理解历史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会导致我们看不清现实、误解现实。

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在让历史学走向大众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值得肯定。我个人主要研究秦汉史,重点拜读了《秦汉史》这一册。全书主要是秦到东汉末年的政治史叙述,其他的面向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讲的比较少。我同意政治史是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但那毕竟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希望将来修订的时候,别的方面能够有所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