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on how history should turn towards the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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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该如何面向大众?

早报记者 许荻晔

 ▲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左)及出版家郭志坤

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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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及出版家郭志坤联合主编,集12位历史学者之力,历时7年完成。今年年初出版后两个月内即加印,不少媒体亦就此展开了历史写作的相关讨论。5月25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丛书出版座谈会,探讨了当下历史研究如何走向大众的问题。

“一项学术活动从接受题目、确定课题开始,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写成文章,结题报告,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还应该把出版环节纳入进来,将学术工作呈现给公众,这也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这本书的所有链环,到今天可以说是完成了。”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会上说。

既学术又通俗的中国史

2008年,出版人郭志坤找到历史学家李学勤,讨论出版一套既有学术含量又通俗好读的中国史,双方一拍即合。郭志坤原系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主持策划中国断代史等重大史学出版工程,身为上海文史馆研究员,其所治先秦史研究著述亦颇丰。而李学勤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曾与郭志坤共同编写《中国古史寻证》。

“所谓以史为鉴,怎么为鉴呢?为鉴什么呢?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告诉公众的,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是我们讲给公众听,使公众受教育,而是我们欠他们的,我们应该对社会提供服务。”83岁的李学勤解释。

在两位史学家的构想中,这部面向大众的通俗化的历史丛书,应突破现有历史叙事的一些窠臼:如对既有的“阶级斗争”、“残酷战争”的分析及侧重,转向对于阶层、民族及世界各国间的交融交流的记述;既不“唯帝王将相”又不“否帝王将相”,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厚生、民本思想的价值;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材料并非拘囿于官修正史,而兼用正、野史,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

回顾7年主编历程,郭志坤介绍,最大的困难就是催稿。“从落实项目到最后推出这么长时间?什么道理,就是作者交稿一拖再拖,很多变动,虽然是签了协议的。甚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还变动过作者。”

郭志坤理解作者的苦衷,首先他认为,与很多人的观念相反,通俗的历史著作并不好写,写作者不仅要掌握史料、吃透问题、保持判断,而且需要对古今文体的转化得心应手;其次,在当下学术界,这一类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是不计在学术考评之列的。如丛书《秦汉史》的作者复旦大学讲师马孟龙曾给郭志坤写信,说自己思考了很久接这个任务“值得不值得”的问题:首先必须回去补课,重新阅读秦汉史其他领域的进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但耗费力气写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却对专业考评毫无作用。

“现在各种歪曲的史学冲击着普通的民众,好像秦汉是混乱不堪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发声,谁还能够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呢?”马孟龙最后在信中表达了他的决定。

年轻学者如何写史

两位主编中,李学勤已耄耋之年,郭志坤也已经年过古稀,但丛书的12名作者以年轻学者为主,平均年龄不到40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看过丛书,最大的感慨是,里面的作者一个都不认识,“有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恍惚之间就被抛弃了。”另一个感慨,这群长江后浪让他印象深刻,“这套书有时代的气息在里面,研究者想突破老式的、过去的说法,还是很不错的。”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副所长张越有类似感受:“我看了这些书以后,对作者特别感兴趣。写这样的历史著作,要适应现代的社会,特别需要下一代的年轻学者们参与进来。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的文本行文特点能够抓得住当前的读者。”

在肯定年轻学者的工作的同时,马勇却表示,如果是自己的学生,他不会建议他们接这个工作。“社科院是这样,如果没有把体制内的问题解决,上来就写通俗,他在体制内的工作就是负分,评不上职称。”

但果然年轻学者的思路跟他不一样。《隋唐五代史》作者孙英刚并不认为写通史类读物会影响学术研究,“我认为这是互相促进的,知识人不能光是文化消费者或知识消费者,拿别人的书来读一下、批评一下,自己又写不出来。必须是一个知识生产者,你得有所发明,给社会回报一点一滴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推动,但至少这本书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写的这段历史,了解曾经被忽略的一些面向,对于理解我们的传统和文明有所帮助。”

《殷商史》作者王进锋更认为,有很多研究著作都做到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正文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把细致的考证部分放在脚注;引用部分不破坏正文流畅,如果不能保证,就用自己的话表述,在脚注解释一下,这样在技术层面就解决了学术与通俗的问题。”

在写作上,年轻学者亦挑选一些读者容易进入的角度,甚至由此启发自己学术兴趣的方向。《殷商史》年代久远,史料尤其是故事较少,在引起读者兴趣的角度,王进锋特地挑选了甲骨文,作成专题解读。而孙英刚则在通读前人五代史的时候努力思考如何写出不同,最后他总结了两点:一是之前中华文明作为开放的文明曾扩张直至中亚,远非今日的中国版图想象,只是在安史之乱后发生了回撤。二是如今的科学理性,对隋唐五代时期的知识世界、信仰世界的隔膜,在他看来,阴阳五行、天文星象的知识系统,其中隐含的是政治思想与政治企图。

但在他看来非常遗憾的是,最后出版的书中,他的这两点论述均未呈现:“或许是并不讨喜。但我认为通俗读物并不一定要媚俗,有时候需要创新和改造,但创新的部分却是最容易被拿掉的。”

提升学者

写通俗作品的积极性

虽然在如今的学术体系中,面向大众的通俗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但曾经是有一个大学者积极写小册子的时代。研讨会上,很多人提到了1950年代末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从1958到1966年,这套书出了147种,包括马勇在内的很多学者就是从这套书开始,从无到有地习得了历史知识。

对于公众了解历史的需求与热情,各位学者均予以肯定,但如何在现有环境下提升学者写作通俗作品的积极性?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世愉认为,当年吴晗是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动员了很多大家都来写普及性小册子,但在今天可能需要考虑一些新的动员方法。“历史所原来编了《中国通史》,是院里的任务给了所里,各方面待遇很好,就完成得很快,反响也不错。是不是可以建议给这类读物一些评奖?社科基金里每年有上千个项目,能不能拿出1%?如果有榜样的作用,应该能有很多好的成果。”

许多学者的建议均是提高待遇,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认为,可以提高此类作品的稿费来表示对作者、对通俗读物价值的尊重。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认为,可以设立专门的通俗史学的奖项,以奖励比较好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