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Jianli’s (杨剑利) review of Huang Xintao’s (黄兴涛)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haracter ‘she’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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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她”字的认同

——读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

杨剑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注释从略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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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表征文化变迁的指针。从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名词看思想文化的演化,近年来已成为不少史家自觉的学术追求。黄兴涛教授是一个先行者,其匠心之作《“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她”字》,凡引该著仅在文中夹注页码)是这一趣向的代表性成果。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她”字是五四新文化人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的一个发明,黄教授认为,此字的创制、流通与认同凝聚了丰富的思想与文化史内涵,可资“反思跨文化接触和现代性问题”(第4页)。《“她”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示这方面的内涵。

或受欧美“新文化史”影响,该著在刻画故事细节、再现认同过程、揭示过往的“可能性”等方面皆颇为用心,“叙事”色彩浓厚。不过,与新文化史只满足于用“显微镜”铺陈故事并刻意回避因果解释不同,该著还保有传统史学探寻因果的旨趣。作者明确指出,历史的终局“并不符合他们排‘她’的逻辑与护‘伊’的意志”(第30页),而是多方博弈、多种可能性竞合的结果;代词系统“他、她、它”最终格局之定型“并不是照搬哪一家现成方案的直接产物,而是在语言学家的引导和文化人的实践示范等的基础上、最终又经过了社会大众语言文化选择的结果”(第112—113页);“她”字之最终得到全社会的认同,“无疑存在着某些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语言历史因素乃至政治文化因缘”(第147页),“并不取决于其所因缘的‘西方性’”(第154页),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需要及其追求”(第160页)。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讲述多方博弈故事的过程中,始终有意识在避免某种“目的论”式的解释,即“尽量摆脱‘目的论’的诱惑”(第210页),但最终没有逃脱“现代性”的诱惑。“现代性”这架“望远镜”左右了故事的终局。

陈寅恪先生尝言:“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她”字》史料翔实,叙事生动,富有启发性,当是切实践行陈先生此言的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读毕该著,笔者获益匪浅。不过,对该著用来做因果分析的现代性概念及相关问题,笔者尚存有一些疑惑,也存有一些不同看法。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谈点一孔之见,请黄教授批评指正。

一、现代性与西方性

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是受外来西方主导还是由本土自身决定,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争论不休又难以回避的问题。费正清和列文森的“冲击—反应”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作为两种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她”字》也在观照这个问题。在个案剖析中,黄教授将问题具体化为“她”字的创生与认同是取决于“西方性”还是取决于“现代性”,或者说,“她”字的成功是由其因缘的“西方性”还是由“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所决定,并力求予以阐明。

黄教授想要阐明的问题与刘禾有些关联。刘禾曾认为,“她”字的发明是缘于中西“语言之间的不平等”。这个似有“西方中心”意味的观点在黄教授看来并不恰当。他说,“她”字的产生虽与中西语言的接触有直接关系,但那只是“外缘”,其最终被汉语接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根本上仍取决于其自身被时代激发出的现代化需要”;“汉语中经过了各种争论与选择而终获成功的‘她’字之实质,并不取决于其所因缘的‘西方性’,它在本质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之果,而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诉求之结晶”;“‘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霸道的西方,不是因为西方语言中有,汉语中也就必须有,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发生了关联,从而为汉语所接纳。在这里,‘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只是偶然发生了重合而已”(第154页)。黄教授对“她”字缘何被汉语接纳的理由做了多重说明,在其对比性的论说中不难发现,他对“她”字的“西方性”和“现代性”做了内外界分。其中,“西方性”对应西方的特点和文化霸权,是中西语言接触这个偶然事件亦即“外缘”的一个构件;而“现代性”对应中国自身的现代化需要或时代诉求,黄教授虽未明说,但显然就是“内缘”;外缘只是一种机缘,不具有决定性,内缘才是决定性的。

西方性和现代性内外之楚河汉界的划分当然有其道理,比如投石入水,外来的石头带来波纹,但不能认为水体因此就被彻底改变,波纹是表面的,引人注意,水体真正的变化还是取决于水体本身。黄教授的界分似在提醒我们,要从水体看波纹。

不过,基于与黄教授稍稍不同的对西方性和现代性的理解,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内外界分。首先,就“她”字来说,该字是由“他”字分化而来,其西方性不管有多少,最主要的一点应该是“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区分性别”这一西方的做法或观念。“他”字的分化源于此。从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书写实践来看,汉语的选择虽然有多种,但不管是用“她”字、“伊”字还是其他字,都是在挪用“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区分性别”这一西方观念。窃以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区分性别”代表了“她”字的西方性,它纵贯了汉语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实践的始终,没有它就没有“她”字。在这一点上,“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是“内在”不可分的。黄教授认为,“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只是“偶然发生了重合”,“因为‘她’字最初被某人设计成第三人称女性单数代词本身,同其后经过学界讨论、以及社会化的实际选择而最终流行开来,两者之间仍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当时,并不是所有西方性的语言特点都被汉语所吸纳,可以从反面有力地证实这一点”(第154—155页)。西方性与现代性“偶然重合”同其“内外界分”是一致的。“偶然重合”表明“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是交叉的,但“偶然”二字又表明这种交叉可以分离,即现代性可以排除西方性,独立于西方性。笔者以为,尽管“她”字的现代性如黄教授所言没有吸纳所有的西方性,但它并不能排除所有的西方性(如“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区分性别”),与西方性截然分离。

其次,就与西方性相联系的文化霸权来说,黄教授认为,汉语对“她”字的接纳不能归结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而是自身的现代化需要或现代性诉求。黄教授在此可能是想强调中国的能动性或本土因素的主导性,突出中国人对“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区分性别”这一观念认同的自主性(或者说“她”字的认同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诉求对西方文化和观念的选择与编码)。这当然有道理。但是,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是一个整体,中国人对其中某个观念的接纳会受西方文化在整体上“优于”中国文化这个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影响。黄教授在这里对现代性诉求的“自身”因素或自主性的强调,不能不说容易引起这样的误会,即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可以超然于西方的文化霸权。笔者以为,如果中国的现代性诉求本身就是由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触动的,并以成就西方文化霸权的那些东西(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等)作为目标,那么,黄教授意下的能动性或主导性就无法超然于文化霸权,即便不算霸权压迫下的被动性,恐怕也难说是完全自主的,而要包含对霸权文化某种意义上的“接受”。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不仅通过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的直接方式,还因为他们的观念逐步被‘庶民阶级’所接受。”略加改造似乎可这样说:西方殖民主义实现其文化霸权,不仅通过文化强势控制的直接方式,还因为他们的文化和观念逐步被“被殖民者”所接受。罗志田亦曾指出,文化霸权是“双向度”的,其形成与维持,“不仅有支配群体及其文化强势控制的一面,而且有被支配群体因各种历史和时代原因对霸权文化大致接受甚而主动赞同的一面”。具体到近代中国,文化霸权表现的“双向度”也显而易见。就像黄教授所指出的,殖民主义携文化霸权入侵,给国人带来“痛苦”,也给国人带来“启迪”(第158页)。而“启迪”,不管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学会机关枪对打”,似乎都在说明国人对西方文化霸权那种既恨又爱、既抵抗又接受的矛盾心态。“她”字问题虽如黄教授所言不能归结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但如果换一个“向度”,某种程度上未必不能归结为对其的认同和接受。

“她”字问题的实质是“他”字的分化。其实,根据《“她”字》发掘的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在近代有关“他”字分化的争论中,“西方”一直是一个抹不掉的影子。反对分化者认为,“中国人应该坚守自己的语言文化特质,按‘中国规例’、‘中国习惯’来书写汉文”,不要轻易“舍己从人”(第137—142页),指责分化是对西方的盲从。赞同分化者(主要是“五四”新文化人)虽认同西方,但并不认为分化如反对者所言是在效仿西方。他们指出,“他”字分化可以简化汉文原来通过上下文来确定性别的做法,“更符合今人和未来的需要”,汉语传统并非“永远不动”,要随现今的“新需要”变化(第60—62页)。简言之,分化是应“事势”需要(第110页),并非盲从。新文化人言下的“新需要”和“事势”与黄教授的“现代性诉求”、“现代化需要”非常相似,无疑表达了一种实情,也让“西方”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西方”并没有因新文化人的时空挪移(“新需要”取代“效仿西方”)而消失,也非无关紧要,因为它一直藏在他们的脑子里,并左右了他们面向未来的视线。

在“她”字创制之初的讨论中,周作人就英文“She”的汉语对应字之设定提出了一个标准,即这个字既应是“眼的文字”,也应是“耳的文字”。他认为,“她”字只是“眼的文字”,不是“耳的文字”,“倘若读音而不看字,便不能了解,实是缺点”,因此建议采用读音与“他”字有别的“伊”字(第27—29页)。周作人提出的标准既讲究字形又要求读音,无疑是一个拉丁化的“他”字分化标准。有意思的是,这个标准,特别是“耳的文字”之主张,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人的任何怀疑,不仅赞同“伊”字者视之为理所当然,甚至反对“伊”字钟情“她”字者亦无条件接受。譬如,“她”字的发明者刘半农,即认为“她”字与“他”同音是个缺点,而努力要为它设定一个不同的发音(第62—63页)。而在“她”、“伊”竞逐中,为规避与“伊”字相比读音方面的缺陷,甚至有人建议“她”读“伊”音(第73页)。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她”字已基本战胜“伊”字而流行开来时,受钱玄同等语言学家的影响,一些权威的字典和词典为“她”字设定的发音竟然多为“伊”音(第133—135页)。尤其有趣的是,反对“她”字的主将寒冰在指责为“她”字辩护者“拿英语做标准”的同时,却要求“她”字应在口头上分出阴阳性才有价值(第58—61页),完全没想到这样的要求更是在“拿英语做标准”。

新文化人对“她”字不同于“他”的读音之设定,可以说是他们的“新需要”,也可以说是他们对汉语的一种“现代性诉求”。而这一“现代性诉求”显然是以对“西方”的接受为前提的,融合了西方性,只是对“她”字的认同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集结中西并模糊内外的矛盾体,想在其中明确界分本土因素与西方因素“在认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李欧梵曾指出,中国的现代性是历史当事人对“现代”的一种“想象”(类于黄教授说的中国人自身的“诉求”和“追求”),这一“想象”本身一体两面,既面向未来,也面向西方。依笔者愚见,历史当事人的现代性诉求、“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需要”,并不能当作纯粹的中国因素或“中国性”看,因为这一诉求或需要本身包含了复杂的动因,不能排除西方的影响。或许受文化上民族主义情感的驱动,黄教授将现代性与西方性内外并置,试图以之表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诉求的决定性地位,含有挑战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概念的意图,固然可取,但如果把中国的现代性诉求看作是一种可以超然于西方、取决于中国自身的东西,可能也难免陷入类于西方中心的片面。

二、“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

“她”字涉及性别问题,从纯语言的角度看,它意味原来没有性别区分的汉语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将实现“男女有别”;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它在文字层面上对“女性”的凸显与时代越来越强的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相关联。性别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时代问题,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喻说,它以“男女平等”的现代理念参与了“她”字问题的争论,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呈现了现代性的面貌或说“内在矛盾”。《“她”字》对此做了精彩的呈现和揭示,其中既涉及当时的历史情境、时人的观念,也包含了作者自身的看法。

如黄教授所示,“她”字诞生于妇女解放思潮勃兴的时代,它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为了翻译,也是为了用来更有效地标识女性个体,并以其在书写实践中带有的泛指功能来凸显女性“性别的整体意义”(第46页),表达并提醒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整体的关注。一般说,一个新词的出现总是意味着有一类对象需要格外关注。“她”字即是如此。它迎合了特定时代的性别文化的呼唤,也“历史地参与并且影响了”呼唤它的性别文化(第3页)。“言词不仅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也是改变现实的工具。”“她”字对近代中国性别文化的建设所起的作用以及对“男女平等”这一“现代性价值”(第92页)的维护与巩固,即可如是观。从该字的实际使用看,它发明之初是为了用来指代女性,它早期的入诗入文入画实际上包含了新文化人的一份女性关怀,自然也会加深读者对其所刻画的对象的印象,这无疑有益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需求。另外,新文化人在使用“她”字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用它来指代女性,还用来指代“心目中的其他美好的、被赋予情意的事物”(第51页),如祖国、自己心爱的作品、新文化运动的事业,等等。“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脱离原来所指之事物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她”字的如此使用在某种程度也使之成了一片包含“美好”和“情意”的滤镜,反过来可以形塑人们对女性的感知。诚如黄教授所言,“她”字指代美好事物,“这一用法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妇女和性别观念发生改变的结果,又反过来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尊重妇女这一新时代的性别价值取向”(第172页)。

不过,亦如黄教授所见,近代性别文化与“她”字之间的互动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么有条理。一般认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关怀凸显了女性议题,这是“她”字产生并流通的一个先决条件。历史吊诡的是,“男女平等这一现代性观念”非但未被时人用来为“她”字的合法性辩护,“恰恰相反,倒成为当时不少人反对‘她’字最重要而有力的思想根据之一”。譬如,有人认为,“在这个竭力消灭男女行迹的时候,标出这样一个新式样的‘她’字,把男女界限,分得这样清清楚楚,未免太不觉悟了”,根本反对“他”字分化。另有知识女性和女权主义者虽认同“他”字分化,但反对“她”字而赞成“伊”字,因为在她们看来,“伊”、“他”都是人旁,能体现男女平等精神,而“她”字是女旁,与“他”、“牠”相比衬,含有女性非“人”的意思(第76—79、92—93页)。

“男女平等”是近代性别文化区别于传统的突出表征,时人将其和文字关联起来,以反对“他”字分化或“她”字,而不是为“她”字辩护,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当然,对于这种关联,当时赞成“他”字分化或“她”字者并不认同,认为此举是混同了文字上的事与“妇女解放”的政治追求。譬如,有人指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区分性别并不是“主张男女要有区别……不过为文字上容易辨别,和男女不分界线的主张没有妨碍”(第78—79页);也有人指责女权主义者拿“她”字的偏旁说事是在有闲“玩弄一个名词”,“舍本逐末”,忘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真正使命(尽管女权主义者自己不这么认为)(第97—100页)。

黄教授对“男女平等”参与“她”字问题的争论做了细致刻画,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时人理解的“男女平等”;一是“男女平等”和文字的关联。从当时的有关争论看,时人的根本分歧在后者,即该不该把男女平等和文字上的事(“他”、“她”有别)联系起来;而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争论的双方却大致是一致的(尽管有细微差别),多默认“男女平等”是指“男女不要区别”、“男女不分界线”、“消灭男女行迹”,并没有人对这样的男女平等的主张表示怀疑和反对。黄教授说他翻遍历史文献也没找到时人直接以“男女平等”来为“她”字辩护的文字,也正好说明了这样一种男女平等观念在当时的普遍性。

可是,对于时人普遍分享的这种男女平等观念,黄教授并不认可,似乎觉得不该如此。他说:“男女平等,既是消灭男女畛域的共同人性标准的呼唤,同时也未尝不是男女性别首先明确区分、彼此独立的诉求。更确切地说,要‘平等’必须先‘区分’,只有真正把握了彼此的‘差异’,才能最终寻得真正的‘平等’。现代性内在的这一深层矛盾,在一个小小的‘她’字问题上,可以说得到了高度集中的体现。就此而言,汉语传统中不分男女的‘他’字,也并不意味着尊重女性的男女平等,毋宁说乃是漠视女性、甚至轻贱妇女独立个性的语文表征。”(第158—159页)黄教授大概觉得,时人的男女平等观念存在问题,如果他们持有一种尊重男女差异的男女平等观念,就不会认为“他”字分化违背了男女平等。这里首先需要声明,作为今天的一个女性,笔者其实非常赞同黄教授所主张的那种兼顾男女差异的男女平等观念(尽管其“真正的‘平等’”之说有超历史的嫌疑)。其实,流行于近代乃至1949年后一段时间的那种不管男女差异、追求男女一样的男女平等观念在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的抨击之下,目前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但是,笔者以为,不管黄教授所反对以及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所抨击的那种男女平等在现在看来有多么不妥,它对于历史当事人来说却是可理解的,而从反传统性别文化的角度看,甚至是可取的。

传统性别文化以“男女有别”、“男尊女卑”、“以顺为正”这三条相互关联的性别规训为支柱,与儒家政教体系相互支撑,共生共荣。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代,特别是在“五四”反传统的时代,这一性别文化遭到了全面的抵制和批判。与传统相对,反对男权压迫,主张男女一样、男女平等成为“现代”意义的性别文化,“做男人一样的女人”、“以男性为标准”成为做女人的新主张、新标准。黄教授所主张也被传统所强调的那种“男女差别”和“女性阴柔”在这里被抛弃。我们现在也许会认为,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的历史是有问题的历史,合理的做法是新旧兼顾。但这毕竟是后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反孔教时曾说,孔教并非“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愚以为,陈独秀关于新旧不能两立的论说,对于今人以一种“了解之同情”去理解近代那种“矫枉过正”式的“男女平等”是有意义的。“男女有别”并非一无可取,盖要男女平等,则“不得不”以男女有别为非;而要讲究男女差异,又“不得不”以男女平等为非。这种“不得不”大概也是时人看待当时性别问题、追求“男女一样”的思路和心境。

观念总是与特定的历史情境相关联,“消灭男女行迹”、“男女一样”、“以男性的标准为标准”、“做男人一样的女人”,这些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理解,是对传统“男女有别”观念的反拨。我们如何能够要求历史的当事人应该持有我们在了解他们的“过失”之后才持有的那种观念,并以此做出更为“合理”的抉择呢?

黄教授反对时人在“他”字分化和“男女平等”之间建立的那种“语文表征”之关联,而是将此颠倒了过来,认为:与其说汉语传统男女共用一个“他”字意味着尊重女性的男女平等,“毋宁说乃是漠视女性、甚至轻贱妇女独立个性的语文表征”。这一颠倒所指向的当然是时人所持的那种不讲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观念。但是,其本身却有些过于发挥了。黄教授说男女共用一个“他”字不意味着尊重女性,而在笔者看,这也不意味着尊重男性。如果说其漠视、轻贱了女性,那同样也可视其漠视、轻贱了男性。其实,“他”字分化与否,也许正如时人所言,与“男女不分界线”的主张没有关联;同样,与漠视女性、轻贱女性与否也没有关联。黄教授发挥出来的“语文表征”之关联,多半是出于一种先入之见(即事先就认为传统漠视、轻贱女性),与对汉字女旁敏感的女权主义者在“她”字的女旁和“侮辱女子”之间建立关联多少有些相似。

黄教授批评“以男性为标准”的女权观念,“反对根本漠视、绝对轻视、甚至完全无视男女生理差别意义及其社会延伸的偏颇观点”。黄教授所言似在针对当下的一些女权主义者,但似又不全如此。譬如,针对清末以此观念建构的新词“英雌”,他说,该词的使用“未能真正摆脱以男性为标准的‘英雄’范式”(第89页)。笔者的疑问是,在妇女解放刚刚起步的清末,“以男性为标准”恰恰是其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女革命党人所崇尚并主张的做女人的标准,怎么可能会有“摆脱”呢?所谓“摆脱”,大概是作者基于自己的所见对历史当事人无意中施加的一种愿望。

黄教授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即兴发挥或可说是一种题外话。应当说,他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男女平等”,而是“她”字问题,或者说“男女平等”作为时人追求的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性别文化如何影响“她”字的认同。就此而言,《“她”字》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也不乏真知灼见。其中,通过一字之争揭示出来的现代性别意识与传统汉文字之间的纠缠、性别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很是令人回味;而作者对标识女性的新名词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之间关系的提示,也会给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以启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揭示“她”字问题蕴含的性别文化意义时,还通过发掘和解读有关“”字的有趣的史料,别具匠心地喻示了“她”字与男权文化之间的隐秘关联,使人联想:为什么从“他”字分化出来的是“她”字而不是“”字?“她”字是男权文化(或时人说的“男性中心时代”)的产物吗?如果是,那么其承载的女性关怀与尊重会不会是男权社会在女权意识觉醒的年代“哄骗”妇女的一种新把戏呢?这是《“她”字》隐含的问题,值得玩味。

三、现代性的界说与因果解释

用现代性概念来分析“她”字的社会化认同,是《“她”字》因果解释的一个主要方面(另一个是“汉语传统”)。不过,现代性概念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充满歧见。吉登斯用它来表示“后传统的秩序”、“工业化的世界”;韦伯及其追随者将它定位于“理性化”或“合理性”;跨国主义者将其塑造为一种“世界大同的体验”,用以涵括科技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启蒙与解放的事业;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现代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一种“压迫性力量”,自由与人性的敌人等等。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可塑性的符号,吸附了不同的指示物和价值,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它的麻烦在于“它是不停地变化着的”,其本身也需要解释和界定。从《“她”字》的运用看,“现代性”既可以说是一个分析工具,也可以说是该著想要呈现和解释的一幅图景。黄教授对这一工具和图景做了说明。他说:“现代性的内涵是丰富、多维而矛盾的,它既有特定的历史内容,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法制’等范畴所包含的价值,又可以是从‘合理性’角度来加以把握的一般原则。就后者而言,它对于人类往往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意义。”(第155页)这应该是黄教授对现代性做出的一般性界定。

从黄教授列出的现代性“特定的历史内容”的菜单看,现代性似乎有些偏西方性。不过,他关注的不是这一点,而是现代性超越西方性的一面,即“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意义”的“一般原则”。而且,这样的原则可以用“合理性”来把握:“首先,它有精确性的要求。在‘他’字成功分化出‘她’、‘它’等字,‘他们’分化出‘她们’和‘它们’等词的过程中,这一追求精确的现代性原则在自觉的语言设计者们那里,具有直接的诱导之功……其次,它还有简约性和有效性的要求。当时那些过于繁细的分化方案,如设置‘通性’词和‘中性’词两分方案最终仍被社会所淘汰,主要便基于此。”(第155页)出于因果解释的必要,黄教授在这里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现代性概念做了抽象化的处理和应用,即把“精确性的要求”以及“简约性和有效性的要求”看作是能够“超越历史时空”的现代性原则,以此来说明“他”字的分化,并认为“他”字的分化符合这样的原则,具有“合理性”。黄教授这种处理实际上是把复杂的现代性简化成一个包含“合理性”(精确性、简约性和有效性)的模式。“‘模式’是一种知识建构,它简化事实以便于理解。”但简化模式中的普遍性范畴可能又容易感染决定论,排除可能出现的例外。譬如,就黄教授关于“他”字分化的因果解释说,笔者以为,它似乎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印象:“他”字的分化,不过是应现代性的“合理性”的“直接的诱导”而起;“她”字的认同,不过是对现代性的“合理性”的认同。“合理性”是“超越历史时空的”,它召唤“他”字的分化、“她”字的认同,并决定了其终局。

另外,笔者以为,精确性、简约性和有效性这样一些具有相对性意味的要求,并不绝对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意义”,因为它们因人而异,言人人殊,对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人来说是精确、简约和有效的东西,对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域的人来说可能就完全不是。譬如“他”字分化问题,适度分化可以看作是简约,但反对“他”字分化者(如蔡元培)则认为它不简约,“他”字不分化才是简约(第67—68页)。换言之,精确性、简约性和有效性的要求也是历史性的,其所指据情境而流动,如果现代性有超历史的一面,这一面恐怕也不能以此来界定。

从黄教授对现代性的界定和前述现代性与西方性的对比看,他对“现代性”其实有两种不同的使用:一种是韦伯式的,即把它看作“合理性”的进程或一般原则;一种是类于李欧梵式的,即把它看作一种“现代性诉求”或“现代化需要”。就历史解释而言,前者恐怕难免“目的论”,后者似乎更可取。德里克认为,现代性的内容和意义是历史地累积的,“难以用任何特定内容比如制度或文化来界定”;历史地理解现代性,应该“把注意力从任何有关现代性的特定实质定义转向现代性得以产生的关系,把现代性看作时代性,回向它的语义学起源”。如果中国的现代性起始于对西方全球殖民扩张的反应或防御,并由此划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界线,那么,按德里克所言,在以“现代性”扫描近代中国,特别是分析“跨语际”文化现象时,把现代性看作是对特定时代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一种界说,也许是一种好的选择,可能也比较切合《“她”字》的本意。

在中西跨文化接触中,西方的观念(如“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区分性别”)旅行到中国,被中国人当作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观念加以想象和编码,它一方面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被中国的文化选择和收编。这是《“她”字》蕴含的一幅图像。如果这幅图像包含现代性,那么这一现代性自然是集结了中西。《“她”字》是一部文化史,主旨是呈现“她”字的创生、争论以及认同这一连串语言文化现象,借此反观(也使读者能够借此反观)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思想观念上的交融互动。应该说,《“她”字》实现了这一主旨,揭示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既制约又涵容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西方中心论和线性进步史观的现代性公式。

西方中心论强调中西冲突和西方的主宰,线性进步史观强调历史的断裂。其实,中西之间有冲突也有融合,传统有断裂也有延续,西方与现代受中国与传统的制约,并非一路凯歌。《“她”字》小中见大,折射了一幅与此相符的图景。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可以这样来理解。譬如,在上述有关“男女平等”(一种现代观念,也是一种来自西方的观念)参与“她”字的争论中,如果把男女平等、“他”字分化的观念比作“现代”、“西方”,把男女共用一个“他”字看作“传统”、“中国”,那么以“男女平等”反对“他”字分化就可以看作是一种“现代”(性别层面的)反对另一种“现代”(文字层面的),或一种“现代”在维护一种“传统”,一种“西方”在支持一种“中国”。又如,在前述有关“她”字读音的插曲中,如果可以把“她”、“他”同音看作“中国”、“传统”,把“她”、“他”异音看作“西方”、“现代”,再联系“他”字分化方面的论争,还可以看到一幅更生动复杂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融互动的画面。其中,希望改变“传统”者,认同“西方”,把“传统”看作缺陷,并力图以“现代”来改变之;坚持“传统”者,以“中国”来反对“西方”,并不认同“现代”;反对“传统”者在争论中回避“西方”,以“现代”说事,却并不忘利用“传统”资源为自己辩护;维护“传统”者反对以“西方”做标准,却又利用“西方”标准,无意中又反对了“传统”;等等。再如,在分析“她”胜“伊”的原因时,黄教授指出,与“他”发音相同既切合了汉语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发音的传统,也契合了现代汉语白话“言文一致”的原则和当时由左翼文化主导的含有“大众至上的民主想象”意味的大众文艺和大众语运动,是“她”字获胜的主因(第148—152页)。这实际上是特别点明了传统的延续和作用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涵容。

黄教授认为,“她”字是“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与汉语传统交织互动的结晶。尽管笔者不太赞成他对“现代性”的界说,但基本认同他这一总括性观点。的确,在“他”字的分化和多方竞争中,“她”字的胜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反对者的失败、赞同者的胜利,或西方征服了中国、现代压倒了传统,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她”字,既有“他”字分化的一面(字形),也有其未分化的一面(读音);既有西方因素,也有中国元素。“她”字就是这样一个集结中西、既有传统意蕴又有现代意蕴的符号。

小小“她”字,包藏了往昔万千景象。窃以为,这就是《“她”字》给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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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