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changing views concerning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tasks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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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是在解决过去五百年的问题

马勇
時間:201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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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的中国曾被视为了不得的“历史的终结”

首先我们讲一下中国近代的大势和主题。我是学古代史的,那时候有一个感觉,中国古代历史如果没有和西方接轨就不会有后来的问题。这也不是我们发现的。一百年前的1915年前后,中国的思想家像陈独秀都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没有西方因素可能中国文明也就是历史的终结了。历史终结的概念是近一、二十年来美国学者福山讲的。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的架构下,可以到此终结了,不可能再发生大的颠覆性的变化。这是讲今天世界政治的发展。

我们如果往回追溯,可以看到五百年前整个人类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也是一个“历史的终结”的看法。在十五、十六世纪,人们就没想像到还有什么样的架构能够超乎中国当时的架构。当然我们从后来的观点来看,当时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做比较,中国发展到那个时候,人们就认为可以终结了。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像十六世纪来的利玛窦等,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到这个层面已经不得了了,人类没有办法再有根本性的改变了。这点可能和我们今天接受的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如果从政治架构和社会阶级基础来讲,可能十五、十六世纪的中国另有一种状况。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超稳定的政治架构和良好的政治秩序。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去维护稳定,但是我们看到古典中国不需要去维护稳定,而是根本打不破的稳定,是“超稳定”。这就是我们过去理解中国古典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看法。我们两千多年的帝制,改朝换代不过二十来次,从人类历史、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来看这是很稳定的。这种稳定一定有它的道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早熟。政治架构的权力制衡,都能在中国古典政治体制中找到它的一种形式。

古典儒家教义使得中国乐于接纳外来文明

西方因素来了以后,问题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五、十六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内部新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西方因素最早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对于这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也是最大限度地接纳,并没有觉得是很大的障碍。这和古典的儒家教育有很大关系。孔子的教诲就说“儒者,一事不知以为耻也”。从古以来,中国文明对所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都是充分地接纳,不会分出你我主次。

此时西方因素的进来和两千年前的印度佛教文明进入中国又是不一样的。经过八百到一千年的磨合、冲突,印度佛教文明转变成了中国的佛教文明,成为中国文明当然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不得了的。再从中国传出去的佛教文明,我们可以到东南亚、日本去看,很难说是最原始的印度佛教文明,而是已经带有浓厚的中国因素。过去两千年中,最早的中国文明对外部文明、周边的混合文化都是充分接纳的,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南蛮东夷。西方文明最早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还是能为我所用,纳入到整个中国文明体系中来考虑,认为西方因素在激活中国文明本身的创造力。这是应该注意到的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

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世界化和现代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五百年当中,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如果真的让我们概括的话可能就是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世界化的问题。没有西方因素的时候,中国文明的历史可以就这么终结;有了西方因素以后,中国本身就面对了一个能不能接纳西方化的问题。中国能够对西方有一种什么应对,西方问题能不能纳入到中国问题中来?这是中国和西方问题。也就是中国文明能不能充分地走向世界?这大概可能是中国文明在过去五百年中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文明只有充分地世界化才能有充分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胡适在1916年写他的博士论文时,举了日本的例子。他说日本文明因为充分地世界化而得以最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是个很矛盾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主题是中国能不能从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问题。这也是过去五百年来我们一直不变的东西。中国是过去五百年还是未来几百年中,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问题,从传统走向现代都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里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一系列的中国问题,能不能从一个传统的架构走向现代。我对古典中国怀着敬意和好感,对现代中国也怀有强烈的期待。中国能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就是近代中国的另一大主题。

今天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过去五百年来中国的问题。西方和东方、传统和现代这两大主题,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们一直都比较困惑的主题。(腾讯文化陈菲/整理)

马勇,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