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 Liang (司马亮) on the New Qing History debate between Wang Rongzu (汪荣祖) and Yao Dali (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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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古代与近代夹缝中的历史书写

司马亮

2015-05-21

来源:十五言

作者:司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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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汪荣祖、姚大力之争

   本文原载《十五言》,作者授权转载

四月份至今,《中国社会科学报》陆续刊发了数篇谈论“新清史”问题的文章,如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钟焓:《“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两文,其发力点都是对“新清史”的批评。这些文章引发了新一轮对“新清史”的讨论,算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热闹话题。由于李治亭一文文风颇为怪诞,论者对于《中国社科报》的发声动机,亦难免多有猜测。

在这一轮讨论中,有一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那便是姚大力先生与汪荣祖先生的争论。4月初,姚大力先生撰《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一文,对汪荣祖先生主编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一书(内容大致为2012年台北召开的“新清史”讨论会议的论文)进行批评,认为“新清史”中颇有值得中国历史学者学习之处,而“汉化”理论已属“旧故事”;行文中对“新清史”早期重要论文《再观清代》一文颇多赞许。继而汪荣祖先生亦撰一文《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回应了姚大力的批评,强调何炳棣先生所坚守的“汉化”理论并未过时,而罗友枝一文不应过高评价。这一争论由于参与者在学界均位望隆重,而格外引人注目。

针对两人孰是孰非,外界自然颇多看法。然而笔者以为,这一争论更多的意义,不是分辨对错,而是展现出了历史学不同领域、不同研究环境之间对历史认识的鸿沟。俩人描述的“新清史”,都是他们基于自己所处领域中的常见议题所改造/解读出来“新清史”,故而其实俩人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争论,也谈不上谁对谁错,甚至对于旁人了解“新清史”帮助也很有限。旁观者看看就好,没必要真去搀和。

中国历史的研究,由于学术史源流、科研体制分工等原因,被人为划分成了很多“块儿”。每个“块儿”里可能对历史的认识基础千差万别,不同的“块儿”之间只能对话,互相了解,求同存异,而一旦产生了具体问题的争论,则往往鸡同鸭讲,只能让自己一方的人赞叹,无法说服对方。——这是个学术大环境的背景,如果你曾经试图跨领域学历史,大概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而清史恰恰是这种碰撞比较高发的一个区域。过去这类事情较少,是因为“中国古代史”作为一个领域,几乎只研究到元代为止,明史、清史两个“块儿”几乎和“中国古代史”这个“块儿”完全不打交道。因而很少见“中国古代史”里面的议题被拿到清代来讨论。只不过这一次姚大力先生跳过来了而已。

那么为什么清史会有这么麻烦的问题?这就要从头讲起了。

 清朝形象不佳的背景原因:近代史大叙事环境

我们中国的传统史学,在20世纪初受到严重冲击,这都是大家熟知的事情。传统史学将考镜源流、排比文献、归纳人物事迹、朝代兴衰、郡县沿革等作为主要的问题,这一套受到梁启超、胡适等人严重抨击,主要理由是这一套历史叙事没有建立出中华文明的整体印象、不能让人们认识到我们这个国族的历史意义。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政权兴衰、统治者崛起和死亡,却不知道“中国人”这样一种群体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群像概念。这个看法的产生,当然与19、20世纪的民族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人极为迫切地需要利用一切文化上的资源来促使人们“觉醒”、抗击侵略、避免亡国灭种之祸。这一套立论基础,后来被很多史学家所继承,如蒋廷黻、范文澜、戴逸等(尽管他们分属国共,并且有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一书,不再赘述。

民族主义史学既然要求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源流构建整体印象,那么便必须要解释它为何面对近代冲击时衰落。这里有一堆解释,不细说,但一个共同点是,清朝历史被当成了中华文明衰落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民族主义史学抓住了清王朝异族统治、皇权专制等特点,指为民族衰败的重要原因。恰好清末民国时期是各种清代野史类读物出版、传播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这方面没啥现成研究,但相信读过《清朝野史大观》《清代野史》之类书的人应该能有个印象),客观上为清朝历史的负面形象推波助澜。即便是早期编纂清史的萧一山,其作品远较同时期人为公允,但其着力点也是近代清朝为何衰落。

由于民族主义史学最先直面了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历史学过渡的问题,不仅赢得了知识界的信心,而且赋予了政权以民族主义的光环,因而它在民国、中共时期都一直是具有官方权威的历史学叙事。特别是毛泽东在1940年代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明确表示中国的辉煌历史应该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财富(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就是打个比方)后,民族主义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起来。因而清朝的负面形象,便成为“中国近代史”(这是民族主义得以成立的决定性“历史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1980年代,两岸在这一点上都差不多。

(说句题外话,1989年台湾相声瓦舍的相声剧,说某人家的古董店里藏有很多宝贝,一进去就能看到“宋朝的精炼、明朝的糊涂、清朝的腐败”。“腐败”应该算是一个通行的清朝印象。)

有没有人用传统史学方法搞清史?有,例如孟森。另外编《清史稿》的遗老遗少大多也属这一派。但这一派学者完全不能顺应时代需要,其方法几乎没有传下来。

(于是各位不妨想象一下近代史这一套变化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有多么大的颠覆。从方法、关注的视野统统都变了。以前人们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现在必须得去关注文明、国家、民族之类的东西,整个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各位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清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形象不佳了。这是个近代史大叙事的需求,不是几个学者自己搞出来的神话。或者说,不能认识这一点,就不能认识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多么深重。反过来讲,也差不多。

  “中国古代史”领域对近代史大叙事的调整

然后我们来说“中国古代史”,亦即姚大力所处领域的知识背景。

古代中国的历史,也被近代这一套“史学革命”冲击得很厉害,但基本方法没有被颠覆。原因很简单:无论谁、用什么方法讲秦汉的故事,还不都得用《史记》?只要历史学还得依赖文献史料,那么清儒皓首穷经搞出来的各种史学工作,就还得继续用。当然不是说没有变化,语言学、现代科学之类的新方法不断引入,但文献考据以及中国朝代顺序这些框架性质的东西没有被否定。何况“史学革命”中的各位大师,都是传统史学中浸淫已久的人物,他们讲古代中国的时候,仍然不断引用古书。

就连最为关键的“异族统治”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冲击也没有那么大:想要把满人的历史责任推广到一切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身上,实在有些不可理喻。特别是近20年来,胡人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作用,外来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断被人们重视。这方面中国古代史学者已经搞得很深入了,如荣新江、刘浦江等。姚大力先生说“汉化”是旧故事,正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里,胡人和汉人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已经是一个谁都不会否认的结论了。他所举的跟清朝对比的例子,是汉、唐、宋,这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古代史学者的知识谱系。

于是其结果就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虽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于文献史料的考证,仍然是其核心所在。史家的现实关怀,是藉由考据讲故事而完成的。例如陈寅恪,通过旧学底子一样能构建出文明史的整体形象。再如田余庆先生的不朽名篇《东晋门阀政治》,虽然有强烈的历史情怀,但具体到问题上,都是一个个的考证。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文献史料能支持,那么不太诡异的新视角都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说,如果文献史料的辨析不能支持结论,再有靠山的叙事也只能换来一声呵呵。

  “清史”:更像古代史还是更像近代史?

很感谢你能费劲儿看到这里,小结一下前面的讨论:

 (1). 近代史给中国历史定下了整体的结论,清朝就是一个不怎么好的形象。

  (2). 古代史学界比较重视史料,只要史料说得通,而且视角不要太诡异,一般都能接受;近年来胡-汉视角认同度不断上升。

可以看到这两点是反着的,前者是“凡事有结论”,后者是“你开心就好”。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交叠处的清史,注定会出现混乱现象。“清史”领域内的学术谱系异常复杂,我们这里只考虑关于清朝地位评价的部分。

中国大陆对清代历史地位的反思起于1980年代,王思治有一篇重要的论文:《清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这一篇论文把清前期(注意不是整个清朝)的地位拔了起来,认为清朝让东亚大陆东侧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体,控制了蒙古、西藏、新疆,不仅阻止了沙俄、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在17-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也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清朝闭关锁国、高压统治,为将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线。

与此同时,何炳棣的论文(JAS(1967) 26.2: 189-195)也被译介了过来,其基本论调是清朝很强大,拓展疆域,余荫至今,社会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不能轻易否定。(译文发表于《清史译文》1980年第1期。该刊比较罕见,感谢豆瓣上热心同人 chopinfisher 代为查找)

这两个论述不否定近代史核心问题,在近代史的基调内(抗击侵略)构建出了清前期的意义。这个转变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样清前期的历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批判对象,可以深入研究了。简而言之,后面不吹,光吹前面。

清前期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决定了清史的核心问题是论证相对于明朝而言,清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强大),而非反思清朝整体的历史地位。无论清前期历史如何重新思考,其最终路径都是与近代史对接。或者说,清朝整体的历史地位,其决定权在于近代史,而不在于古代史。这个结论决定了清史学界不可能接受“胡汉共建大帝国”的观点,不然岂不是近代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搞民族革命反而是对中国强大政权的践踏?

其实这个结论相当直观。如果你们谁找个通史教材就会发现,明清史的部分,和前面的部分画风经常对不上。学术议题上,“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制度史会讨论官员身份、官阶等级、政治文化、文书运行等等,而清代政治史天天讨论“清代是不是专制皇权的顶峰”之类的事情,唯一可以对话的大概就是明史了。1990年代明清史学者之间的小争论不少,而且特别像“你蛤家养猫头鹰”“你督全额奖学金”之类抬杠。而同时期古代史领域内的许多新问题、新视角,清史学者则所知不多。敝人有一次讲过一个半成品论文,试图用文化气质的分野来考察清前期的党争(嗯,这就是从魏晋“由儒入玄”问题产生的灵感),结果被一通狂喷,大概就属这类原因。

当然,应该公允地说,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清史学者在干什么,也不太了然。双方关注的问题差别实在太大,对接非常困难。例如阎步克先生用来展示明朝官员地位明显降低时,用的论据是:明朝皇帝可以用廷杖来殴打官员,这在宋代不可想象。虽然这个想法很直观,但事实上反映出明史对此没有现成的研究可用。清史的情况与此也差不多,人们论证官员在皇权面前毫无地位,主要论据是军机大臣战战兢兢地跪着记谕旨,但仪式上的匍匐岂能涵盖一切问题?与此相比,中国古代史领域内对官员地位的讨论,早就深入多了。

近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衰落(别闹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嘛),连带着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论调越发政治化,其学术色彩变淡,对学术研究的依赖性也就降低了(或者说更多地依赖官方媒体发声、背书)。与此同时,“清代政治史”这个子领域(不是“区域史”子领域下面的地方政治研究)的光彩也大为褪色。我觉得这个共时性可能不是偶然现象。

 关于“新清史”争论

明白了这一点,大概读者诸君就能明白为什么2010年到现在“新清史”的中美学术对话,特别是今年的这一轮讨论中间,中国的清史学者经常看起来处于“批判者”角色了。无论是李治亭上纲上线,试图以惊叹号数量压倒论敌,还是汪荣祖对内亚与中原之比较异常敏感,其实背后都是因为他们无法认同“新清史”研究的基本论调:胡人和汉人能共同构建强大的政权。他们要通过强调中国历史的基础认识来唤起读者的民族历史记忆,从而减弱对方的影响。

与李治亭相比,钟焓、汪荣祖的批评要学术化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即讨论的对象。似乎论者都是揪住那一两个学者当靶子,如罗友枝、克劳斯蕾女士等。实则罗友枝那篇论文《再观清代》前面都是对那几年学界研究的综述(所以批评她“不引史料”有找茬之嫌),偶尔抄进来一些她书里的结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研究。她论文最值得批判的是第三节,这一节通过非常随意地罗列孙中山、梁启超的一些论述来证明汉民族主义者偷换了概念,不过这一节没有中译,好像学者就看不见了:)

而克劳斯蕾女士,她的研究套路明显已经不是中国历史的问题,更像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我们就不要老用历史学者的眼光来审视了吧……至于对“新清史”中历史研究色彩较重的学者(如欧立德),或是“新清史”整体人文关怀的反思,在这一轮批判中好像还没太见到。

(杨念群做过一些这方面的思考。不过这一轮看起来杨老师不打算发声了……)

我的个人观点,反思“新清史”问题的出路,在于古代史而非近代史。近代史的“大是大非问题”,根本对美国学者来讲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又不讲党性是吧……甚至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本来就是美国人文社科研究者所习惯性解构的对象。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长期以来很多人已经厌烦了凡事都往政治上靠的传统,这套话语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但要是放到“中国古代史”领域里,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跟古代史常讲的“胡-汉”问题相比,“新清史”未必超越性很大。比如说,有学者讨论清朝皇帝在仪式和多种宗教信仰中与神秘世界的交流、试图垄断对自然的控制,认为这是清帝国多元属性的重要体现。但孙英刚在《神文时代》中指出,唐朝皇帝对仪式、信仰与权力早已很痴迷了。唐人认为洛阳既为天下之中,则地上不应该有影子,但洛阳测影一直有影子(废话)。武则天篡位之前,一位天竺僧侣测出“洛州无影”,这成为武则天代唐建周的重要依据。跟这一比,清朝皇帝的“多元性”也没啥特别值得一讲的。乾隆爷“普世化君主”的意味再浓,你也没见到他为北京/承德/盛京有影子而纠结嘛。

(如果认真讲的话,由于宋代以后理学已经将此前儒学中的神秘主义观点摒弃差不多了,因而在儒学政治文化中,人间的权力与神意已经脱钩,皇帝是否垄断和神秘世界的沟通,不影响国家权力的归属。)

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判断,我觉得姚大力、汪荣祖之争,其实并不能反映出“新清史”好或坏。姚大力看到的是古代史领域中非汉族因素问题在清代历史中得到了反映,汪荣祖看到的是西方学界不重视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整体性。双方都没说错,也都不够全面。

最后为民族主义史学说一句公道话。虽然对于当今大多数学者,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可以锦衣玉食、垂衣而论,通过文献考订的方法证明某一民族主义基本观点是近代的发明,但正是有近代发掘历史资源、调整历史叙事、建构民族共同记忆的努力,今天中国才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才得以度过近代的民族危机。美国学者可以把亚非拉第三世界当成实验室,搞搞东西发发文章申申funding然后走人,不必为后果买单;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解构民族主义可能就是拆雷峰塔的砖。也许解构掉清代的国家认同对一批学者而言是评教职、出书、提职称、赚钱的机会,但对于雷峰塔而言,它应力结构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一点。当然也可以辩解说,即使有一天砸下来,拆砖的人也不一定就会被砸死,旁观的人也未必会知道他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人类嘛,愚蠢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