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Fang Zhiyuan’s (方志远) opinion on Huang Pumin’s (黄朴民) article on “The Four Error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published in the Guangming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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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的几点想法

方志远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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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读了黄朴民教授《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光明日报》2013年3月20日史学版)一文,颇受启发,又感到言犹未尽,一直想谈点感想,草成此文后数次因杂事搁置,现直陈几点意见,以求教于学界同道。

 

  选择了“学术”就选择了“冷”

  时下确实存在这种比较极端的现象。一方面,历史成为大众读物乃至大众娱乐的重要内容。充斥银幕的热播剧、摆满书摊的畅销书,许多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另一方面,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成果,则很少有人问津。冷静一想,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大陆,即便在今日之美国、日本,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也无不如此。在世界的华人社会里,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是金庸的《鹿鼎记》发行量大?同是“三国”,读《三国志》的有几人,《三国演义》却是家喻户晓。即以“二司马”为例,司马迁尽管有“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抱负,但在世的时候,有几个人关注他在写《史记》?司马光尽管有政府的支持,生前也没有看到《资治通鉴》的辉煌。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小说《三国演义》《鹿鼎记》乃至电视《三国演义》《鹿鼎记》等对培养青少年历史兴趣的功能。回想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喜欢上历史并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又有多少人一开始就是捧读《史记》《资治通鉴》的?显然是前者。

 

因此,不要鄙视大众读物,不要轻视大众读物乃至影视作品对于唤起人们对历史、对历史学产生兴趣的作用。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是作品的功能问题,而并非是因为史学研究出现了误区。因为,学术著作本来就是“藏之名山”,让人“吸收营养”的;文学艺术作品则是直接提供给大众(包括学者在内)消遣的。受众群体的不一样,决定作品的“热度”不一样。或者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使不少朋友产生了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的感慨。其实,除了个别特殊的时代,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受过热捧,这是学科特点所造成的。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可以说,选择学术就选择了“冷”,选择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就选择了“特冷”。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确实有一些学者被人瞧不起。但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做“冷门”学术,恰恰相反,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放下了学术的尊严。

  “宏大叙事”需要“细节”支持

  朴民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历史研究的“误区”:追求虚幻的绝对“真实”、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还比较严重。比如一些学者时兴采用西洋化表述方式,有的自己都没有真正理解老外在说什么,只好“硬译”,有的则无视国内已有的很好的研究成果,硬要拎出国外并不准确的表述来粉饰自己的学术水准。

再比如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既对文献记载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尽管如此,却不可轻易用考古发现否定文献记载。因为虽然文化遗存自有规律,考古发现却多有偶然,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此处有、此处是,却无法断定他处无、他处非。此外,随着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一定的“科学”规范确实需要,但过于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科学规范”,抹杀历史学科的“人文”本质,同样会带来很大问题。

虽然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复原”历史,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求真”“求实”的理念,否则,历史研究将失去最基本的功能。“虚幻”的“绝对真实”概念的提出,极易引导出历史研究无真实的极端结论,从而为各种各样的“戏说”提供口实。“史料即史学”的提法虽然不免偏颇,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一理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实践意义。“史料即史学”的本意是一切从史料出发,是言必有据,而不能曲解为“史学即史料”。同样,强调历史研究需有正确的理论和合理的方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史料的发掘和正确的解读。

朴民教授指出,一些学者的研究过于琐细,琐细到“一叶障目”,甚至用这种琐细的研究排斥“宏大叙事”。这一说法似乎言之过重。学术的细分化,是当代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合理的、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宏大叙事”应该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学者的个人性格、学术背景、学术机遇,决定着他们选择研究的“宏观”“微观”或者“中观”路径。如果真有“个案”研究的学者对“宏大叙事”表现出排斥与“不屑”,可以视为他们因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的欠缺而表现的“不懂事”,相信当他们的研究达到某一层面的时候,自然会加入到“宏大叙事”的行列。而就我的目力所及,好像还没有发现哪一位“个案研究”或社会史研究表现突出的学者包括青年学者排斥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如果说历史研究有被社会“边缘化”的趋势、历史学的价值发生了“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我倒认为这并不是“个案研究”者的责任,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琐细”的路子。责任恰恰在于选择了“宏大叙事”的学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们虽然选择了“宏大叙事”,却没有对前人的研究有明显的超越,乃至有些研究还在重复前人的成果,没有能够产生出强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究其原因,既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没有大的创新和突破,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从个案研究、“琐细”研究中吸收营养。“宏大叙事”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就我看,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主战场”“主阵地”,是历史学科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唯一途径。但是,要在“宏大叙事”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要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任何好的理论、好的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必须关注个案研究,包括具体的村庄研究、城镇研究、家族研究、疾病研究乃至“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式的研究,用个案研究的成果,丰富宏大叙事的内容。也就是说,“宏大叙事”需要有“细节”支持,否则,只能是不断“重复过去的故事”,那注定是没有生命力和新鲜感的。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才使得当代中国大陆的学者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关注历史的细节,更加关心当代的社会问题。

 

  学术需要“生态”和“生态链”

从本质上看,科学起源于大众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而各门学科的建立过程,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众、逐渐由专门人员掌握的过程。各个学科最前沿的成果,反映了人类对这一领域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认识,但又离大众最为遥远,甚至最难以为大众所了解、所认识、所接受。这就需要有一条与大众联系的纽带,或者说要有一个向大众进行传播的渠道,这条纽带或渠道便是学科知识和专业人员的层级分布。作为专业研究人员,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才情,为自己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层级。这就是学术的“生态链”。犹如石油的开采和运用需要不同的环节和系统,历史学也一样。首先,需要有人甘于寂寞,“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集资料,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推进学术进步,这是历史学得以强大、得以和其他学科并存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其次,需要有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提炼与综合,不断推陈出新,充实到宏大叙事中,创造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作品。再次,需要有人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大众进行传播,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普及工作;甚至需要有人将这些成果用文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小说、戏剧、电视剧的方式,进行演绎,使其中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家喻户晓。在这个“生态链”上的所有学者,都应该具有责任感,需要相互之间的充分尊重,而不应该相互歧视或诋毁。

学科的发展需要有学术生态链,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生态。历史学的著作本来就有不同的类型,古代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论体,等等,各有各的贡献和存在价值。今日学者对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人物问题等,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既应该有学者进行理性表述,强调科学性和实证性,也应该有学者进行感性描述,加强史学著作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既应该有学者采用《史记》《左传》的手法,也应该有学者采取《春秋》的手法。这才是“百花齐放”的态度。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学者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努力,才形成今日中国大陆史学的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无误区,但理念上的偏颇则应该尽管避免;史学研究也无“定法”,所以很难说有方法上的“错谬”。因为每个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才情,根据条件和喜好,选择自己愿意研究的对象、采用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真正好的历史作品,社会也是不会排斥的。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研究什么很重要,用什么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并对本学科的推进作出贡献,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说史学研究有误区,误区应该是学术的不端、反反复复地“炒现饭”,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热衷的对历史伟人的“揭老底”和炒作。至于种种“戏说”和“穿越”,并不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而是大众的娱乐。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