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hange between Yuan Weishi (袁伟时) and Shang Xiaoming (尚小明) on who misinterpret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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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VS尚小明:究竟谁在曲解历史?|交锋

袁伟时、尚小明

 

2015-05-06
摘要
尚教授也许觉得这样骂袁伟时很爽。我却为一位年轻教授如此不自重感到可惜!须知文字体现一个人的学养和教养,千万马虎不得!

 

共识君按:近日,北大尚小明教授撰文对著名学者袁伟时老师近著《迟到的文明》提出若干批评。袁伟时老师独家赐稿共识网,正式对批评做出回应,认为尚文“立论轻率,令人惊诧”,其轻浮言辞更是有违学术争辩的基本规则。

 

评北大尚小明教授的恶劣学风
作者 袁伟时

 

友人传来尚小明教授的大作:《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袁伟时<迟到的文明>阅后小记》(团结网。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尚文附在文末,供读者参阅——共识君注)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or here.

 

袁伟时

我不认识尚教授,也未阅读过他的其他文章。仅从他的这篇大作看,立论的轻率和用词的轻佻在学者中非常罕见;深感必须回答,也许有助于年纪尚轻的尚教授警醒。

立论轻率,令人惊诧

尚教授的对在下的主要指责是:“袁先生认为,国民党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第167页)甚矣,如此荒诞不经之言,袁先生竟也敢讲!”

尚教授摘引的那段话来自2011年4月14日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给同学所作报告《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的现场答问的记录。当时同学问:

“我们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还要走多远……”?

我在回答中谈到:

“从1912年至1926年间,北洋政府时期是20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民间社会最强大的时期,但没有解决国家安定问题。任何国家要发展,就要稳定、自由,要有民间社会的力量和稳定的制度,几方面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实现现代化……

但当时两股力量摧毁了稳定的可能性,一个是北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另一个是以国民党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我不想说国民党的出发点不好,但他们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

孙文是政治家,不是街头小霸王,不可能天天闹事,有些地方讲点妥协,毫不奇怪。革命派,立宪派,北洋集团对缔造民国各有贡献;孙文也功不可没。

但是,孙文和革命派(同盟会、国民党及其追随者)在关键时刻,“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却是铁的事实。既然尚教授为国民党辩护,就让我们看看孙文和国民党民初所干的五件大事吧。

第一,不惜牺牲主权和最大的商办企业向日本乞讨,破坏南北议和。

清政府颁发《退位诏》之前没有几天,立宪派和北洋派正全力促和,逼迫清帝退位;孙文却以“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及中国两个最大的商办企业——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为筹码,乞求日本施恩,贷款给他。


日本神户孙文纪念馆

他对日本有关方面的代表说:

“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

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日方对他的信用等级评价不高,这宗交易没有做成。当部分内幕曝光后,立即遭到当时的舆论猛烈抨击。后来即使苦心为其辩护的史学家亦不能不认为这是孙文的失着。孙文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干出这样的勾当,对日本岂止妥协,简直是跪拜了!目的却是破坏国内各派正常的妥协!

第二,炮制有重大错误的《临时约法》,企图剥夺袁世凯的行政权力,制造了民初政治乱象迭起的制度根源。

一个浅显的道理:要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派一定要合作。制定《临时约法》这样的大事,三方应该好好商量;最低限度要好好听听他方的意见吧?

可是,这个宪法文件制定过程北洋派完全被排除在外。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妥协吗?

此外,制定如此重要的文件,制宪机构本身应该有足够的公信力。临时参议院是革命派单方支配的机构。当时已决定要改进参议员选派的办法,为什么不等待新的临时参议院组成后,甚至国会选出后再来办这件大事呢?有这样玩政治的吗?

至于这个文件的内容更是漏洞百出。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私见,主要有以下几条——

1.改孙文当政时的总统制为内阁制,企图架空袁世凯,剥夺他的行政权力,否定了武昌起义后革命派一再对袁世凯作出的承诺。如此践踏妥协成果,令人吃惊!

2.没有规定公民自由的制度保障。

3.国会与总统、总理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总统无权解散议会,无法把国事的最后决定权还给选民,成为后来的“万年国会”和猪仔议员的温床;把民初政坛搅成一锅浆糊,国无宁日。

4.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府院之争肇始于此。

5.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如此奇葩的宪法文件,各取所需,成为民初政治乱象的制度根源!当时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核心是不择手段,为一党一派私利夺权。哪里有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的气味?

第三,轻率发动“二次革命”,开启了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恶劣先例。

1913年的“二次革命”,孙文不顾党内外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强令动武,由于不得人心和力量对比太悬殊,不到两个月,全军覆没!后果是制造了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剥夺国民党议员当选资格的藉口,国会因而被迫停开;孙文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国民党因此四分五裂!

从后果看,此次行动是鲁莽灭裂、无视现实、不愿妥协的典型。

不管动机如何高尚,政治家水平高低和是否成熟的标志,在于作出重大决策能否瞻前顾后,有利全局。所谓“二次革命”,国民党可说是陷入灭顶之灾。研究历史,指出孙文措施失当,有何不可?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


梁漱溟

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将近百年过去了,号称研究民初政治,总该认真思考这一沉痛的反思吧?

第四,发动违法的“护法战争”。

袁世凯逝世,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再现。孙文如何操弄政治?

他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从法治角度看,有合法的中央政府在;支持这一行动的国会议员不足四分之一,根本达不到法定开会人数;是违法的举措。

从闹革命的角度看,孙文提出一个根据:寻求真共和。他说:“如何分出真假?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

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十分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曾在前清做过文官武将的以及立宪派、保皇党人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

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不等于现在。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按严格的已经成为学者共识的现代民主、共和概念,孙文本人的言行就有不少与之背道而驰,其他军阀、政客更不用说了。

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像孙文断言那样“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

在这个“战争”过程中,更干了不少违法勾当,包括收了德国政府的黑钱,《蒋介石日记》和德国外交部档案都有明确记载。

妥协云乎哉!

第五,南北和议的破坏者。

1917年开始折腾多年的所谓护法战争,实在混不下去了。迫于内外压力,南北开始议和,但总是无法达成协议。原因何在?

参与谈判的胡汉民留下这样的记录:“初那南北议和……汉民与焉,欲辞不就。先生(孙文)谓,宜于其间为严重之监视者,不应放弃。姑于会期中南方代表将软化者,屡次以汉民意不可夺,事辄不偕。予固盛气凌人,且背后有先生与国民党,为渠辈所忌惮。”

原来不愿妥协者就是孙文。

综上所述,孙文在关键时刻,哪里有什么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当时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把孙文看作不切实际的人物;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要否定这些口碑,颇为困难。

在轻浮言辞后面

不同观点的交锋是学术领域的常态。尊重对方的人格,平等、自由地讨论,是学术争论的常规。持势打人的棍子党徒,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泡沫和污垢。

不幸,文革过去多年,尚小明教授的评论用词十分轻浮,有如文革大字报,距离正常的学术评论颇为遥远。。

他说袁伟时“大发其谬论”,“荒诞不经”。如此用词,除文革期间外,十分罕见。

再看看此文的其他文字,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袁先生本人对历史的解释却常常背离基本事实,甚至可以说糟蹋历史”,

“袁先生治学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敢说’。有一分材料敢说三分话,有三分材料敢说五分话,有五分材料敢说十分话,至于所说是否与史实相符,是否会误导读者,袁先生毫不在意。”

以事实为根据的“敢说”没有什么错;这是拒绝犬儒的正气,是学术的尊严和自信。我已一再说明自己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打算全盘否定某个学者的学术当然可以,但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迄今没有看见尚教授如何证明袁某“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

拿争论直接有关的拙作《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来说,笔者引用了82条史料;《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引用更高达182条。尚教授应该证明,袁某如何“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笔者拭目以待。

尚教授也许觉得这样骂袁伟时很爽。我却为一位年轻教授如此不自重感到可惜!

须知文字体现一个人的学养和教养,千万马虎不得!

(限于篇幅,有删节,全文请戳最下“阅读原文”


尚小明教授原文:

不久前,友人送我一册线装书局2014年所印《迟到的文明》,著者袁伟时先生。书中收录了袁先生近十余年来的演讲、访谈等类文章近30篇。袁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于是我认真拜读了一番。

书中有句话特别引起我注意,袁先生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第261页)的确,我们看他的文字,常会论及中国近代史事,且多“惊人之语”。然而,冷静思考之后,却又觉得他的一些认识实在肤浅、迂腐,乃至荒谬。

若不信,请看他对民初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是如何发表“高论”的。(该书容甚为驳杂,这里仅论与此主题相关内容,并非评价全书,读者务请注意。)

袁先生认为,国民党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第167页)甚矣,如此荒诞不经之言,袁先生竟也敢讲!

稍具近百年中国政治史常识者,何人不知民初革命党不论在同盟会时期,还是在改组为国民党后,其实很懂“政治就是妥协”之理。

以辛亥鼎革南北议和为例,革命党若不明妥协之必要,孙文怎会辞去临时大总统而举荐袁世凯,国家又如何能够不经剧烈震荡便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

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孙文等人的抉择难道不是“尊重现实”的“妥协”吗?革命党以妥协换取袁世凯赞同共和、迫使清帝退位,难道不具有“思想高度”?

再从国民党之诞生看,宋教仁等若不懂妥协,如何能够将主张不尽相同的一些党派吸纳进来,组成一个大政党,又如何能够在首次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

还有,孙、黄若不懂妥协,怎会有1912年秋与袁世凯在京共商国计的“盛举”,又怎会有国民党支持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组阁,而赵亦加入国民党之事。袁先生既然自称中国近代史为其“正业”,何以对这一系列基本历史事实视若无睹?难道历史解释可以视同儿戏?

话说至此,袁先生定会以“宋案”发生后孙、黄等发动“二次革命”为例,来证明国民党“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以致“法治中断,转向武斗”,最终“误国、害民、辱己”了(第197-198页)。

我们且看袁先生又是如何对“宋案”解决发表“高论”的,他说:

“当时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往来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

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司法机构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往来的证据,真不愧为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的法制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第197-198页)

这真是一段令人捧腹之论。袁、赵是否为刺宋主谋迄今并无定论(此处暂且不论),不知袁先生何以认定赵秉钧就是“杀人罪犯”?

袁先生将民初视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的年代,也不过是他的错觉而已,有似痴人说梦。而他将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赵秉钧说成“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则适见其出言不谨,所知有限。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袁先生怎敢说“绝后”?袁先生强调“宋案”应“依法解决”,实质是怪罪国民党“太极端和幼稚”(第263页),不懂得“妥协”。

在他看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不就是证明么?可要命的是,袁先生的这个有力“证据”,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

从“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何曾有过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之事?我们只须认真翻翻《政府公报》和当时一些报刊便可知道,赵秉钧于“宋案”发生后,为自证清白,曾屡屡提出辞职,可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请病假可以,辞职不准!

于是,我们便看到赵秉钧遵从袁世凯的意思,一次次续请病假,并以病体未复为由抗不到案,最终拖到“二次革命”爆发,“宋案”不了了之,袁世凯这才允许失去“挡箭牌”作用的赵秉钧解职。

袁先生连“宋案”的这些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却振振有词,大发其谬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其实,从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出传票而赵秉钧拒不出庭(背后实有袁世凯支持),我们已可清楚看出,当时欲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根本就行不通。孙、黄等人也并非一开始便决定武力反袁,他们也曾想利用法律手段找出“宋案”真相,可结果如何呢?

在司法机关软弱无力、不能真正独立的情况下,寄希望于一个表面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实际却不遵法律的政府,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么!何况“宋案”发生与民初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密切相关,并非纯粹的法律问题,袁先生之论何其迂哉!

更值得警惕的是,他这种建立在虚构史实基础上“高见”,“流毒”却不浅。有名唤张耀杰者,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团结出版社2012年),看看其中某些论调,与袁先生的“高见”何其相似!

当然,其人无论如何不能与袁先生相提并论,其书以扭曲心态叙述宋案,识见之浅薄、逻辑之混乱、史料之匮乏与曲解、结论之草率,是极为典型的粗制滥造之作。仅就史料而言,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宋案史料,该书作者根本不知,其中包括多达数千页的共进会档案,而被作者利用过的史料中,又有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未能准确理解,甚至完全不解。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就是这样一本书,却有几位“知名教授”甘愿为之吹捧,袁先生更是头号吹鼓手,竟然说什么“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都不能不承认这部书不愧是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收获”。(见该书推荐语)显然,袁先生不仅对民初政治史一知半解,而且未曾仔细阅读该书,否则他怎能说出如此不知轻重之言?!

由袁先生之书可以看出,他对陈寅恪先生是很敬服的,可惜他对历史太缺乏陈先生所云“了解之同情”。他怪罪国民党不懂得妥协,不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说到底是因他内心对“革命”不感冒。他甚至认为辛亥革命不该发生,因为它“打断了”“大清帝国”“开始进行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的进程。(自序,第3-4页)

看起来,在袁先生头脑中,君主立宪还是要好过民主共和。他的一些论断实际上是建立在假设革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可革命毕竟一次次发生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与其漠视历史事实,立足于虚假的前提和虚构的史实高谈阔论,何如直面真实历史,汲取经验教训,不是更令人信服,更能给人以启发么?

袁先生还很喜欢谈他对治学的理解,称“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第262页)。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先生本人对历史的解释却常常背离基本事实,甚至可以说糟蹋历史,这在民初政治史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袁先生治学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敢说”。有一分材料敢说三分话,有三分材料敢说五分话,有五分材料敢说十分话,至于所说是否与史实相符,是否会误导读者,袁先生毫不在意。

然依愚见,对当今中国学界而言,没有什么比严谨治学更重要的了。我们需要研究者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去做,而不是仅知皮毛,便信口雌黄,哗众取宠。不知袁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