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iu Yaochun (刘耀春)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rom Enlightenment to the 19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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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①

刘耀春

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1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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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西方史学的两大类型是文学式的叙事史和博学好古研究。启蒙时期,叙事史的发展受到哲学式历史学家的充实,呈现出了崭新的社会文化史,其中包括民政史、风俗史和社会史。另一方面,博学好古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在史料整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启蒙时期史学革新的中心主要是在法国和英国,其次是在意大利,德国处于次要和配角的位置。19世纪,随着兰克史学的兴起,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史学的革新者和引领者,并对欧洲各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兰克史学是对启蒙时期史学的一种反动,主要是以民族国家的政治为主导的民族史,从史学视野来看,兰克史学的视野远比启蒙时期的史学更狭隘。不过,从德国人的角度看,兰克领导的史学革命使德国的史学研究从昔日的配角地位跃居引领者的地位,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 键 词:启蒙运动#19世纪#欧洲#史学

  作者简介: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方的史学发展开始大踏步的前进,在18和19世纪,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此史学界早有共识,但是对于这两个世纪里西方史学的演变,尤其是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仍有许多不太明了和值得深究之处,本文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这两个世纪中欧洲史学的继承与变革。

  一、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史学

  16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在其《关于历史的十篇对话》(Ten Dialogue on History)里写道:“有些历史学家完全不写各个民族的事迹,而是撰写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法律……今天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撰写希腊罗马的服饰风格、武器的样式、安营扎寨的方式、船舶、建筑物以及其他各种生活工具及其工艺的形式。”①这段文字至关重要,它清楚地表明,帕特里奇已明确地区分了历史研究的两大类型:叙事史和古物研究。

  在文艺复兴时代,这两大史学类型再度复兴,描绘“各个民族的事迹”的叙事史的杰出代表包括15世纪的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和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以及16世纪的尼科罗·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和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这类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往往参照古典史学家李维、萨鲁斯特、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他们也竭力模仿这些古典史学家。从题材上说,他们都关注当代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他们也和古典史学家一样,崇尚修辞,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好用一些虚构的演说词,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这类史学家称为“新古典史学家”。

  还有一些史学家,他们较少关注当代的政治和军事,而是关注遥远的古代,特别是古代的语言、典籍、风俗、制度,以及物质文化遗存的历史,并重建古代的生活。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在当时被称为“古物学家”(antiquarius),即英语中的“antiquarians”。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或训诂学(philology)总是与古物研究不可分割。②有人把此类研究称为“博学”(erudition)或古物研究(antiquarian studies),今人统称为“博学好古研究”。③在文艺复兴时期,博学好古研究传统的开创者是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文人和学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博学好古研究在意大利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学者,其中15世纪博学好古学者中的佼佼者当属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7-1457)和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瓦拉运用其过人的拉丁语知识考证教会的重要文献《论君士坦丁的馈赠》,他向世人证明它是一份伪造的文件。比昂多撰写了三部博学好古研究性质的著作:《复原的罗马》(De Roma instaurata,1444-1446)、《凯旋的罗马》(Roma Triumphans,1459)和《意大利解说》(Italia Illustrata,1474)。《复原的罗马》是对古罗马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古罗马地形地貌的考证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比昂多本人进行了实地考察。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复原的罗马》属于历史地理或文化地理的著作,研究古罗马的物质空间是为讲述罗马历史提供场景和线索(prompts)。④《凯旋的罗马》则与上述两部著作有所不同,该书探讨的并非具体的实物,而是较为抽象的文化机制或文化成例(cultural institutions),内容包括古罗马的宗教(第1—2卷)、公共管理(第3—5卷)、军队(第6—7卷)、私人机构(第8—9卷),以及凯旋仪式(第10卷),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⑤需要强调的是,在同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上,这两类历史兴趣有时是重叠的,例如,瓦拉既写了《论君士坦丁的馈赠》这样的考证著作,也曾撰写叙事性的《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传》。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比较知名的博学好古家还包括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西格尼奥(Sigonio)、奥尔西尼(Fulvio Orsini)、李格里奥(Piro Ligorio)等人,他们用精湛的语文学知识和考证技巧探究古代的历史、文献、文物、习俗和制度,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古典学和考古学的基础。⑥随着欧洲各国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这两大史学类型也被仿效。⑦

  17和18世纪的欧洲史学大致也可以划分为这两大类型。⑧17世纪,欧洲的博学好古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7世纪因此被称为“博学的时代”。其中,法国学者在此领域的贡献尤其突出,1663年,在法国名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的扶持下,巴黎正式创立了一个研究早期文明的古物的机构——“铭文学院”(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但它的重要性在1701年的扩大和重组后才充分体现出来。⑨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瓦拉的语文考证法在法国学者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⑩马比永的《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1681)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文献考证技术,对后世西方的文献学的贡献尤其卓著。(11)

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史学

  启蒙运动时期,叙事史呈现出新的面相。启蒙时期的叙事史深受启蒙运动观念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思考的是更为普遍的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因此,启蒙时期的叙事史不再只局限于政治事务,而是尝试从整体上呈现人类社会发展史。许多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这类史学著作浸透着强烈的启蒙政治和社会观念,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18世纪的这种“哲学式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欧洲的某个国家,他们更多地是从世界的视野撰写历史,这当然也与18世纪欧洲人对欧洲之外世界的认识和殖民活动有关联。启蒙时期的“哲学式历史学”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12)

  (一)民史(civil history)。17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把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划分为三大类型:神圣史、自然史和民史(civil history),他明确指出,“民史”就是叙述人类事迹的历史。(13)18世纪,“civil”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是相对于宗教和教会而言,“民史”不同于“神圣史”(sacred history,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宗教史)和“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另一方面,civil history也是相对于自然史而言,它指的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有政府之后的社会演进史;最后,“civil”这个词也意味着文雅和文明。启蒙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皮埃特罗·加诺内(Pietro Giannone,1676-1748)撰写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民史》(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1723)首开“民史”之先河,并对孟德斯鸠和吉本等人有直接的影响。(14)“民史”不注重战争和政治,而是关注法律、商业、艺术和工艺等领域的历史。

  (二)风俗史(history of manners)。“风俗史”的开创者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1756年,他出版了《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 etl’esprit des nations,简称《风俗论》),直接针对波叙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的《论世界史》(Discours surl’histoire universelle,1681),后者仍然延续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世界史观。伏尔泰的世界史从有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所讲述的内容也不限于帝王将相,以及战争与政治,而涉及文明的诸多方面,是比较视野下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史。《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常把伏尔泰视为“整体史”(l’histoire totale,1681)或“新史学”的先驱。(15)

  (三)社会史(history of society)。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明确使用了“社会史”这个术语,他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的历史》的序言中首先阐述的是“从罗马帝国覆灭到16世纪初期欧洲社会进步(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的总体观念”。总之,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员,罗伯逊笔下的社会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式发展。

上述几种哲学式历史存在一些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倾向性。首先,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或当时人所说的“精神”),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其次,摆脱了神学笼罩下的人类发展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progress),强调自由、理性和商业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史学家皆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进步,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市民社会史》和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社会的“阶梯式演进”最清晰地表达了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四个阶段:狩猎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的描述更多是凭借想象,由于这种描述缺少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当时的一位苏格兰哲学家杜加尔德·斯特沃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把这种历史观称为“理论史或猜想史”(theoretical or conjectural history)。(16)最后,在这种“人类社会进步观”的支配下,启蒙思想家强调欧洲社会对非欧洲社会的优越性。(17)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指出:“只有欧洲,人类的生活是真正历史的。中国、印度或美国的土著,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化,仅是一些静的无变化的变化,或是一连串的由旧生活方式到新生活方式的新陈代谢,里面没有规律的累积的发展,而规律的累积的发展,正是历史进化的特性。因此,欧洲是人类生活得天独厚的地区。”(18)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写道:“爱国者的职责是偏好并推动只关注他的祖国及其光辉(往事):但是一个哲学家或许能被允许拓展他的视野,并把欧洲视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她的不同居民达到了几乎是相同水平的文雅与教养。力量的天平将继续浮动,我们自己的王国或相邻诸国的繁荣交替起伏,但是这些部分的事件在本质上不会伤害我们的幸福、艺术体系、法律和风俗的总体状态,正是这些东西把欧洲人与他们的殖民地区分开来,并高于人类的其他部分。”(19)同样地,罗伯逊在其《美洲史》里强调西班牙人处于高级的商业社会阶段,而美洲土著社会属于原始的游牧阶段,自然地,美洲土著社会比西班牙人的社会落后和低劣。尽管他批评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野蛮和残酷,也流露出对美洲土著居民的一些同情,但他认为,美洲土著社会的摧毁,无论多么悲壮,是美洲土著社会向更高级社会迈进的一个必要阶段。罗伯逊有关美洲史的这种论调与19世纪马克思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中英鸦片战争时的态度和口吻如出一辙,例如,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0)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复兴的博学好古研究传统在17和18世纪仍然在延续,但这类史学被“哲学式历史学”的光环遮蔽了,后人在论述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时,往往把博学好古研究置于次要的位置。只是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杰出的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等人的重新发掘,古物学传统在西方历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历史研究的贡献才得到充分的承认。(21)前面说过,17世纪曾被称为“博学的时代”。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依旧兴盛,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博学好古学者,在法国,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和卡吕斯(Comte de Caylus,1692-1765)都是马比永事业的继承人。蒙福孔著述甚多,他撰写的《希腊古文字学》(Greek Paleography,1709)是古文字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蒙福孔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古物图解》(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ésentee en figures,1719)和《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Les monuments delamonarchie ,1729-1733)。《古物图解》配有超过3万幅插图,显然,他打算尽最大可能提供一个关于古代的完整图像记录。全书按照主题分类,涉及宗教、战争、运输、服饰等,总共10大册,该书在当时大获成功,蒙福孔又完成了5大册的续编,并推出了该书的第2版。《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是一部未竟之作,蒙福孔编写这部著作的宗旨是为了“理解法国的历史”,换言之,为那些阅读法国历史的读者提供一部参考工具书。(22)

卡吕斯的代表作是厚厚的七大册《古物集》(Recueil d’Aniiquites,1752-1767)。《古物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涉猎范围广,他细致研究了他本人及朋友们收藏的古埃及、埃特鲁斯坎、希腊、罗马和古代高卢的文物;其次,《古物集》配了数千幅珍贵的插图。卡吕斯在研究物品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释,其中他对艺术的见解就很精到,他认为艺术“呈现的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的画面;从它们当中至少可以推演一些有关历史、统治者的性格,以及政府体制演变的一些有根据的推测(若非事实性的证据的话);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候这个民族的性格可以从艺术品的数量、品味或野蛮加以估量”(23)。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

  意大利人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也是马比永的忠实追随者。他曾做过摩德纳的图书馆馆员和堂区神父。他编订了《意大利史料集成》(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1723-1738),这是关于500—1500年间意大利历史的重要史料汇编,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后,穆拉托里又撰写了《中世纪意大利古物集》(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Milan,1738-1742),这部著作分75个专题探讨了中世纪意大利历史的诸多方面,是18世纪古物学研究的杰作。另外,穆拉托里还编撰了《意大利编年史》(Annali d ‘italia,1744),这是500—1400年意大利历史的一个梗概。(24)从总体上看,穆拉托里的《意大利编年史》未能克服编年史形式内在的分散性,未能把材料整合为一个贯通的情节。(25)表面上看,穆拉托里关注的是与现实无涉的意大利中古史,其实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关怀,他希望对意大利历史的总体性研究来捍卫“意大利意识”(Italianità)。在其编订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的序言里,穆拉托里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我们只认识当意大利处于光辉和胜利时期的历史,而对意大利处于失败和外族统治的历史漠不关心,这是无知和蛮横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忘恩负义。不论意大利处于胜利或失败,意大利依旧是我们的母亲。承认他们对意大利(不论是在光辉或在灾难的岁月)的义务是意大利的后裔们不可推卸的责任。”(26)

  稍晚时候,意大利艺术家和古物学家焦瓦尼·皮拉内西(Giovanni Piranesi,1720-1778)则细致地描绘罗马的古物,醉心于绘制并出版罗马建筑物的景观版画,这在当时欧洲的有教养的游客当中颇受欢迎。作为古物学家,他主要研究古罗马的建筑,并把他的研究心得融入他的《罗马的古代》(Antichità Romane,1756)之中。(27)作为古物学家,皮拉内西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捍卫古罗马人在建筑领域的成就。1758年,法国学者于连-大卫·勒胡瓦(Julien-David LeRoy,1728-1803)出版了《希腊最美丽建筑的废墟》(Les plus beaux monuments delaGrece,1758),该书宣扬希腊建筑优于罗马建筑。皮拉内西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出版了《论罗马建筑的壮丽》(Della Magnificenza ed architettura de’Romani,1761)与勒胡瓦展开笔战,驳斥其论断。显然,皮拉内西的学术研究中蕴含了浓烈的民族情感,在这一点上,他和穆拉托里是一致的。皮拉内西积极地研究古罗马的建筑遗存,旨在让人们形成“美好的品味”(buon gusto),即古典审美品味,并产生“新的古代建筑”。不过,他并不赞成食古不化,而是主张把古典的审美品味与个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一个希望赢得荣誉和名望的艺术家,不应当满足于忠实地抄袭古人,而是应当通过研习他们的作品,让自己表现为一个善于发明和创造的天才。通过审慎地把希腊的、托斯卡纳的和埃及的(元素)结合起来,他应当为自己找寻新的装饰和新的方式开辟一条道路。”(28)

从总体上看,17和18世纪的博学好古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首先,博学好古家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他们整理编纂的大型史料丛书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次,博学好古学家发展和完善了历史研究的一些“辅助学科”(ancillary sciences),如古文书学、古文字学、纹章学(Heraldry)、碑刻学、钱币学、统计学等。这使得历史研究在技术层面取得长足进步,更加专业化。最后,除重视文字证据之外,还注重非文字的实物证据(non literary evidence)(29),并尝试把图像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30)

  哲人史学家和博学好古家在秉性和气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用中国传统的学术语言来说,哲人史学家偏重“议论”,而博学好古家偏重“朴实”。(31)哲人史学家,往往鄙视博学好古家的历史研究,轻蔑地把他们称为“学究”(erudits),认为他们沉迷于历史的细节而不能自拔,正是这一点让伟大的著作受损(“Malheux aux details,c’est une vermine qui tue les grands ouvrages”(32))。伏尔泰在为其《风俗论》辩护时,提出了他的史学理想:“我的目的不在于积累大量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筛选最重要和文献记录翔实的事实,以便指引读者,使他们自己评判关于人类精神的灭绝、复兴和进步,并使他们能够通过各自的风俗辨识不同的民族。”(33)显然,在伏尔泰看来,史学应该是优雅叙事和“哲学精神”的结合,所谓的“哲学精神”亦即批评的精神。但苏格兰的史学家罗伯逊认为,伏尔泰在确定历史材料和史实方面显得不严谨,不符合当时的史学标准:

  在我的所有探索和研究中……我不止一次提及伏尔泰先生,他在其《风俗论通史》(Essai sur l’historie générale)中,考察了同一个时期,讨论了所有的这些主题。这并未忽视那些非杰出人士的著作,他的才华不但出众而且全面,尝试了文字写作的每一种类型……但是,因为他很少仿效现代史学家的榜样,在引用它们的信息来源时,我在确证任何可疑或不为人知的事实时,无法诉诸他的权威。(34)

  的确,18世纪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哲学式历史学家的一个严重缺陷:他们常常“根据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选取他们认为是最相关的事实”(35)。启蒙时期的一些史学家则努力把哲学式的历史解释和博学好古家的细致研究结合起来,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是这种结合的典范。(36)

  从文化地理上说,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中心分别是巴黎和爱丁堡;在德语世界,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中心是哥廷根,就史学声望而言,哥廷根显然不及巴黎和爱丁堡。哥廷根史学家群体深受法国启蒙史学家和苏格兰启蒙史学家的影响,撰写社会和文化视野下的“市民史”(bürgerliche Geschichte)和“文化史”(Kuturgeschichte)。(37)正如哥廷根学派的史学家施罗泽(August Ludwig von ,1735-1809)所说:“历史学不再是国王们的传记,按照年代顺序罗列王位的更替、战争和战役。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德国人仍然用这种低劣的品味撰写历史,直到不列颠人和法国人用更好的榜样唤醒了我们。”(38)哥廷根历史学派的学者也试图从宏观的视野看人类社会的演进,并努力阐明人类进步过程中的各个阶段,(39)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当中终究未能产生能与伏尔泰、休谟和罗伯逊等人著作媲美的历史著作。不过,哥廷根学派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史学家埃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1753-1827)尤其注重文化史和“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他认为文化史和文学史是孪生姐妹,对此,他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艺术和各门科学的历史,及其起源、进步和各种转变不能与社会条件的历史分割开来,因为文化和文学是孪生姐妹,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她们持续为彼此提供支持。先出生的文化为妹妹的诞生做好了准备,因此她们生活在一起,共同携手努力,不能分割与分离,也一起消亡。没有其中一个的历史,另一个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和无法理解的。”(40)此外,莫泽尔(Justus,1720-1794)撰写了一部优秀的社会史著作《奥斯纳布鲁克史》(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这实际上是一部城市史著作,它特别注重描绘这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面相与特征。

  另一方面,德国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强调原始资料。在这方面,德国史学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博学好古研究”和古典语文学的成果。(41)德国的博学好古研究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孔拉德·凯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464)撰写的《日耳曼解说》(Germania illustrata),此书以比昂多的《意大利解说》为榜样,凯尔蒂斯撰写此书的动因是为了驳斥意大利人视德国人为“野蛮人”的文化偏见。(42)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吸收了法国和意大利式的博学研究,并运用至历史研究。(43)博学好古研究往往与古代历史研究密不可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堪称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典范。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受到了“文学史”的影响,同时,他吸收了博学好古派把文本和实物进行对照研究的传统,把博学好古传统的考证功夫和清晰的叙事史结合起来。(44)温克尔曼的古史研究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他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之父,也是德国以推崇古希腊文化为主旨的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开创者。(45)启蒙运动时期,哥廷根大学的史学家加特雷尔(Johann C.Gatterer,1727-1799)在族谱学和纹章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6)在19世纪早期,德语世界的古典学者把博学好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沃尔夫(Friedrich Wolf,1759-1824)、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和奥古斯特·波埃克(August ,1785-1867)是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47)波埃克创造了一个新词——“器物的训诂学”(philology of things),用来表示古物研究,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训诂学(philology of words)。(48)他们大大拓展了古典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古代的语言和文学,而是涵盖了古代世界的方方面面。(49)从总体上看,18世纪德国史学的发展仍然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文学式的叙事史和博学好古研究。只有当这二者之间的鸿沟被填平时,现代史学诞生才成为可能。(50)

 三、兰克的史学革命

  19世纪,欧洲史学革新的中心从法国和英国转向了德国,这场史学革新被赞誉为史学领域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通常是与莱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18世纪德国史学的中心是在哥廷根大学,那么19世纪德国的史学研究则无疑是以新创建的柏林大学为中心,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将德国史学中的这一新转移视为一次史学典范的转移。(51)兰克的史学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式历史学的某种反动。(52)兰克强调史学的自主性,反对史学研究屈从于哲学,他尤其反感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虚悬式的历史解释,貌似构建了一个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体系,实则是想当然地扭曲历史真相。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真正目标是“如实地呈现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既不诗意化,亦不凭空想象”。(53)客观的历史真相是至高无上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有可靠的历史资料,兰克强调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重要性。在确定资料的可靠性或史料考证方面,兰克深受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影响(54),他最推崇的史学家是以考证古罗马史见长的尼布尔,这体现了兰克史学与18世纪史学之间的延续性。兰克认为,在拥有可靠的史料和确定的史实之后,接着就应该用一种优美的风格把可靠的历史事实呈现出来。兰克的几部代表作,如《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实现了最严格的史实考订与优美叙事的完美结合,正因为如此,这些著作一经问世就赢得广泛的赞誉。与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些哲学式历史学家的世界主义的宏大视野不同,兰克的历史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近代史上的欧洲各个主要民族国家,换言之,兰克的史学是以政治史为导向的民族史,这种史学的风行使启蒙时期那种宏大视野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受到损害。(55)不过,兰克也和启蒙时期的史学家有共同之处,在宣扬欧洲文明史相对于非欧洲文明史的优越性方面,兰克秉承了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些哲人史学家蔑视非欧洲文明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具种族色彩。在兰克的笔下,只有欧洲的历史才是真正重要的历史,诸如印度和中国这类亚洲国家的历史与欧洲截然不同,仅属于“自然史的内容”(56),言外之意,中国和印度没有真正的历史,这种抹杀非欧洲社会的历史性的历史观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亚洲历史的口吻如出一辙。在兰克看来,欧洲文明史的创造者只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这两大族群,中欧和东欧,斯拉夫族都被排除在欧洲文明史之外,毫无疑问,兰克所表达的是一种毫不含糊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57)

  兰克的史学研究得到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兰克本人执掌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职,在兰克的庇佑下,兰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持了德意志地区重要大学的历史教席,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兰克学派。(58)1848年前后,兰克史学取得了主宰的地位。在兰克学派的推动下,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并且职业化,拥有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兰克学派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德语世界,在其他国家也有追随者,他们仿效德国历史学家的做法创办专业的历史学刊物:法国人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和古斯塔夫·法涅兹(Gustave Fagniez)创办了《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1876),意大利史学家创办了《意大利历史杂志》(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884),英国史学家阿克顿(Acton)和曼代尔·克雷顿(Mandell Creighton)创办了《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86),美国历史学会创办了《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正是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学在19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因此,19世纪也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

在德国之外,兰克的追随者及其在国外的仰慕者更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例如,兰克的高足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在1859年创刊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卷首语里宣称:“本刊拟是,且最重要地是一种科学的刊物。”法国史学家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1830-1889)在1862年的就职演说《科学史家的精神》中自信满满地说:“史学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科学!”英国史学家班瑞(J.B.Bury,1861-1927)在1903年发表的《论历史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一文中则宣称:“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亦不少。”(59)

  过去,人们往往注重从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专业化这个角度去衡量兰克史学革命及其成就,在德国之外,各国差不多也是这样看待兰克的史学革命的,但人们较少注意到,兰克史学所标榜的客观性和史学实践存在很大的距离,虽然兰克标榜“赤裸裸的真相”和“客观性”,事实上,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历史著作日益政治化,这种倾向在以德罗伊森、西贝尔、特雷奇克等为核心的“普鲁士学派”那里表现得格外明显,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史学的客观性当然是很成问题的。(60)德国大史学家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在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世界历史沉思录》撰写的书评里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我们的历史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而从事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布克哈特并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这类政治斗争……他抽身而退,甚至还不如他的同胞孔拉德·梅耶,后者以极大的同情与关切经历了德意志民族不断变换的各种命运。很显然,那些哺育了我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判断的大量体验、印象和抱负对布克哈特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们有像兰克那样呼吸伟大的国家政治关系的空气,他也未对一般的国家的实现给予任何感情投资。相反,如同施罗塞尔,布克哈特只是在更宽泛和更富有刺激性的意义上思考了权力,在他看来,国家的本质就是‘罪恶本身’。”(61)自兰克以降,政治史就变成了德国史学的正宗和主流,德国的史学传统比18世纪更狭窄,也更保守,它的保守特性在于对社会史的排斥,这种保守态度突出地体现在对史学家兰普雷希特的某种歇斯底里式的排斥。(62)

  另外,人们较少从欧洲的学术视野去衡量这场史学革命对德国人的意义。对德国学者来说,这是一次扬眉吐气的知识革命,随着兰克史学的出现,德国终于摆脱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直作为外国史学追随者的尴尬地位。(63)当梅内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里赞扬德国的历史主义的贡献时,他无疑也洋溢着德国在历史学上实现“独立”和“原创”的自豪感,长达几个世纪的屈辱的次要位置终于被克服了,如何不能让梅内克深感自豪并大书特书呢!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19世纪兰克史学最突出的贡献则是其方法论、对史料考证以及对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中的优先性原则的强调。当今的史学家不再迷信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性,但兰克对历史真相的优先性原则仍然是史学家应当且必须坚持的一种理想!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高夫所说:“我认为,每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和其他的学者一样,应当关心真相。即使我并不认为只有唯一的真相,我仍然相信历史学家应该努力提供真实的东西。他必须与小说家全然不同。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可以处于‘真实’历史的边缘,但是,它却不是历史知识的组成部分。”(64)笔者认为,勒高夫的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承蒙我的同事徐波教授、吕和应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的岳秀坤老师以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石芳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料,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致谢。

  本文曾以“近代欧洲史学变革及其空间转换”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37期(2013年4月10日)历史学A-05版。受报纸体例限制,文章为学术随笔,仅有3000字,且未有任何注释。之后,笔者对这篇学术随笔进行了彻底的修订,扩充成一篇1.5万字的规范论文,特此说明。

 注释:

  ①Peter Miller,Peires’s Orient:Antiquarianism as Cultural History in Seventeenth Century,Farham:Ashgate,2012,p.8.

  ②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71.

  ③我这里采用徐波教授的译法,参见徐波:“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28—139页。

  ④参见Peter Miller,”Major Trends in European Antiquarianism,Petrarch to Peiresc”,in Daniel Woolf,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Vol.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50。

  ⑤参见Frances Muecke,”Gentiles Nostri:Roman Religion and Roman Identity in Biondo Flavio’s Roma Triumnphans”,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LXXV(2012),pp.93-110。

  ⑥Rudolf Pfeiffer,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3-66; Robert Weiss,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the Classical Antiquity,Oxford:Blackwell,1988; Alain Schnapp,The Discovery of the Past:the Origins of Archaeology,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1996.

  ⑦Daniel Woolf,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Vol.3,pp.244-259.

  ⑧参见Arnaldo Momigliano,”Gibbon’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Harper & Row,1966,pp.41-44。

  ⑨Georg Iggers,The University of ,1760-1800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1980,p.13.

  ⑩Donald Kelley,”The Theory of History”,in Charles Schmit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750.

  (11)彭小瑜:“近代西方文献学的发源”,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111—115页;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40—154页;张强:“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载《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97—102页。

  (12)以下关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史”类型的划分遵循的是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观点,参见Peter Burke,”The New Hi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in Roberta Bivins,ed.,Medicine,Madness and Social History:Essays in Honour of Roy Porter,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7,pp.36-45。

  (13)Donald Kelley,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75-376.

  (14)Trevor-Hugh Roper,Enlightenment and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8,31,34-53.

  (15)正如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指出:“是结构的历史而非纯粹事件的历史。是动态的历史、演化和转变的历史,而非静态的历史。是解释说明的历史,而非纯粹叙述、描述或教条的历史。总而言之是整体史。”(Siofra Pierse,”Voltaire:Polemical Possibilities of History”,in Sophie Bourgault & Robert Sparling,eds.,A Companion to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Leiden:Brill,2013,p.172)

  (16)Daniel Woolf,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Vol.3,p 505; Donald Kelley,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pp.81-82.

  (17)Gerhard Masur,”Distinctive Trai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Historia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7,No.3(1962),pp.591-608.

  (18)转引自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1页。

  (19)转引自Eileen Ka-May Cheng,Historiography:An Introduction Guide,London:Continuum,2012,pp.49-50。

  (20)[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页。

  (21)Arnaldo Momigliano,”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Harper & Row,1966,pp.1-39;徐波:“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28—139页;晏绍祥:“17到18世纪欧洲关于古典世界的史学”,载《高师函授学刊》.1994年第3期,第32—36页;晏绍祥:“18世纪欧洲关于古典世界历史的学术”,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第66—77页。

  (22)Francis Haskell,History and Its Imag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1-137.

  (23)Francis Haskell,History and Its Images,p.181.

  (24)顺便说一下,十多年前笔者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发现了18世纪刊印的一整套《意大利编年史》,估计可能是19世纪的欧洲传教士带入四川的。2014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笔者去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让笔者识别一套他们无法辨认的外文书,原来是《意大利编年史》,然而原本完整的一套书(12册)已经缺失了两册,让人心痛。

  (25)Daniel Woolf,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Vol.3,pp.367-369.

  (26)Felix Gilbert,“Italy”,in Orest Ranum,ed.,National Consciousness,History,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p.42;作为历史学家,穆拉托里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他对当时意大利盛行的思想控制(censorship)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我们天主教徒经常抱怨掌握权力的人强加于我们的太多限制,结果,人们不能在不冒书籍被查禁甚至更大不幸的情况下,无拘无束地探讨或刊印任何关于物理学、天文学、医学、教会史和其他事物。”(转引自Francis Haskell,History and Its Images,p.169)

  (27)StephenL.Dyson,In Pursuit of Ancient Pasts:A History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12

  (28)John Pinto,Speaking Ruins:Piranesi,Architects and Antiqu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Rome,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pp.64-98,esp.p.64.

  (29)以上归纳转述自莫米利亚诺在其经典文章“古代史和古物学家”(“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中所作的出色概括。(Donald Kelley,Fortune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6)

  (30)关于西方学者把图像作为历史研究证据的历史,可参考Peter Burke,“Image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4,No.2(2003),pp.273-296; Francis Haskell,History and Its Images。

  (31)南宋学者陆象山曾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转引自余英时:《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32)Fritz Stern,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39.近代早期的一些哲学家往往蔑视语文学家和古物学家的学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嘲笑古物学家,认为他们毕生的目标是发现古罗马的信息,而西塞罗的婢女不用研究也知道这一点。维科在1701年的一次演讲中也说:“语文学家,你们吹嘘你们完全了解罗马的家具和习俗,了解罗马的街道和街区胜过对你自己城市的街道和街区的了解。你们如此自豪的东西是什么?你所了解的只不过是一个罗马制陶工、厨师、鞋匠、旅客或城市更夫都熟知的事情。”(上述信息出自Peter Burke,Vico,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7)

  (33)转引自Peter Reill,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37.

  (34)Denys Hay,Annalists and Historians: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London:Methuen,1977,p.184.

  (35)Peter Reill,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p.36.

  (36)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74.

  (37)Peter Burke,“Paradigms Lost:From Gottingen to Berlin”,Common Knowledge,Vol.14,No.2(2008),pp.253-254

  (38)Georg Iggers,The University of ,1760-1800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pp.11-12.

  (39)从总体上看,18世纪德国的文化史研究遵循两种路径:一种是受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类进步观念的影响,努力阐明人类进步过程的各个阶段;另一种接近今天的社会史,描述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的面相与特征。参见[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刘耀春译,刘君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40)Donald Kelley,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p.23.

  (41)Georg Iggers,The University of ,1760-1800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pp 12-13

  (42)凯尔蒂斯曾说:“某些现代历史学家(他们出版了新的历史著作,骄傲地声称他们可与古罗马帝国媲美)称我们的领袖为‘野蛮人’……贬低我们德国人的声誉。”(转引自Donald 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Variorum Ashgate,1997,p.246)凯尔蒂斯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学者,他在1492年的一次著名演说中,号召德国学者与意大利人展开学术竞争。

  (43)Edward Fueter,Histoire de l’historiographie moderne,trans.by Emile Jeanmaire,Paris:Librairie Félix Alcan,1914,pp.392-395.

  (44)Thomas Kaufmann,”Antiquarianism,the History of Objects,and Art History before Winckelman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2,No.3(2001),pp.523-541.

  (45)Rudolf Pfeiffer,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167-172.

  (46)Arnaldo Momigliano,”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p.16.

  (47)Charles-Olivier Carbonell,L’Historiographi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8,6th ed.,pp.90-92.

  (48)Daniel Woolf,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Vol.3,p 258;中国学者张巍教授把19世纪德国的古典化划分为“语言派”和“文化派”(张巍:“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120期,第13版)。他所说的“文化派”即笔者此处所说的“器物的训诂学”(古物学)。

  (49)Felix Gilbert,History:Choice and Commitment,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1977,p.26.

  (50)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指出:“十九世纪初期的历史学研究的写作和教学被转化为一种专业规范这方面,西方世界普遍地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变化。直至那时为止,历史学著作一直有两大占主要地位的传统:一种主要是学究式和古董式的,另一种则本质上是文学式的。仅只偶尔地这两种传统才汇合在一起,例如在18世纪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朋(吉本)、休谟和罗伯逊的著作里。”([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页)另参见伊格尔斯:“只有在文物研究和历史撰述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之时,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51)Peter Burke,”Paradigms Lost:From Gottingen to Berlin”,Common Knowledge,Vol.14,No.2(2008),pp.244-257.

  (52)Peter Burke,”Ranke as Reactionary”,in Georg Iggers & James Powell,eds.,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pp.36-44.

  (53)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第23页。

  (54)吕和应:《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纲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未刊博士论文,第122页。

  (55)在法国史学家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启蒙史学的余绪,他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与兰克的史学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56)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4页。

  (57)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第30—35页。

  (58)Donald Kellev,Fortunes of History:Historical Inquiry from Herder to Huizinga,p.175.

  (59)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史学态度的实情远比上述学术口号反映的态度复杂得多,班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史学理念绝非人们常常理解的那种“科学主义的”,班瑞绝不是无条件地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是一位绝对的实证主义者。他认为在史料考证领域方面应该贯彻科学的精神,是客观的研究,但在解释史料时,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就起作用了,因此,班瑞认为历史研究是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互动,他从不认为历史研究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也就不具备自然科学的那种“科学性”。再进一步说,班瑞赞同社会的发展或演进的观点,但从未像奥古斯特·孔德、丹纳和英国人巴克尔这些真正的实证主义者那样去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Laws)。班瑞毫不含糊地指出:“历史归纳不是法则,它们不能构成演绎(deduction)或预告(prediction),这样的归纳只具有解释性(heuristic)的价值。”他认为历史研究过程是客观的,也就是科学的,但是在呈现研究结果时,需要文学形式。总而言之,历史研究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参见Doris Goldstein,”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A Reappraisal”,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2,No.4(1977).pp.896-919。

  (60)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31—32页。

  (61)转引自Lionel Gossman,Basel in the Age of Burckhard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446。

  (62)Georg Iggers,”The Historian Banished:Karl Lamprecht in Imperial Germany”,Cer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7,No.1(1994),pp.87-92.

  (63)Benedikt Stuchtey & Peter Wende,eds.,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7-28.

  (64)Jacque Le Goff,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trans.by Richard Vease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