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Gao Jiangtao (高江涛) discussing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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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高江涛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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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进入到深入研究阶段,新阶段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却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动力与模式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与趋势。与国家形成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与结构的考察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切入点。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或者多源的,要避免陷入单线进化论。同时,考古学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多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国、内外有关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互动探索交流,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发展,而在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推动下,中国考古学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态势。

【关键词】文明起源;回顾;反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12&ZD13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高江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10),主要从事先秦考古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3)01-00**-09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1],迄今已近90年的历史,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回顾近十几年来的研究历程,硕果累累的同时也提出了许许多多新的问题,很有必要在总结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反思。现就以下几个方面略陈己见,请批评指正。

 一、新世纪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之前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大体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二是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

  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摧毁了大一统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实际上同时提出了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科学的态度要求重视地下发掘的材料,考古学的作用凸现出来。于是就有了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就有了1930年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唯物史观的尝试。这些早期的研究虽不是明确地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但却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殷墟的发掘使人们认识到殷墟文化并非商文明的源头,如此繁荣的文明肯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于是开始了殷墟文明溯源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二里冈遗址和郑州商城的发现[2],学者们才逐渐认识到二里冈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商代确已是文明社会,那么同为早期文献记载的夏是否亦如商代。1959年徐旭生对豫西的“夏墟”调查揭开了探索夏文化的序幕[3],调查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1977年,夏鼐先生正式将此类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4]。随后,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学术界争论不一,70年代末邹衡先生较为全面论述了二里头文化,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5]。夏是文献记载的我国第一个王朝,因此对夏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实际上已触及到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实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考古发现和材料涌现,尤其龙山时代城址发现,又将学者探索的眼光转向了龙山时代,以致安金槐先生在王城岗城址发现不久便撰文认为城堡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王城岗城址标志着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社会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了[6]。1985年,夏鼐先生《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出版,该书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专著,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全面展开。夏鼐先生之后,此类专著如雨后春笋般纷涌而出。这一阶段有关文明起源研究的专著增加,有关文明起源的单篇论述剧增,专题学术会议出现,聚落考古引入并尝试用于文明起源研究[7]。以上两个阶段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提出并逐步走向全面开展的阶段。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进入到深入研究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启动,并持续开展了十余年;有关文明起源及形成研究的专著、专刊大量增加,研究层次深入;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较多的相继召开。

  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专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大科研项目。从2002年始进行了为期两年的“预研究”,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4年至今开展了三个阶段的研究,单对某一学术专题多学科联合攻关持续十余年,这在人文哲学领域史无前例,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课题研究,同时也将中国文明起源及形成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相关成果与学术会议的大大增加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新阶段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多学科中涉及有考古学、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政治学、地理环境、动植物、体质人类学、生物基因等,以及物理化学分析、空间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天文学等等,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与之相关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门类。多角度探索与文明的关系,有专门探讨文明与人地关系的,如宋豫秦等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8],有从史前城址角度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如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9],还有从经济技术、礼制等等角度探索这一问题的,视角多样,不再赘述。多层次主要是指研究深度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文明要素”的追溯,而是注意考察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注意研究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动力”、“背景”及“模式”等。二是聚落考古较多地用于文明起源的研究,如伊洛河地区、洛阳盆地等的系统区域考古调查[10],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都邑性中心聚落的布局和结构考察与发掘,聚落形态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探讨[11]。三是学者们认识到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等地区性的文明起源研究逐渐兴起。这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全方位的问题,研究地域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迅速推及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以及辽河全国七大流域。专门研究区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专著较多涌现,如高江涛的《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12]、张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13]等等。

  然而,新阶段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多学科参与的同时更要强调学科间的紧密结合,避免各自关门做自己的两张皮现象,考古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必须深入长期的参与进来,甚至广泛参与考古发掘,这样直接的结果就是考古学分支学科的产生,许多已经较为成熟的分支学科如环境考古、动物考古、遥感考古等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多层次探索中应该有一个重点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动力与模式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与趋势。中国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几千年来延续相承,基本没有中断,个中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以后长期探索的重点,也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及发展的动力与模式问题。另外,虽然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各类专项研究也层出不穷,然而却十分缺乏将各地区研究成果整合总结概括性的研究。

二、文明内涵、标志及相关概念的讨论

  在我国虽然对文明问题的探讨可早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然而真正专门文明内涵或概念的研究实际上是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广泛研究而展开的。夏鼐、苏秉琦、张光直等先生分别提出了对文明内涵或概念的认识与界定,由此又引出了对于文明形成标志或标准以及文明要素的大讨论,直到最近仍有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新世纪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呈现以下两种趋势。一是,不再局限于文明某一单纯内涵或某一要素的探索,而是多层次、多方面、全方位的探讨。如王巍先生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不断复杂化,由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发展成为不同阶级,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14]。显然王先生已提升一定高度从物质、精神和社会三大方面理解与认识文明内涵。恩格斯在研究文明诸要素时,实际上即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领域来揭示出其中的文明要素的,如在经济领域就指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个体家庭社会基层经济单位出现;政治领域提出阶级对立和公共权力产生;在社会领域,社会组织与结构按地区而非血缘关系划分,包括城、乡分离等。二是,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文明要素”的追溯,注意研究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动力”、“背景”及“模式”等。文明形成的标志或要素以往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集中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可直接或间接考察的物化形态因素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形态因素。物化形态因素包括传统看法的城市、文字、青铜器和近年来为学者们关注的礼器及礼仪性建筑、宫殿、宫城等。社会形态因素主要指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层及阶级、君主及政治权力机构等。两个层次的后者是较高层次的研究内容,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重点。前者因世界上的地区不同,其表现形式不尽一致,没有普遍性而把它们作为通用标志受到相当多学者的批评,甚至有学者从哲学的视角论述不存在一个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文明标志”[15]。社会形态的因素又因其属于上层建筑而难以具体操作。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人们可以出于不同的根据或材料,突出强调某一个甚至几个文明要素的重要地位,进而把它作为文明内涵特征或者标志,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文明社会或者文明时代显然是一个内涵复杂丰富的系统,所以其不可能仅仅表现在一个层次、一个方面,而是多个层次、多个方面,这正是我们提出多层次、多方面、全方位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内在原因。此外,虽然存在文明内涵的复杂性、标准的非一性、社会形态要素难以操作性等,且不可因噎废食,更不应陷于“无标志”论。笔者以为,我们强调多方面研究的同时,更要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突破点或重点。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指国家的形成是文明社会的最突出标志,而与国家形成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与结构考察应该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

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个社会进程的概念,换言之,文明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包涵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进程。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较多的采用“文明化进程”的概念即是指此[16]。文明起源与文明的形成显然是文明过程的不同阶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早年的研究往往将二者混同。文明起源是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复杂化的开始,或言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是文明诸要素的开始,是一个“量”的积累;文明形成是社会进入一个显著进步的新阶段,即进入了文明社会,是一个质变的时期。文明的早期发展是指进入文明社会后各个方面的初步发展时期。具体到古代中国,各地区都可有自己的上述文明进程,而且可以是不同步的,也可以是不对等的,总之应该是多元或者多源的,应当避免陷入单线进化论。从史前考古的事实看,中国史前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社会演进及文明化进程均为非单线的,而是多线的或者多元的。此外,所谓的进化也是相对而言的,有的是进化,而有的则是退化;有的是连续进化,而有的则是断裂或中断。

  文明与国家虽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然而前文已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最突出标志。对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的伴生对国家起源和形成课题的探索。新世纪以来最热门的就是对“酋邦”和“早期国家”的讨论。塞维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论经张光直先生引入国内,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暂且勿论从20世纪60年代酋邦理论提出以来近半个世纪理论本身的发展变化,也暂时不要纠结于对酋邦理论本身概念理解层次的争辩[17]。对待国外文明相关理论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切莫走入两种极端,一种是以为是新理论新方法,一味地强调与国际接轨,就不加分析完全迎合,全盘照搬;另一种是存在分歧就一概否定排斥。“早期国家”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些问题。20世纪70年代克赖森和斯卡尔尼克(Henri Joannes Maria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18],对早期国家分为了三类或者三个阶段,即inchoate early state(未完全成形的早期国家或未发达的早期国家)、typical early state(典型的早期国家)、transitional early state(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后来又将inchoate early state更改为incipient early state(初始的早期国家),概念本身有所变化[19]。此外,中国学者对早期国家的概念看法与国外学界提出的早期国家又有明显的不同,甚至差别很大[20]。无论称之为何,如何划分命名,暂且勿论,我们必须强调一个老生常谈的逻辑问题,理论源于实际材料,而不是先有模式或理论,然后去框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克赖森教授2006年来到中国学术交流后明显地对其早期国家的认识有所修改,那应该是他学习到了中国探源工程以来大量的最新的考古发现与资料的结果。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总结概括大量新材料新发现的基础上,开始探索中国文明进程的相关理论与模式。恩格斯在论述国家兴起时指出了雅典形式、罗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三种主要形式,最近有学者又将之概括为国家形成的三种途径,即“内发式”、“外发式”和“扩张式”[21]。结合中国实际,上述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难于适合,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途径显然复杂,不仅呈现多样性,还兼含上述三种形式,限于篇幅,另择文探讨。对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的探讨,目前基本上有一些共识,大多数学者认同“多元一体”的模式,但对此模式的理解应该引起重视,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二者并不同时,是一个多源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是无中心的多种区域文化的多元并存,各区域文化均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似乎不易断定哪一区域文化是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心。而大约至二里头文化,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文明中心,“一体”真正形成,但同时又存在着文化的多元。所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一体有中心的多元或多元一体[22]。

  三、考古学及科技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地位

  目前,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虽然是多学科结合探讨,但却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研究,这是探索历程的必然选择,也是考古学的学科特点使然。

  从前文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简要回顾可见,中国探索文明起源和中国考古学的开始是几乎同步的。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科学”思潮影响下,在疑古派打破传统大一统认识的推动下,提出了重新认识上古史的要求。与此大致同时,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河南渑池仰韶、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小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发掘与重大发现,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以致李玄伯提出了走考古学之路重建中国上古史,顾颉刚极力支持,也以为解决古史问题应该依靠考古。可见,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考古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之后考古学不断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步步推向深入,同时考古学也逐步成为这一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主体和基础。

90余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学术界逐步形成了四个前后相继的主流观点:2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西来说,30年代以来的东、西二元说,50年代以来的中原中心说,80年代以来的多元一体说,四大主流观点都是考古学研究否定之否定而推动的结果。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彩陶后,结合自己已知的中亚和欧洲彩陶研究背景,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河南安阳小屯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殷墟的重大发现使学者们认识到殷墟文化已是较为成熟的文明社会,探寻其源头成为当时学界研究的重要任务。1930年始中国考古学家又在山东历城(现章丘市)城子崖遗址发现了早于殷墟的龙山文化,引起重大讨论,徐中舒很快就提出这一龙山文化是殷墟文化最紧密的一个源头[23]。与此同时梁思永发现著名的安阳后岗三叠层后发展了这一认识[24],从而形成了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受其影响,傅斯年结合古史文献提出“夷夏东西说”[25],这一学说一直流行至50年代中期。20世纪50年代始,郑州二里岗遗址及郑州商城、陕县庙底沟、偃师二里头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纷涌而出,而且年代上也连续直线由商及夏至龙山文化及更远,这些重大发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域上均属于中原地区,中原中心论自然而出,成为中国学术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主流观点,影响深远。20世纪进入80年代以来,中原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如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辽西地区也不断出现众多的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龙山时期城址的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中原中心论,学者们意识到中国文明应该有多个起源,以苏秉琦为首的学者提出了一种多元化的“满天星斗”说,进而发展成为多元一体说。可见,没有考古学,就不会有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等文化遗存来认识古代社会,甚至复原重建古代社会。正是由于考古材料是古人遗留的实物,所以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和实证性。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虽然我们强调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结合,同时必须意识到历史文献记载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尤其史前时期,文献材料追记极少,而且大多支离破碎,甚至多属神话传说。拿个别零碎的文献材料作为依据简单作出结论,显然是不合适。早年范文澜先生就依据《墨子》有关“禹作祭器,朱绘其内而墨染其外”而臆合龙山文化的黑陶,提出龙山文化是夏的错误看法。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更多是属于对史前时期相关材料的研究,显然不能以传说为基础,而应以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为基础[26]。当然,考古材料也是有局限性的,同样是因为考古材料是古人遗留实物,既然是“遗留”,显然不是全部而是局部甚至是残存。但是相比较而言,即使是这些遗留实物,显然也比支离破碎的传说更具事实性。这并不是否定考古与文献结合的主张,而是正视二者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中的不同作用。在可信性研究基础上的文献是可以为考古学探索提供重要线索的,自然也会推动对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另外,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怎样尽可能的减少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呢?笔者认为多学科参与的聚落考古的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这一不足,我们对某一聚落尤其中心性聚落的进行宏观的、微观的、长期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就可以较全面的反映历史真实,近年陶寺、良渚、二里头等都邑聚落址的研究即是佳例。

多学科参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其中自然科技手段被日益广泛应用,科技考古当下最流行,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表现最突出。科技考古为考古学研究提取更多的古代社会信息,提供更多的依据,开拓更多的视角和领域。考古学研究不再单纯局限于发现多少遗迹、多少遗物,遗物分什么样的型式,处于什么年代等等,还要通过环境分析探索当时的气候环境,还要通过动植物考古了解当时人们所处的生物背景及经济情况,还要通过碳氮分析推测当时人们饮食状况,还要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察当时生存健康状况等等,给人的感觉好像自然科学手段似乎无所不能。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认识当前考古与科技考古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就敏锐地意识到目前存在的两种不良认识,一种认为科技手段过多的运用冲击了考古学的主体地位,改变了考古学的性质;另一种认为科技考古才是真正的科学的考古。[27]两种认识显然过于极端,科技手段只是“手段”,是服务于考古学认识古代社会或复原古代社会的目的,不是目的本身。科技考古因为考古而存在,从属于考古,许多科技层面的考古学分支的出现也是正常而必要的。而且这些分支与考古学更不应该是简单的结合,更不能是“两张皮”,恰恰是应紧密结合,从人员到技术要与考古程序尤其考古发掘相沟通配合始终。

  四、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的国、内外互动

  文明的起源同人类的起源及农业的起源是世界性三个重大学术课题。既然是世界性的,中国作为一部分不可能与之隔绝,关起门来做研究,自然离不开国际学术的大背景。国外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的传入,或者准确地说国内外有关文明起源与形成互动探索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与发展。

  有学者总结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历程,甚至认为前文四种主流观点都是由外国的考古学家所率先提出,引起讨论而逐渐确立的。西来说由瑞典人安特生提出,而明确否定东西二元对立说,提出仰韶——龙山直线发展模式的是两位日本人水野清一和关野雄,而这种直线发展模式进而发展成为了中原文化始终高于周围地区的中原中心论。同样,首先挑战中原中心论的却是在香港的英国人秦威廉,他在1977年就痛批把一切进步的东西都归功于中原地区的看法,而国内在80年代初才跳出中原中心论的模式[28]。无论事实与否,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推进与深入是由中外学者互动探索而完成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些国内学者在没有国际学术背景的情况也大体与之同时或稍晚一点的时间提出了基本相近的观点。水野清一和关野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批评中原中心论,提出仰韶——龙山——商文化直线发展论。与之同时,1956年安志敏等先生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一直,发现了既有仰韶文化特点又有属于龙山文化新因素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之后不久实际上也提出了由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再进而发展为商文化的中原一元直线发展论[29]。秦威廉在20世纪70年代末否定中原中心论的同时,苏秉琦实际上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多地区古文化区系类型[30],1981年正式提出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31],将中国分为六大文化区域,实际上就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中外学者在没有直接交流的情况下却大体同时的“殊域同归”,提出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看法。

  国外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具有积极重大影响的是聚落形态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的定义最早见于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书[32]。聚落考古是一种社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人地关系。而对社会组织与结构的研究也正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重点[3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聚落形态考古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1984年张光直在北京大学讲授《考古学专题六讲》,聚落考古的方法才为国内考古学界所熟知[34]。而实际上之前国内的许多遗址的发掘也大体属于聚落考古的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年至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这些发掘就是对单个聚落的发掘,只不过国内的学者并未将之提炼上升到理论与方法的层次。聚落考古传入中国之后,中外学者有了共同研究的平台,聚落考古在中国空前发展,单个聚落的发掘与研究大大增加,而且不仅局限于单个聚落的研究,更多地通过聚落之间的关系和聚落群的研究,甚至开始尝试结合中国的聚落考古材料来推进聚落考古理论与方法本身的发展与研究[35]。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聚落形态考古是研究中国文明探源问题的重要方法,但绝非唯一的方法。聚落形态考古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具体如何运用到中国的考古学来研究文明起源问题,也就是二者的结合问题,很值得学者作更多更细致的思考。

  与文明起源与形成相关的国外理论,无论是酋邦、早期国家,还是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复杂化等问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都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没有普世的理论,这些理论同样要经得起中国考古材料包括文献资料的检验,克赖森有关早期国家特征和内涵论述与中国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不相符,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实际或言中国案例显然具有特殊性,并不支持克赖森“早期国家”理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国丰富的考古与文献资料出发,综合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完善有关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理论,甚至提出新理论。

此外,新世纪以来的文明起源研究中中外学者更加频繁地交流互访,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较多地召开。如2005年中国—瑞典考古学论坛、2009年欧亚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第四届东亚考古学大会等等国际会议中较多涉及文明起源问题的交流。还有专门的文明起源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2009年古代文明国际论坛暨考古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第一届双边学术讨论会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外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不仅仅限于会议层次的短期交流与合作,还将合作较多延伸到具体的长期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20世纪末,中国与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考古系就联合对中国文明腹地的伊洛河地区进行了四次拉网式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36]。同时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对洹河流域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37]。与美国耶鲁大学及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对山东日照地区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38]。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从基础资料到理论研究在中外学者的互动、交流、合作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五、余论:“新考古学时代”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整体上更多呈现以下几点趋势或言转变。第一,文明起源与形成从研究“何时何地”问题转向“如何为何”等深层次研究。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也从简单的“文化、年代、性质”内容讨论转向更多关注其社会、政治、经济及精神领域等问题。第二,文明起源问题从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包括古文字、古物等两个学科的结合研究或言历史考古学转向了众多学科结合交叉研究。第三,中外学术交流合作包括国外理论从单向的引进与学习逐渐转变为互动与借鉴,更加关注基于中国考古实际的新理论框架的建构。第四,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促使中国考古学的内涵外延与学科体系空前扩大,除自然科技手段或者科技考古的更广泛运用外,其他人文学科更多深入参与结合,还出现了民族考古、实验考古、公共考古、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等等相关学科,考古学更加接近社会大众,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通俗地讲其实就是当下流行的最大规模的研究层次的“寻根问祖”。可见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其发展趋势与转变恰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与变化。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态势,不妨称之为“新考古学时代”。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之前言部分,文物出版社,2003年。张光直先生的一篇遗稿中评价夏先生这方面的贡献时说:“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与此类似的题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文物》2004年第1期)徐苹芳先生更是直接指出夏鼐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他把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见徐苹芳:《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第7版)。②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早期研究中由于认识有限,多将“文化”与“文明”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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