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ei Yi (雷颐) reflecting on reform and radicalism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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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思考:以改革遏制激进

雷颐

来源:中评网201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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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关于百日维新,最近这些年都有争论。比如是不是太过激了,如果用改良的方法,人民付出的代价恐怕要小很多。我觉得仅从主观上说这个过激那个过激,不太妥当。不需要经过激烈的革命,不需要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可以取得革命胜利恐怕是最理想的效果。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激进主义,我觉得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反对激进主义,那和近代史的史实是很不相符的。

维新派其实不过激

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或者是谁极端,是谁造成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是经过了鸦片战争才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敌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个观点遭到了绝大部分人的反对,被认为是要长敌人之风。林则徐、魏源提出要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连这都有人指责他们是汉奸,你说是林则徐、魏源过激,还是反对者过激?《海国图志》在国内遭到了反对,但是传到了日本,日本人通过《海国图志》了解了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魏源的“师夷长技以治夷”观点提出来后将近20年,才被洋务运动所采纳。

洋务运动诞生的时候,它也被指责为过激。洋务派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提出来造枪造炮、建铁路,但是开始都实行不了。当时的反对派说,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线埋在地下,惊动了祖坟,那就是不孝,不孝就是不忠。李鸿章就说:“我们不争论,我们自己悄悄做”。实际上“不争论”最早是李鸿章发明的。

现在都说洋务运动很温和,实际上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一直遭到指责,说它太激进了。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洋务运动后来出现官商勾结等问题,就提出了要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认为戊戌维新太过激了,他们在宣传维新的时候,介绍了开国会、君主立宪,但在具体实施中提出来的变法新政,根本没有涉及到政治体制这一块根本性的变革。因为他们知道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只是搞了一个官制改革。但是慈禧用最极端的手段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把光绪帝囚禁起来。因此不是维新派过激,而是顽固派太过激。

*慈禧的顽固导致激进*

戊戌维新之后,9月份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这个政变之后就有义和团运动,然后就是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出北京到西安。在1901年这种情况下,她就提出了要搞新政。1898年到1901年才3年的时间,她提出的新政措施已经超过了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来的措施。为什么过了3年时间,她提出来的就是改良,戊戌维新就是激进呢?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问题是慈禧提出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孙中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搞革命的,1894年他找到李鸿章,上书了他改良的办法,后来他发现根本就没有被采纳,这才选择走革命道路。

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但是广州起义还没正式发动就被镇压了。这次失败,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风气未开,大家思想都很保守,一听说他要推翻政府、推翻清王朝,人人都骂他,称之为贼寇。到1900年底,义和团起来了,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惠州起义也失败了,但是舆论开始变化,起码在广东和海外这一带,骂他的人减少了,而同情他、支持他、赞扬他的人多了。才5年的时间,人心观念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原因还是因为慈禧拒不改革。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把光绪皇帝抓起来了,支持慈禧的官员就提出来要把光绪换掉,这遭到了很多人反对,重要的是遭到了外国人的反对。慈禧要对付外国人就想起了义和团,义和团就这样进北京了。义和团行动上比较激烈,外国人就提出要派兵保护使馆。慈禧这时候对列强宣战,光绪以及几个大臣坚决反对,慈禧除了光绪没杀,把那几个反战的大臣全部给杀了,这是慈禧的过激,是保守派太极端了。杀了之后就造成了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疯狂报复,镇压义和团。

1900年之后,人们看清了清政府的面貌,但是也不敢支持孙中山。慈禧逃出北京之后,她发了一道懿旨,把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民众觉得慈禧太顽固了,相反的,人们就同情孙中山了。各种力量都开始趋向于激进,那么这个激进是谁造成的?还是慈禧、清王朝造成的。

*革命党赢得论战胜利*

留学日本的学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最开始留日的学生并不倾向于革命,相反是倾向于梁启超的变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就采取一个策略,主动向梁启超、立宪派发动舆论上的进攻。1905年,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马上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最核心的论战焦点是:中国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现代政治制度,是通过改良来形成还是通过暴力来形成。从现实来说,通过改良来实现这个目的是最好的。

革命派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才能立宪,而立宪派则认为,暴力会导致血流成河导致重大的灾难。所以梁启超认为以暴制暴不会进步,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立宪,这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社会最大的进步,从道理上来说,立宪派肯定更有道理,更符合理想。但是立宪派的理论存在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会让步、会立宪、会改革。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立宪派说得再好也是没用的。

在论战后期,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青年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革命党,清政府1906年说要立宪,很多学生相信了。但是清政府后来说这是很久以后的事,先搞官制改革,并且官制改革也是满族人占了绝大多数。那就证明清政府连汉族官员都很警惕,更加不可能实行根本性变革,这个所谓的改革措施一出,人们都认为是假的,所以学生又倾向于革命党。梁启超说:清政府的改官制有名无实。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倾向于革命党的学生更多了,一大半的学生倾向于革命。他很替清政府懊恼,最后他说,当人们认识到清政府的立宪是有名无实,革命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论战不到一年,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跟孙中山沟通,要停止论战。1907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他在这里面有一句话:“现政府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经过这次论战,革命党的声势空前壮大是一个事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拒不进行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梁启超都这样说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实际上,清政府从1900年以后,它面临的形势是改良立宪和革命的赛跑,如果它改良得早,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它改良得晚了,革命就会成功,但是它一直在拖。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覆灭*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立宪上谕,人们张灯结彩上街游行,支持立宪。但是清政府根本不珍视这种民心民意,清政府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符合它的要求。清政府1908年公布了一个立法大纲。如果实行了,清朝皇帝的权力比日本的天皇权力要大。所以立法大纲一出,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立宪是假的。

“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这是立宪派的观点,立宪派都觉得不给政府施压是不行了,立宪派发动了请愿运动,连续发动了很多次。清政府的顽固导致立宪派都开始激进了。

所以,如果真要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要看政府是如何消解激进。最反对激进的是商人阶层,但是在这时候,商人也倾向于革命,也越来越过激。近代洋务运动遇到了很大阻力,清政府也反对民间办新式企业,但是后来李鸿章发现不办新式企业,中国就没有钱。李鸿章发现中国有很多买办,他就提出来,可以让私人办新式企业,但是清政府不允许。李鸿章是最会遇到红灯绕道走的,他就提出“官督商办”。所以新式中国企业就办起来了,企业壮大了,那么产权是谁的?政府说你以政府的名义注册,当然是我政府的,商人认为是我出的钱,应该是我的。清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没有固定政策,变来变去,比如说李鸿章支持商人,他的意见得到支持的时候,就比较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当袁世凯的力量增长的时候,他就说一切要收归国有。经济政策对一个政权来说是基本政策,基本政策都变来变去,社会就不稳定。

清政府修铁路没有钱,就按照李鸿章的办法招商股。1911年,清政府突然说要把这些铁路收归国有,那就要按照市场价买,但是清政府又没钱,各地商人就组织了保路运动。四川的很多人都投资了铁路,清政府觉得股权太多了,它希望以极低的价格买回来,四川绅商发动了保路运动。在群众的一次请愿中,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0多人,这肯定是为革命党制造舆论土壤的,所以商人的态度也趋向于激烈。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了它的覆灭。当它还有一点机会的时候,它总是不改革。当它丧失机会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很被动地进行改革。辛亥革命并不是革命者主观的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往往是统治者的原因造成的,统治者有一个很好的调节能力,就可以避免革命、社会大动荡。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但是如果社会制度开明,有激进思想的人只会在社会的边缘,他不会是社会的主流,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而统治者又不改良的情况下,激进思潮才会渐渐吸引人们,掀起大风大浪,引起社会的动荡。

相对而言,英国的统治者是比较开明的,他们遇到一点压力,就主动改良,清政府就没有这么明智。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极端的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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