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on what constitutes the truth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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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侥幸 ——谈什么是历史的真

马各

来源:共识网2015-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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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真有所谓的历史规律,那么历史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没有什么侥幸,这是历史整体的必然。而人面对历史的自由就在于:要瓜还是要豆,这不取决于历史,最终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选择。

 

历史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单纯客观的东西,由于唯物论的影响,这里通常把自然理解为一种僵死的,不受主体影响的纯然客观的东西,于是想当然地认为也有这样一种单纯客观的历史。

历史的属性就是信息,什么信息?过去的信息。这种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不仅有遗失更有人为的扭曲,无意识的失误,它们本身就是历史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一种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它单纯在认识的层面几乎是一种无意义的东西。

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人要面对现在和未来,历史在一般的意义上它与我们如何看待当下的自己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的自己存在着关联。所以什么是历史的真?历史的意义对于当下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要从历史的知识中去探求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一种僵死的只追求考证的考古学,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所传递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如何在这些杂乱的信息之间建立其一种逻辑上的关系最终能导出某种意义来涵盖这些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对历史的真逐步进行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

历史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求真,但什么是历史的真?对这种真的理解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什么是历史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解。历史当然有真和伪,鉴别这种真伪的方法我们最熟知就是通过考古学,直接用物证资料去验证,但这只是真和伪的起点。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玄武门事变和贞观之治,这两个历史事件可以通过史料和考古学去验证,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所能确认的只是有这样两个历史事件,至于其中的许多细节比如李世民究竟是如何疏通玄武门守将的关系?究竟是什么造就他励精图治的决心? 这只是两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历史的绝大部分细节的信息都在历史传递的过程当中遗失了,我们至多能确认的只是历史大致的轮廓而且非常模糊。我们能说这是真实的历史吗?考古学所能提供的只是历史的轮廓,甚至连这都不能。

历史所传递给我们的只是有关过去的一些模糊而杂乱的信息,这些信息甚至包含有各种相互矛盾的东西,当然其中首先被排除就是和考古学的物证资料直接相矛盾的信息,但这种排除是相当有限的,它所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绝大多数时候仍旧是一些杂乱和充满矛盾的东西,当我们把这些信息经过编排而整理出一种秩序,当它能导向某种意义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历史。这种对历史的意义的理解,构成了第二种意义的真。中国的古代有一些所谓的历史教训:比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诸如此类,都可以理解为某种关于历史的意义,那么这种真和伪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就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做说明,这句话的意思是老百姓就像水,统治者就像舟,所以老百姓既能成就一个政权,亦能颠覆一个政权。但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被平民百姓所推翻的王朝几乎是屈指可数的,除了元朝和明朝,中国的王朝多数都灭于异族或者统治阶层自己内部的政变或者军事暴动之中。所以很明显,在中国的古代,老百姓既无法成就一个政权,亦不足以颠覆一个政权,我们从皇帝主要的防范对象身上也可以看出这点,皇帝首先防范的是它的兄弟子侄,再其次就是他的大臣,对外防范的是草原的游牧民族。所以这种历史的意义显然是和历史的事实相矛盾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为什么会得出这种显然和历史事实相矛盾的历史意义?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的古训蕴含的是儒家仁政的治国理念,它是用来劝谏皇帝善待他的百姓的,当然其中带着一点吓唬的作用。当这些儒家的文人把自己的这种理念投射到历史的信息之中而选择性地叙述历史,他们就认为自己得出了某种历史本身的客观的意义,其实这并不是历史的意义,而只是他们自己主观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历史中,恍惚中以为自己看到了历史的面貌。

在一种没有自我反思的历史之下,一个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他就如何看待历史,他不能跳出自我来观照历史。一种历史的知识它包涵着两个层面,即观念和史实,史实是知识的质料,而主体的观念则描绘了历史的显像。所以在这种历史中,我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历史叙述者个人的影子在历史中的投射。

那么究竟,何谓真实的历史呢?

史实只是一些模糊而杂乱的有关于过去历史的信息,比如玄武门事变,史实只是向我们表明: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但这些信息它包涵有什么意义呢?玄武门事变只是中国古代宗室内部对皇位争夺的一个例子,这个信息和唐朝诸多的宗室或者统治阶层内部的政变联系在一起,它可以表明:在唐代的时候,皇位在宗室内部还存在着激烈的争夺。但在宋代之后(元除外),宗室内部的皇位争夺特别是流血事件和政变,几乎就消失了,除了明初的靖难之变(这和唐代的政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里不提及),也就是说:皇帝自己包括他所确定的继承人,他们在法律或者政治上已经享有了一种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在这些历史信息之间,它们之间如何建立起一种逻辑上的联系,这种矛盾或者说差异它必须要被解释,否则历史就无法理解。当我们用某一种原因把这些信息统一起来,那么这些杂乱而充满矛盾的历史信息就得到了解释和理解。比如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历史现象,首要原因是因为皇权地不断地集中和稳固,在皇权之外不再有什么势力能对皇权形成威胁以至于能发动政变来获取皇位。二则 因为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逐渐取得了垄断性的地位,政变在伦理和道义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取得成功的可能。当然原因是多种的,但历史它必须这样被解释,否则历史就是无法理解的,这种历史的意义是关于史实本身所包含的信息的一种客观的意义。

这种通过对历史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的编排,在这些信息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上的关系,那么这些偶然的历史信息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从而导出了某种历史的意义,它可以涵盖这些杂乱的历史信息,使这些偶然的信息获取某种一致性而得到理解。当某一种观念(有其适用的范围)能够对应解释现今所发现的和这种观念相关的历史的信息,那么这种有关历史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真的。但历史本身它总是随着时间在不断地发生和被发现的,所以历史的知识它作为一种知识,和其他知识一样,同样必须保持其开放性和可实证性,它不是一种封闭的绝对的真理。

所以所谓历史的真就是对历史中所蕴含的必然性的理解,这是对历史知识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在历史中所认识到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如果考古学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东西),那么这样的历史对于现实和未来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历史中最终所认识到的只是:历史中的个人或许有侥幸,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侥幸的,因为在各种偶然的杂乱的历史信息之间我们能建立某种逻辑链条,它赋予了历史整体以必然性,作为创造历史的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去谈人的历史责任,因为你种下什么,最终就得到什么,未来成为什么样的原因取决于当下的人如何去做。

在上面,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历史的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真。但我们对历史的真的理解,必须还包涵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对客观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意义的一种价值上的判断。人们通常说:历史是在前进的或者某某民族的历史在倒退或者停滞,这种前进、倒退或者停滞就包涵了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判断。中国古代的皇权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正是这种趋势导致宫廷政变发生的几率越来越低,皇权越来越稳固和不可撼动。这是客观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面貌,但这种趋势是好还是坏?历史是在前进还是倒退呢?一个价值判断必须要从一个作为价值标准的前提来推出具体的某种历史现象的好坏与优劣,比如你说这种趋势是好的,那么你所说的好是指什么呢?什么是好?这种好是仅仅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是对于所有人来说的呢?这些问题是首先要澄清和阐明的。

我们要从一个先验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来判断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的好与坏,而不是反过来,从客观历史现象中去推出好与坏的标准。而这种错误正是传统的史家所犯的错误,因为客观的历史现象本身并不存有好与坏的价值上的意义,这种价值纯粹是主体自身赋予历史现象的。如得民心得天下,即使假设这个命题是客观的,但其本身也并不包涵有好坏与善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纯从客观的历史现象中来推出人应该做什么的标准。如果得民心不能得天下呢?如果是成王败寇呢?那么是否皇帝就用不着善待他的子民?人是否就可以不择手段了?这种错误同样发生不久的过去,比如我们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顺应历史的趋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得到了什么,无情的现实告诉了我们答案。

客观的历史它至多所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它并不包涵有价值上的意义,而价值上的意义纯粹是主体自身所赋予它的。所以这种价值上的意义作为一种主观的东西,它是必须要经过反思和批判的,尤其是不能和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本身混为一谈,因为一旦这样,人很容易在历史决定论的大棒之下,丧失自由而沦为历史的奴隶。我们不能把自己主观的东西当作客观的历史的意义,并以这种客观的历史意义的名义否认人的自由本性而强迫人去遵循所谓的历史规律。正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它只有在民众是自由的、具备选择权的,并且这种自由权利能对政权的归属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前提之下才有有效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任何一个当权者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民心的所有者,并以这种民心所有者的名义对异议分子加以压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民粹主义了。如果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那么它就不含有善与恶的价值上的意义,如果你要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好的,那么这种好就只能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它就不能从客观的历史现象中去论证它为什么是好的?即使客观的历史现象是得民心者得不了天下,它同样不能影响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命题价值上的意义,正如我们并不会因为岳飞抗金最终失败了就否认他是一个英雄,为什么?因为反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家园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它并不会因为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这就必须要给出你评判好坏的原则是什么?并从这个原则去判断具体的历史现象的价值上的意义,一旦这种原则被给出,那么它就可以再进行论证,这种好就必须是对所有人来说的,如果仅仅是对于你自己或者部分人来说,那你就无权对这种价值要求一种普遍性。一种主观的价值标准只有在经过反思和批判之后,它才有权或者有可能去要求一种普遍性。而一种对客观的历史现象的价值判断在其具有普遍性的效力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这是真的,这就是第三种意义上的有关历史的真。

在理解了这三种有关历史的真之后,我们就可以试着回答: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了。历史它有两个面貌,所谓客观的历史,它是由主体自身的观念(逻辑上的意义)赋予历史事实以客观上的必然性,而历史的另一种面貌就是主体自身的观念(价值上的意义)对这种客观上的必然性的价值判断。只有在客观的历史不影响人对其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史实,如果客观的历史现象它会影响我们对于善恶与好坏的评判,那么人必然会出于利己的原因而选择性地叙述历史,那么在这种历史之中,我们所能看到只能是狭隘的自我。

客观的历史它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这种客观上的必然性它最终能告诉我们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侥幸、不存在投机的,人类种下什么,最终就收获什么。它的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与恶?它是无法告诉我们善恶,但它能告诉我们:个人或许有侥幸,但历史整体或者人类整体绝没有可能作恶最终却侥幸获取善终的。一旦这种客观的历史在主观的价值特别是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影响之下,被选择性的叙述而遮蔽了这种客观上的必然性,这种虚假的历史它就等于消解了历史的意义,它使人在历史面前丧失了敬畏感,忘却了自身的责任,所以这种意义上:它也就等于消解了人本身的意义。一个不尊重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人,他是不可能能尊重历史中的他人的。在一个充斥着成王败寇这样的投机信仰者的群体中,人怎么可能能尊重他人呢?怎么可能能建立人本身的意义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所以,如果真有所谓的历史规律,那么历史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没有什么侥幸,这是历史整体的必然。而人面对历史的自由就在于:要瓜还是要豆,这不取决于历史,最终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选择。客观的历史的意义仅仅在于告诉我们:不要心存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