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Qian Maowei (钱茂伟) on how to translate “public history” in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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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辨

钱茂伟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当下中国正处于“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期,相当多的基本问题需要学界来回答。譬如,在中国到底是用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好?大众史学与公众史学相通吗?公众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抑或外来输入的结果?中国的公众史学能成为一股新的史学思潮吗?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更为周详的学理回答。

一、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

 

英语世界的“public history”,到中国大陆以后,有人译为“公共史学” [1],有人称为“大众史学” [2]。到了中国香港,喜欢使用“公众史学”[3]。到了中国台湾,喜欢用“大众史学”[4]。

 

“名”是“实”的提炼。如果名称不统一,则学科的推广会受到很大的制约。那么在中国,到底是用公共史学好?还是公众史学好呢?笔者主张有必要对二个概念作明确的辨析,只有指出了公共史学术语的低合理性,说明了公众史学的高合理性,才能引导大家使用公众史学。为了说清楚,笔者拟从直接的概念与间接的内涵二个方面加以辨析。

 

英语的Public,作为形容词,主要有公众的;公共的,公用的;公务的、政府的;公开的,当众的。作为名词,表公众、民众、大众。[5]至于汉语中的“公共”,从相关的古汉语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解释:1、公有的;公用的。如“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6]2、犹公众。如“盖陶唐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7]3、犹共同。如 “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8]古汉语中的“公共”,按其词性,可分三种,一是作形容词,表示“公有的”、“公用的”;二是作副词,表示“共同”;三是作名词,表“公众”。从“公共史学”概念讨论来看,作副词用的“共同”含义可以排除,需要讨论的是作形容词与名词的二层含义。

 

中文“公共”与英文“Public”基本可以对应起来,均可作形容词或名词使用。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形容词,则表示“公用的史学”;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名词,则意为“公众史学”。从直观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或“公众史学”,两种用法均是相通的。不过,从其他领域的使用来看,则以形容词为主。譬如公共空间、公共权力、公共管理、公共英语、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公共记忆、公共关系。在这些场合,显然“公用的”与“公众”二层含义是无法替换的。如此,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似乎更合汉语表达习惯。如果“公共史学”就是“公用的史学”,那么,“公用的史学”又到底是什么史学呢?这是颇让人难以回答的。从性质上来说,凡是史学都是公用的,难道还有私用的史学吗?希望通过使用“公共史学”概念来强化史学的公共性,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公共史学”的内涵过于宽泛,让外行不知所指。美国的公共史学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这必须作专门的解释,别人才能理解。

 

相反,使用“公众史学”概念的好处是,主体明确,建设目标明确。汉语的“公众”,早在南宋时代已经出现,如“譬如一事,若系公众,便心下不大段管”[9]。西方的“公众”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指宫廷与城市中上流阶层。[10]“公众”的重心在“众”字,而非“公”字。“众”是会意字,三人为众。“三”表示众多,“众”表示众人站立。在甲骨文中, [11],象许多人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众”的本义是“众人”、“大家”,从词性来说,它是一个名词。“公众”是一个由公民个体组成的群体概念,可以理解为“公民大众”的简称。从史学的服务对象来看,它有向上(政府)与向下(公众)两大方向。“公众”与“史学”组合成“公众史学”,体现的是史学与公众关系的重新建构问题。公众史学是公众本位的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帝王本位的旧史学。公众史学是“公众自己的史学”,是“我们的历史”[12]。从历史大类相关的学科来看,考古学中已经出现“公众考古学”。甚至,今天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与公众关系的重新建构问题,出现了“公众人文学科”。由此来看,当然使用“公众史学”好。

 

二、公众史学与大众史学

 

要想辨析两者的不同,须对“大众”作一辨析。在西方,大众是上层精英之外的多数下层“民众”[13],带有较多的轻蔑色彩。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轻蔑色彩逐步被洗白,成为“普通民众”。在汉语中,“公众”与“大众”是可以通用的。当然,从语意来来看,“公众”比“大众”更为正规些,“大众”一词过于俗化,难以成为学术语言。在中国,“大众”的使用更早,也更为普遍,譬如“大众文化”、“大众电影”、“大众文艺”。相比之下,“公众”的使用是在近十多年频繁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众史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人将之理解为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史学。“大众史学具有通俗易懂,文字生动活泼,语言简练,选题广泛,同时集知识、趣味和科学性于一体,很容易为多种不同层次文化水平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特点”[14]。如此,更接近于“通俗史学”,即历史知识的普及化与通俗化。张广智曾对比精英史学,详细讨论了两者间的五个方面的不同。[15]

 

也有人将美国公共史学译为“大众史学”。周樑楷的突出贡献是将“public history”的内涵作了扩充,认为“大众史学”应包括三个部分:大众的历史、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他将学术史学定位为“小众部”,而大众史学则定位为“大众部”。

 

最近,王记录在教育部“爱课程”网开讲的视频课程《走向大众的历史》,也涉及了“大众史学”的概念。他是从学术型史学与普及型的史学二元概念来划分的,涉及了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与历史书写者的大众化,不过重点仍是传播层面的通俗史学。

 

如果将“大众史学”局限于通俗史学层面,则范围过狭,无法涵盖“公众史学”;如果将“大众史学”等同于“公众史学”,则不必过多辨析了。从目前中国语境来看,“大众史学”的出现频率不多。从未来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使用“公众史学”更为理想。

 

 

 

三、公众史学的中国本土性

 

几位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学者以为,当下中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存在一个“public history”如何翻译、如何中国化问题。2014年3月的美国公共史学年会,甚至提出一个话题“中国有可能有公共史学吗”?这样的提法,当然是不受国内学界欢迎的。我们发现,中国人理解的公众史学内涵与美国的公共史学很不相同,他们仅在名称资源上、学科化建设路径上有所借鉴而已。

 

美国的公共史学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主要用于三大领域,即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这是近年多数中国学人对美国公共史学内容的理解所在。也有人有不同的理解,称其内部主要有三派:一是历史题材创作,二是应用历史学,三是写人民史。有鉴于此,主张将public 理解为公众、大众。[16]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美国的“公共史学”译为“公众史学”更合适。

 

香港梁元生将“公众史学”定义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应用的历史”、“公众的/人民的历史”和“公共事务及全体利益的历史”[17]。这三大内容,体现了美国公众史学的核心精神。

 

中国的公众史学内涵应包括哪些东西?不同的学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笔者理解的“中国公众史学”内涵,至少包括六个部分:即通俗普及史学、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历史写作、公众影像史学、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是一个文化领域传播概念,提供的是史学精神食粮;公众历史书写是一个书写对象扩大概念,提供的是人人动手书写小历史的机会;公众历史写作属历史解释权的开放,提供的是人人可以解释、书写历史的机会;公众口述史学是大众历史书写的入门之道;公众影像史学是用图像记录历史与再现历史;公众文化遗产是“大众可以触摸的历史”。可以说,公众史学是一个个体兼群体、书写兼研究、专业兼业余于一体的综合概念。公众史学是一个多层面、多视角的学科框架,所以梁元声教授将之称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这样的概括是非常到位的,否则也无法建立一个公众史学专业硕士学位。

 

如果以上框架界定不错的话,则可以发现,这些史学资源多来自中国本土。通俗史学早在宋代以后就逐步出现了,80年代以后颇盛;近二十年,公众历史书写(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在大陆与台湾发展昌盛[18];21世纪初以来,因网络而崛起一批民间历史写手[19];中国不少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文化遗产学专业,这些均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与公众史学相关的史学实践活动。只有口述史学,可以确定来源于西方。

 

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史学内涵有自身的形成过程,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它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美国的历史才三百多年,中国的历史学有着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的史学资源更为丰富。只是,中国人一直不加区分,将之放在历史学中,没有独立出分支学科而已。现在,我们从美国的公共史学的学科化发展中得到灵感,借用其名称,借用其学科化建设思维,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而已。我们仅是借助美国“公众史学”术语,将当下中国这些民间史学活动概括为一个“公众史学”框架,即在几个小房间上面加了一个公共的屋顶,这个屋顶取名“公众史学”。对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来说,美国的公众史学是值得借鉴的“它山之石”,而不是如何将它移植到中国、积极推广应用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四、公众史学是一股史学思潮

 

美国的公共史学从1978年以来,已近40年历史。然而,遗憾的是,系统的学科建设成果并不多见。何以如此?原来,美国的公共史学偏重“应用的历史”[20],是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是从史学专业学生出路角度提出的改革方向。20世纪70年代,因为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危机,得改行才能找到就业机会。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专业学习的浪费,对大学历史系来说是一种专业教学存在的怀疑,那样的结果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之路。为此,部分大学历史系教授主动寻找适合新的专业出路,于是有了公共史学。由此可知,美国公共史学的出现,正是史学研究职业化所带来的问题。于是,只好目光向外,在其他公共领域中寻找更多职业发展方向。学了公共史学的历史系毕业生,毕业以后不须要改行,可以在公共领域直接找到继续靠历史学专业知识吃饭的职业。它与“学院派史学”相对应,要求将史学知识应用于公共生活领域,不做纯粹的知识生产,而更重视知识的社会应用。不过,由于过度重视其应用性,实际难以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起步虽晚,但起点高,学科建设成就不容忽视。一个学科要想生存下来,不能没有自己的学理。中国的公众史学建设更关注史学主体的大众化,其学理来源有二,一是20世纪初以来的“民史”思想资源,二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21] 使用“公众”,意味着门槛的降低。只要个人愿意,人人有资格参与进来,从而有可能实现史学主体的大众化。公共史学,没有自己的学理,难以长存。公众史学,主体明确,目标明确,那就是一切围绕“公众”来建设新史学,将史学由“小众之学”建设成为“大众之学”,让史学由小道走向阳关大道。而且,不同于美国公共史学初始的改革动力来自高校,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动力来自民间社会。今日中国,网络历史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小历史的书写、影视史学,均处于兴盛发展之中。高校专家们是在民间史学蓬勃发展之后才关注这种现象的。公众史学应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共同解释、共同书写的史学形态。中国的公众史学是一股学术思潮,它期望能创造出一种全新形态的民间化史学,自然会更有发展前途。

 

未来中国,会在高校开设公众史学的本科课程模块,也会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下开设公众史学研究方向,甚至会开设公众史学的专业硕士课程。在习惯了“公共”概念的中国,很多人会一时难以接受“公众”这个新概念,但只要公众史学圈内部统一,持之以恒地推广使用,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公众史学”会逐步为大家所接受的。那是中国历史学社会化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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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渊民《美国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2]朱孝远《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3]如香港中文大学“比较史学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

 

[4]周樑楷:《大众史学的定义与意义》,《人人都是史家:大众史学论集》,台中:采玉出版社,2004年。

 

[5]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1582页。

 

[6](汉)司马迁《史记》卷一O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754页。

 

[7](唐)罗隐《谗书》卷二《丹商非不肖》,见《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9页。

 

[8](宋)苏辙《栾城后集》卷十六《论御试策题札子二》,《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1068页。

 

[9]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345页。

 

[10]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

 

[11] 李格非主编《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1390页。

 

[12] 新历史合作社的刊物就称《我们的历史》。

 

[13]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

 

[14]罗义《“大众史学”:检验和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 1 期。

 

[15]张广智《影视史学》,扬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45-149页。

 

[16]王渊明《美国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郎需颖《美国公众史学运动简论》(复旦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正如此。

 

[17] 《梁元生教授受聘为我校“师从名师”导师并做客“诚恕讲堂”》,杭州师范大学网2012年10月25日。

 

[18]陈卫《个人史写作带来新的文学冲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顾敏耀《呈现在地观点与挖掘草根历史─彰化县<大家来写村史>丛书初探》,《大叶大学通识教育学报》第七期,2011年。

 

[19]王艳勤《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对立中的共谋》,《人文杂志》 2013年第2期。

 

[20]王立桩《“应用史学”还是“史学应用学”——浅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期。

 

[21]陈新《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