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 Ji (许骥) on how to write history in the era of vast amounts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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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与大数据时代的历史表达

许骥

来源:腾迅大家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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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孔子的《春秋》或许根本称不上是历史学著作,孔子也很难说是历史学家,因为他只是做了“删订”的工作。孔子述而不著,谈不上有自己的原创著作。而其后的历史学者,则大为不同。到汉初,司马迁写了《史记》,约五十二万字。至宋代,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约三百万字。而近代,历史学者真的可谓“著作等身”。梁启超一生写了一千多万字,胡适一生写了两千多万字,李敖准备出版的增订版《李敖大全集》据说将达三千万字之巨。历史表达,缘何愈来愈长?其背后,实际上有科技的推动力。

书写载体如何影响历史表达

从龟甲到竹简,从丝帛到纸张,每次书写载体的改变,都造成历史表达的重大转变。东汉蔡伦(63至121年)发明造纸术,人类的书写载体近两千年没有变化。而欧洲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8至1468年)发明活字印刷术到20世纪末,也有五六百年时间,历史表达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是伴随现代传媒之兴起而完成的。梁启超一代,之所以能够在写作量上造成爆炸式的突破,很大原因是现代传媒文化引入中国所导致的。梁启超刚刚创办《新民丛报》时,由于人手不足,几乎由梁启超一人包办,“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于是,他一生能写一千多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21世纪的今天,所有人都很有幸(或很不幸)在经历一场两千年未有之大变革,那就是网络的兴起。

网络自20世纪末走入日常生活以来,一直在改变着人们的表达。从早年的论坛时代开始,一些草根历史学者,便开始进入公众史学领域。现今仍然活跃的,如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等。这些历史作者的文字,以亲民、轻松、通俗、幽默著称,和传统所谓专业、严肃、沉闷的历史写作非常不同。

回过头看,草根历史学者的写作,似乎恢复了失传已久的“业余性”,使历史表达去“学院化”,回到不为体制、不为职业的“无目的”状态。当然,缺陷也是明显的,譬如由于要通俗易懂,表达时往往就不够严谨。更多的时候,当年明月等人的作品,只能作文学而非史学看。但瞬息万变的网络,从未停止给历史表达带来新的危机。

 

自媒体给历史表达造成的冲击

进入21世纪后,网络给历史表达带来的第一个冲击,是自媒体的出现。自媒体是Web2.0时代崛起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平台,代表为微博。与论坛不同之处在于,自媒体的表达基本上是单向的。网民虽然可以转发和评论,但博主可以不加理会。这种模式,确实和传媒类似。微博上的一些知名账号,例如历史学者章立凡、历史教师袁腾飞,或名叫“摆史论今”的非认证账号,动辄也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追随者(粉丝),这比世界上大多数的专业历史期刊的发行量都大。数据显示,在中国畅销的《看历史》杂志,其年度总发行量也不过45.6万册而已。虽然不能保证微博粉丝阅读每条内容,也无法确保其在阅读后会转发、评论,但微博作为自媒体的传播效力,仍是不容小觑的。

当然,微博的历史表达存在非常大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受到140字的限制。历史是需要讲述的,讲述又不能只停留于某个“切片”,而要解释一件事之所以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历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140字,只适合描述某个片段,或者抛出结论。在这样断章取义的表达环境中,自然是非常简单粗暴,也非常容易造成错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条赞美老北大微博,褒扬老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精神。这条微博,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并且每次出现几乎都有数以千计的转发。但可笑的是,蔡元培的配图却是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的照片。这样的“历史表达”,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

错误只是自媒体历史表达缺陷的一方面,其更大的不足,来自以偏概全。几乎很难用140字,完整叙述一件事,所以往往就免不了出现“聚焦效应”。例如,2012年初内地香港矛盾白热化的时候,微博上不少人旧事重提九七金融风暴。但论者以立场分,不是聚焦北京政府,就是聚焦特区政府,称颂完全依靠某方的努力,而击退索罗斯,忽略了双方其实都在发挥作用。要讲清楚这些,莫说140字,就算14,000字恐怕也不足够。

自媒体的历史表达,除了客观字数受限外,其最大的问题来自博主(账号拥有者)。传统的专业历史期刊,由作者自律、专家审稿、编辑把关,层层筛选后才展示在读者面前,自然不容易出错,但自媒体就完全没有这些。博主为了粉丝最大化,免不了在“粉丝喜欢知道什么”和“粉丝需要知道什么”之间,轻易选择前者,从而出现媚俗、讨好的局面。但在如是局面下,专业历史学者是需要反思的:为什么面对网络,保守的历史学者始终有种莫名的傲慢与偏见,不能主动参与其中呢?不少专业历史学者或许尚未意识到,这是不可逆的趋势。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这些深居研究院和大学校园的研究者不能正视这个现象,可以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史学表达的话语权必将发生位移,草根史学家越来越多的话语表达必将逐渐颠覆我们的正统史学观念,重构一个新的历史解释体系。”

 

大数据时代历史学者的危机

如果说自媒体对历史表达的冲击,已经引起部分历史学者的关注的话,那么,大数据对历史表达造成的危机,则似乎仍无人问津。而实际上,大数据对历史表达造成的影响,绝对更深更长远,因为它几乎拥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表达的能力。毫不夸张说,如果历史学不正视大数据,是会有被“斩草除根”之危险的。

历史学之所以产生,其原动力来自人类记忆力的限制。人类记不住大多数发生过的事情,所以需要专业人士来记录,此之谓历史学家也。但是当人类的历史来到大数据时代,“记住”已完全不是问题。如今,人们浏览网页、使用手机、泡在社交网络上,所有一切行踪都被网络记录。人类科技,已经到达可以事无巨细收集每个人的信息的程度。截至2010年,全人类拥有的信息量不过大概1.2ZB而已。(1ZB相当于1024EB,1EB相当于1024PB,1PB相当于1024TB。)根据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认为,计算器硬件的处理速度和存储能力,每一到两年就会提升一倍。也就是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我们或许很快就能实现把全人类的信息,存储在一块电路板上。大数据时代的问题是相反的:如何“不记住”,反而很伤脑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历史学人不禁要问:既然记住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还需要历史这门学科吗?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大数据时代不仅需要历史学者,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历史学者。因为在海量的数据面前,更加需要具备历史逻辑的专业筛选。毫无目的地收集历史,不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当然,一些学者,如牛津大学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教授,就致力于建立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删除(筛选)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者更不能缺席。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指出的那样,大数据是“双刃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看惯了世间的灾难和创伤,不能不提出警告:这个中性工具,也只有在了解到信息工具阴暗面——双刃剑的特性,在权势独占这一工具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有此认识,我们才能善于利用这了不起的工具,开创更好的未来,也防治不虞的灾害。”

 

拥抱自媒体与大数据

“自媒体”与“大数据”,都是网络时代历史学者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面对的态度,却有拥抱和拒绝之分。和历史上任何时候出现的新生事物对历史学造成的影响一样,都给历史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保守与变革之间,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而毋庸置疑的是,开明之士已经在积极行动。与时俱进是不证自明的,反而不因应时局,却是值得加以批判的。所以,是时候想象历史表达的另一种可能了。我们畅想未来的历史表达,是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历史制度”,帮助历史读者养成历史逻辑——这也是公众史学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