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i Xueqin’s (李学勤) opinion about the National Studies Fever (国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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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

李学勤

来源:《北京日报》2009年10月22日,爱思想201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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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国学,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院,很多高校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或教学组织,厦门大学则于2006年恢复了创建于1926年的国学院,《光明日报》也开设了《国学》专版……我们称之为“国学热”。那么,究竟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学热?这里谈点我个人的看法。

当前“国学热”的实质是什么?

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谈起他们对当前“国学热”的一些疑问。比如,当前的国学真的热吗?当前的国学研究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当前“国学热”的实质是什么?将来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等等。关于这些问题,我于2006年12月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一段很短的话:“国学热”一词已经风行了不少时间,现在有些网站不再说“国学热”,而是称“国学火热”。国学本应是我们这些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人关注的,不过我不得不说,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阐述,就其深度和高度来讲,恐怕还不能用“热”来形容;相反,我担心这种“热”难以持久,甚至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国学危机。目前某些现象的确使我有这样的忧虑。

对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视和强调,是伴随着我们国家和民族走向崛起而来的,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好事。可是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我时常想,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此流传久远?这恐怕是比“李约瑟难题”更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中国如此久远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断断不能用当前这种浮躁的学风去研究的。浮躁学风的根本在于功利化,正好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粹相对立。按照这种浮躁的学风去研究国学,恐怕会迷失学术的正路,从而使国学不再有真正振兴之日。

现在出现的“国学热”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但我要强调的是,国学的研究和发展不应当是一种临时的、短期的现象,而应该是长期持久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拨乱反正,纠正“文革”期间的一些偏向,出现了所谓“文化热”。当时的学者们非常热衷于讨论文化史,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由萧克同志主编的101卷《中国文化通志》(上海人民社),它代表了那一时期的“文化热”。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转向了深入发展的阶段,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重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国学热”不会是一种短期的现象,而应该是一种长期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学术趋势。

“国学”历史有多长?

“国学”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中国古代有“国学”,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意思。古代的“国学”就是“太学”,相当于现代的国立高等学校。现在讲的“国学”一词,是相对于非国学即“西学”而言的。特别是晚清时期,由于“西学”的大量传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优劣短长得到大家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提出了所谓国学。因此,今天说的“国学”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追溯早期研究国学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也都是清末学者。

国学问题特别被关注的时候,每每就是“中学”、“西学”碰撞最激烈的时候,也是国家命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时刻。关于国学最早的讨论始于晚清至民国初年。这期间清王朝被推翻,新的国家政权建立,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转折时期,出现了关于国学的热烈讨论。国学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是“五四”运动时期,随后北大出版了《国学季刊》,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发展又到了重要的时期,又出现了“国学热”。由此可知,国学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说的“国学热”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运动后的“国学热”之后,有些学者认为“国学”这个词不可能长期存在,今天我们正好可以对此进行讨论。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许多国学典籍是现在的学者们还经常引用且非常重要的,其中有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最近在清华举办国学研讨班时,一些听课的企业家请我提供两本有关国学基本概况的书籍,我提出的就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和钱穆的《国学概论》,这两本书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关于国学概况的专著。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的“弁言”第一句话就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他说学术本来是没有国界的,现在讲的“国学”以前没有传统,将来恐怕也不存在,只能是短时期内存在的一个名词。这一问题是很值得现在的学者来思考的。“学术本无国界”这一说法并非从钱穆开始。1911年,罗振玉主编《国学丛刊》,王国维在序中提出:“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这可以说和钱穆“学术无国界”的观点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国学”?

如果我们仔细体会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从具体的知识来看,中西都是科学、史学、文学,可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和西方的所有学术都是一样的,至少史学、文学是有明显差别的,这就是文化传统的不同。实际上,钱穆本人后来出版的大多数学术专著都是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学无中西”。例如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国史大纲》“引论”中便讲:“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因此,国学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国学”一词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所”的“中国学术”,“中国学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个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学术没有国界,而是有国界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称之为“国学”。

“国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最近关于国学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国学的内容应该放在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意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其文化传统是长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境外的各种文化综合而形成,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讲国学,不能排斥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所谓“三教九流”都应该包括在内。国学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广博的,比章太炎、钱穆所论述的国学内容还要广泛。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有自己的“中心”和“重点”。比如,所谓“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即儒、佛、道,这三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其中“儒”是起主导作用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章太炎、钱穆所讲的国学史基本上就是儒学的发展史,对佛、道所述甚少。儒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经学。尽管有人认为经学不切实际,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其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整个儒学中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国学研究最中心、最关键的所在。如果不对经学作深入研究,就无从把握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特点。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著名学者虽然主张不同,但都要通过经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经学的研究,但对经学的研究正是今天国学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所谓的“国学热”虽然形式繁多,但对其核心内容——经学几乎没有多少研究,这种情形必须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终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