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ing history to the people: Historian Wang Xi (王希) on creating public histor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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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史学还给人民——关于创建“公共史学”学科的若干想法

王希

摘要:近年来,史学界对”公共史学”(公众史学)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不仅有一批论文发表和专题会议召开,一些大学还建立研究中心,开展课程建设和人才培训。这些对推动公共史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公共史学能否成为一个新的史学专业,或能否展现其应有的意义,尚需长期、艰苦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史学界的接纳与支持。《史学理论研究》就此组织专题讨论,颇具前瞻性眼光。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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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界开始再度关注“公共史学”(公众史学),不仅有论文的发表和专题会议的召开,一些大学还建立了研究中心,开启了课程建设和人才培训。这些对于推动公共史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公共史学能否成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或能否展现其应有的意义,尚需长期、艰苦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史学界的接纳与支持。《史学理论研究》就此组织专题讨论,颇具一种前瞻性的眼光。

笔谈的组织者希望我介绍一下美国公共史学的成就与问题,并由此引申讨论中国的公共史学的建构与发展倾向。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已在近期的两篇文章中做过较为详尽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找来一读。[1] 我想借这个机会补充两点相关的内容,一是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时间,二是西方学界针对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与专业史学(academic history)的关系的讨论。后者也许对我们思考中国公共史学的建设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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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我们通常会指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连串事件,包括1976年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和韦斯利·约翰逊(Wesley Johnson)两人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开创的公共史学硕士项目、1978年《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期刊的出版以及1980年“全美公共史学学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简称NCPH)的成立等。正是这些事带来了该领域做为学科的诞生,赋予其“公共史学”的名称,并开启了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的研究生专业教育。从学科规范建构的角度来看,这种指向并没有错。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把“公共史学”界定为“史学”(包括思想和技能)在公共领域内的运用的话,那么公共史学的实践早在1970年代之前就开始了。20世纪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公共史学”实践是1936-38年进行的前奴隶口述史项目。该项目由罗斯福“新政”创立的联邦公用事业振兴署推动,由联邦政府出资,招聘专业历史学者,深入南部各州,对尚在人世的最后一代前奴隶大约2300多人做访谈,记录他们对19世纪奴隶制及奴隶生活的回忆。这些访谈材料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和保存,成为研究美国奴隶制史和奴隶文化的重要史料。[2] 1940年代末,在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的主持下,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口述历史的新领域,该校口述史办公室的研究者利用录音机技术,有计划地对历史名人进行访谈,然后将访谈资料整理成文字作为史料保存,并按规定适时向研究者开放。这是第一个依托大学体制创建和实施的“公共史学”项目(按今天的标准,“口述史”也属于“公共史学”的范畴),规模很大,其收藏也包括了中华民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顾维钧等)的访谈。[3] 大致同一时代,在联邦政府“历史资料普查”(historical records survey)项目的支持下,美国各地的城镇历史和家谱学会(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societies)得以创立或充实,致力于收集和整理地方史料,为家族史、地方史、地域史、州史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史料基础。这些活动也推动了“全美州与地方历史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Local History,简称AASLH)的成立。该组织原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即AHA)的一个分支,但在1940年决定退出AHA,自立门户,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在“公共领域”内从事史学实践的人与在大学供职的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分离(尽管当时尚没有使用“公共史学”的概念)。1980年后,NCPH与AASLH之间展开频繁的合作,可被视为学院派专业历史学家向“公共领域”的一种回归。

虽然1970年代史学人才的就业危机与当代公共史学学科体系的出现有直接的联系,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新社会史学(New Social History)却是推动公共史学兴起的深层动力。民权运动是一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但它也引发了史学研究和写作上的革命。传统史学建构的美国价值观在民权运动所揭露的种族歧视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历史学家被迫重新思考如何呈现更完整的国家历史,被“消声”的群体也要求找回自己在美国历史中的位置。此刻也正是新社会史做为一种史学方法正在大西洋两岸的学界兴起的时候。新社会史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注重使用非传统的史料,与公共史学对史学研究中的“公共参与”的追求不谋而合,及时地为新的历史诉求和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平台,也推动一大批专业历史学家把眼光投向公共领域,并肩负起创建当代公共史学的责任。[4]

美国公共史学在过去40多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影响力方面,它将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带入到公共领域的许多方面,以新的知识结构改变了公众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在研究方面,它拓展了美国史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种类,促成了史学与其他学科(包括博物馆学、考古学、城市规划、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的结合与借鉴,将史学从文本研究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活力和潜力。当然,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成果是,它通过创造新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为史学人才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拯救了相当一批曾经面临淘汰的大学历史系。

虽然如今公共史学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的一个名正言顺的领域和富有活力的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受质疑或不面临挑战。事实上,对公共史学的质疑主要来自历史学界内部。史学界的质疑(或担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史学家的身份认同,二是公共史学作品的学术性。一些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认为,公共史学实践者的队伍过于庞杂,同时包含了受过严格专业训练并拥有史学学位的历史学家和一大批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对历史充满兴趣的人(即所谓的“history enthusiasts”)或业余爱好者,如果不能就公共史学的从业者建立起清晰可辨的身份认同,这个领域的学术标准很难建立。对于公共史学的作品,他们担心,公共历史学家因必须与学术圈子之外的各种“特殊利益”进行周旋和谈判而不可能具备最终的学术话语权,公共史学的作品也因此无法具备专业史学作品那种高屋建瓴的视野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度。这些质疑当然包含着专业史学对公共史学的不信任,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它们也反映出两者对一个根本问题的认知上的分歧,即谁拥有生产史学知识的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或者说,谁有权拥有“历史”和“历史学”。

没有历史学家会否认史学研究对于记忆建构的重要性,但关键的问题是,在众多的“过去”(pasts)中,谁的过去可以变为“史学”(history),并通过权力体制的安排进入到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公众知识结构的指定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是有分歧的。对于公共历史学家来说,史学知识的生产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应该允许和鼓励更大范围的公众的参与。一些公共史学家之所以提出“参与性史学文化” (a participatory historical culture)的思想,[5] 正是希望挑战传统的权威体制对史学知识制作的控制和垄断,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毫不掩饰的官方意志,还是来自貌似与官方意志保持距离但实则通过官僚程序而掌控了话语权的专业学者群体。正如公共史学家阿奇波尔德(Robert Archibald)在他的社区史研究著作中所说,如果一部关于社区历史的作品,在其制作过程中将当地的人民排除在外,它对该社区的人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6] 迈克·弗莱希(Michael Frisch)的名言“共享的权威”(shared authority)之所以备受欢迎,实在是因为它精准地表达了公共史学家力图追求的哲学境界:历史知识的生产是历史学家与其研究的对象进行对话和合作的结果。

至于将公共史学视为“另类史学”的看法,公共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传统专业史学拥有的一种极为自私也极不诚实的偏见。几乎从这个领域的诞生开始,凯利等公共史学的发起人都始终坚持,公共史学不是异类,而是专业史学的一种,它在史学人才的专业训练方面与专业史学的训练并无二致,都强调对史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技能的训练,包括研究能力(如何寻找、识别和收集史料)、分析能力(如何对不同种类的史料进行筛选、提炼和综合)以及表达能力(如何史料进行有史学意义的和有感染力的解读与表现)。[7]与传统专业史学相比,公共史学的训练更强调史料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更强调史学与公众的密切联系,更强调跨学科的借鉴与合作,更强调史学知识在传播方面的感染力,而这一切都是传统的专业史学极为缺乏的,十分需要弥补的和加强的。传统的专业史学信誓旦旦地要坚守的史学创造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其实并不存在,而这种坚持往往掩盖了史学界内部的“学术教派”(academic sectarianism)活动。[8]公共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唯一区别是他们工作的场所不同,受众不同,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目的完全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看到公共史学家的一种政治追求:他们将史学的目的看出是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为此普通人的记忆必须得到重视和研究,因为共同社会记忆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个人记忆。正如历史学家勒弗勒和布伦特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历史记忆是残缺的,社会成员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也将受到损害。[9] 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公共史学包含了一种发人深省并激动人心的哲学观:如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难道历史学家不应该把史学还给人民吗?[10]

 

2

 

如何建构中国的公共史学?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涉及到学科建设的许多“硬件”问题,需要一种包括历史学家、教育部门的决策者、学生在内等许多人的共同讨论。我曾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初步讨论过几个相关的问题,包括公共史学的概念、该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以及公共历史学家的素质等。[11] 我在这里想谈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是史学界的支持,另一个是起步阶段的目标和工作。

首先,如果公共史学要想在中国学界立足,专业史学界的支持是关键之关键。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它,公共史学必须首先是一种学问,需要取得同行认可的学术地位,在史学研究和教学的体制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公共史学作为一个学科或一种学术领域获得发展的必备条件(除非专业历史学界拒绝承认它有存在的必要)。美国公共史学得以建立是因为许多大学的历史系愿意为它提供体制平台。此外,公共历史学家还拥有自己的专业组织,并定期出版本专业的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这些对于美国公共史学的成长至关重要。英国的公共史学走过的路不同,但也有自己的体制和学术平台。我觉得,史学界内部一定要取得一种大致的共识,中国历史学会也应该考虑接受公共史学学会作为一个团体会员。从学科设置上,从教育部到大学的主管机构需要为公共史学提供生存和生长的空间。具体讲,就是在历史科目的学位方向设置中,将“公共史学”设置为一个学科或学位方向,这是中国高教体制的现实所限定的。此外,还需要有一些敢于“吃螃蟹”的学校或历史学科院系来率先开设公共史学的课程,摸索经验,编写教材,设计出一种既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又充满创新意义的公共史学教学法和课程体系。在这方面,我觉得,政府和民间企业都是大有可为的。两者都应该考虑通过建立专项基金的方式来支持公共史学项目的创建和实施。

与之相关的是,学科创建还应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体制基础”。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大众对历史的热爱和敏感浸透在中国人的日常文化之中,历史学家应该考虑如何调动公众对历史的热情,并将其转化为开展公共史学的群众基础。事实上,中国一直都有“公共史学”的实践,也拥有“公共史学”的基础和资源,尤其是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历史遗址以及遍布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等。这些资源如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可以有力地推动公共史学学科的起步。事实上,在公民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明显增加,包括电视和网络在内的各类大众媒体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入到“公共史学”的领域中,回忆录的书写和出版市场也来势迅猛,成为不可小觑的新兴文化产业。专业历史学家还需要在公众之外徘徊多长时间呢?

在起步阶段,可率先考虑利用现有的教学体制开拓“公共史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学界的因地制宜的做法,根据本校师资和学校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发展出有不同侧重的公共史学项目。譬如,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从一开始就定向为培养政策咨询式的人才,注重对学生的通用能力的培养,所安排的实习机会也都是相关的政府部门。[12]亚利桑那大学等则将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与档案管理、出版编辑、文博专业等结合起来。纽约大学地处大城市,电影制作专业非常发达,该校的公共史学则利用这个优势,注重培养历史纪录片制作方面的人才。与此同时,我想到另外一点,即公共史学的成功与社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公共史学的人才必须要有“出口”(exits),要做到学以致用。为此,公共史学项目还需要帮助自己打开就业市场,扩展供公共史学人才施展才能的“公共领域”。一个最起码的建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以及重要的国有和私营大型企业,都应该考虑设立“历史学家”的职位。历史学的严格训练会教会他们收集和整理史料、撰写富有史学价值的政策咨询报告。

另外一个可以有效利用的平台是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地方志办公室。在这方面,我尤其觉得档案管理是目前公共史学人才培养的一个很有潜力的方向。高校图书馆可以考虑建设具有特藏性质的“手稿文献部”(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负责征集和收集重要的个人和集体历史档案。档案的收集与整理是公共记忆工程的重要内容,其设计和管理都需要专业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技能。与此同时,电子化或数据化出版业也在推动史料收藏、整理和呈现的现代化。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只是保留史料和信息的地方,而更迅速地成为展示信息、提供公共教育和专业知识的平台,公共历史学人才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可以做出许多原创性的贡献。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随手拈来的例子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利坚的记忆》文献档案网和弗吉尼亚图书馆和弗吉尼亚人文基金联合出版《弗吉尼亚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Virginia)的网络版。[13] 后者尤其代表了数据化时代学术出版的新趋势:集研究性写作、图像、数据和其他信息为一体,设置有便捷的检索和链接功能,专业历史学家负责写作词条,内容根据史料的更新而更新等。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国内还没有看到一个以城市或社区的历史为基础的公共史学网络平台,而这方面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不光是立体式地收集和呈现关于城市或地区的历史信息,而可以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构建前所未有的社区认同感。

口述史研究——尤其是关于近代和当代历史事件的访谈——也是可以利用现有体制进行的公共史学项目。有些题目也许受制于目前的政治环境,无法出版或对外开放,但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则是有可能进行的。但这个领域的实践需要建立起一种法律上和学术规范的规则,以保证所获取的口述史料具有价值,并能得到安全而有效的使用。这里涉及到公共史学内部的体制和规范建设,而这些工作必须通过专业组织来完成。

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1] 见: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34-47页;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31-136页。

[2] 这些访谈已经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上网,作为该馆著名的《美利坚的记忆》(American Memory)历史与档案项目的一部分。参见:Born in Slavery: Slave Narratives from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1936-1938, 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http://memory.loc.gov/ammem/snhtml/ (2014年5月31日访问)。同见:Paul D. Escott, Slavery Remembered: A Record of Twentieth-Century Slave Narrativ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3] 在史料电子化和数据化之前,“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办公室”(Columbia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口述访谈资料收藏。关于这个项目产生的历史,见:Allan Nevins, “Oral History: How and Why It Was Born,” in David K. Dunaway, 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c1996).

[4] 这个判断也适用于描述英国公共史学的起源。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1960年代在拉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为工运领袖开办的“史学工作坊”被认为是英国公共史学的起源,但塞缪尔的工作显然是受到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等新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影响。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写就于他在牛津的工人夜校教书的时候,他不仅强调工人在创造工运历史方面的能动作用,而且在写作中使用大量的口述史料,意在凸显工人群众在建构关于自身历史的史学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见:E. P. Thompson, “Preface” of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80, c1963), p. 12; Hilda Kean, “Introduction,” in Hilda Kean and Paul Martin (eds.), The Public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xvi.

[5] R. J. Grele, “Whose Public? Whose History? What Is the Goal of a Public Historia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 no. 1 (1981), pp. 44-46.

[6] Robert Archibald, A Place to Remember: Using History to Build Community (New York: NY: Altamira, 1999), pp. 155-156.

[7] Phyllis K. Leffler and Joseph Brent, Public and Academic History: A Philosophy and Paradigm (Malabar, FL: Robert E. Krieger, 1990), pp. 24-25.

[8] 英国公共史学的创始人拉斐尔·塞缪尔曾指出,史学不是历史学家的特权(prerogative),而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社会形态”(a social form of knowledge);学院派史学所鼓励的是“近亲繁殖,脱离现实的反省和教派纷争”(inbreeding, introspection, sectarianism),其交流也只局限在“范围相对狭窄的同类实践者之中”。Raphael Samuel, Theatres of Memory, (London: Verso, 1996), p. 3.

[9] Phyllis K. Leffler and Joseph Brent, Public and Academic History: A Philosophy and Paradigm (Malabar, FL: Robert E. Krieger, 1990), p. 10.

[10] 我的进一步解读是,“把史学还给人民”,不单单是指参与史学创作的人的范围应该扩大到“人民”和他们的对历史的记忆,也是指史学研究的内容也应该关注创造历史的普通人。

[11] 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第134-136页。

[12] 凯利曾将公共史学界定为历史学知识和技能在“公共领域”中的运用,他将政府部门视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早期毕业生所从事的也都是政策咨询。Otis L. Graham Jr., “Robert Kelley and the Pursuit of Usefu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 13, no. 3 (2011): 429-437.

[13] 关于American Memory的网址,见:http://memory.loc.gov/ammem/ ;关于The Encyclopedia Virginia的网址,见:http://www.encyclopediavirgini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