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u Xueqin (朱学勤) on three different discourses 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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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产生机制与革命的三种话语

朱学勤

摘要: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像世界历史上四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一个可乘之机,发生了十月革命,离财务危机比较远。

来源:共识书会第三期,时间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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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历史回溯

朱学勤:《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说不是一本大众的书。在过去,这仅仅是在法国史学术圈子里面流传的书,但后来慢慢就成为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对国家未来产生的某种忧虑,开始从历史中找答案,本身就证明形势可能不妙。否则朝野上下的视线怎么会投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1856年写的。说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迫使我们打开这本书。

我今天想从这本书开始,然后以我们忧虑什么、怎么思考这个忧虑来结束。

首先,在座的各位在其他方面都是行家,但是对产生这本书的大的历史背景不一定熟悉。我先为大家勾勒一下当时的法国。

法国疆域不大不小,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非常的匀称,呈一个比较规则的五边形。有两条海岸线,靠地中海、大西洋。土壤也非常肥沃,飞机飞在法国的上空看到的和北京周围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也忍不住悲叹上帝不公。在中国,飞机一过长江底下的景观就不一样,一过黄河就很难看到成片的绿色。中国13亿人口挤在东南季风线的这一角。而欧洲土壤非常肥沃,尤其法国,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好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找最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地理环境,法国最佳。但是恰恰是这个国家,两百年来一直不太平,不断地发生革命、面临政治危机。

举一个例子,比如宪法。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人家是有宪政的,从1688年革命,到今天一锤定音,四百年里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养一个王室。这个王室每当有婚庆大典,老百姓还都如痴如狂,政治异常稳定。美国有成文宪法,但是人家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的。《宪法》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他们与时俱进就是体现在《宪法》的修正条款上。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结果到现在它的宪法已经改动了十几次。拿“共和政体”来讲,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在法国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法》危机。而法国在1789年发生的这一场革命,则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无论是赞成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震动程度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所以叫“大革命”。我们说英国革命也没有讲“英国大革命”,讲美国革命也没有讲“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是以“大革命”称之。而这场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的动荡。

史学家一直在关注这场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留下什么教训。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二百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事实上法国革命跟我们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

客观地讲,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但从世界史上来讲,它是处于一等地位。就凭法国曾经有过这场彻底改变过欧洲面貌,对后二百年人类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而言,法国的历史地位就是一等的地位。

法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集中在巴黎是导致大革命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那么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法国革命有关的君主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以及路易十六。

路易十四大致上是和康熙皇帝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们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而且都是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达到了鼎盛,以后又都由盛转衰。路易十五现在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他的一句著名的名言,叫“朕即国家”,我就是国家。路易十四时代做的事情一是拓展疆土,二就是迁天下富豪于凡尔赛。所以今天,我们到巴黎去,大家都会一定会去看看凡尔赛。凡尔赛的宫廷之奢华和气派,远远超过故宫。不过他所做的事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于咸阳道旁”这样的事情。

凡尔赛成了全法国的小金库,全法国的三千多富户都集中在那里。贵族、富户都住在凡尔赛,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一是洗空了全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地方财力,以至于后来巴黎成为了全国最繁华之地,而首都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今天的北京和这还有一点点像。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场小小的八九学运就可以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当然,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把文化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城市。在和平年代,你似乎觉得自豪,但一旦有动荡,这些因素就会成为让你寝食难安的事情。当时的巴黎就是一个教训。

美国的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才可达的距离。如果闹学潮,那基本上就是在波士顿;如果是经济出了危机,那基本上乱在纽约;如果政治上有什么“倒戈风潮”那就在华盛顿。三者是可以分离的,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民国时期,学术中心在北平,政治中心在南京,经济和传媒中心在上海。所以民国初期,共产党搞学潮,天天跟国民党捣蛋。从“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在组织上比“89”的时候严密多了。可是哪一次,像89学潮把执政党搞得这么狼狈?那个时候共产党对学运、学潮的总控能力远远超过六四时候的“高自联”,当时说人家“高自联”幕后有黑手,可真抓出来有几个像样的?可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期,真要抓“红手”,那一抓就是一大把呀。当时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现在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哪一次把南京政府搞到像后来的“六四”这么狼狈的地步?没有过。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是原因之一无疑就是贪大,贪权,把几个中心集中在一起。

当时的法国也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一个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后来一出事就出大事,吃大苦头。那个是大革命以后的五十年,小革命不断,到了十九世纪的中期一个警察局的局长,是学建筑出身的,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由于他既有建筑师的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眼光。所以拉直了最适于打巷战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道,把路打宽。这样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愤青上街,小街两头一堵就是一个街垒,马队根本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前小革命的教训,才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他们有一句名言,“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的郊区。”那我们北京呢?完全可以说:“北京就是中国,中国不就是北京的部下嘛”。这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关系,是信奉权力的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所谓首都建设。当权者信仰权力集中,信仰一个超级首都,到后来就会出大事。所以我一直不赞成中国这样比法国多几十倍人口的国家把几个中心捏在同一个城市。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夸耀超级大都市,但一旦动荡起来,这就是你的坟墓。

我经常听见有新闻说现在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搞大学城,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样做非常蠢。和平时期是这是城市行政长官的政绩,大学扩大,然后几十所大学集中在一个区域。到动荡年代他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说回法国。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因为如果贵族分散于各地,那么皇帝看不见,在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皇帝的心腹之患。中国的藩政之乱等等,都是这样起来的。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都是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也是一种削藩的方式。你们在我眼皮子地下花天酒地可以,不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区,隐蔽作乱。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法国的宫廷文化中诞生了杰出的艺术奇葩,比如说芭蕾舞、大歌剧、油画等等,特别的发达。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沙龙文化。三千贵族集于凡尔赛,男人们可以骑马打猎,可以到宫廷里面去搞阴谋、搞政治。女人干什么呢?这些贵夫人干什么呢?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男人们白天离开大院巨宅,到宫廷里去搞阴谋活动,贵夫人就在这些豪华住宅里面,在她的客厅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者,话要说得越奇怪越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人是最受沙龙贵妇的欢迎的。沙龙贵妇们争奇斗艳,除了服装之外,另一个攀比的东西就是我收养了什么什么样的文人。某某出生贫寒,但到了巴黎一鸣惊人,这一“鸣”就是从我家客厅开始的。我们可以看看卢梭的发迹,从一个外省的寒酸青年,最后成了巴黎人人争睹的时髦人物,一路上经历过多少贵夫人的沙龙。我们现在讲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在法国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物质基础就是女人办的沙龙。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钱去搞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解决了分散的地方贵族的忧患,把他们集中起来,放在眼皮底下看管。但这些贵族们的女人却在他眼皮底下支持启蒙运动。这是他当时感觉不到的,所以他非常骄傲地说“朕即国家”。他死了以后,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路易十五是一个花花公子,爹留下来的这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面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他留下的名言大家都知道,就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嘛,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是了。今天有的玩就玩,盘子崩在后面,或者再后面的人手里,那是活该他倒霉。

为什么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却爆发了大革命

接着就到了路易十六,就是法国大革命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这个国王。三个国王,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好的,怎么好呢?

路易十六时代的巴士底狱是没有政治犯的,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留下了LXB这样的人物,他也早就把他放走了。但是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呢?因为老百姓中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可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犯人。第二,他不仅仅开明,而且他还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节的是卢梭,卢梭就认为上流社会是最腐败的,下流社会是最干净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了、种地了,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琢磨把它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就是法国政治。

路易十六的开明还体现在他娶的太太是奥地利的公主,也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这个皇后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等等她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的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就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封建等级观念,这个就是启蒙时代就出现的。这个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的。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非把你灭了不可。所以路易十六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王。

那么法国社会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等。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织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法国的这个土地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了。到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是自耕农,所谓的“自耕农”也就是人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就是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了。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的、最落后的。

那么在经济上呢?实际上法国那个时候是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受到的历史教育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怕有压迫哪怕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就是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之一。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毛时代没有发生革命,最多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但“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而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动荡了呢?恰恰是最开明的时候,手松开的时候,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专制的手是逐渐往外松的。这个时候,学生就频繁上街了。

好坏我们且不论,单纯就革命要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够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错的。并不是像歌剧《白毛女》里说的那样,什么“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反抗,专制越严重反抗也越激烈”。真压紧了,其实根本无从反抗。一松开,可能反而反对的声音就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改革已经开始了,改掉了一部分。但是因为改革改掉了一部分,使得剩下那一部分没有改的就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这个时候革命就有可能爆发。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短的触发的导火线,他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为什么呢?因为托克维尔他不是以历史学叙述为己任,叙述法国大革命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明天发生什么事。那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任务。托克维尔给自己规定了就是我是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结合,他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不仅理解历史,更有助于理解当下。

税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中央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造成最大的麻烦的带来革命的部门。

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像世界历史上四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一个可乘之机,发生了十月革命,离财务危机比较远。其他三场革命全是因为税收引起的,而且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皇帝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他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一次小小的税收。

法国革命是什么原因的呢?法国革命此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所以那个年代他们互称是“姊妹革命”。有很多人是玩了一把美国革命再玩法国革命的。也可以看出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之紧密。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一个事情的原因就是后面事情的结果。北美十三州就要独立,要把总督后面的军队赶走,就相当于现在我们香港要独立了。不是毛泽东理解的那样,一个民族推翻压迫我的另外一个民族。《毛泽东选集》里面讲,华盛顿他们要革命就是因为这个民族要反抗英国人的统治。他的世界历史知识太欠缺,他是用中国史的知识去套。其实人家不是,人家是一个民族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在税收问题上发生冲突,结果发生内战。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英王处理不当,这块独立了,地球上多了一个美国。

北美独立以后,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八月美国独立以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了,撤退,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核心省,也是主要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路易十六是记着这笔账。七年战争打完之后,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了,13州要独立了。于是法国国王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英国的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是没有海军的,海军从那里来呢?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半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的。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的。结果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民间军队了。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全场笑)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笑起来了。不是只有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才叫志愿军。为什么叫他们志愿军?因为中国政府没办法宣战。联合国军队是当时是17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你跟17个国家宣战?都超过老佛爷了。老佛爷只不过点了八个国家,毛泽东显然也不好向17个国家同时宣战。但又要介入朝鲜战争。彭德怀那全是正规部队,哪怎么办呢?就叫志愿军。不过,这还真不是毛泽东的创举。二百年前人家法国就已经用过了。美国独立战争后期,法王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一样。是非常贵的,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中国的革命话语氛围与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朱学勤:虽然法国和中国它的地理上相聚遥远,语言不同,历史的过程也完全不同,是地球这一端和那一端的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民族。但是从政治性格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在世界历史上找出一对最接近的民族,恐怕只有法国和中国。当年陈寅恪曾经凭他天才的直觉感觉到这个民族的性格,尤其在政治上和中国非常的接近。

这里又回到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文革。毛泽东自学过英语,从来没有自学过法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你会看到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隐隐约约的贯穿在整个文革的过程,尤其是文革的高潮当中。

比如说所谓516通知。1966年的516通知,毛怒骂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因为“二月提纲”提出了一个爱今天来讲是常识的命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在516通知里面怒斥“这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观念”。那个时候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毛自己没有想到,半个月以后,对于他支持的北大聂元梓他们搞的那张大字报,他自己给出的评价就是:新北京公社宣言。而文本上看,北京公社就是巴黎公社的汉语版。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夺权有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毛把它提高到吓死人的程度,“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然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顺着这个思路,就把夺权以后新成立的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等到真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毛又往后一退,说“那恐怕不行吧。还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就引起所谓外交承认问题。”这个是不和逻辑的。各省市的政权怎么组织,那是各个省市的事,怎么就牵涉到外交的问题呢?这反映出毛的思维方式。逻辑上他是跳跃的。他没有受过很好的科学理性训练,天生的就是法国式思维,从这里跳到那里,然后从那里又跳回来。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经常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读完法国革命史,包括读完这本书,再看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种感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在读完某一部文学名著以后,回头再来看根据这个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小人书。

不久前韩寒的三篇文章掀起的网络上的讨论——关于革命,关于自由、关于平等、关于博爱,关于传统,关于激进与保守等等,这个都是200年前,英吉利海峡两岸,两岸巨人的对话。那边是柏克这样的英国贵族,在上议院发表法国大革命感言录,这边是托克维尔对柏克的回应。而200年以后,到中国,这样一种巨人之间的对话,突然变成韩寒与方舟子之类的人在泥潭里面捉对厮杀。然后网民们在两边吐唾沫。争论的东西没变,争论的角色、台词、腔调、举的例子都发生了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学历史的人很悲观,常常会感觉,台词、演员、服装、道具、布景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惟有那个老掉牙的剧本没有变。我们生活在一个小人国。也许我们只能通过阅读来领略200年前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托克维尔是马克思同代人。马克思是巨人,托克维尔也是巨人。针对这同一段历史,他们都写过雷霆万钧的著作。托克维尔是《旧制度与大革命》,马克思当年目睹了1848年革命,然后联想到5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也写过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两本著名的历史著作。这是我倒今天还很佩服的马克思最好的两本历史作品。现在在汉语世界已经读不到这么好的文章了。

当然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观点不一定对,历史证明当时的争论,很多观点是托克维尔对了,马克思错了。但是没关系,这同样是巨人的对话。这本书他1856年开始写的,1859年这本书发行第四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可以说是他的绝笔。此前他写过很多书,比如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大本,比这个出名多了。但对发生在自己祖国的法国大革命,他只写了这200多页一个小册子。尽管如此,这个200多页的小册子,今天在法国史研究领域,依然是谁都绕不过去的扛鼎之作。

本书的独到之处

那么这个书到底有哪些独到的地方呢?首先是这本书的定位。中国是一个历史之邦,在现代以前各门学问中历史地位是最高的。我们有过司马迁,司马迁的独特的作用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一直写到了汉武帝,指名道姓地批评汉武帝。写成了这样一个史家之绝笔,蔚为奇观。而托克维尔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当代史,他写的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只有40年,他就开始提笔写了。

顺便讲一句,我之所以到这里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亡友高华的推荐。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来一次。高华有很多观点我非常赞成,但是有一个观点我是和他持不同态度的。高华说50年之内的历史不能写。高华反思会上有学生还这样讲。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有难处,高华这样讲有高华的道理,史料还没有出来,当代人自己的利害关系其没有全部退净,很多东西有主观的影响。

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除了有自身的困境,也有后代人写前史难以取代的优势。托克维尔的序言里面自己已经这样说。他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的感受那种另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实际上是爷爷发生的事孙子来写了)激情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就那个精神氛围还没有褪尽。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有优势,冷静客观比我们有优势。但是有一条是致命的短处,就是他离那个时代太远,远到他已经感觉不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从司马迁的成功到托克维尔的成功,证明其实最好的历史写作时间大概离那个事件只有40年左右。也就是说爷爷的事情孙子来写是最恰当的,再远不行了,再近了,利害关系太紧密。那么放到我们当下,离我们40年距离的是什么?也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个转折,就从中国的文革以及从文革到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的生成的原因是什么?文革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吗?当然有!

如果是个有心人,他能够是顺着改革摸到它的上游,能够摸到文革的动脉。反过来从文革写到改革,也能够比孤立的写文革更深刻。托克维尔他沾了这个光,大革命庄严的承诺我要彻底的扫清旧法国,要塑造一个新法国。结果他发现,其实大革命塑造出来的很多新的东西,在革命以前已经存在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是以断裂的形式焊接在一起的”。表面是断裂,实际上是紧紧的焊接在一起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1976年10月6号,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怀仁堂事件”。那是一次巨大的断裂。居然就把毛的遗孀,毛的好学生,毛留下来的权臣一网打尽。没这“一网打尽”,改革难以启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你怎么评价怀仁堂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过分。但是它也没有断裂之间的焊接呢?是有的。

你看看这个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汪东兴。汪东兴1970年在庐山上和林彪联手想做的事就是要把江青,张春桥拉下马,那次和林彪的联盟失败了。失败以后913事件他沉默了五六年,在军界又找到新的盟友,叶剑英元帅。和叶帅联手把四人帮端掉。对叶帅来说,这是历史的新生,断裂。对汪东新来讲,只不过是完成他6年前在庐山上想做,没有做,做到一半,半途而废的事情。

这样一想就理解了,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但新的历史时期里面有多少古老的灵魂?上个历史单元的灵魂寄生在新的躯体上,与它同行。这样你就能理解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多元关系——既是断裂的又是焊接的。托克维尔当年也发现了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大革命以后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正是革命以前,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一直在努力修建而不得的官僚大厦,大革命帮他完成了。

所以我讲,托是在史学方法上第一个让我们得到启发的就是在那种断裂性的历史事件中看到历史的联系。这是一般的历史书很难提供的。你去看看我们现代新华书店卖的关于文革以及改革的书籍。文革是个禁区写的人很少,关于改革写的人很多,但是往往那千篇一律,说改革就是对文革的背叛,改革就是对文革的颠覆,哪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是托克维尔在200年前第一次发现自由与民主是有矛盾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自由派贵族,他认为自由高于民主。他第一次指出这个民主内在的一些反自由的一些要素。他也第一次提出一个人的暴政是可耻的,但多数人的暴政同样邪恶。比如他提到法国人当时表面上追求的是自由,其实不是自由,那只是表达了对组织的愤恨。

革命的三种话语

第三个他的独到的地方,这话说的不好听,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文化在笼罩地位的国度,革命还是一个好字眼,虽然已经在发生一些暧昧的变化,但总的来说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里面,革命还是好的。革命是对被压迫者正当的反抗,包括毛泽东对革命的那些定义,压迫越深,反抗越强烈等等。托克维尔通过对大革命这个书里,他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这个正义的外表底下有及其势力的灵魂——欺软怕硬。

他强调:这场革命是专制放松控制,而不是压迫最黑暗的时候发生的。旧制度当中,是已经改掉的部分使得剩下的那一部分令人讨厌百倍。它并不是没改,他改了一部分,那一部分他犹豫了,停顿了,不想改了,或者是留在下一届政府改了,这个时候剩下来的部分让人们觉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中国,政府对个人压迫最紧的时候是文革,文革没有发生革命。真正具有那种让统治者觉得恐惧的革命性的要求,是在改革以后,改革阶段出现的。你想今天讲革命,革命话语现在已经暧昧化,既有人用革命来唱红,还有人用革命来表达对当下政体的反抗。混在一起了。我们过去对革命的肯定的历史表述是革命话语一。

而革命话语二,在统治最紧,压迫最重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者出现的时候拐一个弯。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当下。当下的革命话语二是剥去所有学术外衣,历史外衣,直截了当的在讨论对这个体制,就共产党要不要革命?是革了它好,还是留下来主持改革好?因为这不就是韩寒三篇博文引起的这场网络讨论的真实的内容吗?如此赤裸裸的革命讨论,这个此前有过吗?文革没有过。64以后,稳定压倒一切,把动乱消灭在一切萌芽阶段有过吗?没有过。那个阶段出现了很多异见人士,拐弯抹角的表达不满,但没有人像今天在网络上赤裸裸的讨论这个共产党是革了它好还是不革好。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网络相比90年代,那个时候相比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那讨论的这个空间应该说宽泛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关于革命,应该让它从审美学的领域、艺术的领域,让它回到政治学、社会甚至于经济学这样的领域里面,求其真,而不是求其美。用真挚的语言来叙述它,而不是用那种艺术的语言来拔高它或者是贬低它。革命本身是势力的,是欺软怕硬的。这也是托克维尔第一次揭示的。

以上三点是我打乱它的章节,提炼出来的三点我觉得最突出的地方:一、当代人写当代史是有优势的。二、他看到了就是自由与民主的矛盾。三、他看到了革命是欺软怕硬,是在手刚放松的时候突然爆发,而不是压到最紧的时候爆发。这个和我们此前在教科书里面关于革命的印象是截然相反。但是当诉诸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你想一想,哪一种叙述更接近它的本来面貌?我觉得是托克维尔。

本书的精彩篇章

接下来说精采篇章,有这么几章——一个是第七章,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关于北京。第七章它这个篇名就叫做首都为何压倒外省,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法国为何成为这样的国家?

今天来看它不仅是为巴黎写的,也是为北京写的。我看了这么多的历史书,没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来写一个国家的首都和另外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一旦扭曲会迎来什么政治后果?这个是托克维尔第一次说。而且你看开头的第一句就像是为今天的北京写的。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也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标点符号都没错。

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果讲地理位置应该是武汉,如果讲宏伟应该是西安,如果讲富庶应该是上海轮不到北京。轮到北京,原因很简单,政府的性质,他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当年是由北向南枪杆子打得的天下,由于离苏联又比较近。结果就确定北京为首都,是政府的性质。

后来就路径依赖,谁都不去想最初那几个月为什么定北京为首都,这样定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后面能不能够矫正,能不能够避免。前面打了地基,后面就增砖添瓦,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读到这一段我就觉得托克维尔每一个字都是写给我们的。整个法国成为巴黎的郊区。那个年代出现过几场革命,惟有法国巴黎发生的革命叫大革命。与巴黎吸干了整个法国,让法国成为它的郊区有关。

那么具体的讲就是三个中心它叠合在一起,当年的巴黎也是这样。我刚刚讲过就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它叠合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实际上是无法忍受之重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中心每一个层面如果发生一个动荡,它会延及到另外两个层面,形成共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不仅可以检讨巴黎的事变会成为整个法国的起义,而且成为欧洲的革命。当年国民党的时候三个中心,一分为三,南京仅仅是政治中心,那共产党搞学潮,远远超过89年。搞多少次学潮,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事变。原因很多,不是共产党不能干,而是他三个中心,就是分离的。北平是文化中心,南京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避免了三个中心的共振。

美国也是,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惟有北京把三个中心捏在一起,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运动,就能北京搞的人仰马翻,全中国天翻地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汲取的教训,现在还在顺着这条路走。所以这本书不仅是我们要搞经济的,搞政治的,也是我们搞城建的也应该读一读。

这本书的另一个华彩乐章,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第三篇的第一章: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后果如何?这章我是百看不厌。他是第一次揭示出法国这个政治传统它的文学化的性格。整个法国就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贵族丧失了精神领导优势,然后官僚来填补贵族的位置。官僚的技术化,非常精细,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懂超越各个领域之下那个普遍性的自我的普遍知识,普遍规律。他这里面就讲就是。那么谁来填补官僚留出来的这个真空呢?哪个真空呢?就是关于国家是怎么来的?国家机器是怎么组建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些大的问题,贵族无能回答了官僚不愿回答,就留给写小说,写杂文,写报告文学,写诗歌,这些作家来回答。

这种现象在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书本里面都当正面的形象来歌颂的就是启蒙运动。

如何启发了民众,如何改变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托克维尔是伟大的教育学家。他认为关于政治、关于治国、关于经济、关于社会这都不是作家之所长,但是作家恰恰充当了整个法国的思想领袖。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作家,包括艺术家他,在“真善美”中,总是把美放在第一位,把善放在第二位,把真放在第三位。让作家来回答这些问题,无异于把政治艺术化,把政治道德化,把政治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塑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托克维尔第一次指出这种危险,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中国这一百年,其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那么大的挫折,基本上在全球遭到了普遍性的失败,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你看——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的国家,各国领袖大部分是文学爱好者。

中国一百年,政治领袖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家。从张闻天开始,张闻天本来是写小说的,从瞿秋白也是写诗歌的,然后到毛泽东,我承认他的诗歌写的不错,他的散文,尤其政论文,颇得梁启超之风,白话文运动史上写政论文达到毛泽东这种水准的确实不多。毛是一个优秀的文学青年。他这一辈子如果是找做文学,对他是也好,对国家是也好,也是极大的幸运。

乃至到晚年他都说过,我最大的理想是要做个专栏作家,如果他做专栏作家,今天写专栏的那些人都要甘拜下风的。可惜他不满足于这个,他要治国治民,用他的文学思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样一个文学的政治思维最后把国家引到哪一步?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毛为什么欣赏鲁迅,把鲁迅捧成20世纪空前的英雄,空前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鲁迅对辛亥革命非常不满,辛亥革命整个的变动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绍兴城外的赵庄,阿Q、吴妈、小弟都没变……这种想法作为一个文学家可以理解,但作为政治思维是非常危险的。它意味着革命不能停留在小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要把它引到城外,进入永正,赵庄,要进到阿Q、吴妈的心里,要引爆社会革命,要引爆文化革命。

鲁迅的思维说到底就是一条,凡是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专制制度为什么存在呢?因为国民没有教养,所以要改造国民性。一直到现在,这个改造国民性,“扼杀旧人,塑造新人”等等都是今天中文系那些大牌教授们还信奉的一个教义,实际上根本就是错的。你看这本书里边,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这一章里面他讲,他说奎那: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奠定了法国政治文学化的悲惨命运——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所以整个启蒙运动,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精神世界,针对的是宗教,针对的灵魂,针对的是人的信仰。要在这三块里面重新改造国民性。但是对他们不熟悉的政治、经济、社会这一块,统统用文学来取而代之。

如果说要改造国民性,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决定论”。其实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就已经搞过了,搞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满足了一把搞文化革命的欲望,但是整个国家天翻地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此前和此后,2、3百年的历史著作里没有的,这个第三篇的第一章虽然寥寥四、五页,字字珠玑,对今天的中国非常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