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Shi Jinbo (史金波)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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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学史刍议

史金波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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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民族史学史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各时期特点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学问。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是:其发展与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所处地位相契合,与民族实力的消长、政权的存废相关联;从民族史观角度看,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学养对历史会有多种多样的观点;资料十分丰富,但也十分分散;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民族历史资料。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史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总结中国民族史研究,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为繁荣中国史学、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中国;民族史学;特点;任务;意义

  中图分类号:K092;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4)06—0152—09

  中国民族史学史是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史学史共有的重要课题。笔者不揣浅陋,刍议概说,以引玉之砖,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民族史学史的任务和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为祖国的缔造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存在后来已经消亡的民族形成、发展、共同前进的历史。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它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包括现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和历史上古代民族兴衰、变迁的族别史,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专史,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等。中国民族史学史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各时期特点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学问,着重研究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探究历史学家、政治家等对民族史学的评论,也包括对民族史学自身的反思、总结和前瞻。

中国民族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史学家怎样记录民族史,怎样认识、评价、研究、总结民族史,怎样从民族的发展、兴衰中借鉴经验。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史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总结中国民族史研究,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为繁荣中国史学、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民族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中国史学从来就是记录和研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及其先民历史的。说它年轻,是因为专家们自觉地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有影响的成果,使民族史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还是近百年的事。近代意义的史学史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历史研究受到重视,进入崭新的阶段。然而历史学家摆脱旧史学的影响,树立唯物史观指导下民族平等的观点,需要一个过程。而培养一代民族历史学家,撰写出有丰富内容的民族史学著述,再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史,那就需要更长的时期和更丰厚的基础。近几十年来,民族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关中国民族史的专著不断推出。先后出版了各民族专史、地方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和全国性的民族史。中国民族史学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局面。然而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中国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却显得滞后,系统的研究似乎仍是一项空白。

20世纪90年代在民族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我们曾提出编写《中国民族史学史》的意向,并着手搜集基本资料,搭建书稿框架,但终未能完成。然而对这一课题的思考和准备并未停止。用科学的观点考量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民族史和民族史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断从民族的角度审视历史和现实。1990年我提出了“民族史观”的概念[1],此后一些专家进一步诠释“民族史观”[2]、[3]。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近些年在老一辈专家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瞿林东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4]、[5]。十年前我与瞿先生交谈时曾提出希望他关注民族史学史,他提到民族史研究专家们对民族史比较熟悉,希望他们更多地研究民族史学史问题。后来瞿先生专门组织过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学术研讨会议,会上还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的重要论文[6]。近几年“中国民族史学史”已列入研究规划,希望在各位同仁的关心和帮助下,完成这一课题。

二、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历史有决定性影响。中国民族史发展阶段与中原王朝基本吻合。

1.先秦时期

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尚未有民族之分,但关于后来民族的先民早就有了历史传说。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被视为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是后来汉族的祖先,在部落联盟阶段,又融入了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集团的人。蚩尤则被视为九黎部落的首领。传说蚩尤是主兵之神。黄帝和蚩尤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之南)的关键大战,奠定了后来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地理格局。《史记》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7](卷1《五帝本纪》)其后九黎的一部分融合于华夏族,一部分回到江汉流域,建立三苗部落联盟,被认为是后来苗族的祖先。中国古代的史书载有“五帝”,而蚩尤未被列入,这或许反映当时以中原为主体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对周边部族的轻视和排斥。但从不多的历史记载中仍能看到蚩尤的重要影响。秦始皇时祠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7](卷28《封禅书》)。秦末在沛县响应陈涉起义的刘邦被立为沛公后,就“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汉高祖初年“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7](卷8《高祖本纪》、卷28《封禅书》)。后来蚩尤在史籍中成了凶神恶煞的代表。

商、周时期已进入阶级社会,关于民族史的记载也渐增多。在殷商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铭文中都有关于民族史的记录。如认为商王的祖先是东夷,周王的先民是夏人的一支,杂居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这种资料反映出在民族形成前期先民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时人们对这样的历史现象有一定的认识。华夏族发展较快,力量强大,而周边的“四夷”则较为落后。华夏族统治者已有“内中华、外夷狄”的观念,对“四夷”采取歧视和压迫的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华夏族从黄河中下游向东北、西北、西南延伸,少数民族先民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也显露出实力。在先秦史籍中,这一时期有更丰富的民族活动记录,华、夷尊卑贵贱的观念已很明显,中原王朝如何对待四夷已是当时统治者的重要研判内容。在中国民族史上《左传》树立了重视民族史的先例。它记载了华族及其以外各民族的分布和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接近甚至融汇的过程。该书记载晋悼公和大臣魏绛讨论如何对待山戎时,魏绛坚持“请和诸戎”,认为“和戎有五利”[8](《襄公四年》)。晋悼公接受了魏绛的建议,达到了“和诸戎狄以正诸华”的效果。魏绛提出恰当的和戎政策在当时很有见地,当时也有与此相反的论调,认为四夷不可信,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8](《成公四年》)的大民族主义观点。

2.秦汉时期

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和公元后两个世纪的秦汉时期,汉族逐渐形成。秦朝统一中原后,东北的扶余、北部的匈奴、西北的月氏、西部的羌,都是有较大势力的少数民族。汉朝更替秦朝后版图扩大,它沟通西域,屯田湟中,设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秦汉时期与北方匈奴民族的关系是影响当时历史的重大事件,或征战,或和谈,或和亲,都表现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地位越加重要。汉朝征服了西南夷,设立郡县。这一时期多民族中国的统一有了新的发展,奠定了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的主流。

司马迁的《史记》开中国“正史”之先河。其中在记载皇帝编年的《本纪》中,就有关于中原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而人物传记中那些少数民族人物以及涉及少数民族治理、少数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物传记,也有很丰富的民族历史资料。特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为各民族撰写专门的传记,这种体例开创了中国史学的一个良好先例。通过《史记》可以看到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他把所谓“四夷”都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往往追根寻源,论说少数民族和中原华夏的关系,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7](卷110《匈奴列传》、卷114《东越列传》)。司马迁能站在大一统的高度看待当时的民族问题,主要是他所在的西汉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当然这种历史认识和司马迁本人曾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也有重要关系[7](卷130《太史公自序》)。

《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传统,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其中有很多民族史的精彩内容。《后汉书》中把少数民族列传集中在一起,扩大了内容,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在有些《志》中,也记载了不少少数民族资料,如在《地理志》中不乏少数民族地区地理的记录。这反映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少数民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反映出史学家们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开始了近3个世纪动乱纷争的时期。三国时期魏居北方,与乌桓、鲜卑关系密切。蜀踞巴蜀,爨、蛮为其南邻。诸葛亮为巩固后方,率兵南征,对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撤兵后用当地渠帅治理,采用羁縻之法,使“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史学家对诸葛亮的举措给予高度评价。

三国统一于晋。晋代匈奴内迁,鲜卑南进,吐谷浑西移,形成了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局面。短暂的晋朝中后期又发生了新的分裂。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扩大,地位提高,进入所谓十六国时期。十六国中有13个是少数民族政权,其中有匈奴3,巴氐1,羯1,鲜卑5,氐2,羌1。有的已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如匈奴建立的前赵,羯族建立的后赵,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和西燕,氐族建立的前秦等。这些王朝时间短暂,但他们在中国民族史上有重大意义。南北朝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南朝的辖地为南方,北朝则建立了影响很大的以鲜卑族为统治民族的北魏王朝,存在近一个半世纪。这一时期虽然国家处于分裂局面,但修史的意识很强烈。少数民族长期管领北方,占据长安、洛阳两京,以正统自居,这种格局对历史的认识和史书的撰述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尊崇儒学,重视自己的历史,中国最早设起居之官的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撰述历史已蔚成风气,有《汉赵书》《后燕书》《南燕录》《秦书》《凉书》《十六国春秋》等近30种,对后世把十六国史列为正史有重要影响。十六国中多数在“正史”中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史内容。特别是魏收撰写的《魏书》,详细记录了鲜卑族拓拔氏的兴起、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由盛至衰的过程,以及与周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从中可见鲜卑族在发挥本民族优势的同时,逐渐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反映出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融合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地方民族史的著作也很丰富。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当时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的地方史著作,所记主要是西南地区的地理、民俗、文化等,包括了丰富的民族史资料,特别是作者实地考察搜集的资料,为其他著作所缺,是研究西南民族历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4.隋唐五代时期

自6世纪末中国又走上隋唐3个多世纪统一的发展路程,再一次反映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天下一家”思想的发展。这时虽也是以武力为后盾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但总的来说,民族政策比较和缓,特别是唐朝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已经系统、成熟,和亲政策也行之有效。当时回鹘、吐蕃、南诏、渤海都是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鲜卑、吐谷浑在西北地区逐步融入汉族和藏族。党项羌受吐蕃的压迫,北迁至今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唐朝北制突厥,西联回纥,开丝绸之路;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后分别建立河西回鹘、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东北地区的契丹和奚日益强大。西面吐蕃崛起,统一了青藏高原;唐朝与吐蕃来往密切,实行和亲。西南以乌蛮为主体建立南诏。

这一时期中原对少数民族了解增多,认识加深。唐太宗的曾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9](卷3《太宗本纪》)。这种最高统治者进步的民族史观影响到一个时代,包括史学家的认识。史学家们对少数民族的记录、研究著作更加丰厚。唐初正式设立史馆,在“禁中”修史,纂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后又下诏新修《晋书》。房玄龄等人撰著的《晋书》包含了十六国的历史,以《载记》的方式记录。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记载认识上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像过去撰写南北朝历史那样记本朝为“本纪”,称他朝为“传”,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南朝称北朝为“索虏”,而是比较客观地按编年叙述。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撰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他们认识到过去写少数民族历史的偏颇与失实,撰述思想很有创见,比如将少数民族王朝魏列入“本纪”,对南北朝的交往记载也较他史为详[10](卷100《序传》)。

唐代刘知几所撰《史通》虽未专门论述民族历史,但其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影响着包括民族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史。他认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11](内篇《称谓第十四》)承认少数民族政权的实际历史地位。唐代开创了典制体史书的编撰,杜佑撰写的《通典》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在“边防”类中记录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共190多种,其中也有境外民族和国家,这为研究当时的民族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提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12](卷185《边防一》)。渗透着朴素的进化论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进步民族史观。

隋唐时期的民族史著作有裴矩撰写的《西域图志》,记西域40多国的史地、风俗。唐朝后期有李德裕著的《异域归忠传》《西南备边录》,高少逸著的《四夷朝贡录》《云南行记》,窦滂著的《云南别录》《云南行记》。特别是樊绰著的《蛮书》(又名《云南志》)10卷,详细记载云南的交通、山川、六诏、民族、州城、物产、蛮夷和相邻诸番夷国,以及与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内容极为丰富。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动荡,民族关系紧张,后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中不乏少数民族政权。五代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先后建立了十国政权,中国又一次处于分裂状态。五代时期编撰了200卷的《唐书》,内有大量民族史资料,其中突厥2卷,回纥1卷,吐蕃2卷,此外南蛮、西南蛮15族1卷、西戎14族1卷、东夷5族1卷、北狄8族1卷,有的属域外。

唐代少数民族自己撰写史书尚未成熟,然而有文字的民族也开始记录本民族的重要史实,如西藏拉萨的藏文、汉文合璧的《唐蕃会盟碑》,记载了唐朝和吐蕃和亲会盟友好事件。又如突厥文、汉文合璧的《阙特勤碑》《毗迦可汗碑》叙述了突厥汗国历史、首领的功绩以及和唐朝的关系。敦煌发现的藏文卷子中有关于吐蕃历史和社会的史料[13]。

5.辽宋夏金时期

辽、宋、夏、金约370年的时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王朝分立时期。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朝;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了西夏;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前期辽、北宋、西夏鼎立,后期南宋、金和西夏并立,加之西北的回鹘、西部的吐蕃唃厮罗政权、西南的大理政权,形成了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新格局。这对民族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朝未能统一中国,与辽成为兄弟之国,后又不得不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这对长期以大民族主义为主导的汉族统治阶级是难以接受的现实,统治者和史学家有强烈的屈辱感和忧患意识。当时虽然国力孱弱,但史书的撰著热情高涨,大型史书不断问世,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祖禹的《唐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北宋史学家乐史仿《元和郡县志》编著《太平寰宇记》200卷,依北宋初的建制叙述地理,其中有很多民族史资料系于各地,特别是四夷地区。南宋史学家郑樵撰著纪传体通史《通志》200卷,其中《年谱》记自三皇五帝以下诸帝王,也包括少数民族王朝的帝王。《二十略》中氏族6卷,有代北复姓230余,很多是少数民族姓氏。特别是以15卷的篇幅为《载记》,多记少数民族王朝始末,颇为详尽。

《续资治通鉴长编》长达980卷,是一部翔实的北宋编年史,内有大量宋朝和辽、西夏、金、吐蕃、回鹘的民族关系史料,十分珍贵,为后世治史者所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其中有很多与金朝的关系史料。南宋王称著《东都事略》130卷,以纪传体记宋朝史实,后有附录8卷,专记辽、金、西夏等国事,常为后世史家所引用。

宋朝重视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记载。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3卷,其中有“蛮”一门,对宋代广南瑶、僚、黎以及西南白、彝等民族的社会、生产、习俗有较详细叙述,为研究南方民族史留下了宝贵资料。《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专辑宋、金交往史实,引书近200种,其中包括金国实录10种。南宋赵拱撰《蒙鞑备录》1卷、彭大雅撰《黑鞑事略》1卷,都是最早叙述蒙古立国、社会、政治、军事状况的著作,所记多为亲身见闻,至为珍贵。

宋朝也遵循历代传统编写前朝正史。薛居正奉诏修《五代史》150卷,成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书,内中不少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史料,又记世袭、僭伪列传5卷,记包括少数民族王朝的“十国”史实,外国列传2卷记契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历史。后欧阳修又自修《新五代史》74卷,少数民族史实集中在《四夷附录》3卷。他认为少数民族“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盛衰。”[14](卷72《四夷附录第一》)宋徽宗被金俘虏后,曹勋随侍,归国后撰写《北狩见闻录》。洪皓使金,撰写《松漠纪闻》。两书皆亲闻亲见辽金事,有补史实。

辽、西夏、金朝和中原王朝一样对修史十分重视,都设专门修史机构记史、修史,延续中国修史传统。辽设起居舍人院,掌修起居注;翰林院下设国史院,任命女真人、汉人、契丹人为史官。辽朝创制契丹文,耶律俨、耶律成、萧韩家奴等都是本民族史学家。辽代史学撰著不少,今多已亡佚,据后人搜寻知有正史、编年、起居注、载记、杂史等。如耶律俨有70卷的《皇朝实录》,萧韩家奴与耶律成合编有辽先祖事迹20卷,翻译汉文史籍多种。

西夏创民族文字,后世称为西夏文。近代出土有西夏文王朝法典《天盛律令》、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和历史杂记等。西夏设秘书监修史书,设翰林院修实录。西夏末期大臣罗世昌辞官后撰《夏国世次》20卷,修《金史》时尚存,后亡佚[15](134《外国传上·西夏》)。蒙古军队进攻西夏时,“诸将争取子女金帛,(耶律)楚材独收遗书及药材大黄”[16](卷146《耶律楚材传》),可见耶律楚材还收集到一些书籍。

金朝尚书省下右司“兼带修注官”。金朝也创制民族文字女真文,科举中设立“女真学”。考试中史书内容占很大比重,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史官中有译史者,译《史记》《西汉书》《新唐书》等。金朝修史以实录为主。如完颜勖撰写《太祖实录》20卷,纥石烈良弼成《太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后实录的编写持续不断,这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十分突出。金朝佚名作者撰《大金吊伐录》4卷,依年次编录金国破宋、灭辽、立伪楚的国书、誓诏、册表、文状、指挥、谍檄等文书161件,资料珍稀,为世人所重。萧永琪撰成《辽史》30卷,后又成第二部《辽史》。金末国运衰微,史学家更以“亡国作史”为己任,以为后世修史用。元好问作《野史》和《壬辰杂编》,以亲历为实录,记金末丧乱事,带有抢救史料意图,惜已散失;又作《中州集》,汇集当时诗人200余人,每位诗作者都有小传,不啻一部纪传体金史[15](卷126《元好问传》)。刘祁撰《归潜志》14卷,据见闻所及记当时金末、元初事,在《辨亡》一篇中认为金朝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国家短命,部分地道出了金朝灭亡的原因。这时期有叶隆礼奉敕撰写《契丹国志》(一说元人伪托)27卷。宇文懋昭撰写《大金国志》(一说宋元人伪托)40卷。两书保存了很多契丹史和女真史原始资料,可补其他文献之所无,但体系芜杂,舛误较多。

辽、西夏、金都不自外于中国,推行儒学,以中国正统自居。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以新的姿态出现,虽政权分据,“中国”意识并未削弱。

6.元朝时期

以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的蒙、元朝,结束了中国的分立,建立了庞大的统一王朝,前后180多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少数民族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大大影响了人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大汉族主义受到极大冲击。由于元朝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民族压迫以新的形式出现。元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确立土司制度,对后世影响颇深。

元代少数民族史学家编纂的著作有突出的成就。第一部全面反映蒙古族历史的著作《蒙古秘史》问世,共12卷,作者不详,应是蒙古族史学家。该书记述了13世纪中期以前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蒙古族的历史和相关的民族交往情况,描绘出以武力见长的蒙古族军事活动。该书显示出少数民族史书的特点,写史事时常加入诗歌,是研究蒙古族前期最重要的资料。原书以老蒙文撰写,后译成汉文,后世仅存汉译本。

藏族的史学家蔡巴·衮噶多吉用藏文撰《红史》记印度王统、释迦世系汉地王朝帝系、蒙古王统、吐蕃王统,突出汉藏关系。回鹘人马赫木德·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用阿拉伯文记录了很多操突厥语民族的历史,保存了很多珍贵史料。

佚名作者的《圣武亲征录》和苏天爵撰写的《元朝名臣事略》,也是有关蒙、元前期、中期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元人撰写的游记性著作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如道人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多记蒙古、畏吾尔族)、契丹人耶律楚材撰写的《西游录》(多记西域各地民俗)、刘郁撰写的《西使记》(多记中亚风土人情)等。

虞集等编撰《元经世大典》880卷,取材档案,涉及元代各种典章制度,民族史材料很多,现只存辑录本。元朝还编撰了各代实录共15部。由蒙古人札马剌丁和汉人虞应龙共编《元一统志》1300卷,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内容十分丰富,可惜现仅存部分篇章。

元代也产生了稽考中国过去朝代史实的宏篇巨作,其中有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348卷,其中宋代资料过半,有关民族史的资料很丰富,特别是舆地、四夷部分。

元朝继承中国编写“正史”传统,编写宋、辽、金三史,不仅工程浩大,也具有突出的史学史意义。其体例确定为“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17](《附录·进辽史表》)。把宋、辽、金视为平等的王朝,正式确立了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这种民族史观的确立,与历史上同为“夷狄”的蒙古族执政有重大关系。《辽史》《金史》都有少数民族和汉族史学家参与纂修,保存了大量契丹、女真和他们建立王朝的史料,具有突出的民族史特点。《辽史》的部族、属国表有关于少数民族和邻国的资料,列传中的“外记”分记高丽、西夏二国事。《金史》的“交聘表”记载了与宋、西夏、高丽关系。这些资料反映了各民族交往,有的民族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推进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元朝编写三朝史时,未同时编撰西夏史。其原因可能是西夏比宋、辽、金三朝势力小,为三朝属国,元初首议修史时就未提及西夏;元灭西夏时首都中兴府破坏很大,典章图籍散失殆尽,当时虽有《夏国世次》等史书,但资料仍显缺乏;西夏很多典籍以西夏文书写,即便有遗留书籍,翻译使用困难。还可能是元朝把党项族(唐兀人)列为色目人,民族地位较高,入元后多用蒙古族名字,元朝不把西夏视为独立的国家。进入中原、或接近中原的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逐渐走上民族消亡和同化的道路,现存的史书成为了解这些民族的重要载体。

7.明朝时期

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明朝并未完全统一中国,北方仍由势力颇大的蒙古族统治。明代对南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仍实行土司制度。

明代官修《明实录》内容丰富,卷帙浩繁,2909卷,为前所未有。官修《大明会典》417卷。两书保存了很多民族历史资料,是研究明代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史书。

明初太祖攻占北京不久,即下诏修《元史》,仅历10个月修成。这是明朝统治者急于总结、汲取元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过去往往把治内的少数民族和境外邻近的民族、国家都列入四夷传,《元史》仅将境外的国家列为“外夷”,这明确了修史区分境内外民族的观念。

元灭明兴是朝代的嬗替,但相当一部分汉族人认为是从中原驱逐了“夷狄”,这种认识反映在有些史书中,便扭曲为无视历史事实的大汉族主义。如王洙的《宋史质》中把辽、金王朝列在“外国”,并上推明太祖的先祖直接“继承”宋朝,抹杀元朝的存在,被后世史家贬为“荒唐悖谬”。柯维骐编著《宋史新编》虽具史料价值,但把辽、金、西夏列入“外国”。这种民族史观的倒退,引起史学界的异议,认为是“迂阔之见”、“殊涉偏见”[18]。

明代李贤领衔编撰的《大明一统志》,在一些州郡记录中保存了很多少数民族分布、沿革、风俗、土产等珍贵资料。当时因防御北边少数民族的需要而编著的北方地方志显著增多,成为研究当时民族和民族关系有价值的文献。

随着明朝与少数民族关系密切,明太祖敕撰《华夷译语》,成祖设四夷馆,接续敕编,始有八馆: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虽兼及外国,但以少数民族为主。书中除各民族语常用词与汉语对照外,还有诏书和文件,保存了很多重要民族史料。

此外还有不少有关少数民族的史书,如金幼孜撰《北征录》记明成祖北征鞑靼事,杨荣撰《后北征记》记作者随成祖征鞑靼事,萧大亨撰《北虏风俗》记明代蒙古族风俗和社会制度,元刘佶、明郑晓撰《皇明北虏》记元明时期蒙古族活动,郑晓又撰《皇明四夷考》记明中叶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交通等,高拱撰《边略》记明朝与蒙古族、苗族关系及广东剿倭事实,陈诚撰《西域番国志》记出使阿富汗途径西域各民族地区事,马文升撰《复兴哈密记》记哈密部分蒙古叛乱及政府平叛事,他又撰《抚安东夷记》记女真与明朝关系,张洪撰《南夷书》记洪武初至永乐初平定云南各土司事,朱孟震撰《西南夷风土记》记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倪辂撰《南诏野史》记云南各民族世系史料,茅瑞徵撰《皇明象胥录》杂记边疆四夷及周边外国情状,杨慎著《滇载记》以白文史籍杂以调查资料记云南少数民族事。钱古训撰《百夷传》记云南地区多种少数民族情况。

王圻作《续文献通考》是《文献通考》的续作,补充了有关辽金的典制,十分重要。晚明史学家王世贞编撰100卷的《弇山堂别集》,其中记载了很多明朝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史料。王世贞编撰《弇州史料》100卷,内中也有很多民族史资料。

明初藏族学者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以藏文撰写《西藏王统记》记述吐蕃王统传承,对吐蕃前期三位赞普的事迹记载尤详,对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嫁吐蕃和唐朝、吐蕃的文化交流也有翔实的描写。明成化年间藏族学者噶举派僧人桂洛·宣奴贝以藏文撰写《青史》,记述藏族历代王统传承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创建、发展历史,尤详于噶举派。嘉靖年间藏族学者班钦索南查巴用藏文撰写《新红史》,记吐蕃王统,着重记宋、元、明时期藏族20个割据政权的情况,还记载了汉地朝代更替,蒙古、西夏王统,表明作者已把藏族史和中国各民族史视为一体,这是元代将西藏正式纳入行政管辖的结果。嘉靖年间藏族噶举派噶玛支系活佛芭卧·祖拉陈哇用藏文撰写史书《智者喜宴》,不少内容为汉文文献,甚至是其他藏文文献所缺载的。

明末撰有蒙古文《蒙古黄金史》,一为作者不详的《小黄金史》,一为罗卜藏丹津撰著的《大黄金史》,包括从成吉思汗至元朝灭亡以及明代蒙古族共270年的历史。它们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合称蒙古文三大历史著作。

8.清朝时期

明末满族首领奴尔哈赤统一各部,后其继承者入关统一中国,再次建立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清朝继承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史学,反对轻视夷狄,冲击了大汉族主义观念。但其对夷狄的忌讳,特别是对满族的维护造成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满族进关前创制了满文,以满文记录了很多珍贵历史资料。最早的官修编年体史书《满文老档》记录了后金、清初在东北30年的史实和民族关系史料。可见满族统治者在东北时便注重记录本民族的历史,有明确的修史意识。

官修《清实录》4000余卷,分别以汉、满、蒙三种文字缮写,民族历史资料是其重要部分。此外有大量清代档案传世,约有1000余万件,多方面地记载了清代历史,其中有大量满文档案,十分珍贵。官修史书中还有续“三通”和清“三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其中保存了大量民族史资料,如《续文献通考》在明《续文献通考》的基础上又有很多新的增益,四夷部分就有14卷。

清朝也重视修撰前代史。《明史》纂修历经百年,其中关于民族史的内容很丰富,在《本纪》《兵志》中都有很多记载,特别是第310~319卷为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土司传,详细记载了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其外国传所列大部分是外国,但把鞑靼、瓦剌也列入外国,颇为不妥。卷330~332为《西域传》,包括新疆等地及藏族地区,也集中记录少数民族地区史料。《明史》对满族入关前与明朝的从属关系,以及南明抗击清朝的事实抹杀不记,反映出当时满族统治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多有卓见,因贯穿反清立场,强调“华夷”之辨,清朝将其排斥于《四库全书》之外,因此可见王夫之和清朝统治者民族史观的对立。

清代编纂了多种与民族地区有关的《方略》,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格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都记载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和民族关系。赵翼编撰《皇朝武功纪盛》记康熙、乾隆平定三藩、朔漠、准噶尔、两金川、台湾、廓尔喀等地事迹,有重要史料价值。清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有《理藩院则例》64卷,也是研究清代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乾隆时官修《皇清职贡图》绘记300余民族、部族男女形象及部长属众衣冠,并附录说明习俗、衣食。

额尔泰等纂《八旗通志》全面记述满族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制度,对八旗的建立、发展、更定、重要人物的事迹均予详细记载,很有特色和价值。另一部官修史籍《满洲源流考》记满族先世及有关东北各民族的历史,书中多用满语词语,十分珍贵。但书中对女真各部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隐讳不载,造成史料的缺漏。邹应龙、李元阳编纂的《云南通志》有很多当地史料,其中羁縻等部分尤为集中。清初还编纂《卫藏通志》记述西藏历史、地理、寺院、习俗以及清朝在西藏实行的各种制度,于西藏前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记载更为详细。特别是著名史学家钱大昕著有《补元史艺文志》《元史考异》《辽金元史拾遗》等。《元史氏族表》介绍蒙古、色目人的起源、发展及其区别,考证精确。

清高宗敕撰《平定罗刹方略》,记述清朝康熙年间中国东北各族抗击沙俄的史事,其中记载沙俄对达呼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满、汉等族人民烧杀掳掠的罪行,清廷调集各地各族兵丁与东北各族人民共同抵御沙俄的事迹,表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抗击外敌的爱国主义情操。

龚自珍高瞻远瞩,首倡新疆建省,撰写《西域置行省议》,后王树枏等撰《新疆图志》,内容丰富,是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通志。一些在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官员撰写民族地区史志,记录民族情况,总结治理经验。如满族人七十一(尼玛查氏)撰写《西域闻见录》,详记新疆少数民族情况,他还著有《回疆风土记》。蒙古人松筠著《西招图略》专记西藏事务,他又主持纂修《西陲总统事略》,详记清初新疆地区事务,包罗宏富。蒙古人和宁撰《回疆通志》,是一部全面反映新疆的著作。黄沛翘撰《西藏图考》,绘西藏地图,并有西藏源流及地理、风俗考证。萧腾麟撰写《西藏见闻录》,记载很多珍贵的西藏史料。佚名作者的《番僧源流考》,记述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大小藏传佛教派系44支,详尽记载了西藏的风习、文化和佛教传承。满族人额恒撰《伊尔根觉罗氏家传》,叙其先祖生活、征战以及到西藏、云贵、两广任职情况,内有西南少数民族起义资料。有关少数民族史地著作还有严如煜的《苗防备览》,记录了作者亲历和查阅档案、志书的资料,特别是湘西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瑶族及附近汉族的第一手资料。清朝后期有人撰写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著作,如奕新领衔修撰的《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尽管书中歪曲、污蔑回族农民起义,但对起义所叙甚详,是重要民族史资料。

清代蒙古族萨冈彻辰洪台吉编纂的蒙文史书《蒙古源流》利用多种蒙、藏文献,结合亲见亲闻,叙述了蒙古族历史以及蒙古与各族的关系,先后译成满文、汉文,为史家所重。藏族在清朝又有新的史书问世,如五世达赖喇嘛作《西藏王臣记》,详载西藏从传说时代至清初顾实汗历代王统和王朝事迹,于藏族史贡献很大。彝族很早就创制彝文。用彝文撰写的《西南彝志》约成书于清朝前期,除记载彝族对宇宙和人类、万物起源的认识,特别记录了彝族来源、发展、风俗习惯,以及彝族内部六大支系之间的关系,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巨大。

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史学在孕育、形成,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仍然延续。这时期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历史撰述颇丰。如谢启昆的《西魏书》、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邵远平的《元史类编》等。对蒙、元史的纪传体撰著还有魏源的《元史新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后者首次利用外文资料考中国历史,更为可贵。纪事本末体有李铭汉著《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云生修撰《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记述满族社会历史。魏源撰写的《圣武记》不仅记载满洲的兴起、发展和统一中国,还记载了各族抗俄战争,特别是记载苗族、回族起义事,有很多新资料①。

三、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中国史学的一般特征,也有自己的特点。

1.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所处地位相契合,与民族实力的消长、政权的存废相关联

民族史学在先秦时期随着民族先民的活动中而显露萌芽,渐被重视;秦汉时期在汉族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也登上舞台,民族史学逐步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建立王朝,特别是鲜卑族所建魏影响很大,促进了民族史学的发展;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局面和统治者较为和缓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史学活跃并稳步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与宋朝并立,皆承中国德运,以中国正统自居,各自修史,民族史学进一步发展;元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实行民族等级压迫,冲击了大汉族主义史观,不仅自修历史,还将前代多民族王朝分撰“正史”,推动民族史学新的繁荣发展;明代统一了中国大部,北部仍是蒙古政权,史学家关注民族地区,因此有不少民族史书问世,蒙古、藏族史学家纷纷著书立说,民族史学呈现繁荣局面;清代中国一统,少数民族又一次成为主体,虽有对少数民族的维护,但民族史学著述丰硕,特别是满、蒙、藏文史籍大幅度增加,民族史学进一步繁荣。可见,民族史学随着时代的进步、各民族不断发展、民族间交往增多而逐步发展、成熟、繁荣。

2.从民族史观角度看,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学养对历史会有多种多样的观点

不同的民族史观构成人们认识上的差异,相互交织出民族关系上的矛盾、仇视、包容、和解和融通。在阶级社会,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民族史观表现突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形成了进步的民族史观。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走向不以哪一阶层、哪一个人的观点为转移。其实,中国历史上各王朝都是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19]。中国各民族向心力越来越强,共性越来越多。

3.民族史学资料十分丰富,但也十分分散

过去中国历史记载的主要是汉族历史或中原地区的王朝历史,但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也掺杂其中,内容丰富。不仅在“正史”中有大量民族史资料,在其他很多典籍中如政书、类书、志书、别史、杂史等都有丰富的史料,在各民族的口碑资料中也有重要的历史资料,近代考古发现的资料中也包含着不少有关民族史的实物。其中有些资料比较集中,但大部分资料支离分散。因此需要在各种类型的史籍中爬梳拣选,有的还需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搜寻,有的则需要在少数民族生活过的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此外,过去史书中不少是官方或汉族学者编撰的间接资料,需要认真地核对和甄别。

4.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民族历史资料,是民族史学的一大特点

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中有的创制、使用过民族文字,形成了数量不等的民族文字文献。以本民族文字撰写本民族历史,多是第一手资料。如敦煌石室发现的藏文历史文书、黑水城发现的西夏王朝法典,都是真实反映当时历史的珍贵史料。很多民族还有丰富的民间传说,也是极富价值的资料。过去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缺乏重视,不少民族文字史书遗失,如用契丹文、女真文撰写的文献多未传世。存世的少数民族文字史料需要翻译、注释,特别是有些死文字的解读需要漫长时日,利用这些资料困难重重。近代史学家对民族文字史料逐渐加以重视,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民族文字史料的开发、利用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大量民族文字史料的解读和利用还需要史学家做出更多的努力。

注释: 

①因篇幅原因,关于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史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1]史金波.中国民族史研究四十年的重要贡献[J].云南社会科学,1990,(2).

  [2]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J].史学史研究,2012,(3).

[3]崔明德,马晓丽,曹鲁超.中国民族思想的学科建设与创新[M].济南:齐鲁书社,2007.

[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瞿林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7]史记[O].

[8]左传[O].

[9]旧唐书[O].

[10]北史[O].

[11]刘知几.史通[O].

[12]杜佑.通典[O].

[1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14]新五代史[O].

[15]金史[O].

[16]元史[O].

[17]辽史[O].

[18](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李念孔等点校.读史漫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9]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