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 Mairu (赵麦茹) on methods of Chinese economical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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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问题

赵麦茹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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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等五种研究方法为核心,其应用现状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点,本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取决于能否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运用新技术新资料及摆脱路径依赖等因素,其未来发展趋势较为乐观。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038-07

【作者简介】赵麦茹,女,陕西临潼人,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确恰当的研究方法在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内的任何研究领域都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如何,何为正确恰当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应用和创新方面又会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呢,这是本文试图通过探索而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和而不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随着这门学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各时期都涌现出不乏真知灼见的先知者和开拓者,他们的研究方法也皆随着研究者个人学术立场、时代背景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各异。但结合各时期的代表性文献①,不难看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文献研究法。顾名思义,文献研究法主要围绕文献的搜集、鉴别、整理、归纳和评析展开。中国文化历来文史哲不分家,仅仅就该方法的第一步,文献的搜集鉴别和整理而言,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剥离、析别出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资料就已经严重考验研究者定力了,这需要研究者有甘于寂寞的精神追求,还要有常年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所幸,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有这么一些以学术为乐且甘之若饴的前辈,他们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代表性成果有:巫宝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两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三国至隋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宋金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明清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陈绍闻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赵靖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等。以上成果皆印证了文献研究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要意义。

  孔子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他的“述”何尝不是一种“作”,他述的是什么,他以什么标准来挑选述的对象,他又是以什么方式来述的,根据诠释学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根据自己价值取向的再度创作过程。所以,即使是最简单的文献搜集、鉴别和整理就是非常考验研究者学术立场和功力的艰巨工作,更不要谈及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度的解读和分析了。而以上成果却致力于在这一方向做出努力,也的确起到了开拓者启迪后者的重要作用。

第二,唯物史观研究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李泽厚曾在谈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时指出,研究思想史可以用哲学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历史研究的方法。[1]其实,严格地说,唯物史观研究法应该归属于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社会意识进行研究,必然用哲学研究的方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是在怎样的社会存在下产生的,其历史环境如何,产生这种意识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和生活过程如何,这些都是社会存在,是坚持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语境主义所强调的特定历史环境。唯物史观研究法所注重的也是这些。

  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路径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体系在中国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深刻影响了众多研究者,老一辈专家学者尤甚,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者胡寄窗先生。他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能动辩证关系分析了从先秦到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变迁,写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在序言部分他由衷地感慨:“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对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2]8唯物史观自创立就被视为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方法论意义凸显。直至现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在深刻影响着包含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内的众多学科。

  第三,中外比较研究法。有学者认为所谓比较研究方法就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3]169这种界定实际是围绕目标指向的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而言的。除此之外,就时空而言,还可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就性质而言,可进行定性或定量比较;就范围而言,可进行宏观或微观比较等。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要进行任何一个领域的比较分析都绝非易事,这需要研究者有学贯中西的功力,并能对中外经济思想史的背景构成、逻辑机理、演化路径与发展脉络等都谙熟于心,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所选对象进行正确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思想研究专家叶坦对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胡寄窗和巫宝三带领下所形成的比较研究大为肯定,她本人也常常用此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其代表作有:《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下篇分别见《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与第5期)和《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文史哲》2007年第4期)等。除此而外,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严清华的《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李超民的《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出版)都是较典型的代表作。

第四,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也可称为案例研究法,一般是指对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或某一组织等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了解其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选取面上的一点,并对之进行深刻地解读,使读者清晰地看到研究对象的全貌。

  这种研究法的应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比比皆是,如韦苇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严清华和邓江峰的《王安石财政思想评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叶坦的《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等。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个案研究法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中对研究对象进行一个全景图式地描述分析,广度和深度兼备。以叶坦的文章为例,以往谈到经济学,总是以中国引入西方为主,现当代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在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中还可见中国人的贡献。那么,中国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碰触的第一步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中国人与西方思想的初始联系是怎样形成的?以往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点,而叶坦则通过《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一个中国人王茂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考察,把特定语境下王茂荫的货币思想的提出、这种思想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传到德国并使马克思将王茂荫这一名字写进《资本论》第1卷第3章的注释中,进而论证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中国因素和价值,肯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4]。这是个案研究法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第五,跨学科研究法,亦称交叉研究法,是指利用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现在,各个学科的发展越来越细致,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这一趋势,跨学科研究法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科研常用方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布坎南、萨缪尔森、托宾等人的学科背景皆涉及多个领域,也许正是这种背景才造就了他们的成就,他们可以从别人从未有过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从而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特点之一就是多学科交叉,涉及文献学、考古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众多学科。这一特点使得跨学科研究法的应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也很普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②实际就是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综合,是用地下考古资料检验传统文献资料,有相当强的验证功能,所以,这一方法一经提出就受到业内肯定,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不例外,叶世昌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出版;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出版)最具代表性。此外,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His School,1911)也堪称跨学科研究的另一典型代表。胡寄窗特意强调了这本专著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它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5]476,并称其是破天荒的成绩。其实,就方法论而言,陈焕章的最大贡献是他用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分析儒学经济思想,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来讨论儒学的生产、消费、公共财政等内容,是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思想进行有机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这种跨学科研究法的应用使其到目前为止仍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自然,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方法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以上5种,但这五种研究方法应该是较为常见的方法。研究者在科研活动中也并非每次只用一种,常常是几种方法的混合使用。研究方法无最优和次优之说,采用哪一种研究方法往往取决于研究对象、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等多种因素。多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使用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才有可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不断向前发展。

二、普适性与异质性:多学科蓬勃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性质

  (一)多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普适性

  虽然学界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科学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人类对世界探索脚步的加快和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仅在研究内容呈现出不断融合交叉的特点,而且还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不断相互影响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众学科不断发展创新,内容划分越来细致,边缘性交叉性学科越来越多,众学科皆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之势。

  在各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数学方法等科研方法渗入到各学科的研究体系中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态势。同时,不难发现,虽然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皆有自己的倾向和特点,但质而言之,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融归纳和演绎于一体。

  作为弗莱堡学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曾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非常自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把对历史事实的考察研究和对理论的抽象提炼结合起来,即可以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经济形态中,提炼出某些共同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般的理论经济形态。欧根此法实际上是对影响他至深的历史学派和边际学派研究方法的一种扬弃,认为自己对纯历史和纯抽象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种有效地借鉴、融合和提升。③应该说,欧根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当前研究方法的基本特质,即将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地本质地考察。这一点在所有研究方法中都可一觅其踪。

  同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具有普适性的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唐任伍教授对这一点体会颇深:“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在方法论上仍然离不开历史归纳和逻辑演绎的结合,历史概括和逻辑抽象是辩证的统一。”[6]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必然要对基本的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了解、解读、分析和概括,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那么,概括出来的东西是否科学呢?毕竟我们无法掌握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信息的不对称性,这样的概括是一种不完全归纳和或然性推理。所以需要演绎法的辅助,即需要从一般到个别的论证,但演绎需要大前提(已知的一般原理或一般性假设)和小前提(关于所研究的特殊场合或个别事实的判断,小前提应与大前提有关),这样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以胡寄窗对商鞅经济思想的分析为例,他从商鞅一系列改革措施: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创立征赋制度,统一度量衡制度,建立辕田制度,实行什五连坐制度等得出结论:商鞅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家,这是明显的归纳分析。在演绎分析方面,他曾有这样一个论断“作为一个突出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商鞅不鼓励商业是肯定的”[7]389。显然,其大前提是“封建地主阶级是不鼓励商业的”,小前提是“商鞅是一个突出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结论“商鞅不鼓励商业”,演绎分析的过程一目了然。类似的例证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非常常见。所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完全可以把这种具有普适性特点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平常的科学研究之中。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点及其研究方法扬弃

  1.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点

  叶坦在《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新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将本学科的学科优势归纳为8点,笔者深为认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这8点优势也是其特点,不过可精炼成以下4个方面:

  第一,跨学科性与交叉性。中国经济思想史涉及经济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跨学科特点显著。这一特点直接派生出后一特点交叉性。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这种特点无疑为其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视角进行碰撞和交织,新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学术思维路径很容易在这样的情境下形成,从而推动学术创新。现在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往往具有多学科背景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中介”作用突出。其实,任何学科都具备将物质与精神、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桥梁中介作用,但唯独经济思想史的“中介”作用力场尤为强大。比如,一幅美轮美奂的作品带给我们美的享受,仅此而已,其中介作用被局限在小范围的个体。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经济思想一经产生,如果又恰逢其主人是掌握要职的历史人物,那么历史的进程可能要因此而改变了。信奉法家思想的商鞅即是一例,他重农抑商、利出一孔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其变法的基调,从而使得中国由奴隶向封建转变的历史进程被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第三,积淀中国经济思想的作用显著。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从无到有发展至今,其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历代经济思想从承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剥离出来,并对之进行了有效的整理、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从而使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思想积淀下来,为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亦可发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启迪作用。

  第四,东方特色鲜明。提及经济学或经济思想,一般人总是将之与西方联系起来。甚至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个误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思想或成体系的经济理论。这种误解和漠视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地位极不对称。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处于领跑地位,其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影响巨大,而且类似“轻重”、“善因”这样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经济理论在中国历史演进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着极大的指导作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对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漠视就显得很是突兀,失去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参照,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也只能以单维度特点呈现。比较中见特质,因此在这一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位不可或缺。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只有根据这些特点,对以往学界积淀的研究方法进行相应地继承和发展,才能选择到合适的研究方法。这就涉及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方法的扬弃。

  2.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扬弃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异质性。除了借鉴具有普适性的归纳演绎方法之外,还必须对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扬弃。既是扬弃,肯定是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如何选择呢?回到文章开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看所选择的“器”是否对“善其事”有利,换言之,要看所选择的研究方法能否有效推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合适的才是正确的,只有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地选择,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上文所谈的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中外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是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较常见也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究其原因,就是契合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点,所以事半功倍。除此而外呢,有没有合适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吸收?答案是肯定的,如计量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历代灾荒和赈济思想时就非常实用,心理分析法在解析某一经济思想产生的小背景(个人心路历程和价值取向)时也可起到一语中的的作用。制度分析法在解释历代中国转型时期经济思想的演变也有较强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可在继承以往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有选择地借鉴其他研究方法,这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那么,又该如何取舍、如何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呢?这就涉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创新问题。

三、视野、学术立场、新科技新资料: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的几大影响因素

  决定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的因素较多,但较为关键是以下几点:

  (一)视野的拓展

  视野能否不断拓展是决定着一门学科能否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当前在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显学——凯恩斯主义学派为例,从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到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再到新凯恩斯主义;从两部门模型到三部门模型再到四部门模型;从视供给为常态,只着眼总需求不足到考虑总需求、总供给因素;从只关注宏观经济到开始考虑其理论的微观基础,凡此种种,凯恩斯主义视野拓展的脚步从未停歇,这种视野的拓展使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也是成就其今天统治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实际就是一个视野的不断拓展过程。从最初较为关注先秦经济思想发展到对中国历代经济思想的全景式展现,从只关注某家某派某个人的经济思想发展到已尽可能梳理出各时期丰富的典型的经济思想,从只是纯粹对中国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发展到利用西方的思维范式和逻辑方法对中国经济思想进行重新解读的对比研究,视野拓展的过程相当明显。仅以最后一种视野为例,从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1911)到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李超民的《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再至叶坦的《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2004),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这些经典文献充分印证了这种视野扩展的历程。随着学者们研究视野的拓展,过去我们无比熟悉的内容因为参照物的改变而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视野拓展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仰视还是鸟瞰,视野不同,看到的东西亦不同,视野决定着研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如对商鞅经济思想的解读,把它放在狼烟四起的战国时期之大秦帝国的缔造过程,还是放在中华文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历程之中,抑或放在世界文明的演进过程之中?我们可以有多种视野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种视野对应一种结论,视野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深度和广度。

 (二)学术立场的确立

  社会科学涉及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和评价,而这种认识和评价是由有着一定价值取向、阶级属性和民族属性的具体的人做出的,这必然使得社会科学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制约,并因此带有很强的民族性、阶级性和个人色彩。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利益关系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立场,就容易使研究者形成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结论。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语道破玄机。毕竟,研究者是有自主判断思考能力的个体,而其判断思考的标准受类似价值取向、个体心路历程、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民族归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都加强了其主观色彩。所以,学术观点、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学术立场紧密相关。

  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对这一点很敏感,虽然他是在谈及思想史研究时提到学术立场的,但蕴含其中的道理亦适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葛兆光从明清的海防图、宋人的外部高警惕性、日本学者的近代史研究谈及民族认同、国族认同、确立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这是日本近代史研究较为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很多日本学者都有相当明确地为当代日本思想‘寻根’的意识……从一开始,他们就相当注意分清什么是他者,什么是自我。讨论的话题……有明确的日本性,他们格外强调日本思想史的特殊性”[8]344。亚洲、中国、西欧成了研究日本历史的参考背景,这样一来,其特质就尤为凸显。同理,谈及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成功的研究机构——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葛兆光同样将这种学术立场的确立作为这两大机构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他们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要使对于中国的解释权重新回归中国”[9],并认为这样的立场促进了现代中国学术之独立,是这两个研究机构成功的基础。

  中国学术立场的建立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也非常重要。众所周知,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大量蕴含中国特色的经济思想,如重义轻利、重本抑末、轻重论、善因论、子母相权论、计然之策、农业经济循环论、恒产论、井田论、金生粟死、利出一孔等,不胜枚举,如何理解这些思想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其本质,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解析显然是不通的,如勉强为之,其效果只能是隔靴搔痒,点不透。只有把这些思想放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去解析,才能得其要旨,事半功倍。

(三)新科技新资料的开发利用

  新技术新资料是学术创新的又一大影响因素。以思想史研究为例,20世纪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敦煌文书、汉简、大内档案等。这些新资料使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成为可能: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很多学者对大内档案内容采信前的田野调查法纷纷出现。葛兆光因为特别关注精英和经典之外的近乎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精神信仰,所以他注意到了以往学者所忽视的资料,如司法档案、方志、乡规民约、家规族法、戏曲小说、野史笔记、诗歌谣谚与榜谕文等,这些资料是过去就存在的,但因为视野的转变被加入到思想史研究中从而变为“新”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亦促使其研究方法进一步创新:思想史与文学史、法律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等领域产生交集,这种宏观视野下的综合考察使得其研究结论更令人信服。

  新资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也是如此。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多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样的传统资料。但一旦我们的视野朝下,就会有很多的“新”资料被发现进而修正或补充以往的定论。宋郑至道的“士农工商皆本业”理论为学界所识,就是因为学界关注到了以往很少有人关注的榜谕文,他的《谕俗七篇》的《重本业》即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提出了挑战和重新的诠释。他的这一理论比起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理论早了五百多年。唐白居易的外贸思想从他的诗文——《新乐府·阴山道》中也可窥其一斑,这一资料也丰富了唐朝的外贸思想。

  新科技对研究方法的创新亦功不可没。当代,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研究方法被发现并被应用到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如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外贸史的一大盛事,在明朝的外贸思想研究中这也是无法绕开的一个案例。但很可惜,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严重缺失,只有第七次较为详尽。如何用有限的资料尽量描摹出真实的历史?在这一方面,计算机技术和现当代的天文学知识就可以帮助我们。郑和下西洋时用牵星板根据星辰位置确定方向,也给我们留下了四幅《过洋牵星图》。现在的我们则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和天文学软件轻易地模拟出以往时间、地点的天象,利用这一技术就可以对以往的传统资料进行印证和补充,如根据郑和船队的星象记载用天文学软件来确定他们那一天经过什么地方,在什么经度和纬度,进而对传统资料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一技术同样适用于范蠡的农业经济循环论,这一理论也是将朴素的天文学知识和农业知识进行了某种程度综合的成果,木星的规律循环和农业实践中的丰穰饥荒结合,促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种代表性思想的问世。过去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多采用传统资料,现在则可将传统资料和天文学软件结合,对这一理论进行重新的解读。

四、审慎的乐观: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一)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性

  中国经济思想史说到底是对以往中国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考察的一门学科,其考察对象又多是以传统文献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多是文本中心主义,只关注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这种方法甚至影响了学术的传承方式,严格诠释经典或借诠释经典抒发己意都是演化中所产生的方式,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为什么鲜有学者发问:不管是我注六经抑或六经注我,我们要抒发己意都离不开所谓的六经?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了。即使后面出现了一些考古成果,二重证据法也推进了研究方法的演进,但二重证据法需要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而考古发现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加以叠加的,其出现的频率和成果的丰厚度都远远不及传统资料,这会在无形之中加强前述的路径依赖,而这种路径依赖会大大遏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发展。

  (二)各学科的相互影响及新技术、新工具、新资料的不断出现

  1.各学科的相互影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经济学为例,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等学科都对其产生了影响,前者的研究方法或相关理念被后者引用后,就大大推进了后者的研究。其对应关系如下:数学对数理经济学、物理学对非线性经济学、心理学对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偏好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生物学对演化经济学。具体到思想史研究也一样,心理学在解释图腾禁忌思想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就对外国学者运用群体心理分析法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方法评价颇高,认为其“很有见地”。[10]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耿云志研究员在谈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时也强调“研究方法应当借鉴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方法”[11]。葛兆光也曾提出,用族群理论来解构我们民族的历史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借鉴。中国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专家严清华等人认为,研究方法的创新,除了通过图书馆资料室搜集资料外,还“必须深入生动的社会经济实践中去调查、去访谈”[12],其所谈的也是方法借鉴的问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完全可以借鉴。心理学方法中的群体心理分析和个体心理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群体心理在分析某种思想的普及过程中大有作为,个体心理对解析某一思想家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亦大有助益。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也很显著:如其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可以用来从某种角度解释中国转型期某种经济思想被采用进而升级为国家经济政策并被落实的一系列过程,西方各学派的财政政策及思想可以用来对比解释中国历代的财政思想,西方各流派的货币政策及思想可以用来对比解释中国的货币理论及思想,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分配思想及产业结构理论可以用来对比解释中国传统义利论中的人性假设,富国富民思想及重本抑末思想等。凡此种种,都说明只要我们拥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就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的精神,从其他学科的养料中汲取养分,为我所用,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2.新技术、新工具、新资料的不断出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科学技术呈现出一种井喷式的发展,而这也为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新工具、新资料。考虑到这一因素,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未来发展趋势也可做乐观预测。前文所述的考古资料、天文学软件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化发展的例子便是很好的论证。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中国土地清查制度及其反映出的管理思想而言,传统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史料记载探讨其制度演变和制度所体现的经济思想,从先秦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到秦的“使黔首自实田”,汉代的“案比”,北魏的三长检括,宋代的方田均税法、经界法、推排法、手实法,金的通检推排制度,元的经理之法、明朝的鱼鳞图册等,我们需要调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做繁重的案头工作才能有所得。著名学者秦晖在其专著《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关中模式”,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也是在辛苦调阅大量的地方资料后才有所收获的。而现在的卫星传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把每一块土地通过定位、编号、汇集成图等方式加以处理,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土地分布状况,进而分析其聚集、分散程度,分析其土质肥瘠、灌溉条件、地理位置等情况,从而可以很轻易地获得第一手非常详尽的资料,这非常有助于相关研究的进行。

  再者,从广义的史学观念来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从先秦到近当代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和本质特征,这里的时空观是相对广泛的,以明天的视角看,今天也是历史。所以把当代经济思想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新资料不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现,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当代人类对经济的不断探索和思考很快就会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新资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层出不穷,我们在探索过程中需要跟进的研究方法亦会与时俱进。

  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质,在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只要能拓展自己的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运用新技术新资料,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大有空间的,其未来发展趋势也较为乐观。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叶坦在《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立、发展及各时期代表作和特点做了仔细的梳理和详尽的介绍。

  ②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一章“总论”提出应用“地下之新材料”配合“纸上之材料”研究问题,此其二重证据法的明确表述。其代表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著作就是二重证据法的结晶,王国维利用考古出土新资料——甲骨文,将之和传统文献资料加以结合,对商代君王世系进行了系统的明晰考证,其成果得到业界公认。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③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在《弗莱堡学派》一书“第四章 弗莱堡学派的方法论”中用整整一章专门对弗莱堡学派的方法论进行了介绍,系统讲解了历史学派、边际学派等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欧根的影响以及欧根对这些方法的批判继承和积极扬弃。参见梁小民《弗莱堡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66—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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