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Fan Guoqiang (范国强) on popular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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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史学更要严肃对待历史

范国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27日第707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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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史学通俗化、大众化或者说通俗史学的流行是其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有学者曾说:“通俗写史用来打动读者的并非秘密的武器,不外乎在写作中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描写以及对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所以,他们才能在网络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样的描述是比较贴切的,但需要强调的是,生动并不等于虚构,细节也并非杜撰。通俗史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唯一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如果通俗史学的传播者在讲史和写史过程中越过了这一前提,那么通俗史学便无异于历史小说,甚至成为戏说恶搞。这正是我们应该反对并要坚决杜绝的。

  通俗史学的流行在新世纪里成为众多史学发展趋向中一个突出的亮点,传统史学界是否需要又如何参与其中呢?以传播学的理论来分析,在传播媒介、受众者、传播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传播者与传播的具体内容则显得异常重要。解玺璋先生曾说道:“通俗历史写作就是要用‘细节’这个锤子敲开它的外壳,把藏在里面的真相和盘托出。这是通俗写史的主流。但‘细节’这个锤子也很危险,用力过度,也有可能会把‘真相’砸得面目全非,那就适得其反了。”因此,我们认为,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史学传播者的综合素质,明确传播者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当下通俗史学的流行,主要靠电视、网络以及通俗易懂的图书等传播媒介来完成,其传播者则以一些电视学术明星和草根学者为主。他们十分擅长利用当代先进的舆论传播工具,借用生动真挚的语言或通俗畅晓的笔风来取得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支持和肯定。相对于专业学者,他们在知识储备和治学严谨性上则有一定的差距和不足。更有甚者,一些草根写手无视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存在,为了经济利益而任意编造历史、篡改历史,这是我们的专业学者必须杜绝的问题。由此看来,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现在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不是研究技术,而是用通俗的手法,向更广大的读者重新介绍历史。中国缺少一支写作水平高,又能及时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的历史作品创作队伍。

  走向通俗,很多学者还有顾虑。职业学者应该为学术通俗化而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式,应该为传播效果而改变原来的写作方式吗?在这一点上,一些史家提出了很多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互有抵牾,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态度和观点。有的认为史学传播与史学研究应该分开。他们鼓励正常的史学应用工作,但并不认为具体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参与进来。比如有人说:“不应该把史学的应用和史学的学术性混为一谈。应用是自然的,学术搞得好,搞得正确,它的社会效益自然会体现出来,但不应算在学术里面。”有的则认为史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到史学传播与普及当中,只不过史学研究者与一般的通俗史家之间的历史书写与受众者有所不同、各有侧重而已。比较典型的说法是,通俗史学在致用上实际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史学工作者把历史知识传播出去,为社会大众所用;另外一种是文艺工作者把历史知识拿过去用各种体裁来改写……由职业史家写出的实际只能面向社会的知识层,而文艺面向的则是大众。前者为科普性通俗,后者为娱乐性通俗。”还有的则主张应该在职业史家和通俗史家之间寻找到一条桥梁,以集二家之长、补二家之短。比如,有学者提出,“历史使人明智,这种智慧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知识,而更多的是指阅读历史可以令人们通过类比历史经验,形成各自对于现实的反思能力。如果多数职业历史学家从历史中获得的智慧总是因其表达的习惯,深深地埋藏在艰深的文字之下,那么,生产‘易读性’历史作品,建造起沟通职业历史学与普通受众的桥梁,就需要一组新的人员——公众史学家来实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

  从史学传播的内容来看,虽然当下通俗史学在持续发展,但其所宣扬的多是一些古代历史的宫廷争斗、才子佳人的历史,还有一些是不加版本选择、品质不一的白话古代历史与文化典籍的相关读本。前者的写作虽然能够暂时满足民众对历史的好奇感、饥渴感,但对于民众的人文素质和精神气质的提高,却无甚帮助,而后者普及读物质量低下,缺乏厚重感和历史感则更令人忧心。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既要有专业的基础,又要有现实的关怀,尤其是作为一个推进历史通俗化、大众化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尊重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之上,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学术创新能力,同时寻找到普通民众的最佳历史选择,了解到什么才是民众最喜欢、最易接受而又能提高民族文化和人文素质的史学内容,并利用当今的各种媒介传播手段,以通俗化的手法传播给社会大众。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