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Yongjun (章永俊) on the rise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border areas during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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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章永俊

 

【提要】时局变动与经学变动,是对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兴起原因的简要概括。该研究的兴起,首先与国际局势重大变动密切相关。其次就国内社会环境变化来说,一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士人关注边疆问题;二是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失误激发了这类研究;三是清政府在边疆问题上麻木昏聩与无知,促使有为的士大夫更为关注边疆的研究。再次在学术根源上,主要有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潮与边疆史地的学术积累。此外,西学东传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学术因素,对嘉道之际的边疆史地研究也产生了尤为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兴起背景

【作者简介】章永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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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每一个时代大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主潮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乾嘉考据学。这种学术主潮的形成,一般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学术发展有密切关系。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思潮的兴起亦是如此。“嘉道之际时局变动与经学变动带来了一股史学新风这就是富有生气的边疆史地学。”①时局变动与经学变动是对边疆史地学兴起原因的简要概括。嘉道之际边疆史地学成为显学。一批爱国士人的边疆史地研究无论考古还是究今皆因忧患时局而迸发具有强烈经世的思想特征,学术研究无不以致用为宗旨。

边疆史地作为专门研究对象,是从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的但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却是同鸦片战争之后的边疆危机相联系。②这表明嘉道之际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动密切相关。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的商业战争与对殖民地的掠夺时说“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③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与这一国际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

19世纪初英国图谋以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为基地侵略新疆、西藏、云南,中国的陆疆因之出现危机。同时,英国还旣觎中国沿海领土,给中国的海疆造成了危机。沙俄对外扩张步伐也在加快,其侵略势力逐渐向中国边境渗透。林则徐很早就意识到沙俄侵略的危险性,在比较英、俄两国对中国侵略的不同特点后他认为:“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已耳!余观俄国势日强大所规画布置,志实不小。英夷由海道犯中国实难但善守海口,则无如我何!俄夷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人,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④几年之后,他又尖锐指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⑤何秋涛撰写《朔方备乘》将眼光投向广袤的北徼,即是“俄患”刺激的结果。何秋涛通过对中国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和攻守形势的考察,强烈地意识到西北塞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以知矣夫”。⑥

除英、俄旣觎、侵略中国边疆外,法国也于世纪后期欲以越南为基地试图控制中国西南地区。此外,德、美、日等国还向中国派出所谓的“使团”、“考察团”、“探险队”,赴我国沿海以及蒙、藏、青、新等地区甚至内地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在来华的“探险”、“考察”、“游历”人员中很多人带有显明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编绘地图掠夺文物。

对西方列强企图蚕食我国疆域的罪恶行径,一批爱国学者痛心疾首,他们认识到边疆史地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开始重视研究边疆问题。如姚莹对他的边疆史地研究作了明确说明:“自嘉庆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⑦魏源的《圣武记》就是在鸦片战争中“海警赐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⑧而写作的。

鸦片战争的惨败及其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剧。“天朝上国”竟然惨败于“蛮夷小邦”的奇耻大辱,把一批仁人志士推向了“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前列。为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正是世界局势重大变动的一种必然反映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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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怀祺主编:清代(前期)卷题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页。

②马大正:《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④欧阳昱:《耆英》,《见闻琐录后集》卷9,同治四年刊本。

⑤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同治八年循陔草堂刻本。

⑥何秋涛:《北徼形势考》,《朔方备乘》卷11,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⑦姚莹《康輯纪行自叙》,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页。

⑧魏源《圣武记叙》,中华书局1984年版。

边疆史地研究在清代兴起直至形成道咸间的“显学”,从国内社会环境变化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士人关心现实关注边疆问题。康乾盛世的后期已隐含酝酿多时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流民数量剧增,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1796年一场历时九年半,席卷川、鄂、陕、甘、豫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1813年,天理教起义军攻入紫禁城。起义虽然失败但使清朝皇帝与士大夫受到一次强烈的震动,嘉庆帝不得不下《罪己昭》。社会矛盾的激化诱发了士人思想的活跃,促使他们关心现实问题,思考社会问题的原因。沈垚认为引起社会日益凋敝的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他指出:“公卿率庸猥鄙啬,概置天下大小事不问惟孳孳焉庇私人殖货利是务。”①龚自珍亦从政治腐败、贫富不均中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他指出:“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社会的各种危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②龚自珍以《易经》中所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依据说明改革的必要。社会改革强调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现实精神与边疆史地研究的经世思想一脉相通。边疆史地研究成为有识士人关注的现实问题。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走上边疆史地研究的道路既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关心现实、关注社会的重要体现。

第二,清政府的边疆政策失误是激发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新疆的财源主要依赖于清政府的“协饷”但乾嘉之后,清政府财力渐窘对新疆的“协饷”供应不力。有鉴于此,一些官吏便抱怨“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③“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④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至嘉道咸时期日嚣尘上。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认为,新疆除乌鲁木齐、伊犁两地可以“留之为内地屏障,其余各地皆可放弃”。⑤清政府对这种论调无力顾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激起了边疆史地学者的极大愤怒,沈垚、龚自珍、魏源等纷纷著书立说,痛陈取弃新疆的利弊。显然,清政府听任“放弃新疆”论的泛滥对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西北史地研究,起到了激发的作用。

第三清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麻木昏聩与无知,促使有为的士大夫加深了对边疆研究必要性的认识。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统治者中的大多数对世界大势瞢然无知。1802年,在英国侵略者撤离澳门后嘉庆帝不无得意地说:“该夷兵遇官兵开炮并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严饬谕旨亦即畏惧开帆远去是该夷兵尚知震慑天威,无他伎俩。”⑥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谕问:“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⑦足见当时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许多士人亦不把这看成是军事与外交上的失败反而认为签约的结果避免了战争与麻烦,是“天朝”值得庆幸的事。《软尘私议》记述当时京城的政治气氛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有诗书偶语之禁。”⑧而投降势力提出的妥协主张,则致使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更大的破坏。对此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史地学者深为优虑他们纷纷指斥昧于边情者和主降势力对其言行及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显然,这是激发有为士大夫加深边疆研究的又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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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垚《记小皮受挞》,《落帆楼文集》卷10,吴兴嘉业堂丛书本。

②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页。

③沈垚《新疆私议》《落帆楼文集》卷1,吴兴嘉业堂丛书本。

④魏源《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圣武记》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8页。

⑤萧志《左军西征前奏》《子曰丛刊》1948年第4期。

⑥《清仁宗实录》卷2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1页。

⑦魏源《海国图志》卷79,同治六年郴林陈氏卷100本。

⑧佚名:《软尘私议》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

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根源,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潮,成为学术嬗变的内在动因,也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二是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

第一,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经世致用思潮之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史学研究历来有经世致用传统。晚明至清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一次出现在明末清初另一次则在嘉道之际。即使在乾嘉考据盛极一时的时代“传统经世意识也并没有从中国思想上完全消失它仍然深藏在儒学的底层”。①黄秀政认为学术思想发展之趋向与时世的盛衰息息相关时值盛世天下升平民康物阜学者易于沉醉在学术之中而忘却学术所以经世的大目标,于是其学术愈精愈醇,愈与世道无关,汉清二代学术的走向训诂考据之路,富于征实精神即然衰世则不然学者身逢乱世,目睹社会失调,秩序扰乱,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甚而一切传统皆脱节失轨各种组织、生活与观念皆不能互相调和以致各种现象愈形紊乱问题愈趋愈严重因此起而谋求时乱的解决途径,故特富经世思想。②事实上,经世致用思想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或面对不同的人物对象,其含义所指也不尽一致。章学诚在解释浙东史学中的“致用”思想时曾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戢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③王阳明的“事功”,刘宗周的“节义”,黄宗羲的“隐逸”,万斯同、万斯大兄弟的“经术”都是《春秋》“经世”传统的发扬。在章学诚看来,治学、治史可以同多种经世事业结合起来。

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思潮和剧烈的社会变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更为广泛、深刻的层面上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呼声。由于取仕制度日趋腐败,使许多士人不能尽施才华。龚自珍的仕途颇为坎坷,“中礼部试三不及格,不人翰林;考军机处不人直”。④科考的一再失利激发了龚自珍的社会批判精神。龚自珍认为吏治腐败与压抑人才有直接关系用人过分强调资格等到成为一品重臣时,“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⑤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加剧了那些怀抱“补天”、“救世”精神的士人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他们谴责科举制度“专以文辞取士乃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途”,甚至公开指斥“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而不得力甚于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⑦身为清廷大吏的林则徐也在《制义丛话后序》中,鲜明地批评科举制度:“学者不察,徒以戈取科名;而于制义之盛衰正变,茫昧而莫识其由来。”⑧林则徐反对以制义指明清两代的八股文作为猎取功名的工具,指出必须正嘉道之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确对待制义的“盛衰正变”,利弊得失。取仕制度的不合理,促使一些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封建士子学用脱节的通病倡导实政、实用之学关心时务潜心研究漕运、海运、盐法等实际学问。

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学术实践都深受经世思想的影响。正是在经世思想的引导下,龚自珍将目光投向边疆史地研究,致力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在西北史地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魏源愤恨“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诒误于家国”⑧他对当时的财赋、水利、漕运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较深的研究。道光五年,魏源写了《筹漕篇上》从事理上论证了变革的可行性。道光七年,他又写了《筹漕篇下》、《海运全案序》等,总结经验进一步鼓动改革。在他编辑的《经世文编》120卷中,专甄录有关经世致治的内容,以供时人参考。魏源史地研究的巨大成就更是与强烈的经世意识分不开。他在《海国图志》叙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⑨

陆宝千总结嘉道史学时指出,“迨嘉庆以还,政事如河如漕,如盐以及吏治、财赋、戎政无不积弊丛生。而白莲教痈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懔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于明末遗老相桴鼓矣。故吾人于嘉道史学得以数语结之曰:其起因为汉学之途穷思变。其助缘为内忧外患之所激。其精神,则明末遗老经世之心之复苏也”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边疆史地研究是对经世精神的时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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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②《思与言》,1976年第14卷第6期。

③《浙东学术》,《文史通义》卷5,道光十三年《章氏遗书》本。

④龚自珍:《干禄新书自叙》,《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7—238页。

⑤龚自珍:《明良论三》,《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页。

⑥陈寿祺:《科举论》《左海文集》卷3,清刻本。

⑦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3,1936年铅印本。

⑧梁章钜:《制义丛话》,咸丰九年重刊本。

⑨魏源《武事余记兵制兵饷》,《圣武记》卷11,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7页。

⑩魏源《海国图志原叙》,同治六年郴林陈氏100卷本。

(11)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78年版第321页。

第二,清前期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为嘉道之际的边疆史地研究形成思潮打下了良好基础。首先清初涌现的有关边疆史地著述,为边疆史地研究的振兴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初步的资料来源。清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统治者必须了解边疆的历史、地理、民族、风俗等以便服务于边疆地区的施政决策。康熙年间清政府派外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和中国测绘人员采用近代测绘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测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绘成《皇舆全览图》。乾隆中期朝廷又先后两次派人到天山南北进行测绘,并且“命何国宗专办西域舆图事务”。①这些舆图和资料后来补人《大清一统志》。清政府还编修历次战争《方略》陆续修成《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钦定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等大型志书。清前期边疆史地官私记载巳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一些随军征战、巡视边防的大臣或因罪戍边的官员后人以游记、笔记、诗歌的形式叙述其所闻见的边疆地理和风土人情。康熙帝御驾亲征噶尔丹时高士奇作为文学侍从随行,撰写了《扈从纪程》该书对蒙古高原及西北一些地区的地理情况描述颇多。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派内阁侍读图理琛前往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探望我国西北卫拉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图理琛著成《异域录》一书。康熙六十年,黄叔撒奉使巡视台湾其所著《台湾使槎录》一书记载了台湾的地理形势、山川气候等情况。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马思哈《塞北纪程》,记述康熙二十九年马思哈随驾亲征准噶尔事范昭逵《从西纪略》,记述其随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褪征讨策妄阿拉布坦的沿途所见情况方观承《从军杂记》,记述雍正十一年随征西域事情。此外,有些谪宦如杨春年和吴兆骞都被遣戍到宁古塔其子杨宾和吴振臣因之得机会将边疆所见所闻撰述成文。康熙二十八年,杨宾出关省亲,将其沿途见闻写成《柳边纪略》一书该书于地理沿革、风土景观、语言习俗无所不记。康熙六十年,吴振臣撰写《宁古塔纪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描述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景观。以上这些记载和著述尽管比较粗糖简略,但由于均系作者亲身历见,大多质实可靠从而成为后来学者的边疆史地研究的资料来源。

其次已有的史地著述中存在诸多缺陷,是边疆史地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乾隆年间修成的《大清一统志》,虽然内容丰富,但对西北边疆地理的记载仍存在错误。如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康熙年间平定准部叛乱后曾在此地筑垒屯兵’为控驳西北边陲的军事要地,但《大清一统志》对这些地方只字未提。又如,原为乾隆中期永贵所撰的《新疆回部志》,后经苏尔德、和宁等人多次修订,于嘉庆初年编成《回疆通志》。该书虽称通志,但远不能与其他各省通志相比。不仅在编纂体例上非志非传而且对回疆各城地理沿革“鲜所考证”,②因此价值有限。椿园的《西域闻见录》,虽作者自称“余居其地最久,考究最详”,③但仍存诸多缺憾。祁韵士曾评说该书“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化钟尤多”。④外国人的著述亦有抵牾之处如南怀仁“《坤舆图》误以里海为咸海,又绘黑龙江长五六十度致色楞格河诸水入北海者皆无以容之”。⑤

清前期有关学者著述的缺陷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有些学者的边疆史地知识仅局限于《汉书地理志》范围。如袁枚为乾隆前期地理学家齐昭南写的墓志铭说:“国家疆域恢宏,乌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开伊犁,诸臣奉使者辄先诣齐侍郎家问路。公与一册,某堠某驿,应宿何所,需若干娘,数万里外若掌上螺纹,毫忽无讹。或问:‘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则何由知之’曰:‘不过《汉书地理志》熟耳。’”⑥其二许多学者著述详于塞内而疏于塞外,至于漠北山川地名,往往是一地数名,或虽同一地名而实为异地。然而史籍记载“多未详备”。⑦这主要是著述之人大都为内地学者,于是出现“沙漠之南,且不能有无论漠北也”,⑧甚至有的把乌里雅苏台作为清朝“边境尽处”。⑨其三,国内学者,大都娴于中国而黯于域外。对毗邻于北方的俄罗斯往往仅据传闻或口译资料,作为写作依据以致“洧伪叠出”。⑩《西域闻见录》中有关俄罗斯的记述就有不少道听途说。而对所记山川道里也大都“半涉茫昧”。(11)故尔,张穆撰写《蒙古游牧记》的动因是考虑到清朝建立以来,“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而蒙古地区则无志乘专书;官修《大清一统志》、《清会典》虽有所涉及,“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12)《朔方备乘》一书也是何秋涛考虑到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连一部关于俄国的“专书”也没有而发愤撰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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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髙宗纯皇帝实录》(七),乾隆二十一年《清实录》卷51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2页。

②《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史部地理类》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椿园《西域闻见录序》,见李元春《青照堂丛书》(三编)第16函,道光十五年朝邑刘际清等刻本。

④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道光十七年刊本。

⑤何秋涛:《辨正瀛环志略■叙》《朔方备乘》卷59,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⑥袁枚《原任礼部侍郎齐公墓志铭》,《小仓山房文集》卷25,乾隆五十五年随园刻本。

⑦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三十则》,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⑧何秋涛:《北徼形势考叙》《朔方备乘》卷11,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⑨何秋涛:《辨正檐曝杂记》《朔方备乘》卷57,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⑩李鸿章:《朔方备乘叙》见《朔方备乘》卷首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11)何秋涛:《辨正西域闻见录》,《朔方备乘》卷56,光绪七年畿辅志局刻本。

(12)张穆《蒙古游牧记自序》,《盾斋文集》卷,青阳吴氏年刻本。

(13)黄彭年:《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续碑传集》卷宣统二年江楚编译局刻本。

西学东传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学术因素对嘉道之际边疆史地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对史地学者及其撰述形成影响则主要表现在西方文献资料,尤其是西方的史地书籍和舆图上。

西学输人活动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成为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四年后,马礼逊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西方传教士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知识的有32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贸易通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畲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料”。①

为了解西方侵略者在华活动的状况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备战期间,曾派人从外文报刊中选译出一部分新闻和评论以供参考。这种外报的中译本当时称为《澳门新闻纸》,每周或每月抄报一次,对了解敌情起过一定的作用。《四洲志》则由林则徐组织幕僚翻译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而成。

魏源的《海国图志》引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中外资料,“先后征引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此外还有各种奏折30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来的材料”。②据统计《海国图志》所征引的国人的著作显然多于西人著作,但从书中实际所引内容数量上看西人著作比重大大超过国人著作。在引述资料的比重上,西人著作与国人著作之比为4:1。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歧异问题时魏源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今、西即主要以新的著作、西人的著作为基础。魏源在编撰、修订这部巨著时,不但搜集、使用了较易得到的西书,而且尽力发掘那些尚未行世的中译抄本,密切注意新书出版动向随时吸收新出西书的内容。魏源尽到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世界地理所能尽到的一切努力,其《海国图志》便是19世纪50年代以前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优秀总结。③为《海国图志》成书提供条件的主要是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刊。这些书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年以前在东南亚的马六甲等地出版;二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通商口岸出版其中以前者为主。《海国图志》中引录最多的资料,便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人著作,如《四洲志》、英国人祎理哲的《地球图说》、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美国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等。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吸取了大量的西学知识和内容。从资料来源看,其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得。一是与外国人士的接触。除雅裨理外,徐氏还利用职务之便在接触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时尽量询问世界各国的情况。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威廉(书中称为甘明)成为徐氏问询的对象。《瀛环志略》有关瑞士的章节即引用了他的叙述。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与徐继畲结识后,徐氏也经常向他请教书中有关古希腊文明、古犹太史等就有李太郭提供的知识。李太郭的后任阿礼国及其夫人也多方面地为徐继畲提供外国史地情况还答应送给徐氏一架地球仪。尽管他们所介绍的知识并非系统完整但对徐继畲比较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尤其是欧美各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社会帮助很大。二是搜集和阅读外国地图集以及西方人士的汉文书籍。道光二十四年徐继畲的属下泉州府同知霍明高蓉生)“购得地图二册……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④徐继畲还通过各种渠道搜罗流传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西洋人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出版物。《瀛环志略》的“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⑤此外,《瀛环志略》中还引用了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和葡萄牙传教士玛吉士的作品。

姚莹尤为注意搜集“域外书”。他曾打算编一套《异域丛书》,“俾究心时务者有所考镜”。⑥后来,当他见到魏源《海国图志》的刊刻而欣然作罢。这项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从姚莹为完成这一计划所搜讨的图书来看,他的边疆史地研究涉及了大量的外域之书,如西洋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朝鲜无名氏的《朝鲜志》、西洋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姚莹还多方搜集各国地图,有艾儒略的《万国全图》、汤若望的《地球剖圆图》、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夷酋颠林进呈图等。他依据这些地图并且参考魏源的《海国图志》,绘制了一幅《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附于《康輔纪行》书后。他颇为推崇此图称之“四海万国具有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⑦他自己还校订绘制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形图,如《西藏外各国地形图》、《新疆西边外属国图》。姚莹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得益于西方史地书籍与舆图,从而使他能以客观的态度从世界“万国”中看中国。

梁廷枏《合省国说》参考了多种中文文献书中注明的有叶钟进的《寄味山房杂记》、谢清高的《海录》、徐朝俊的《高厚蒙求》,以及他本人的《粤海关志》但其主要资料来源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

边疆史地学者的史地著作,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的作品大多受到西方文献资料的影响,很多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直接成为学者编撰有关域外史地的资料来源。西方的史地书籍和舆图等文献资料在史地学者的著述中尤其是在有关外国史地的撰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综上所述边疆史地学在嘉道之际的兴起,是值得深人研究的学术工作。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是学术研究必须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注重实际问题研究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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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②吴泽、黄丽镛《魏源〈海国图志〉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③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262—263页。

④徐继畲:《瀛环志略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年2001版。

⑤徐继畲:《瀛环志略凡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⑥姚莹《坤舆全图》《康賴纪行》卷5,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28页。

⑦姚莹《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康轎纪行》卷16,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5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