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Zhang Guangda (张广达) on 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and French 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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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达专访:沙畹与法国现代汉学

记者:李丹婕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1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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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汉学一再展现骄人的成就,巴黎因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汉学中心。法国汉学在这一时期的领先优势,即便在欧洲,也得到当时英、德、荷、俄、匈、瑞典等国诸多有成就学者的首肯。鉴于这一形势,陈垣等中国学者多次表示,应当将汉学中心由巴黎夺回到中国来;1928年1月,傅斯年向蔡元培陈述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必要,揆其初衷,也未尝不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法国的汉学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在于当时的法国汉学家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问题意识:若要使汉学研究富有成果,就不仅需要致力于探讨中国和东亚的传统旧学,也需要善于参照西方的古典旧学,借鉴近代西方日新月异的新知,促使汉学更加邃密深沉;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西方近代科研模式的不断更新或转型,推陈出新。换言之,法国汉学之领先,在于既不忘记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学问的成就而加以继承,又在处理具体课题的方式方法上致力于在知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做出调整与更新,使之符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水准及其范式的要求。在这一治学程序的转变过程中,无疑,爱德华·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承上启下、融会中西的旧学新知方面涉及的领域最广泛、最富首创性,可以说是在实践中带头的核心人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畹跨出校门不久,以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学子的身份践临中国。来到北京,一切都让他感到奇妙,实地的观察使他具备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中国的视野;从此,他常在中国读书人帮助下阅读艰难的汉文文本,同时,认真参照西方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进展,缜密思考如何强化汉学课题的研究。他相继着手的不同课题促进他不停顿地扩展汉学研究的史料范围,有时候,势须协同诸多学侣或弟子一道发挥聪明才智,利用多种语系的语言文字,参照、借鉴希腊拉丁古典学、印度学、伊朗学、阿尔泰学和欧洲近代东方学成就来考释史料、解读文献,或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作为参照系,在汉学领域开创性地建构不同于此前史学的史考、史纂和史释。由于沙畹译注司马迁的《史记》的首创性作用,法国汉学日益形成完备的体系,研究中国的学问被逐步建构为汇总历史、考古、碑铭、传统语言文字学(philology)、文学、哲学、宗教、民族、民俗、艺术的综合学科。在沙畹门下,杰出的登堂入室弟子除了本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三杰之外,俄国的阿理克(Vassili Alexeiev,1881-1951)、瑞士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也置身沙畹门墙,日后并成西方汉学界翘楚。在西方汉学这一学风转变过程中,不妨也将瑞典的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美国的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列为沙畹的私淑。一百二十余年来,沙畹和他的学侣与门生一直影响着国内外的同行学者。对中国来说,他们在二十世纪初直接、间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献学和史学的转型。

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张广达先生近年来持续关注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叶汉学研究在中、日、俄、法、美等不同国家的转型特色,其中对法国方面就以沙畹为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张先生看来,沙畹的最大贡献可以归结于一点:他以亲自的践行为当代汉学确立了专业规范 (professional standards),与当代同侪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将汉学这一专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discipline)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学不再仅仅是西方传教士、外交家等业余者的嗜好了。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是法国现代汉学建立的标志性事件,迄今已逾两百周年;刚刚到来的2015年,又恰逢沙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澎湃新闻因而邀请张广达先生就沙畹及其所代表的法国现代汉学形成之初的诸多特征做些介绍.

        访谈分上下两篇,以下为上篇。
张广达教授1931年出生于河北,在燕京大学(1949-1952)、北京大学(1952-1953)历史系受教育,研究领域为隋唐史、中亚史地及海外汉学,学术成就享誉国际。上个世纪80年代末去国后,任教于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法兰西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学府及研究机构。2008年,张广达教授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国大陆首位“中研院院士”。
澎湃新闻:中国学界目前对沙畹的了解并不充分,尤其是他进入中国研究领域之前的经历,很少有人谈及,所以请您首先大概谈谈沙畹的出身和家庭情况。

张广达: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确实对他日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沙畹1865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深富文化教养的基督教新教家庭,这个家族源出于法国东部Haute Savoie地区的Charmoisy村,该村位于横亘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的莱蒙湖(Le Lac Lemon)以南约十公里,自该村东行八公里是Thonon,更东行是Évian,两地都是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胜地,该地矿泉水享誉世界。Charmoisy村西南行约二十公里是瑞士日内瓦,隔莱蒙湖北望是瑞士洛桑。1536年日内瓦市民起事,驱逐了统治当地数世纪之久的天主教主教,邀请法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前来主持政教合一的新政府,从此,日内瓦成为新教卡尔文宗的基地。同年,卡尔文派的教义从瑞士传入法国境内沙畹氏祖先居住的Savoie。沙畹家族自十六世纪以来即信奉新教卡尔文宗。大约是1602年,沙畹氏祖先Bernard Chavannes为逃避对卡尔文宗的宗教迫害而从Haute Savoie迁出,泛莱蒙湖移居瑞士洛桑,并于1618年入籍瑞士。1865年沙畹在法国里昂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弃世,幼儿沙畹便被送回瑞士洛桑,在祖母身旁长大,原因无他,沙畹家族的故居本在莱蒙湖的一南一北。这些细节似乎并不起眼,其实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沙畹出身的家族背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走出中世纪的西欧,经过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纪宗教战争,提供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若干范例。在各个现代民族国家形塑各自国民的集体性格上,十六世纪以来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反复较量以及长期的宗教战争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瑞士人集体性格中的刻苦勤奋、行事严格认真,例如体现在工艺制造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实与新教卡尔文宗有至为深厚的历史渊源。有关新教与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精神面貌之间的关系,韦伯(Max Weber,1864-1920)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有详述。沙畹的家族,十六世纪末叶以来,先是生活在新教卡尔文宗中心地区日内瓦湖周围,十八世纪后又生活在日内瓦共和国,可以说,新教伦理塑造了沙畹家族的门风。我们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往中,往往不大注意理解宗教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西方世界,应当认真对待其宗教背景和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沙畹在他日后的研究中注重引入和运用某些科学认知的范式,这应当与祖父是植物学家、父亲是工程师的家庭熏陶不无关系。沙畹一生敬业勤奋,以不知何谓疲倦知名,著述等身,其中很多撰著往往一再修订,务求尽善尽美。如果说这些都反映着家教的影响,那么,这种家教又当从他生前两百年余年的新教家族背景追溯其形成的源头活水。

澎湃新闻:孩提时代的沙畹在瑞士随祖母生活,后来回到了法国接受学校教育,您能说说沙畹早期的教育经历吗?

张广达:沙畹的母亲产后不久过世,沙畹被送到瑞士莱蒙湖北岸的洛桑,与祖母一道生活,后来回到法国里昂与父亲同住,完成了中学教育。

沙畹从洛桑回到里昂的前后,法国的教育制度已然经历过改革,先前的改革是为了适应法国工业革命的要求。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最终战败。战后新成立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府检讨战败的原因,也进行过有关教育的辩论,战后的教育改革便更多着眼于使教育适应战后形势,培养客观现实所需要的民族国家精英和主管人才。

法国有多种形式的高等学府,在法国人心目中被见重的高等学府并不是一般大学(l’université),而是一些以大学院(Grand École)见称的学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设在巴黎五区玉勒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高师”。高师遵循着创立者拿破仑一世规定的教育方针,以拉丁文、修辞学、数学为主要教授内容,以栽培学生达到美、善、真的境界。数学培养人求真,修辞学实际上是学习哲学。高师的在校学生被叫作“高师生”(Normalien),身为“高师生”,享有很高的社会荣誉。高师为二十世纪的法国源源不断地培育着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法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是“高师生”。

高师生主要来自两所中学,其中之一就是沙畹从里昂转到巴黎后就读的路易大帝(Louis le Grand)中学。沙畹在中学时期已然受到了良好的全面基础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希腊、拉丁古典学识的根底,这使他顺利地进入了巴黎高师。1885年,二十岁的沙畹进入高师后,主修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课题是康德哲学著作之一《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在《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一文中特别提到早年王国维多次研读康德的经历,在谈及沙畹的学术历程时,也强调他在高师阶段对康德哲学的深入钻研,能具体说说个中详情吗?

张广达:这一情况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注意。沙畹选择这一课题并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末叶,继黑格尔的观念哲学盛行之后,德国兴起了“回归康德”(Zurück zu Kant)的思潮。关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哲学界,日本研究康德的老一辈哲学家桑木严翼(1874-1946)曾有实地观察。桑木曾留学英、美、法、德诸国,其间居留德国时间最长。他注意到,十九世纪法国思想界的大趋势是倾向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到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形成新康德学派之后,法国学界也跟着开始认真研究康德哲学了。沙畹如此,这也让我们联想及于王国维。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就学于东文学社,看到东文学社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田冈岭云,1870-1912)文集中引用康德,他在这一启示下而开始后来四度钻研康德。这一连串的现象看来似乎偶然,但是如果深究当日欧洲思潮对东方的影响,这其实是欧风东渐的余波荡漾。

沙畹的毕业论文是与高师的同学安德勒(Charles Andler, 1866-1933)合作完成的,由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的法语译文和长篇导言 / 绪论构成。我们看到,导言分为六节:(一)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二)物质自然的形而上学、(三)形而上学向物理学(形而下学)的过渡、(四)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导致的自然哲学的变化、(五)康德与牛顿的关系、(六)结论。可以说,这篇导言系统地论述了康德有关运动学、动力学、静态力学的形而上学原理。

钻研康德哲学,看上去与汉学研究相去甚远,实则不然。我认为,沙畹后来在汉学研究中展现出来的惊人才华与早年打下了良好的思维训练的底子大有关系。王国维亦然。

澎湃新闻:那么沙畹是如何由哲学转向(或者跃入)汉学的呢?

张广达:这就不得不说到沙畹早期学术生命当中的几位“领路人”。第一位是高师院长佩柔(Georges Perrot,1832-1914)。在高师求学的过程中,沙畹深得佩柔的赏识。佩柔是法国著名的古代艺术史专家,特别是希腊古典艺术专家。他注意到了沙畹的教养和潜力,因此非常热心地培养他,并勉励他将治学方向定位于研究中国。沙畹正是在佩柔的鼓励下,渐次确定了此后研究中国的大方向。因此,在高师读书期间,沙畹不仅到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随冉默德(Maurice Jametel,1856-1889)学习汉语,还到法兰西学院听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 1823-1892)讲授有关中国的课程。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当时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所开设的汉语和相搭配的课程,旨在培养译员和外交官,可不是培养学者。

导致沙畹转换专业过程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1880年执鞭高师历史教席的当时法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此前十年,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但法国很多年轻士子照样前往德国修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莫诺即是其中之一。原因在于,历史学在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和德国处于极盛时代。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国,史学界不仅有声名赫赫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等巨擘,也涌现了大批兼顾专精与博览的史家,所以人们常常因为德国历史学兴旺发达的成就而将十九世纪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当时德国历史学家搜集、处理史料和研究史学的方式方法日益定型,他们发凡起例,撰写体大思精的论文或专著的章法日益圆熟。莫诺早年留学德国,深得其师魏茨(Georg Waitz, 1813-1886)的真传,而魏茨是欧陆普鲁士史学派宗师兰克的首席弟子,魏茨在批判地处理文献和严格精审地考据史实方面,甚至还要青出于蓝,高出他的老师。通过莫诺,兰克史学的学风延伸到了法国。终其一生,莫诺在法国展现着十九世纪普鲁士和德国的史学传统特色。1876年莫诺创办《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并长年主持该刊,莫诺通过该刊,建立了法国史学界的“方法学派”(l’école méthodique),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学派一直居于左右法国史坛的导向地位。

莫诺从史学方面指导沙畹,同时将他引荐给了考狄(本人自称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考狄是当时法国研究中国和搜集西文的中国文献的专家,绰号“活卡片”。考狄出生于美国新奥尔良,1869-1876年间生活在上海,供职于一家商行。可惜,长年在远东的居留并没有使考狄掌握汉文。他回法国后受聘为东方现代语学院的远东各国历史、地理、法制体系教授(Professor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in Paris),1890年与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学教授施古达(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共同创办并合编《通报》(T’oung Pao)。考狄编纂西洋研究中国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他由此掌握了西方汉学业绩的全貌,对当时西方的汉学研究现状和动态了然于心。这份书目后来也受到中国同行的重视,图书馆学家袁同礼(1895-1965)就曾为此书编纂续编。显然,就熟悉欧洲汉学界的既往成果、时下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向而言,考狄比莫诺更为内行,可以给予沙畹更具体的指导和更切合实际的建议。沙畹由于是学哲学出身,本想从翻译中国经学著作入手。考狄鉴于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翻译中国经典方面的建树,建议沙畹留意西方学者还没有认真触碰过的中国史学文献。这一及时的点拨对于沙畹择定日后的研究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闻:看来沙畹的知识结构底层,具有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的深厚基础,这和他后来的具体研究有怎样的关系呢?

张广达:可以说,沙畹在进入中国研究之前,已经既了解德国、法国史学全貌,也趋同于演变中的某些十九世纪的史学观念和历史哲学观念。此外,由于他熟悉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欧洲、法国本国旧制度时期和十九世纪的学术沿革,加上欧洲史学家研究地中海古典文明和国别史的优秀著述具在,可供他有足够丰富的营养吸收,足够丰富的成功先例借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几位辈分稍早于沙畹的法国历史学家对后来沙畹的学术见地大有影响。比如欧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这位法国学者主要研究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史、中东的语言与文明,探讨近代民族的定义与民族认同的形成。说实在的,今天西方讨论近代民族观念的著作,多受勒南的启示,有时直接援引的就是勒南的论述。另一位是史学家、文学艺术批评家伊波利特·丹纳(或译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他在《英国文学史》(1864)引论中提出文学批评、艺术创作及其发展趋向三要诀(triad):race(种族,英语译作nation / 民族)、milieu(环境)、moment(契机)。在丹纳看来,认识、研究、评述作家和作品,必须从民族、环境和契机这三方面占有大量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沙畹在著述中每当需要强调中国和西方之不同的时候,就会提及泰纳的种族 / 民族说。还有一位就是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他是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史的大家,撰写《古代城邦:希腊罗马的宗教、法律和制度》(1863),这是一位具有社会学意识的古典学家,对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也有很大影响。这些十九世纪法国杰出史家建立的学术范式都或隐或显地启发了沙畹后来对中国的研究。

以上是沙畹立足的学术土壤的简况,接下来他就进入了中国。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初,由于佩柔向法国教育部的力荐,二十四岁的沙畹被法国外交部派往北京,当时给了他一个法国驻清公使馆散编随员的名衔,但不承担任何具体工作,他的任务就是进修汉语和汉文,并确定具体课题和研究方向。今天看来,派遣学生出国深造不足为奇,但在当时,除了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5)比他早到北京一年之外,沙畹来华实际上是西方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开端,此前来华的只是外交人员、传教士、商人、探察家、旅行者等。

到达北京三个半月,经历了新鲜奇妙感之后,沙畹就为自己确定了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发愿译出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全帙,据以研究中国上古的历史,探索中国的文明源流;二是在搜集相关图书,特别注意搜集两汉画像石刻拓片、历代碑铭资料乃至中国境内外各种民族文字的铭文。实际上,搜集、整理、考释拓片成了沙畹终生持之以恒的工作。

沙畹研究中国历史,从翻译《史记》的八书之一《封禅书》和整理殷代历法入手,让人们见识到了这位年轻学者出手不凡。显然,这一选择能够一举多得:通过译注史文,可以迅速掌握中国传统的校勘、训诂和义解的要领,学得中国传统学者治史必备的年代学、目录学知识,并促使沙畹关注除了清代中叶以来今本、古本《竹书纪年》争论之外的《史记》的诸多史源,诸如伏生《尚书》、孔安国《尚书》、伪孔《尚书》的关系,司马迁本人又如何对今、古文的文本等问题。这也间接使沙畹将他掌握的西方文本批判的方法派上了用场。即便是在今天,这种通过深耕一部基本典籍以训练学生的基本专业技能,仍不失为培育人才的有效方法。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沙畹作为一个刚刚涉足中国历史的年轻人,并不是从某位人物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选择封禅这一国家体制中的特殊制度入手。秦汉统一帝国的皇帝-天子进行郊祀,或以巡狩方式对天下名山大川进行祭祀,特别是登泰山祭天祭地,这一系列包括天地、日月、山川(岳渎)、四望的祭祀仪轨,既是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统治手段,也是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念和信仰体系,其中某些宗教性仪式也可以用来诠释包括先民时代在内的信仰渊源。沙畹译注《封禅书》,其实是以此为门径,探讨古代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观,考察中国仪式化的宗教拜祭和祀典的形成过程,进而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西方学者运用现代史学方法参与整理中国古籍,当以沙畹的《史记·封禅书》的译注为开端。而且沙畹的做法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学者,他以亲自的实地踏勘,处理《史记》文本的不同诠释,从而呈现中国宗教信仰中的不同意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