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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不易通俗更难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5-02-19

编辑:郭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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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对历史读物的热情一直很高,历史爱好者撰写的各朝各代的“那些事儿”层出不穷,而学术界对通俗历史读物似乎一直比较冷淡。今年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细讲中国历史丛书》,12册书从夏商周一直讲到清。简单概括这套书,那就是:通史的体例,中青年学者撰写,面向普通读者,每本书控制在20万字以内。与其类似的成规模、有系统的通俗历史书,多年来颇为罕见,唯有去年从日本讲谈社引进的《中国的历史》庶几近之。《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有什么特点?它所追求的“可信、通俗、新颖”都做到了吗?为什么很少有学者愿意写通俗历史?青阅读就此采访了丛书主编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志坤等相关人士。

    中青年学者原创

    大约七年前,郭志坤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开始策划一套面向普通读者、系统讲说中国历史的书,之后逐步进入操作阶段,并组织了以复旦、华师大等上海高校的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作者队伍。

    郭志坤先生表示:“撰前,作为主编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编纂宗旨和方案,就丛书体例、撰写方法以及容量广泛征求意见。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史料浩如烟海,读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他告诉青阅读记者,书的内容,基本出自这批中青年学者的大学课堂教学,体现着新的研究成果,可信度高,能对戏说历史所造成的乱象作个纠正。

    先秦史占了40%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有一点很醒目,12册书里早期历史的比重很大,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皆单独成书,占到了40%,在中国通史类书籍中,这样的安排很少见。郭志坤先生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早期历史语焉不详,对先秦历史少讲或不讲,这是不尊重中华文明的表现。而丛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中国远古历史和中华文明源头进行集中探究。”

    为“探源”中华文明,书中使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夏史》中采用中外学界有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部分纪年数据。就此,郭志坤先生认为:“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或否定众多学者的意见。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是碳14测年取得了大量数据,特别是AMS法测定甲骨年代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体结论提供了新的支持。我们认为,在书中直接使用其纪年数据,是稳妥的。”

    要考虑“存史资政”

    在《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不时能看到一些与中学历史教育或大众的一般历史认知“不一致”的论述。例如:“秦始皇的坑儒只是针对咸阳儒生非议皇帝的偶发事件,并非针对全国儒生,而且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大部分是方士……其实,秦始皇并未灭绝典籍,因为先秦典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宫廷。当项羽攻入咸阳时,放火焚烧秦的宫殿,宫廷里的藏书也付之一炬……”这无疑颠覆了“焚书坑儒”的简单记述,对我们深入历史内部大有裨益。但是,历史书写、历史教育,总是不可避免地和意识形态有关。一套面向大众的通史,该怎样把握那些历史上的“关键问题”呢?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试图做一些突破,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帝王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主线,农民战争也并非历史的第一推动力;破除中原、汉族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突破官方修史的局限,正史野史兼用,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这实际上也是个‘古为今用’问题。意大利的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郭志坤说,“在丛书修编、出版的过程中,‘存史资政’也是一直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就历史而历史,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用来推动当前社会向前发展。编写历史,有个选材问题,哪些该详哪些该略,这里有个视野问题,这是政治观念。但历史事实是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学术独立。不能编造掺假,应该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书中具体史实的选择和叙述,主编会完全尊重作者在总体框架下的自由阐述以及研究成果。”

    学者写通俗读物,值吗?

    人们常说通俗历史写好不易,对作者的学术功底和文字能力都有较高要求。不过《清史》的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冯贤亮教授却觉得“不难”。一是有平时上课的讲稿打底,有文本基础,只需要删去繁琐的内容,提炼生动的事例,做些加工。另外他有写作的意愿,“平时的文章经常是考据性质的,我也愿意写一些轻松的东西。”

    在写作方法上,冯贤亮表示,一是要确定关键人物、重大事件,二是要有一条线索把清代贯穿下来。“这样就有故事可讲,而且故事要有依据,既不能戏说,也不能是教科书式的枯燥。以前不大讲的,可以补充一下。以前讲得多的,人们比较熟悉的,我会选择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讲讲康乾盛世的阴暗面。”

    目前,许多学者都不愿写普及型的历史读物。谈及原因,郭志坤认为,“一是通俗读物难写,二是写出来又不被看好。”《秦汉史》作者、复旦大学历史讲师马孟龙觉得,“一是要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必须去‘补课’,重新阅读秦汉史其他领域的新进展,这样颇费精力。二是耗费精力去写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对我的业绩考评毫无用处。究竟值不值?”

    最终肯写的学者,大约还是觉得“值”,往大处说,是觉得历史研究者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传递正确的历史知识乃至历史观。郭志坤呼吁道:“我希望有这样一种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

    郭志坤认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作者们,面向“可信、通俗、新颖”这三个目标,做出了极大努力。他相信,中国学者原创中国通史,有自身的优势,比如对材料的占有和把握,会更为全面和准确。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可以“再通俗一些”,比如像有些读者反映的那样,减少一些古文的引用。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