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famous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Sinolog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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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有人没喝醉,记得带大家回家

台湾三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王汎森

王汎森,1958年生,台湾云林人。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4年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3-2009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10年至今任“中研院”副院长。

 

来源:新京报 201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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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2012年,王汎森的著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引进,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如果把胡适、傅斯年、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余英时、许倬云算作第二代,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2010年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在8月底腾讯文化组织的台湾文化考察行中,百忙之中的王汎森与记者一行畅谈,从他的学术研究及台湾史学动向,到台湾三代学者与政治的关系,西方汉学,以及台湾人文学科与科技的关系等。王汎森近年来颇为引人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提议并主持了对台湾人文学科影响很大的“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有趣的是,王汎森本人却很少用电脑,作为一个想保持传统人文学者风范的学者,他称自己尽量不特别去接触工具的原因是——“因为还要有人没有喝醉酒,带大家回家。”

 

三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胡适、傅斯年:一脚踏进去,一脚在外面

 

胡适、傅斯年这一代虽然没有参加过晚清最后的科举,但他们是旧的“仕”到知识分子过渡期产生的人。他们不是以道自认,他们还要以天下自认。他们对于现实的参与很多,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也没有做过政府的官。胡适先生从他的日记和书信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其实到后期,一直很想用各种位置把他拉出来。但是傅斯年他们一直都在阻挡,认为应该坚决地推掉。

 

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北洋政府时代,“五四”时代是北洋政府党争的时候,那个环境和后来又不一样。这样的时代环境,不踏入你不可能去捍卫什么。你必须要一脚踏进去,一脚在外面。他们是从“仕”到知识分子过渡的这一代人,他们和后面完全专业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不太一样。

 

另一方面讲,他们参与现实的政治非常多,不管是评论、建言等等,非常明显。在那个时代,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很高的信念,他们也是通过和政治相当大的互动,才可以去维护自由民主。所以他们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既有关系,又要保持距离。

 

余英时、许倬云:只有遥远的兴趣

 

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许倬云先生,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他们频繁参与论政,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余先生也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在猜,胡适、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代:学术跟社会有抽离

 

我们这一代的情况跟他们又不一样,“自由民主”已经相当成熟了,好像已经是一个不正自名的东西。而且,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西方的影响,已经慢慢形成了专门的学者。但是,我个人认为,适度对社会问题关心还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最近这些年,我觉得台湾因为受学术评价标准影响太大,人跟社会抽离开来。抽离开来,对学术发展有好处,很纯,很严谨,可是也应该对社会有所关心。

 

海外汉学研究的长短之处

 

长处:以众学来治一学

 

对于西方研究汉学,我们不要存在任何的偏见。他们的长处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比较的视野,以及说出某一个东西比较广的意义。西方在训练一个领域的时候,通常都有别的领域的辅助,比如说,你写中国题目可能要学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等,在历史之外,可能你还要有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背景。所以,它是以众学来治一学,就不会坐井观天,这和整个学术界的培养很有关系。另外,它常常不在这个文化的限制里面,有时候跳出来,确实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的东西。

 

短处:史料不可能深入

 

当然,它有很大的缺点,对史料以及很多文化层级,不可能做到很深入。我觉得研究汉学,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要取之于各种学问的长处,要有比较和宽大的视野。内心中有这样一个前提写出来的,跟只是就这个而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有不同。

 

现状:太迁就西方主流学界

 

当然,我也认为西方的汉学家和早期不太一样。早期的汉学大家,基本上比较站在欣赏的角度,我们来共享这个知识,感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古老文明的智慧。年轻一辈,更试着要接近欧美学术主流,把他研究的中国问题去附和那一部分。附和的好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坏处是这不是它原来的样子。

 

“数位典藏”与人文关系

 

13年前,我们推“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时,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它的极大作用,是学术资源的极大公共化。这个计划光数位典藏部分,就有将近400万件,包括资料、图片以及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有一位研究上古史的学者,透过这个平台发现,原来有一件青铜器物的盖子在瑞典,器身在“中研院”。如果没有数位的方式,你要到仓库里面一个一个填单调出来,那是很困难的。

 

前几年莫拉克台风把一个原住民的村落毁掉了。这个村落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有相当毁坏。重建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要重建一个更像原来原住民味道的村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考察——耳坠、发式、手镯、衣服、屋子等。如果用旧的方法,就是要去台湾三个收藏原住民资料最多的地方去填单子,一个是历史博物馆,一个是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一个是台大的人类学系。现在不用了,输入“原住民”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

 

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前教你织传统的布,出一本书可能要180张图片,告诉你那个针要怎么弄,你还看不太懂,而现在,连录影带都典藏,你打出来就可以看到了。这些不但不用钱,而且学术知识公共化。

 

有很多学电脑的人认为,我有这个东西,一个礼拜可以帮你写一篇论文。而历史学家对这个看法不同,毕竟工具就是工具,不能取代人。所以为什么我尽量不去特别接触?因为还要有人没有喝醉酒,记得带大家回家。

 

■ 链接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

 

数位典藏,指的是以数位方式处理(拍摄、全文输入、扫描等),以数位档案储存元数据。2001年,在“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王汎森的提议下,“国科会”于2001年启动了“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并于2002年开展“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并且在2008年合并为“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此计划是跨越机构与学科领域间的藩篱,通过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机构甚至是民间收藏家的携手合作,运用新颖的资讯技术,将典藏进行数位化,并且在通用规格下,汇入“数位典藏与学习联合目录”,成为人们便于使用的数位资产,近似于大陆近年来开展的“数字图书馆”。

 

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