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ous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different types of 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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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事业中的“政务官”与“事务官”

王汎森

来源:南方周末201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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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务官是规划或开辟一片花园的人,事务官中有的只是在花团锦簇的园子旁加种几棵小花。

 

章太炎讲《清代学术之系统》时,说:“盖学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戴氏(震)如政务官,其事务官之职务则后人为之担负也。”可惜他未进一步申论其义。

从一般辞书中可以查到,“政务官”之定义为“凡须经政治会议议决任命之官吏”;承政务官之指挥,执行事务者为事务官,如常务次长以下官吏皆是。政务官由政务任命,依例尽量不从事务官僚系统升上来。以我对台湾政情的了解,过去几十年一直有改革之士提倡严格区别事务官与政务官。也就是说,不鼓励常务次长先晋升为政务次长,然后升为部长。

坚持作这个区分的人认为:事务官是官僚机构中执行业务的主要力量、稳定力量,政务官由于不是由官僚内部逐级而上,往往是由政治家、学者、事业家来担任,所以可以避免窄狭饾饤之见,视野比较宽阔,具有与各部会沟通及关照整个社会、国家的需求与动向的优点。而且因为他们不是常任文官,所以可以随时为政策负责下台。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政务官更换频繁──更换内阁时可能下台,政策执行有闪失时可能下台,舆论不满时也可能下台,而下去之后又没有过去党国体制的重重照顾,因此,又有“高级打工”之称。

本文的用意其实不是为了厘清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别,而是要借此说明学术工作中的两种角色。

章太炎心目中的“学术政务官”,是要开启一个学术领域、一个学派、一种研究方向,提出一个学术框架,提出一种看待事物或思考的方式,阐明一种方法论,或提出有潜力的问题等,不一而足。然后有许多人跟着做进一步探索的工作,不管是逐步充实内容,或是在个别问题上做辨正或推翻的工作,而正反两面、各色各样的工作,都大致盘旋于同一个范畴逻辑之中,所以属于该政务官所治理的范围。故政务官不是解决了所有大小问题的人,从来也没听说过各部会的政务官亲身参与了该部会全部的工作。政务官制定政策、指示方向,至于事务官,也有官阶大小之分,小的或许帮忙解决一个问题,或用某一种地域性的材料验证一个理论之可行性,但是事务官也可能解决一个领域中非常具体的、大规模的、重要的工作。所以政务官是规划或开辟一片花园的人,事务官中有人做比较重要的工作,种植了大片的花草,有的只是在花团锦簇的园子旁加种几棵小花。

仅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传讯理论(Signalling System)为例,1960年代盖瑞·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写了Human Capital一书,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人力的提升及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很快就有另外的经济学家提出“传讯理论”,并不一定真的是高学历的人就有高本事,认为学历的高低只是用来“传讯”他的本事的大小而已。“传讯理论”是由“信息不对称”理论推出的,此后许许多多经济学家(事务官)在这片花园上劳作,有的从公司征求人才来讨论“传讯理论”,有的从其他主题来验证这个理论,以至于“传讯理论”花繁叶茂、蔚为大国,它的开启者(政务官)获得了诺贝尔奖,而这里面最了不得的事务官,也与原创人合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在清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戴震、阮元当然是政务官,他们开启了许许多多新的方向或题目,许多人跟着他们做各种工作;在民国史学家中,陈寅恪是中古史的政务官,许许多多人在他的工作下面从事扩充、增建、修正的工作;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是政务官,他提出“唐宋变革”,而过去几十年乃至今天,大大小小与“唐宋变革”有关的著作,有许多是事务官的工作。

那么,学者应该走哪一条路?我觉得应该两者互补,而且这两种发展都不能偏废。不管是过度在一枝一节上斤斤计较,或只沉迷于空泛无当的大论,都不是健康而有生机的路。从2014年10月间公布的诺贝尔奖看,得奖的模式与过去历届非常相像,他们大多是“政务官”,或是“政务官”搭配着贡献最大的“事务官”,就像2014年的医学奖,是由数十年前开启大脑内部定位系统研究的英国学者John O’Keefe领头,配以最近一二十年有重大推进之功的学生May‐Britt Moser及Edvard I. Moser夫妇,前一位是花园的开创者,后两位是植下大片花木、使得这个园子为世人所惊艳的人。缺少其中任何一端,这个领域都不可能得奖。不过,从现在华人学术界的整体发展看,这个天平的两端似乎有偏倚的现象,而且偏倚的情形还蛮严重,所以章太炎百年之前的说法,今天仍有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