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with Prof. Tang Shiping (唐世平) on the meaning of ancient history in times of modernization

Posted on

研究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走向现代化不矛盾——与唐世平老师商榷

复旦大学13级历史学系 张天宇

来源:共识网2015-02-08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Former article of  Prof. Tang Shiping (唐世平) , please click on our former post. 

摘要:历史学研究本身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文化的存续也具备相当的价值,不能用一句缺乏现实意义就一笔带过。毕竟中国固然不能依靠《武媚娘传奇》和《甄嬛传》走向世界,但是也没办法用《美国队长》和《哈姆雷特》赢得世界的尊重。

 

唐世平先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社会科学学者,学术水平极高,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良好的声誉。特别是最近其新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刚刚获得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而这项殊荣之前还从未授予过亚洲学者,唐世平老师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绝非是一些评论者们认为的哗众取宠之辈。

然而古人云“术业有专攻”,再优秀的学者也并非全知全能,唐世平老师近日的文章《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之中就历史学研究的一番评论,就有颇多不妥之处。若是寻常之人犯这些错误也就罢了,但唐世平老师是著名的学者,拥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他的很多观点可能会造成人们对于历史和历史学研究的广泛误解。故不以鄙陋,撰写此文,谨与唐世平老师就其文章之中的部分观点提出商榷的意见。

纵观唐世平老师这篇文章,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在第一部分之中,唐世平老师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理解,认为中国古代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说明如果中国沉迷于中国古代史将会使中国人闭目塞听和固步自封,从而不利于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部分中,唐世平老师认为世界历史、特别是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的历史十分重要,了解世界诸国现代化的历史有利于帮助中国少走弯路。而中国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更需要对世界历史进行更充分的了解和学习,从而为世界“普世性”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最后一部分,唐世平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我们需要削减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支持,而“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客观的来看,文章的第二个部分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针对某些人出于对政治权力的迎合而盲目的鼓吹中国模式,强调中国的绝对特殊性,唐世平老师的这篇文章无疑是给他们泼了一盆及时的冷水。要想真正的好好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殷鉴,那么也确实要“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更绝不是歇斯底里的喊一句“中国不高兴”一类的空话就能做到的,必须仰赖于对世界历史的扎实了解。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中国要想真正的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不懂点世界历史显然是不行的。唐世平老师的这些高论毫无疑问的是正确而理性的见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世平老师的国际政治理论水平确实很高,这些意见完全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但是唐世平老师文章的其他部分却好像换了一个作者一般,不但没有冷静的思考和非凡的洞见,而且在知识和逻辑上都有错误。

首先就是一些知识性的错误。唐世平老师受到吴思的《潜规则》一书影响很深,他对于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基本的判断就是源于这本书的历史观。唐世平老师认为,中国古代史就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而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这个观点发端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并且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今天的历史学学术界则无疑已经是过时的观点了。现在历史学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古代史发生过何种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又是在什么时间发生和完成的。

出生在现代的我们总是有一种错觉,那就是比较晚近的历史是比较富于变化的,而之前的历史进程则相对单调。但是之所以我们认为近现代的历史有比较大的变革与发展,固然是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变局;也是因为离我们越晚近的历史事件,我们掌握的材料和情况就越多,我们对于发生的事情也就越了解。在中国古代可能也发生过意义重大的事件,只是由于材料的缺乏使得我们对于这些变革无从知晓,但是不代表这些事件没有发生,也不代表历史因此就停滞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意义之一正在于帮助我们还原这部分历史事实,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有重大意义的的变革都发生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前现代的历史进程之中也有很重要的变革。例如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里面就发现周人改变了“天命”的合法性诠释,把“民心”和“天命”联系起来以区别于商朝的神权政治,是为中国人对于绩效合法性追求的滥觞。既然我们承认现代化进程之中从“皇权”到“民权”的变革是重要的,那么从“神权”到“皇权”的变革,其重要性显然也不能忽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官僚制度的沿革,选举制度发展的脉络,从人身依附逐步走向契约化的财产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其中的诸多质素仍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此外,唐世平老师举的一些例子也不是很恰当。董仲舒时代儒学的地位上升不假,但是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要到东汉时期才算是基本完成,不然也不会有“汉家自有法度,以王霸道杂之”的说法了。而王安石变法则是一场失败的变法,其政策也有很多是从桑弘羊和王莽等人的改革之中借鉴而来,也绝对算不上根本性变革。至于后面唐世平老师对于权谋术与人治的讨论,虽然难说完全错误,但是在整个前现代的历史之中除了古代希腊和共和早期的罗马等等几个典型例子之外,似乎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也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唐世平老师借用吴思的说法,简单的把中国古代史的“核心”概括为权谋术,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从逻辑上看,整篇文章有一个预设性的前提,那就是现在的人们“过于沉迷中国古代甚至是近代的历史”。但是正如我们刚刚所发现的,即使是如同唐世平老师一样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对于中国古代史尚且是一知半解,而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就更是匮乏。百家讲坛的收视率最近几年连续低迷,几个中国古代史的专题相继遇冷,就更体现出中国古代史无人问津的现状。普通人的历史常识普遍的停留在“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层次之上,即使是因为百家讲坛而使得大家对于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也还远远没有到“沉迷”的程度,构不成唐世平老师所谓的“固步自封”的危害。唐世平老师的前提在事实层面就不成立。而使用有瑕疵的前提论证一个问题,那么结论也就难免存在偏颇之处。

而唐世平老师在逻辑上的第二个问题,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非形式逻辑谬误。唐世平老师成功的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假两难推理”,即我们要么就选择重视中国历史,要么就选择重视世界历史。在这样的两难抉择之中,唐世平老师试图说服我们更重视世界历史。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选择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并重,但是由于唐世平老师在之前已经否定了(虽然是错误地否定了)中国历史的价值,这就诱使我们倾向于选择世界历史,而隐藏了真正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同时重视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

唐世平老师此文最有争议的地方,大概就是那句“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唐老师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但是这里面他首先就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的区别。历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一个门类,是区别于传统中国的“史学”、现代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只不过是这个学科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已。就算中国古代史真的就是穿肠毒药,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削减对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学研究。恰恰相反,正如医学上越是危险的病毒越值得我们投入资金去研究,这样的中国古代史同样具备研究的意义。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周予同先生当年研究经学,就是抱着“让广大青年充分意识到经学的腐朽和落后”的心态去做学问的。如此说来为了避免更多的中国人再被权谋术毒害,让大家充分意识到中国古代史有多可怕,不就更要“大大加强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了么?

更何况,历史学研究本身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和文化的存续也具备相当的价值,不能用一句缺乏现实意义就一笔带过。毕竟中国固然不能依靠《武媚娘传奇》和《甄嬛传》走向世界,但是也没办法用《美国队长》和《哈姆雷特》赢得世界的尊重。而日本人赢得世界的尊重,一方面是靠丰田汽车和索尼电子,另一方面也少不了《罗生门》和《伊豆的舞女》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如本文一开始所说,唐世平老师这篇文章的靶子,并不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学。我本人就多次听唐世平老师说过,他对于有水平的历史学家是很尊重的。唐世平老师针对的,其实是那些盲目坚持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从而抗拒对外开放、抗拒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的人,是一批希望单单依靠中国的传统智慧和归纳性质的历史经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极端保守主义者。

但是唐世平老师对于这些人的批判做了过分的扩大化,殃及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研究,这就十分不妥当了。历史哲学发展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不但乐于用“科际整合”的方法论来吸收社会科学的精华,也早就放弃了预测未来的想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想法已经是“史家之绝唱”,唐世平老师也就不要再对着这些不存在的敌人写下这几千字的“无韵之离骚”了。

笔者认为,唐世平老师的出发点是真诚的。他上面的这些错漏之处,或许和唐世平老师不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有关。唐世平老师学术工作十分繁忙,现代学术隔行如隔山,唐世平老师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一点偏见也无妨。但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要是白纸黑字写出来成了公开发表的观点,那还是需要谨慎一些。

针对唐世平老师在文章之中体现出的意思,合理的对策应当是建议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在研究的视野上更多的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研究框架之内,把中国看成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王朝来看待,这才和他文章的本意相符合,也不失为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视野的有益的拓展。更何况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不一定就会加深人们对于中国特殊性的认识,反而有可能发现人类历史上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规律。西塞罗说过,人都是一样的。晚近以来,就先后有历史学家比较罗马和汉朝的生产模式,比较宋朝的法律制度和现代的民法等等,并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

现代化以来,中国旧有的思想和社会体系几乎完全解体,我们今天远远优于古人的物质生活,也要拜现代化所赐。但是当我们认真的审视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就会发现这样的成果和中国古代史也并不矛盾。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权力的限制,对于公正的渴望,并不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而是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共同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不但体现在西方文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也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不是矛盾的关系。追求对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的了解,发掘人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历史学的也是社会科学的永恒追求,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