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Xie Guian (谢贵安)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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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和延展 ——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

谢贵安

【内容提要】中国史学萌生于先秦,成立于汉末魏晋南北朝,定型于隋唐,转型于近代,从汉末魏晋史学独立之日起,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史学史学者都对它进行过学术阐释,每阐释一次,史学的谱系便加长增宽一次;时代越后的史学史阐释,史学的谱系便越往前拓展,形成“层累构成”的效应。魏晋时期对史学史的梳理和阐释,其结果是将西汉《史记》从经部或子部中释放出来,加入史学谱系;到了唐代,以刘知幾《史通》的《六家》、《二体》为代表,对传统史学所作的新的梳理和阐释,将周朝旧籍《尚书》、《春秋》、《国语》(以上汉志入六艺春秋经下)、《山海经》(汉志入数术)等古史,从档案旧籍和经学、数术中释放出来,加入史学谱系; 明清时则提出“六经皆史”和“盈天地间皆是史学”,将史学谱系再次层累和延展,上溯至周代的青铜铭文;近代后正式提出中国史学史的概念和体系,将历史文献学纳入史学史体系,将史学之源推溯至商代甲骨文。于是,中国史学经过后世学者不断地“层累造成”后,谱系日益增长加宽。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学史;谱系;层累;延展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8-0069-09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贵安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 6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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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模式

史学,是指在探讨和研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学问;史学史,是在梳理和阐释史学的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学术。因此,史学与史学史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有时候在阐释史学谱系(即史学的体系,包括史书源流、序列、范围等) 时,实际上也在论述史学史的体系。

作为学术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其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客观的研究对象所组成,即史学(史籍、史家、史学活动等);一部分则是由主观的学术阐释所组成,如史学史工作者的叙述和解释等。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将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只会是一堆散乱的知识零件。当然,后者并非简单地对前者进行描述,而往往加入了自己对史学史的认识、判断、阐释和发挥。这种阐释和发挥,对中国史学谱系及史学史体系的加长增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史学与史学史的发展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其学术谱系是层累构成的,越往后的梳理和阐释,中国史学的谱系也越往前伸长,同时也往两翼延展,形成日益丰厚而博大的史学史体系。梁启超曾估计中国史学史应该能写成一部20万字的著作,而现在由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字数已达239.4万字。根据目前在史学史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史学史还可以写出更厚重、更丰富的专著。

中国史学有其本来的形态和客观的历程,但与史学史学者所阐释的形态和历程相比,后者的谱系显然要宽长许多。中国史学客观的发展历程,其来有自。自有文字记事以来,便有了对人类生活的现实记载。后世文字记载中,夏、商、周三朝似均设立了“史官”,周朝甚至有内、外、大(太)、小、御“五史”之说。这五种史官的职责是记载现实中发生的各种政事,掌管最高官府的各种文书,执行各项政令,辅助周王朝对全国进行统治,也就是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①并不担负整理和编写史书的职责,他们实际上相当于周王的行政机要秘书,“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②既然史是书记官,因此所记的就是现实政治事件。如战国时秦赵渑池之会,当时秦、赵双方记载对方国王奏瑟或击缻的都是“御史”,他们的职责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记录现实。然而,这种现实记载不久后都积淀成了历史文献。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历史文献就是史学。史学必须是具有学科自主意识、并形成体系的学科,而先秦时期,史学尚无此种觉醒和独立的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对现实记录积淀成的“历史”记载或“历史”文献虽然大量存在,但并没有独立自主的史学,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史学史的存在。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也不是自觉的史学成果,而是“子部”之书,当时被称为“太史公书”或“司马子”,被视为类似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一类的杂家之书,直到东汉晚期才被称为“史记”。③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把《史记》列入经部的《春秋》经下,说明当时并无史学的独立地位,其性质的认定因人而异。直到东汉晚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才真正形成并独立,表现为:其一“史学”、“史书”概念的产生;其二“史部”(先是丙部,后升为乙部)的形成;其三史学专论《文心雕龙·史传篇》的问世; 其四史学教育机构及其职官“史学祭酒”的出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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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崔记维点校:《周礼·天官·冢宰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②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1999年,第7页。

③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

④参见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5-72页。

史学一旦独立,其学科意识便日益增强,开始书写其学科的历史,即史学史。然而,这种书写并非是纯客观的梳理,而出现了“层累”和“延展”现象。中国史学史经历了四次大的“层累”运动,第一次是东汉晚期,其层累的标志是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书》)认定为史书,司马迁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史学之父”。其实,《史记》撰成后,并不是作为史学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而是被东汉班固等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春秋》经下,而其他人则将《史记》视为子部的杂家书。到东汉晚期,子部特色浓厚的“《太史公书》”的名字,变成了史部特色浓郁的“《史记》”名称,《史记》被正式确定为史书。

第二次是魏晋迄唐,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朝形成的档案汇编或“断烂朝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等阐释为史书。这一时期,由于将纪传体的《史记》《汉书》追尊为史书的“今史”,将编年体的《汉纪》等视为继承《春秋》的“古史”,并进而上推,将先秦的《春秋》《尚书》等也认定为史书,这集中体现在刘勰的《史传》和刘知幾的“六家二体”理论体系中。

第三次是宋元明清,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代的青铜铭文纳入史部体系,并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在宋明理学影响下,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大为增强,不仅继续将经学典籍纳入史学领域,而且无限扩大史学的疆界。向上逆推,王阳明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向外延展,王世贞提出“盈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念,对史学的边界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这深刻地影响到章学诚,后者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一方面是在扩大史学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扩大史学的对象,向上的扩大,便是将上古的《诗经》《易经》《逸周书》等都纳入史学范围,循此思路,只要是文字记载,无论多古,都属于史学。这一观念影响到后世的白寿彝等学者。宋元明清时虽然提出了史学向上和向外无限延伸的主张,但受出土文献的限制,实际上只能将经学典籍和周代的金文纳入史学,而其他更古的文字和文献则无法收纳。

第四次是近现代,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商代的甲骨文纳入史学体系。这一时期,不仅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体系,而且将“历史文献学”纳入该体系中,使“盈天地间皆是史学”的观念得到进一步落实,它意味着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把史学的源头追溯至虚无飘渺的苍颉造字,而是将新发现的信而有征的甲骨文等文献正式列入史学史体系和史学谱系。

信而好古的中国人似乎早在南朝梁代刘勰那里就将史学之源上推至苍颉造字之时,并提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似乎模糊了中国史学谱系层累构成的轨迹。其实,撇开这种虚无飘渺的逆推,考察一下中国史学谱系的具体增长情况,便会发现,东汉末将西汉的《史记》纳入史学,魏晋迄隋唐将周代形成的儒经纳入史学,宋代将周代的铭文和秦代石刻纳入史学,近现代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纳入史学,可以清晰考见中国史学谱系的确在循着层累构成的轨迹前行,“譬若积薪,后来居上”,越往后,史学谱系越往古代延伸,并向四周拓展,史学史的体系也相应地呈现出层累和延展的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与民间对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的塑造虽也共进和互动,但并不完全相同。如官方的目录书,自《隋志》确立四部分类、将史学固定为乙部后,基本上定格,经史界限固定不变,民间则不断在打破经史之间的界限,将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加以层累和延展。这说明,民间一直是学术变革的基本力量。

 

二、东汉晚期对史学谱系的第一次层累式建构

如上所述,中国史学谱系经历了四次明显的“层累”建构的运动,并形成史学史的一圈圈“年轮”。

中国史学谱系的第一次层累发生在东汉晚期。当时史学正在形成并酝酿独立,这种史学独立思潮的涌动,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书》)的横空出世有关。《史记》撰成之前,中国存在着许多由“现实记录”积淀成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应的“文献整理”工作,但尚无史学,更无史部,因此司马迁撰成的《太史公书》,面貌模糊不清。东汉时,班固等人在所修的《汉书·艺文志》中,把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这部书附于《春秋》经下,因为班固等人认为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是为了继承《春秋》之志。①这两本书放在一起,使《太史公书》打上了《春秋》的烙印,而《春秋》也被打上了《太史公书》的印记。《春秋》因来源于鲁国旧史,因此残存着一点“古史记”的印象,而《太史公书》列于其下,则相对地亦有了“今史记”的特点,并于东汉末期被称为《史记》。将《太史公书》与《春秋》置于一处并相互认证,这是中国史学形成的导火索和重要的“燃点”。

不过,《汉书·艺文志》的这种安排,并未被其他的人所接受,他们按照《太史公书》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杂汇的特点,将其视为子部的杂家类著作。据李纪祥研究认为,在汉代,司马迁及其著作,曾被称作“司马子”,因此“司马迁的书便当与老子、墨子、孟子、荀子等类”,属于子部书籍。桓宽在《盐铁论·毁学篇》中曾称:“大夫曰:‘司马子有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此言表明“司马子”为诸子之一,或《司马子》为一部子书,正与孟子之著述称《孟子》,墨子之著述称《墨子》相同,属于《诸子略》中先秦子书的称名旧法。扬雄在《法言》中,两次把《史记》与《淮南子》相提并论:“《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又说:“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这里两次将“淮南”与“太史公”并称,似乎表明两书被归为同性质的书籍。《汉书·东平思王传》有将《太史公书》视作子部纵横家的倾向:“元帝崩后三载,诏复所削县,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王凤是将《史记》视为诸子中纵横家的权谋之书。但综合起来看,当时的人更多的是将《太史公书》当作子部杂家著作。这种杂家的特点是“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于史官之职也”。②今人仍然称《史记》“知识包罗万象,可以说一部百科全书”,③承认它的杂和综合的特点。

然而,在将《太史公书》认定为经部的春秋家还是子部的杂家之间,《汉书·艺文志》的安排日渐显现优势,最终出现了《春秋》与《太史公书》相互确认、彼此拥抱从而形成新的史学形态的意外收获。《汉书·艺文志》在将《史记》列于《春秋》之下时,曾认为《春秋》是由“古史记”发展而来,而《太史公书》列于其下,便有了“今史记”的身份认同。而且 班固创作《汉书》时,继承的是《太史公书》的体例,而《汉书》写成后在东汉一直被视为“史书”,反过来影响到《太史公书》属性的认定,由《汉书》逆推,与其同体裁的《史记》也就成了“史书”。东汉和帝永元以前,《史记》普遍被称为《太史公书》,于章帝章和中卒的王充,在其《论衡》卷29《述作篇》云:“《太史公书》,刘子改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又《后汉书》卷48《杨终传》云,“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然而,到了东汉桓帝之时,《太史公书》终于被称为“《史记》”,如《隶释》卷2所载的桓帝永寿元年所立《汉东海庙碑阴》曰:“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又《金石萃编》卷12载《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以碑文辞考之,武荣之卒当在灵帝初年,武荣年三十六,举孝廉,研究《史记》、《汉书》,当在桓帝初年可知。④此后《史记》名称基本确立,反映了《太史公书》被认定为史书的过程。

《太史公书》被认定为史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汉书·艺文志》中它下面所列的一大堆史书,如《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著纪》等,都将被认定为史书而在四部形成后整体移入史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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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②《隋书·经籍志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0页。

③张大可:《司马迁及其〈史记〉评介》,《史记论丛》第1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④陈直:《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年第6期。

 

三、魏晋迄唐对史学谱系的第二次层累式建构和延展

中国史学谱系的第二次层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正式形成和独立时期,历史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史学”概念(后赵石勒时期出现“史学”一词)开始出现,史学教育机构和官员(史学祭酒)开始设立,史部(初为丙部,后升为乙部)开始独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专论《文心雕龙·史传篇》横空出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史学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开始对本学科的历史(即史学史)进行勾勒和阐述,并在此勾勒中对史学谱系再一次进行了构建。这次构建的基本标志是将周代的部分经书纳入史学谱系。作为私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虽然将史学上溯至轩辕之世的苍颉,但实际上却是将“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传说,套在《尚书》和《春秋》身上,从而将中国史学的谱系上推至周代形成的这两部儒经身上。其后的刘知幾在“六家二体”的阐述中,也是将周朝形成的部分经书(《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纳入史学谱系;而作为官方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则延续东汉晚期将《史记》及其下书籍认定为史书的观念,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书正式列入史部。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对中国史学史从远古直到晋代的发展历程作了描述和勾勒,特别指出:“史载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并指出,自西周以后,诸侯国各有国史:“诸侯建邦,各有国史。”春秋时期,孔夫子“因鲁史以修《春秋》”,左丘明则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创成“传体”。又称,战国“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西汉初“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更出现了不同“古式”、颇有创新的《太史公书》:“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辨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这是较早的在史学理论著作中对司马谈父子的《太史公书》作史书的认定,但仍然保留认为它与《吕氏春秋》一脉相承的思想旧迹。《史传》对《太史公书》的史书性质的认定,其实是对东汉末史学独立思潮涌动的确认。他还认为,班固撰史是“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并对有关东汉的纪传体史书作了一一的列举,如《东观汉记》以及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承、司马彪和华峤等人的汉史著作。对于《魏略》《江表》《吴录》等有关三国历史的史书,他认为其中陈寿的《三国志》“文质辨洽”。嗣后又胪列了晋代干宝的史著和孙盛的《晋阳秋》。他特别指出“《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但“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意思是史书的体例自《史记》以后,并未定型,直“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指邓粲)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指孙盛)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在刘勰这里,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对他心中的史学谱系和史学史体系作了梳理和阐释,是对古代史学史的一次建构,把周代迄晋的史学发展历程作了一次梳理,在梳理中渗入自己对于史学及史学史的认识和观念,将《尚书》和《春秋》视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结晶,把本来属于子书的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正式纳入史学体系进行叙述,并与其后的《汉书》、《东观汉记》、袁山松《后汉书》、陈寿《三国志》、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联系起来,形成从周至晋的史学史体系。刘勰《史传》对中国史学的论述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使中国史学史的面貌第一次被清晰地勾画出来,同时也成为“层累构造”中国史学史的又一次的构造活动,刻下了史学史学术发展的一圈年轮。《史传》的理论对唐代刘知幾《史通》中提出的“六家”“二体”等理论有直接的影响。

刘知幾在其《史通》中,对传统的史学谱系作了层累地构建,也将史学谱系从司马迁《史记》上溯至周朝的《尚书》、《春秋》等四书,从而将史学史体系向上延长。他在《史通》的《六家》与《二体》中,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发展源流和体裁特征,把古代记事史书分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将原本作为经书的《春秋》,阐释为史书的源头之一; 将另外一部经书《尚书》也史学化,视为史学的另一源头。所谓《尚书》家,属于古代的记言体,“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与《尚书》相类”的还有《周书》、晋代孔衍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以及隋代王劭的《隋书》,这些史书“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所谓《春秋》家,属于编年体。刘知幾认为在春秋时似乎各国均有,即所谓“百国《春秋》”。孔子则将鲁国《春秋》删订成具有微言大义的史学体裁,“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所以《春秋》“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左传》家,以补充《春秋》的史事为其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晋代乐资以《左传》为《春秋前传》,而续作《春秋后传》。汉献帝曾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国语》家属于国别史,“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类似的史书有《战国策》、孔衍的《春秋后语》、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史记》家属于纪传体通史,刘知幾指出“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至(司马)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其后梁武帝时敕撰《通史》、北魏宗室元晖业撰《科录》皆属于此类。《汉书》家则属于纪传体断代史,“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虽然“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刘知幾在阐述史学六家时,也提出了史学二体,这二体就是“《左氏》及《汉书》二家”,①代表了编年和纪传两种史书体裁。此后的史书修撰,“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踰此”?认为荀悦、张璠,是左丘明之派; 班固、华峤,是司马迁之流。二体各有优劣,不可偏废。

此外,刘知幾在《史通》中还提出了史书应增加都邑、氏族、方物等志的主张,这是加宽史学谱系的努力。

退出官方史馆的刘知幾将《尚书》《春秋》等经纳入史学范围的主张,是当时民间的一种学术思潮。早在隋代,王通即在《文中子》中指出“圣人述史三焉”,这三史就是《尚书》《春秋》和《诗经》,“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②陆龟蒙认为“《书》则记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则记事之史也”,“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并认为六经之中已经有史,不能限定在司马迁和班固出现后才称为史,“岂需班马而后言史哉”?③这就将史学范围从汉代的马、班上推到周代的儒经。刘知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六家二体”体系的。

在私人对史学谱系层累的同时,官方史学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目录学即已兴盛,史部单独出现,但由于所编目录多已散佚,无由知其具体的图书分类和学术归纳。唐代长孙无忌等所修的《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正史史志,详载了隋唐以前的图书分类及归并情况,反映了唐人对学术源流和类别的看法,包括对史学的认识。

与《史传》不同,《隋志》重点不在梳理史学的纵向谱系,而在对史学的部类进行分析和归类,既横向扩充史部的内容,延展史学谱系。从《隋志》中可见,史学已由史部承载,与经、子和集部并驾齐驱,而位居第二。《隋志》史部共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加上亡书,共有874部,16558卷。《隋志》特地指出“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这真是一划时代的贡献,把史部独立出来,使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史部下又分13种小类:正史(纪传体)、古史(编年体)、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杂传、地理、谱系篇、簿录篇。《隋志》在每种后面都陈述该类史书的来历、特点和发展状况,实际上是有关此类史书的史学简史。在叙述中,明确将一些古书界定为史书,如将原附于经部《春秋》下的子书《太史公书》(《史记》) 纳入史部的正史之中,指出自司马迁《史记》问世后,班固又袭其体例,断代成《汉书》,“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于是,将《史记》列在史部之首,将班固《汉书》、刘珍等《东观汉记》、晋薛莹《后汉记》、梁沈约《宋书》、北齐魏收《后魏书》等都列在其后。《隋志》还将《汲冢周书》《战国策》《汉末英雄记》《魏晋世语》《吕布本事》等列入杂史。它还首次将《山海经》《水经》《黄图》《洛阳记》《陈留风俗传》《游名山志》《佛国记》等列入史部的“地理”类。史部未形成时,“地理”的代表作《山海经》,被《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分类)列入《数术略》之形法家中。而《隋志》则在史部下专列地理,将《山海经》从数术类下移入史部,置于地理类之首,并在其下列入《水经》《黄图》《洛阳记》《风土记》《吴兴记》等139部史地著作,使历史地理著作在史部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隋志》史部下还分有“谱系篇”,将《汉书·艺文志》中《春秋》经下的《世本》归入此类,同列的还有《汉氏帝王谱》《百家集谱》等。

《隋志》对史部的分类,奠定了中国传统史书的基本流别和谱系。此后的史部分类,尽管或增减盈缩,或改变名称,或变化次序,但都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学术体系最终确立。只要是谈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都离不开《隋志》所厘定的那些书籍及其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自史学独立后,官方与民间对史学谱系的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官方的主张比较保守一些,而民间的思想则比较活跃。唐代官修的《隋志》与刘知幾个人,都对史学体系作过调整和塑造,且都在不同程度上瓦解了经学体系以扩大史书范围,但《隋志》代表官方立场,对经学的切割有限,仅将《春秋》以下的《史记》等归入史部,至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则仍留在经部,而刘知幾则将上述四书均纳入史学体系,作为“六家”中的“四家”。这反映出官方立场与学者立场的差异,官方仍强调维护经的权威,历代官修目录继续维持经、史、子、集的体系,而学者个人则不断提出“经即史”的观点以扩大史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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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所引除注明外,皆出刘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史通通释》本)卷1《六家》。

②王通:《文中子》卷1《王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

③陆龟蒙(鲁望):《复友生论文书》,载[宋]姚铉编《唐文粹》卷5,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四、宋元明清对史学谱系第三次层累式建构和延展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史学的谱系进一步获得增长和加宽。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将史学谱系上溯至商周的青铜铭文。在“古有史而无经”和“古无经史之别”的思潮影响下,宋代史家将比西周的儒经更为古老的金石等考古成果及其著作纳入史部,使史学谱系再一次得以层累建构。从地下发现的商周金石文物,上面多刻有文字,是上古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宋人敏锐地发现它的历史文献价值,并将之纳入史部体系。南宋初郑樵在纪传体通史《通志》中专列《金石略》,开创了将金石纳入志书的先例。稍后的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将田概的《京兆金石录》、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黄伯思的《博古图说》以及《宣和博古图》等,均列入卷八史部的“目录类”。说明宋人已将史学谱系进一步上溯至商周的青铜铭文,并使史学史体系相应地得到加长和扩大。

第二,继续“化经为史”,直至提出“六经皆史”。这是对经学的颠覆,而将史学的谱系完全上推到所有的经书。赵鼎臣也明确认定“《书》与《春秋》皆史也”。①元代郝经在《经史论》中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的论点,指出:“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于司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②认为上古经史一体,到西汉才分途而进。刘因也指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代始。”③

至明清,“六经皆史”说④开始盛行,反映了史学谱系的迅速扩张与经学的相对缩小。明代潘府明确提出:“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矣。”⑤王阳明在其影响深远的《传习录》中,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意在说明经史不异:“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⑥王阳明的观点,影响到王学左派的思想大师李贽,后者认为“经、史一也”,“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自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⑦与王阳明有所不同的是,李贽对儒经和孔子的权威都表示怀疑,因此他重提“六经皆史”和“经史一也”,蕴藏着明显的抑经崇史的目的。清代章学诚也重申“六经皆史”的观点:“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⑧又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⑨在《校雠通义》中又以进一步指出:“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苍颉尝为黄帝之史,则经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后世著录,惟以《史》、《汉》为首,则《尚书》、《春秋》尊为经训故也。”⑩他还指出:“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11)

第三,扩大了史学边界,加宽了史学谱系。明代王世贞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盈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根据“三皇之世,若泯若没; 五帝之世,若存若亡”的教训,他提出“史岂可以已邪!”(12)只有将天地间所有的文献资料都用作历史研究,才能弄清若泯若没、若存若亡的蒙昧历史。王世贞的观点直接影响到章学诚,后者在《报孙渊如书》中阐述道:“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出于史,末流忘其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13)这观点不仅从时间上逆推了史学的上限,只要是文字著述,不管是周代、商代还是夏代出所,都是历史文献,都是史学;而且从空间上扩展了史学的边界,打破了“四种门户”即四部的界限,所有的文献都是史学。章学诚还在论述史学体系时,从理论上论述方志纳入史学范围的必然性,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说,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14)这无疑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将史学谱系加宽增粗。看来史学研究的主体越是靠后,史学的范围就越是向上古和两翼扩展,这是“层累”地构成中国史学谱系乃至中国史学史的学术趋向的又一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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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12《策问》,艺文印书馆,1959年。

②郝经:《陵川集》卷19《经史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

③刘因:《静修续集》卷3《叙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田河、赵彦昌:《“六经皆史”源流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⑤潘府:《南山素言》,收入《说虢续》第四,清刻本。

⑥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⑦李贽:《焚书》卷5,“经史相为表里”条,岳麓书社,1990年,第213页。

⑧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523页。

⑩(11)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论修史籍考要略》。

(1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1,上海书店排印本,1925年。

(13)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章氏遗书》卷9,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14)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州县请立志科议》。

 

五、近现代对史学谱系的层累式建构与延展

近代以后,中国史学谱系的消长,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曾一度改变了层累的轨迹,但最终又回到了层累构成的轨道。

清末民初,梁启超发动了“新史学”运动,将西方史学观念和思想引进中国。西方重科学、重实证的史学方法,对中国传统中的上古史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因此也影响到中国的史学谱系的上溯,“古史辨”代表人物顾颉刚之所以产生“疑古”,是受到乃师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开篇就用《诗经》作时代背景“丢开唐虞夏商,竟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的影响有关。曹聚仁在《中国史学ABC》中,在“史之起源”中指出: “我们就已知的古代文明史看来,最古的史篇总是‘史诗’。荷马的《依里亚特》与《奥特赛》,印度之梵歌《四吠陀》,可说是极有名的。在我们中国,固然有记载尧舜禹等古帝王事迹的史篇,可是《尧典》、《皋陶谟》、《禹贡》那些文字全由皋陶后人追述,不足为凭。比较可信的,还是《诗经》三百篇中《商颂》、《鲁颂》那些诗篇。”①金毓黻在其1944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史》中也从周朝形成的儒家经书开始叙述: “吾考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且不传已久,可弗置论。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②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也是从晚周的《尚书》开始叙起。显然,史学的谱系上限从此前的商周青铜铭文退而为周代的儒经文献了。

不过,随着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史学谱系的上限更上溯到商代甲骨文,再一次呈现出层累构成的运行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白寿彝教授循着“盈天地间凡涉文字之林皆是史学”的方向,将中国史学的谱系再一次增长,上溯至甲骨文。白寿彝以其《中国史学史论集》中的理论建构和《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实践,将王世贞、章学诚的“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观念纳入其史学史体系中。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观念,实际上是“历史文献学”的思想,凡是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都是历史文献,都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将“历史文献学”纳入史学史的范畴中并进行实践,实自白寿彝开始。

事实上,白寿彝并非口头上提倡“盈天地间皆是史学”的口号,而是落实在实践上,他构建的史学谱系,要比明清时上溯地更为久远。在《中国史学史》著作,他将“远古的传说”和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和侯马盟书这种当时的占卜及铸刻记录、外交文件也视为史书,写入其中。③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将甲骨文这种更为古老的文献认定为史学,是层累地构成中国史学谱系的又一次表现,表明了史学史是一种客观与主观共进的学术体系,在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向上层累、向两翼延展和向下展望,是学术发展的路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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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聚仁:《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

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1、136页。

 

六、层累的原因、价值与弊端

中国史学谱系之所以形成层累构成的特点,其原因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之间本无绝对的界限,往日的现实活动,很快成了陈年往事,晋人已清醒认识到现实与历史的密切关联:“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①意思是说太和以降的事情本是现实,但转眼间便沉积成了历史。可见往日的现实会很自然地被后人追认为历史,那些对现实的记录活动,也很自然地被认定是史学活动。如上古所谓“史”,本来是秘书或书记,所记载的多为现实政治的文件,而时移事易之后,“史”所作的工作便会被视为历史记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种秘书式的“史”,也自然地被理解为“史学”工作者。原因之二,得力于考古的不断发现,像周代的青铜铭文和秦代石刻在宋代被发现,形成金石之学,被当时的史学史(史部目录)纳入当时的史学体系;而甲骨文的发现,则在清末,因此它被纳入史学体系、写入中国史学史著作中也就更晚。原因之三,在于史学学科的自身膨胀和发展。史学一旦形成,便像所有学科那样,有发展自身体系的愿望,于是不断向上追溯和向两翼延展。

中国史学谱系的增长和延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体现了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望,和人类创造性思维的活跃。正是因为学者们层累建构和两翼延展,才使史学客体因为主体的介入、阐释和粘合,得以产生丰富的谱系和深刻的思想,使得中国史学及其史学史体系日益繁复和完备,形成宝贵的学术资源和精神财富。当然,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建构也会滋生弊端,即不断掩蔽史学的真实面貌。本来中国史学的形成相对较晚,在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独立。然而,由于史学谱系及其史学史体系的不断层累和添加,使得史学的上限不断推延,导致史学被人为地赋予“早熟”的地位,把本来只是一种现实记录,追认为历史文献,甚至最终阐释为史学,并不断加以提调和推升,难免有“圣化”之嫌。时至今日,有必要弄清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过程,对依据这种谱系建构起来的史学史体系进行解构和复原,厘清客观史实和主观努力之间的界限,用“后现代”史学理论(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进行剖析和解构,层层剥离后世叠加上去的文化积层,将前人对史学史的“圣化”加以“去圣”和“脱圣”处理,认清史学史的原生状态,以加深对中国史学及史学史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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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中华书局,1974 年,第21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