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ublication by historian Li Chaojin (李朝津) on nationalism and liberalism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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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 作者: 李朝津
  • 出版社:蘭臺網路
  • 出版日期:2014/12/01
  • 語言:繁體中文
  • 来源:博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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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本書由國際體系出發,探討清末民初中國人世界觀轉變之過程,其中尤著重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史學不但是瞭解過去,到近代更是時間、空間的重新定位。在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的影響下,辛亥革命可以說是民族史學造成的運動。由文化角度而言,史學的冒升取代了經學地位,成為主流學問,亦締造一個綿延四千年的民族史世界觀。新文化運動被視為反對傳統、打倒孔家店,其實只是表象。經過二次革命後的反思,新文化運動領導人要挑戰的是辛亥革命的文化傳統,它企圖建立一個截斷傳統的史學,亦是本書結束的地方。五四運動以後,辛亥與新文化二重唱的交錯關係,仍待進一步研究。

    作者介紹

    李朝津李朝津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部哲學碩士、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碩士,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專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外關係史。

    目錄

    序 ………………………………………………………………………………………….. 6
    第一章 有關辛亥革命評價的若干問題:
    由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角度的再思考 ………………………. 1
    一、自由主義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 2
    二、民族主義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 9
    三、結論 …………………………………………………………………… 14
    第二章 儒家思想與清末對外關係:王韜與日本 …………………. 16
    一、十九世紀之世界與春秋時代 ………………………………… 18
    二、王韜對日本之開始認識 ………………………………………. 21
    三、扶桑遊後對日本的認識 ………………………………………. 28
    四、結論 …………………………………………………………………… 34
    第三章 世界史和民族史的交匯:康有為早期史學思想 ………. 35
    一、歷史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出現 ………………………………… 37
    二、建立以歷史通則為主的世界史 …………………………….. 45
    三、結論 …………………………………………………………………… 50
    第四章 從群體到民族:梁啟超民族主義的形成 …………………. 52
    一、維新變法與群體觀念的導入 ………………………………… 54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民族觀念的形成 ……………………… 64
    三、結論 …………………………………………………………………… 74第五章 歷史文化的追尋:章太炎民族主義的形成 ……………… 76
    一、近代民族主義與現代群體意識的出現 ………………….. 80
    二、由保皇到反滿:傳統政治秩序的崩潰 …………………. 92
    三、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章氏民族主義之影響 ……………… 97
    四、「以史為界」之中華民族理論 ……………………………. 105
    五、儒家體制之再出發 ……………………………………………. 113
    六、結論 …………………………………………………………………. 125

    第六章 論清末學術中經學與史學的交替 ………………………….. 127
    一、經學崩潰的過程 ……………………………………………….. 129
    二、經學與史學的交替 ……………………………………………. 134
    三、小學:一個新的歷史敘述形式 ………………………….. 142
    四、佛學:追尋近代主體性 …………………………………….. 152

    第七章 國家的歷史性與自然性:省思辛亥的民主實驗 …….. 162
    一、章士釗對英美政制的認識 …………………………………. 164
    二、戴季陶與章士釗間的爭議 …………………………………. 168
    三、歷史與自由的衝突 ……………………………………………. 173
    四、結論 …………………………………………………………………. 178

    第八章 歷史綿延性的中斷:新文化運動探源 …………………… 181
    一、辛亥革命之反思 ……………………………………………….. 183
    二、胡適走上現代性的道路 …………………………………….. 188
    三、社會與文學革命 ……………………………………………….. 202
    四、結論 …………………………………………………………………. 206

    收回

    本書要談的重點是清末民初期間中國世界觀轉變過程。誠如清末名臣李鴻章所言,近百年中國面臨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然所謂大變局是指那一方面?有人認為是現代對傳統的挑戰;有人認為東西兩個差異文化的衝突;亦有人認為是帝國主義擴張,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上述說法都有它的道理,不過個人認為西方給予中國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及其隨之而來的世界觀。中國是東亞大國,但其所以能君臨整個地區,不單在軍事、政治及經濟力量,更在於它能建構一個國際體系與及支持上述體系的世界觀,然西力東來,對中國最大挑戰便是它的國際架構,亦即是崛起於歐洲之民族國家制度。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過去多半認為其拋棄傳統體制、走向民族國家是必然之道。但近年的研究則指出民族國家並非必然之世界秩序,同時東亞體制亦並非全然被捨棄到歷史的墳墓裡。個人是同意此一觀點,亦即民族國家是歐洲特有歷史背景產生,中國在接受此一體制時,為適應本身環境,必有所去取,更企圖重新改造,但此方面在歷史界談的比較少,亦是本書要探索所在地方。中國之傳統國際體系具體呈現是甚麼?一般都會使用「朝貢制度」概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周代,即《詩經,小雅‧北山》所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朝貢制度是否真實存在於中國歷史上,學術界卻有很多爭議。美國費正清、日本濱下武志均主張朝貢制度是中國處理對外關係重要體制,其影響及於整個東亞及東南亞。費正清認為中國透過貿易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國朝貢,從而建立一個東亞世界秩序;濱下則更具體指出朝貢制度不單止是中國,也是亞洲共有制度,並未因西方力量進入亞洲而消失,其影響力與西方共存。1但夫馬進及JohnWills 則認為中國朝貢制度歷代均不同,很難用一個劃一標準去規範。的確,要說中國在數千年中,其對外體制完全沒有改變似乎很難令人信服,但亦不能說它只是個臨機對外方式,因為它的世界觀必然會提供一套價值體系,而且有其延續性。何偉(JamesHevia)提出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說法,他認為朝貢制度是一套禮制,它提供一個協商的平台,讓中國與外國交往過程中有協商的空間。對何偉亞而言,禮儀並非西方常認知為純粹權力的象徵,它是文化中宇宙觀的反映,所謂朝貢制度,只不過是各個文化交流的中介而已。由於篇幅及個人現行研究課題關係,本書無法討論傳統朝貢制度,重點只能放在傳統世界觀在接觸到西方思想後所產生之變化。所謂西方思想,主要指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及自由主義兩個重要思潮。本書第一章裡便談及兩個主義對近代史解釋的衝擊,它的意義其實更大於此。透過歷史的解釋,自由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企圖為中國尋找一個現代國家模式。自由主義強調傳統中國是一個對內封建專制,對外不尊重萬國平等的制度。要建立現代化國家,必需去除傳統。蔣廷黻是自由主義者中較為溫和,因此一度支持中國實行獨裁政體,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仍是他解釋歷史的重要架構。民族主義則追求一個同質的國家,但民族主義者自始便要面對一些無法解決的難題,不單止民族範疇難以具體界定,世界上也沒有幾個國家能純粹由單一民族組成,因此民族主義者可以分化為本質主義者,如錢穆一直在追尋中國民族精神的所在;另一種則如蕭一山者,希望把歷史建立在未來上。在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的交錯挑戰下,中國的傳統世界觀並沒有全然消失,但它的起伏一直缺乏學界關注,因此本書以十九世紀末至五四運動的思想變遷為主軸,作一個簡單的疏理。本書第二章便以十九世紀王韜作為討論中心。王韜一向被視為洋務派的代表,由於他在香港的經歷及與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接觸,使他成為同時代人西化的先鋒。無可否認王韜的確極力主張吸取西方的先進知識,但在國際問題上,他可以說是相對的保守。他反對西方富國強兵,弱肉強食的想法,主張國際責任是濟弱扶危;他主張中國改革以自保為主,擴張並非優先任務;他亦使用傳統用語「大一統」,好像要恢復朝貢制度中君臨天下姿勢,但事實上他承認各國有自主之權,只不過強調一個全球的共通價值,因此他的看法反而接近傳統被視為保守派的王闓運。在書寫本書課題時,本來有意探討王闓運案例,但由於時間限制,只能中途作罷。不過王闓運追求今文經學倡導的大一統思想,在現實政治中亦主張內治優先,與王韜並無二致。因此在研究晚清思想史,用傳統進步及保守二分法來論述,反而忽略所謂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共通點,他們事實上仍處於同一個語境中,維持一元世界是其共同願望。甲午戰爭是傳統世界觀轉向民族世界一個十分重要轉捩點,當然也非一蹴即至,康有為便是個過渡時期人物。有關康有為評價,常囿於他與革命的關係,特別其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因此康氏始終被烙上保守的印記,只有蕭公權及其弟子汪祖榮給予它一個較為公平的評價。事實上康有為在近代思想史上仍應佔一席位,在某種意義下,他可以說承先啟後,力圖整合傳統天下與近代民族主義的人。康有為可以說晚清少數追求中國國家起源的知識分子,並首先提出黃帝為中國國家之締造者,若比較他與馬驌的《繹史》,康有為受到西方啟蒙時期思想的影響十分明顯。但康有為在另一方面又試圖建立一個普世原則,其所謂普世原則,無疑是建基於近代自然科學上,但他的表達方式仍沿襲宋明理學的形式,以「道」作為其統括概念。雖然康有為提出人道一詞以求有別於過往的道,但仍語焉不詳,廖平為康有為提供一套公羊學的世界觀,惜足補其缺陷,亦是康有為急速轉向公羊世界觀的重要原因。

    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正式開花結果是在辛亥時期,尤其在1900 年庚子事變之後,但對上述主義的詮釋卻五花八門,各人自有心裁。籠統而言,可以分別以梁啟超、章太炎及孫中山為象徵,代表國家派、歷史文化派及公民派三個不同之路向。梁啟超是近代首先提倡激進人民概念的人,在戊戌政變以前,梁啟超對人民的理解仍以反對君主專制為主,直到政變失敗後逃往日本,直接接觸日本情況,才給予梁啟超更大啟發,主張建設中國為民族國家。亦由於民族意識的滋長,梁啟超亦是最先討論重建中國史學的人。但梁啟超探討文化層次的史學不長,很快便轉向建國的各個面向,對辛亥時期的梁啟超而言,政治建設比文化重要,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列國競爭,國家若不強大,個人亦無法生存,由主體所產生之文化活動亦不能存在,在社會達爾文競爭法則下,群體不能不超越個體。其次為滿漢衝突,透過國家機器,可以調和種族矛盾。亦由於梁啟超強調群體重要性,對革命派是無法接受。不過梁對群體演進的解釋,仍可以看到康有為之影子,所謂三十之後絕對不談公羊,只是他未有覺省到康氏的影響。章太炎是辛亥時期歷史文化派的主要代表,章氏最大的貢獻有二,其一是利用其嫻熟的清代小學,建立一個由黃帝開始的四千年民族譜系,並創造一個文字語言的歷史敘事,打造一個新史學傳統,取代過去以經學為主的文化論述;其次為建立中國民族主義之主體性,以言語作為為基礎,章太炎強調中華民族是由個體自然結合,但民族的傳承因滿清統治而中絕,只要光復歷史傳統,中華民族即能復興。章太炎非如梁啟超把群體置於個體之上,是其能夠吸引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原因,但章太炎在建構其民族理論過程中,遭到維新派的挑戰,康有為認為歷史上外族入佔中國案例不少,民族成份因而混淆,章氏所謂的民族單純性根本無法維持。為回應康有為的挑戰,章太炎必須解釋個體與民族之不可分關係,亦即民族歷史雖經多次變化,仍能維持個體的同質性。

    因蘇報案入獄之章太炎,其間潛心佛學,開始借助唯識派之世界觀,由名相入手,指出主體雖根於語言,但語言只是一個符號,可以包容不同主體,但愈象徵化,其自然性亦越受質疑,最後章太炎只好求助於莊子,以「不齊為齊」,不再追求世界之統一,回歸到說經為樂。魯迅指其在民國時期「漸入頹唐」,但把原因歸究到「既離民眾」,5似忽略章氏在思想史上所面臨困境。但無論如何,章太炎在主體的追尋上,卻為現代中國心性之學開闢一個新的門徑。

    辛亥時期第三類派別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他們與章太炎類似,強調個體在民族主義之主要作用,但不同點是章太炎由形而上學建設主體,但孫中山等人則以國家為主體性所在。由於時間不充份,個人無法深入討論清末革命派的想法。但在民初章士釗與戴季陶有一場政治爭論,足以反映兩者間的差異。章士釗與章太炎關係密切,而其思想亦與其接近,強調歷史有其承傳性;戴季陶自號為孫中山思想繼承人,強調國家基礎建立在天賦人權上。章士釗與戴季陶之爭,始於民初內閣制之爭,章士釗主張內閣制,認為合乎歷史溫和進化之用,戴季陶則批評所謂內閣制之爭,完全是袁世凱的陰謀。戴季陶代表革命史觀正統,反映出過去有關民初歷史,常過份圍繞袁世凱問題,爭議的本質反而煙沒。

    兩人的差岐,主要是章士釗強調國家的成立是歷史逐步發展而成,而且國家是一有機組織,個體無法擺脫歷史的羈絆。雖然章士釗尚未如梁啟超認為國家在個人之上,但其歷史密切性亦無法使人擺脫國家。而戴季陶則主張國家為人民自由意志的集合體,而其意志則呈現於憲法之中,完全為盧梭天賦人權論的反映。歷史文化派與公民派在清末面對一個共同敵人,尚能勉強和衷共濟,當革命成功,其差岐便漸顯現,亦成為新文化運動一個重要源頭。

    本書要處理最後一個問題是新文化運動的源起。從來談新文化運動,不少研究關注其民初的新興社會及經濟背景。社經問題的重要性當然不能忽視,但新文化運動是以思想為主,它的源起以至內涵更應該關注。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啟蒙運動,不過在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啟蒙已經開始,則辛亥的啟蒙與五四的啟蒙究竟有何差別?不釐清這個問題,是無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事實上二次革命的失敗,對革命黨人與及胡適等知識份子的衝擊是十分激烈,需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建國路線,亦即所謂歷史國家的建立。過去一直以為新文化運動就是反封建運動,其實五四啟蒙要打破是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歷史性,並非以四千年來的傳統為對象。無論胡適或陳獨秀,都希望擺脫歷史國家的限制,探討人類的共通性,此為傳統與現代分裂的起源。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所產生更大影響的原因,在其能具體刻劃出個體性之所在,辛亥時期之個體是源自於政治架構,亦即歷史國家,但胡適所刻劃的個體則源自社會,受到實用主義影響,胡適指出主體性出實,完全是個人對現實社會的回應。亦即個人的創造力必須由現實社會啟發,並非單單由天賜,同時胡適更利用白話文作為表達個體的工具,使白話文一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有力象徵。

    上文把本書所收八篇文章的脈絡作一個大要陳述。這八篇文章的寫作,最初一篇創作於1995 年,最後一篇則在2006 年,都是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因此寫的時候多半跟隨研討會的主題,並非依各論題的時間先後創作,只是在這次結集出版時才依序排列。雖然如此,各篇文章主軸仍圍繞個人一向關心的問題,亦即中國近代世界觀的轉變過程。

    然由於各篇原為研討會文章,寫的時間又相隔頗遠,故內容上有不少重覆雜沓之處,涵蓋面亦有許多遺漏地方,不過天下事難有十全十美,故今次結集出版,無論架構及文獻仍保留原樣,只有文字及格式稍作修改,不過要整齊全書,並不容易,錯漏地方,唯望讀者恕宥。

    最近幾個月都為修輯各篇文章忙碌,有些論文年代久遠,連原稿都找不到,只好麻煩出版社幫忙,掃描重新整理。至今面臨出版,始感古人禍棗災梨之惶恐,只是孜孜多年,不敢說益世之作,只當雪泥鴻印,個人留為紀念。

    2014 年10 月記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