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by Shen Jie (沈洁) of Wang Jiafan’s (王家范) monograph on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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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的百年乡愁

沈 洁

来源:《读书》 2007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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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想要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去完成对于历史学家的某种想象,那些以一身之性命负载千百年苍茫与幽思的人。时间,被文字凝固了的过去,记录时间的人,承载了人群与记忆的时代,是什么让它们彼此相遇和穿越对方?史家如何书写过往的时代,又如何参与他们自己所身处的时代?
王家范教授的新书《史家与史学》试图向我们讲述这一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追溯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一半写史家,一半写史学,吕思勉、许思园、范文澜、张荫麟、萧一山、章太炎、柳诒徵、钱穆、陈寅恪、顾颉刚,可以说这里面的每一个名字都足以象征一部中国近代史,也都代表着一份著书阅世的苦心孤诣。史家阅史,关注的当然首先是历史与史学本身的问题。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而言,更加耐读的还有史家写史的心路历程及其以著述参与时代的关怀。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如同现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多舛因而壮阔。山河破碎,西潮涌来。历史学家尽管日日与故纸做伴,可他们一样逃不开国仇家恨与救亡图存的日日鼓荡。我总以为,历史学家最是一类外表冷静而内心热烈的人群。由精骛八极神游六合赋予的壮阔,怎么能让他们平心静气地枯守书斋而对家国之痛无动于衷?唯有以手中之笔、胸中之智慧与气象,参与到时代与民族的召唤当中。那一时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将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追述指向了深层次开掘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和制度演进的主旨。像书中开篇所列的吕思勉,借一人之功,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的鸿篇巨制。诚之先生以典章制度为纲展开古史研究,而隐含其中的则是对中国社会“理乱兴亡”的探索,思考的终点也止于遭遇大变局的近现代中国。诚之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通常是一位不入俗、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书斋学者,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位学者身上,更能让我们体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以学术参与时代的集体心态。吕思勉说过,学术是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这是不待申说、众所共知的;然而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当一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正是读书人应当潜心于学术之际。那是因为,变局来临,由旧法到今日的演变,最需要由学人平心静气地予以思考。“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蔡孑民论》)。困局与大浪袭来之际,历史学家展示其担当的,并不在于焦急奔走与言辞的鼓荡。他们必须以一种深沉冷静的智慧去回应时代,也据此治疗因变局而造成的浮薄嚣凌的时代病症。
与吕诚之先生相似,陈寅恪也是一位外冷内热的至性之人。“文化关一国之存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默念着失明膑足、在国难家恨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的先辈学人,所有的感念又岂止于学问之上的高山仰止。寅恪先生的后辈回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探寻中国历史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以及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中国文化久远存在的原因。凡此种种,心系的往往在于“中国历史的教训”以及历史渊源之于走出当下危局的借鉴意义。以“疑古”而名闻史界的顾颉刚先生在自述治史心愿时也曾说过,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望借此得到解决:“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将这些追究中国历史大势的宏大问题寓于细致、沉稳的学术考辨之中,这大概是那一个时代许多历史学家心目中萦绕不去的终极关怀。学术亦当讲求事功;但讲求之法,却不在于思想家、政治家式的直白,而必须载之以厚重的历史思考。
一九三四年,萧一山自述其写作《清代通史》的初衷,他说,民国三四年间,读到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为学术界之大耻!之所以以一手一足之力做此艰巨之事,“借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无人,斯余之愿遂矣”(《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序》)。近代中国,域外强力的逼来,真有将中国人从身到心悉数淹没之感。不仅是国是凌夷,学术的衰微、文化的消退、传统的遗落也在在使中国的读书人充满落寞。于是,书生救国,唯有心怀。读到过柳诒徵先生的一则逸事。一自诩为新学者偏激地对柳先生说,线装书陈腐不堪,对新社会简直没有一些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先生答曰:你这样提倡,我也非常赞同,但我有一建议,这行动不做则已,要做须做得彻底,务使全国一致,把所有的通通烧光;且这样还不妥善,因为中国所藏的书,都焚毁了,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尚有很多的线装书珍藏着,最好动员他人也如法炮制,否则外国尚有很多汉学家,孜孜地钻研汉学,倘使他们来华,在经史子集上提出问题,和我们商讨,那么我们瞠目不知所对,这未免贻笑国际,太难为情了。一番话,说得那自诩新学者面红耳赤而去(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柳诒徵先生以幽默与机智化解了一种可笑的偏执。可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坚守与执著,历史学家的豪气横溢,体现于他们汪洋恣肆的笔锋以及用智慧与外人争胜的气魄之上。
除此以外,历史学家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以文化为民族正名,并据此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全面入侵。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进步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弥漫于世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则能通过对于传统的回溯保持某种清醒。他们对何为现代、现代性的理解要比当日的绝大多数世人(包括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全面而深刻得多。一九○六年,“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至日本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口号。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太炎先生在东京为青年讲学,他说,国不幸衰亡,然而学术可以不绝。学术与文化有所传承,则人民就有所观念,庶几收硕果之效,国家就有复阳之望(《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他在《华国月刊发刊辞》中说:“尝谓治乱相寻,本无足患,浸假至于亡国,而学术不息,菁英斯存,譬之于身,枝干灰灭,灵爽固不随以俱澌,若并此而夭伐之,摧弃之,又从而燔其枯槁,践其萌,国粹沦亡,国于何有?”用国学宏扬国家的意志,守护一个民族的尊严,即谓“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旨”,这体现了民国年间的历史学家最为深沉的智慧,也构成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强大力度。
柳诒徵先生著《国史要义》,在最后一篇《史化》中,表达了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主义历史观。他说,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历史所陶铸,唯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中国的历史,“骤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如疆域之广、种族之熔化,物产之精制、文艺之深造等)”。当一个民族遭遇到外来的逼迫之势,真正能成就其立身之本的,仍然必须系之以文化—— 一种精神自信力的来源,即柳诒徵先生称谓“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的“人本文义”。现在我们回看历史,常觉得西化与进步在那一时代已成铺天盖地之势,现代意味着外国人强加于中国的一套既定项目。可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历史的当下状态,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现代”保持着不绝如缕的反思意识。在历史目的论的言说形态中,“现代”主要意味着一种时间价值,以“西方”为表征的“新”必当取代以“中国”为表征的“旧”。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评述标准,可是就民国年间历史学家的文化主义情怀而言,中国人对于“现代”、“新民族”的议论,其实是由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所组成的。历史学家以其学术实践探寻民族的前途,因为蕴含于其中的理智而拒绝浮嚣浅薄的单一进步主义。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大都博识古今、淹通中外,他们的“守土之责”毫无疑问并非缘于眼光的褊狭;相反,这是在开眼看世界之后所做出的自觉的文化选择。史家对于传统、对于文化力量的“敬恕”,精深而幽微,尖锐而不乏深沉,是需要有大智慧的。这里面,既有见识,也有责任。
昆曲《桃花扇》里有一支唱词:“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晚明的飘蓬断梗,与近现代中国的亡家破鼎,中国读书人千百年来的忧国如病,一路行来,用不同的方式在时间里留下他们的坚执信念。这些混乱不堪的时世造就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人格,也就此,如存亡续绝一般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胸中的浩然之气。我想起大学时代初读陈寅恪、熊十力、王国维诸先生传记时,体味“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的况味,在空旷的自习教室里激动到掷书疾走、潸然泪下的往事。读史,即阅世,也是阅读史家的心性与人格。余生也晚,不及参与那些动荡时代中激越惨痛的心灵之旅。然而所幸的是,读史掩卷之余,总有心潮涌动,对于史家与时代、所有那些苦心孤诣与切肤之痛的深深体验。学人因为时代而心怀孤愤之意,也平添了以学术挽救危亡、为国族安身立命的博大与深沉。我想,这也是此书作者王家范先生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时代以及那一时代中前辈大家学术追求与人格魅力的追思。
学术因关怀而变得深沉,但由此学术本身的纯粹性、追求真理的原始立意却有所消退。比如章太炎的国学研究,极大地受制于满汉对立情绪,许多看似考据、言事的文章实际上都是在为王朝革命助威,不免偏激。萧一山的清史写作,也很明显受到一种革命情结的影响,对于晚明反清史事的极力褒扬,以及对于史料的选择、将什么样的史事纳入论述框架,都在在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其间。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成为一种隐而不彰的态度,规定了他的历史写作。钱穆、柳诒徵诸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构造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周瞻与豪气,可对于变迁形态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局却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由此可见,学术同社会一样,都是复杂多面的。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新旧转折,波澜与困局造就的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壮阔。悲凉抑或自信,方向不同,可实际上都是由家国体验所促成的。民族主义作为构成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养育了历史学以及历史学家的气象。然而对于史家来说,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宽广之处。时代赋予史家与史学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也隐藏了极大的挑战。心怀家国,是深藏在中国读书人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永恒乡愁,这使他们在书写历史时,深感艰难。立场问题表达了文化和历史真理的不完全性,暗示出它们是如何成为集体心态和排除了某些事物的。因此,作为后世的阅读者,仅凭体验将各种各样的经验、意义、意图、动机、性情和理解归诸于逝者,这并不公平。观察一个时代的史家与史学,需要一种立场的延伸。“现代”本身意蕴丰富,既包括变迁与应对的情态,也包括传统的延续、对某些内在脉络的持守。所有这些不同可能所展示的,或许正是历史书写的复杂性。
阅世与性情之外,便是史学本身——史家如何提问、书写历史、学术脉络如何传承——的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界,可谓群星璀璨,有太多值得我们付诸敬意的大师。对百年的中国史学做一次学术史的回顾,再反观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能产生许多的喟叹与思考。
王家范先生在书中曾多次充满羡慕地论及民国时代历史学家及其作品“通”与“博”的气质,称之为一种独特的神韵和意境。在阅读二十世纪上半叶史家的作品时,我也常常产生类似的感想。无论是如吕思勉、陈垣、陈寅恪这一类以“朴学”见长的史家,还是张荫麟、钱穆、柳诒徵这一以纵横捭阖的思维称著的类型,总是有一种宏通博雅的气象存于其中。就像熊十力评论柳诒徵《国史要义》时所说,那是一种“博而能约,密而不碎”的境界。并且,那一代学人及其作品的深刻魅力还在于,总是能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出发,实现一种宏大的关怀;能从中国历史与当下状态出发,寻找属于中国的独特命题。
每每反观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再加上自己也身置其中,总有一种被束缚、不得伸展的压抑感。至于这桎梏缘何而来、症结在哪里,却又无法明白道出。现代学科体系对于学术研究有种种规范化的要求,也并非毫无道理。可是,就史学研究而言,这种规范却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人文学科应当保有的自由气质。“规范”与博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悖论关系,可是之于史学,或许后者是更重要的。
另有一种束缚感,与外来的文化资源有关。二十世纪前期的数十年,与二十一世纪初年的今天,我想大致都可以将其归为西潮奔涌的时代。可是,为什么前一时期的学人可以做到一面援引西学,一面又保持学术与问题意识的独立。而在今天,置身于文化、学术资源大爆炸的时代,却常有一种被西方文化殖民、面对各式各样选择可能性无所适从的困惑。以当今中国史学界流行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向为例,英美的新文化史研究对我们开拓研究视野、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论助益不少;然而,这种新文化史研究一旦进入到中国语境,却往往落入“拾人牙慧”的境地:无非将西方经验置换成中国题目,或者用中国经验去印证西方理论。我想,这也可以与上述的规范问题一样,被归为某种宏通气度的遗落。中国的历史与传统自有中国的独特性,它与十七世纪的英国、与十九世纪的法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品格。如何将“中国”视为叙述主体;如何以“中国”为出发点,从中产生具备历史独特性的问题意识,进而构筑由中国语境生发出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中国不仅仅是作为西方新史学的追随者,而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问题”与之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迫切需要直面和解决的。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所赢得的成就,是由许多方面的条件养成的。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多是读线装书出身,国学底子极好,这使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读保持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与连续性。大部分的史家也都有深厚的西学功底,有精通数国语言、游学于国外高等学府的经历与视界,“学贯中西”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绝不是虚饰的溢美,而是真正可能达到的。其次,还是他们胸怀中的大丘壑,现在看来,那些宏通的气象,极大程度缘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学人于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一身的关怀,更是时代迫境下必须要做出回答的。史家在握笔之时从心底里透出来的那股子激越畅快的心气,是由知识、态度与时代同时赋予的。
无论是细密的考证功夫,还是豪气横溢的议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家与史学总能从不同的方向实现同一种博大。将西学的挑战融入本国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中,既不会兀自偏执地拒斥,也不会完全被外来文化所消融,这需要独立意志以及对于民族文化有足够自信力来支撑。如张荫麟所说,史家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著史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这是那一时代历史学家的智慧,也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气度。力持必须将外来输入扎根于民族本位,书写历史同样如此,史家对于史事脉络以外的线索力持为己所用,化入具体的思考与写作之中。王家范先生钦慕于二十世纪先辈学人的宏通博雅,称誉他们的作品彰显出儒雅的古风,道德学问尽遗人间。对于当代中国史学而言,通过回看、重拾本国的学术传统,也许才可能因自信力持,从容接受来自于西学的助益与挑战。
历史书写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说的温暖、震撼、战栗与沉重,它延展了时间的“意义”。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一颗孤独的星球,体验时间、世事,再将其付诸于笔力。幽微深沉的气象都是重要的。一百年的中国史学,这里面既有精义披纷的智慧,也有史家对于时代的参与,以著述表达性情、回应责任的庄严与深沉。当我沉浸在这本书的某些段落中,突然觉得自己属于这些遥远的时间,并将自己置身于那个壮阔而深沉的时代与人性之中。史家与史学,他们是时间深处的微弱影像,带给我遥远的百感交集。
(《史家与史学》,王家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