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Yanguo (张艳国) 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on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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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误区

张艳国

 

【作者简介】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西 南昌 33002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因素很多,既有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教条主义历史观支配史学研究的一种否定,也有为丰富史学研究而予以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的一种尝试;既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实际需要,也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偏差;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需要,也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构建了一种激荡共生、交流互动的学术生态和良性关系,其积极和主流的一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消极性,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及其语境误区。这些误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影响很大。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道路,廓清西方话语体系误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科学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积极成果,形成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风格,不仅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益,而且对于形成中国史学的当代形态、当代理论与方法、中国风格和标识、史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都大有裨益。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西方史学;西方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3) 12-0111-07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 2013年12期第111~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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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地展开,西方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解释历史的成果大量引入国内,起初是“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即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出现,继之有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灾荒史、生态史等,接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计量法、历史比较研究法等流行开来,中国历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外来的西方话语体系,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内容,深化了我们的学术认识,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功不可没。然而,凡事有利即有弊,有正就有反。对待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应作如是观。

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冲击—反应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提出,得到当时众多学者赞同和支持。该论经典表述体现在费正清和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在序言中,他们强调:“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1]

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持相同观点:“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相反,它曾经持续的变化,而且变化多端,但变化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约定俗成的范式内进行。这种无所不包的范式在中国地理范围内长久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的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过数世纪发展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的状态。”[2]简言之,中国已经形成惰性,积重难返,但还没有达到一成不变的地步。不过,这种变化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西方的冲击,不可能冲出这个范围。

冲击—反应论是“费正清时代”的灵魂,其影响盛极一时。费正清的众多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如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等等。这些著作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冲击—反应论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大量拥趸,在不同场合得到宣传、阐发。客观地说,冲击—反应论是美国一个世代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成果,被传播到中国后,对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主义历史观产生了强烈冲击,对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重建中国近代史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在冲击—反应论受到中国学者追捧的同时,其内在缺陷也暴露无疑。一是“冲击”的前提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潜在前提是西方,是西方对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的冲击,西方只是中国的参照系。问题在于,西方这个参照系是确定无疑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本身就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存在着诸多分歧。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近代西方本身时,这种虚假的一目了然的现象迅速消失。我们认识到19、20世纪的大师们殚精竭虑地探索近代西方事变的内在含义时,往往众说纷纭,相持不下……当然我们对西方所‘知道’的[比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对于我们,西方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迷惑难解的。”西方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作为衡量中国的参照系呢?二是“反应”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对象是中国。那么,这里的“反应”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中国普通的目不识丁的民众吗?是长期居于深山老林不知世事变迁的原住民吗?都不是。“中国回应”中的“中国”是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中国地域广阔,人数众多,民族、语言等方面差异很大,尽管他们都处于一个文化体系中,但对西方的认识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所谓“中国回应”,也只是指少数精英人物对西方某些方面的回应。如果简单地把少数人对西方的回应作为整体中国人来看待,显然有失偏颇,有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除了“冲击”的前提和“反应”的对象不确定外,冲击—反应论还存在诸多具体问题,如该论只适用于晚清时期某些问题,而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该论多涉及政治内容,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论述,等等。也正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冲击—反应论的经典作家费正清本人也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使其更切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在其遗著《中国新史》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最清楚中国历史,正如美国和欧洲最清楚西方世界的历史,这种事实会促使中国和中国以外世界的视角不一致。”[3]在该书中,他强调,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中国。中国历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不能把西方历史作为衡量中国历史的标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由此可知,冲击—反应论的浮夸之风已逐渐消退,历史定位趋于平实,渐渐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传统—近代论。该论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费正清、赖肖尔等人认为中国在19世纪以前的变化是“在传统范围内的变化”,即“[在每个东亚国家]里,思想与行动的主要传统形式一旦确立,就具有一种惰性,一种按照常规惯例持续下去的倾向。只要未和西方直接接触,它们就只发生过‘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未曾发生过根本变化’”。[4]美国当时几乎所有史学家都采用“传统”与“近代”来划分中国的历史。其中李文森对传统—近代论的阐述最为深刻,尤其体现在《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中。在该书中,他表示,中国的过去,从纪元前3世纪建立皇权——官僚国家开始直到19世纪,基本上是一派和谐景象,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默契吻合,文化上的各种选择,交织成一幅完整的图式,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个社会秩序如此稳定、和谐、平衡,它不仅无力凭借自身内部因素产生重要变化,而且还能抵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改革。外国的影响可能使其传统文化更加丰富,但在近代之前,这些影响绝不可能导致根本转变。根本转变只能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传统—近代论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只有通过外部力量的强烈冲击才能发生根本改变,只有近代西方才能造成这种冲击,冲击的结局是按照西方形象改变中国。这种理论依据最早来自于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所做的“哲学思辨”认为,只有当先进的欧洲介入中国历史发展时,中国历史的“终古如此的固定性”才能被打破,中国历史发展才能被纳入“世界历史”。[5]只不过,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在80年之后变成了一种大行其道的历史观点罢了。

传统—近代论还是当时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理论。根据美国学者的看法,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一整套学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中开始定型的。“当时冷战爆发,这种理论应运而生。它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或者如一套‘传统社会近代化’丛书的编者们所称,‘一些宁静地区如何会变得生气勃勃’。”[6]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近代论还是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尽管西方学者对此刻意回避,甚至矢口否认,但是,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

传统—近代论是从时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变化发展。其前提是:近代化是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近代化的实质是西方化;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西方既是中国近代化的参照系,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这一理论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西方学者中也有人对此不乏清醒认识。比如费正清的学生柯文就对此批评道:“这一取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西方观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取向如果不是明显地,也是隐含地侧重于从西方近代史角度就中国历史提出问题——例如,中国能否独立产生近代的科学传统和工业革命呢?如果不能,为什么?——而较少探讨中国历史自身提出的问题。隐藏在这种作法背后的假设是,西方近代史是规范(norm),从此又引起另一假设,即认为中国社会有些稀奇古怪,不太正常,必需加以特殊解释。”[7]换言之,这是基于西方中心观强加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解释或者演绎,它具有明显的西方歧视东方(中国)的意味。

当然,西方的发展模式未必不能作为中国发展的参考,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借以参考或引进的西方概念,还是不是西方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或本质含义?如清末引进代议制概念时,大多数引进者强调的是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那么,代议制在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中是否也同样是指由此富国强兵?关于西方的代议制研究,戴雪的《英宪精义》、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文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那个时代英、美、法三国对代议制的研究成就,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及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考察代议制从西方到中国的传播过程,不难发现,富国强兵的附加值是国人的独创,而不是代议制与生俱来的。西方学者的“代议制”与中国学者所说的“代议制”之不同,这就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变意”或“变异”现象的一个真切写照。二是西方学者所谓的西方概念,中国之前有没有?同样以代议制为例。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西方的,起源于英国,逐渐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但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指出,这个制度中国早已有之,只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后来逐渐废弃。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果章太炎的结论成立,那么,如何能说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所以,武断地认定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显然与事实不符。

冲击—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个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一个从时间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各自在不同方向产生影响。它们都忽略了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只有从中国人的角度、用中国人的视角、用中国人的话语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才能做到史论一致,得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本来面目的历史结论。上述两个观点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具体体现,是西方优越论的历史表述和话语,当然也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歧视东方(中国)的观点。

中国中心论。该论是在反思冲击一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柯文是该观点的代表人物。美国汉学家柯文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部在汉学界颇有影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的出版结束了“费正清时代”,向西方汉学界指出了一条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即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柯文在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论的内容包括:1.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是重要的;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结合起来。[8]

中国中心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根据柯文的说法,越南战争“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译者林同奇解释中国中心论的兴起根源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影响,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无论是作者或是译者,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即西方文明的信仰动摇后,美国学者开始反思、怀疑之前的传统——近代论,进而反向提出中国中心论。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中国历史,回归中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思维方式。然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并不是如此。从其产生来说,中国中心论是在对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等被质疑后,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仔细研读中国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思考与研究而产生的。这种方法论,实际上是“史从论出”,理论高于史料;而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强调的“论从史出”,即观点立足于史料。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

从认识论层面来看,中国中心论过于忽略西方因素,过分强调中国中心,大有取消西方侵略的意味。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固然是主要动力,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会不断激化,也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是不容否认的。中国中心论对中国中心地位的高度强调,实际上忽略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或者说淡化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色彩,而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中国。这种认识取向,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西方学者在“没有意识形态”的大事渲染下所兜售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当然,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并不限于上述三个观点,还包括传统—反传统论、①大分流论②等,内容从政治史,到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分析方法也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从理论体系上,大体上不超出上面几种基本思路,或是对上述理论的精细化阐述,或是对其的部分修正完善。

 二、西方话语体系深入中国史学的原因

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因素很多,既有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教条主义历史观支配史学研究的一种否定,也有为丰富史学研究而予以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的一种尝试:既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实际需要,也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偏差;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需要,也有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国策确立后,国门大开,西方史学研究成果大量涌入。此前,我国对西方学术深闭固拒,西方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无法进入中国。国际上有影响的史学研究成果,只要同我国主流观点不一致,一般被斥为异端邪说,不予接纳,甚至批判否定。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学术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比较选择进入我国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在中国同行眼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大量的西方学术成果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确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随之启动。任何改革都需要借鉴历史上的成果,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果,以此不断完善改革过程。我国当代改革也不例外。为了能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我国也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研究成果,把西方经验转化成中国智慧,使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世界性。在这种大背景下,对西方的了解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和文化自觉的实践。这种时代要求和内在需要,是西方史学话语体系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在世界视野下促进中国史学研究大发展的必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史学研究在当代得到全面勃兴。史学工作者为了促进学术发展,大量引进、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我国的史学研究内容。史学发展如同整个学术发展一样,需要进行世界性的交流,在世界视野下谋发展、促进步,并运用世界水平和高度来衡量中国史学。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盲目引进或跟风的苗头,有的甚至在还没有消化的情况下,就进行积极介绍,可以说,当时西方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追随者。这种不经甄别或肤浅甄别的大规模引进,使得西方学术在中国一时炙手可热,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有的学者惊呼,在西方史学话语进入中国史学界的同时,其强劲之势以及很多年轻学人对西方史学观的追捧,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危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是崇洋观念作祟的结果。西方话语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盛行,也与部分学者崇洋观念有关。国门大开后,西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入了人们视野。有些学术理论与方法与我国传统史学或当代史学因研究方法不同或因结论不同而显得新颖独特。有学者因心理准备不足,或因品鉴能力不够,或因其他一些个性化原因,不满意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对中国传统史学不屑一顾,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当成绝对真理,走到了崇洋自轻的反面。总之,由于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面前,部分学者“表现失常,学术失范”,他们对西方学术情有独钟,盲目接受,丢失了文化自觉的底线,跟着西方走,甚至以此为时髦,助长了中国史学中西方话语与西方语境的滥觞,冲击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甚至危害了中国史学的自我安全。

三、中国近代史学视域下的西方话语体系误区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构建了一种激荡共生、交流互动的学术生态和良性关系,其积极和主流的一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消极性,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及其语境误区。这些误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影响很大。

一是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的误区。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西方人,据此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话语体系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表现。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颇有道理。然而,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话语体系等量齐观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偏差。诚然,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如同毛泽东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所指出的,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可以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并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各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是具有中国元素和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贯注了更多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同中国历史以及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史学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只是西方学者对历史的一种个案性思考和具体的学术研究,这种思考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无论是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从某个具体问题出发,围绕具体问题展开,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见解,而缺乏整体性思考,因而虽然史学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看起来新颖,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合理性,并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具有真理性成分,但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上,他们都有一个局限的共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立足于西方立场,脱离中国实际。也正由于附着在这些话语体系下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展开比较具体,而没有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与客观规律、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因此这些话语体系的学术适用性就相当窄,如果把它们当成一种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具有明确实用性的范式,不仅其话语体系的内在缺陷会暴露无疑,而且会将中国史学研究导入死胡同。从另一个方面讲,追随西方史学的必然结果,就是淡化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民族特点。众所周知,西方话语体系的背后是西方文化思维与语言表达,其特点和方式是西方的,与中国要素与风格具有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具有中国特性、中国智慧、中国风格,对世界史学研究是一种贡献,对人类文明是一种贡献。对此,我们要有一种珍视和敬畏的态度。

二是造成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优劣比较的误区。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者一旦谈及研究方法,言必提西方,且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提到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张口结舌,不知所云,甚或鄙夷不屑,斥之为糟粕。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在研究历史时,有些方法较为严谨,较为科学,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稳健,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只要对历史研究有促进作用的科学方法,当然值得借鉴,从中吸取精华,以丰富史学研究方法,这是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但任何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和适用时段,受一定时空观的限制。任何突破时空观的史学研究方法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现代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也都受到时空观的制约,其话语体系与语境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如果把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大,就会把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带来,从而使真理走向谬误。那种只看到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优点而无视其不足、夸大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万能而贬低中国固有学术方法(“祖宗家法”)的倾向和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国史学研究源远流长,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优秀的学术传承,史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世世代代学者的检验、实践和提炼,也相对成熟,被誉为中国传统特色的史学及其史学方法。如“史德论”、“史才论”、“史学论”、“史识论”、二重证据法、以诗证史法等。这些方法是对史学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在实践检验中传承发展,逐渐成型,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也许没有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那样看起来具有哲学思辨和宏篇大论的华丽外表,但简明扼要,内容充实,行之有效,可谓简单中孕育深刻,扼要中蕴含隽永。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究其实质,都是史学研究方法,都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史学发展和进步。在文化互动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由此看来,任何夸大西方话语体系、贬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倾向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学术有特色之分,地域之别,没有天生的排他性和唯一性。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经过千年传承,自然有其可取之处。那种认为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优于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观点,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实质上是在抹灭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成就,并不利于学术活动的展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争长论短,看到西方史学之长,就贬中国史学之短:那种把西方史学凌驾于中国史学之上的做法,更是错误的和短视的。学术的发展,应该是包容式发展,互动式发展。以自己所追捧的一家之言或者是一家之法轻视、贬低或排斥其他学术方法,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现代西方史学研究方法时,应该互相兼顾,不可偏废。

三是造成了对当代史学发展认识的误区。构建当代中国史学体系和话语系统,究竟是应该沿着“中国传统”走下去,还是要“跟进西方”?这在中国史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具体地说,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存在,在中国史学中存在,在中国世界史学科中存在,在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中也存在。走中国的路,就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样式和世界水平的中国史学。走西方的路,就是抛弃中国传统,照搬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追求西方史学意识与风格,与西方史学“接轨”和“同化”。

最近20年来,西方话语体系在史学研究中极为盛行,无论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抑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西方话语体系都大行其道。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已经边缘到了不能再边缘的地步。更有甚者,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以中国的话语体系出现时,几乎无人问津,一旦改头换面,穿上了西方话语的外衣,立刻身价倍增,洛阳纸贵。重视西方话语体系当然未尝不可,学术本来就需要交流。但处事的原则是:凡事有度;一旦超过了度,那就过犹不及了。有人对西方学术的高度重视,甚至迷信,进而排斥中国学术,到了只知西方学术而不知中国学术的地步,那就不正常了,是非常不良的倾向。这种认识和态度,显然无法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推动中国学术健康而正常的发展。

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道路,廓清西方话语体系误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科学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积极成果,形成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风格,不仅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益,而且对于形成中国史学的当代形态、当代理论与方法、中国风格和标识、史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都大有裨益。

注释:

①代表作是[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代表作是[美]彭慕兰:《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参考文献】

[1]Fairbank and D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1.

[2]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Fourth Edition Enlarg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9.

[3][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页。

[4][6][8]转引自[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1、55、201页。

[5]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