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iu Lina (刘俐娜) on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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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

刘俐娜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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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几年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疏离政治史、革命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拓宽视野,在对史学本身诸多具体史事研究中取得新成果,同时出现了以现代化、科学化思潮研究为线索解读史学发展过程,并深层嵌入微观历史,尝试进行以新思路重新解读史学史的新叙事探索。同时也出现关注研究范式和理论探讨“重返宏大叙事”的呼唤。认同多元境界,以不同的叙事探索与具体微观研究并行,有利于推进史学史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学史 宏大叙事 新叙事 新境界

新世纪以来,历史学传统研究方式面临解构宏大叙事的严峻挑战。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史学史研究也深受影响。浏览该领域近十余年来的成果,可以发现探讨重大问题的研究寥若晨星,涉及具体问题的探索十分活跃;学者视野开阔、挖掘深入、思考细致、联想丰富,并有某种探索新研究范式的渴望。本文简要分析这一趋势,对其面临的问题作些思考。

 

一、疏离政治史革命史为中心的叙事

历史学中所谓宏大叙事大抵指研究者遵循某种理论预设,以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时期或阶段,从该时期或阶段中寻出一些重大事件或一连串性质相同相近的事件,根据这些事件的性质特征断识它们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趋势,从中抽绎出一条线索为纲,将若干乃至所有事件人为联系起来,在这条线索联系及其发展的趋势中解释这些事件的意义、评价人物作为,并概括出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规律,形成某种理论认知体系。以此方式讲述历史,即称为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从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建构中国近代史体系,到1980年代完善以“反帝反封建”政治革命为主线考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其实践发展持续到新世纪。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其泰主编《中国近代史学(1840-1919)》,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的第6卷,承续了老一代学者的思路;200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其主旨、内容与初版相较无大调整。这两部著作体现了原有范式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成为后人依旧有思路难以企及之作。然而随解放思想、活跃学术,史学界经历方法论讨论到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研究兴起,特别是借鉴跨学科视野,并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质疑和挑战宏大叙事的声音雀起。中国近代史学史领域对此较少回应和讨论,但疏离政治史革命史中心的研究趋势却明显可见。大抵自1990年代考察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起,专题性研究逐渐取代整体性研究,个人独立撰写论著逐渐取代众手成书集体编纂,数量众多涉猎广泛的专题论文可谓百花齐放,[1]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进入开放多元的阶段。

 

同一时期活跃的社会史研究为一批中生新生代学者重新理解历史和重新认识理解历史的方式提供了借鉴。

 

首先是诱发了一些新的有关史学史主线的思考,如有人认为近代史学史应当是中国史学现代化或科学化的过程;[2]有人倾向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如将次第发生的一波史学思潮作为史学史主线[3]等。这几种思路仍带宏大叙事特征,然其关注史学自身的逻辑发展,对史学史轮廓内容的认识更近实际,发掘诸多史学史事细节,评价史事臧否人物相对客观,为弥补原有叙事方式因取向关系难免出现的一些重要遗漏开拓了空间。其开放多元的特点,引发了更多学者的兴致。

 

其次,个人独立研究的专题性论著以题目小、内容具体为特点,避开纯理论讨论,回避评判宏大主题,潜心于实在的史学史事及其与文化学术的内在关联,如从学术史角度探讨近代史学与传统文化、经学、经世致用学风的关系,等等。又有从社会文化变迁如科举制度废除、新教育兴起、新式学堂建立、历史教科书编撰、留学生群体作为,以及传媒报刊、研究机构和学术机制的形成等探讨影响史学变迁的因素……此类专题式研究随时间推移和视野拓展、意识更新,不断引出新题目,触及与近代史学发展相关联的众多层面,发掘以往被主流研究忽略的内容,改变或扩充了政治史革命史中心叙事对史学史的理解,使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画卷。这类不囿于主线性探索,以关注史学事实为重点强调客观叙述的研究,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范式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冲击。

 

通常宏大叙事关心对历史发展的线索做出整体性判断和回答,但往往忽略难以整合到主线之内却在历史发展中同样有意义的“小事”,也有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的局限。嵌入深层联系的微观研究则关注到具体的史学学术及其内在更为复杂细致的社会文化关联,因此在新的探索中自然逐渐形成了带有某种特征的新叙事风格。这种新叙事风格或称范式貌似不关心建构宏大叙事的逻辑,而在意“小事”及细节。较为成功的新叙事关注一些初看无关宏旨却在史学史发展中有核心意义和长远影响的“小事”。将众多这类小事深层的有时是潜在的联系考察积累起来,就带出一种新的境界。葛兆光[4]、罗志田[5]、桑兵[6]等人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们选择题目,搜集剪裁资料,切入讨论,展开思索,建构逻辑,以至行文语言,明显体现出新叙事特征。

 

新叙事以研究“小事”为特点,但不以说清“小事”为最终目的,希望借助对“小事”自身及其前后左右多方联系及深层历史关联的细致搜索,寻找遗漏在“大事”之外的历史的另面。从事这类探索的学者多留意宏大叙事之外的史学事件,意图观照史学发展的多个层面,从新的角度揭示历史复杂多样的本真面目。相对于人们习惯的宏大叙事思维,新叙事对“小事”的关注起初可能会带来不知所云的困惑,但其发现的“大事”之外的历史却让人耳目一新。新叙事往往不从属某一特定宏大主题,也不受其囿限,所挖掘的“大事”之外的历史与“宏大叙事”所揭示的主题也因不在同一层面而显著不同。所以新叙事不仅仅是变换表述方法,而是提供了深入细致考察史学事件的新视角,尽量触及以往忽略的历史层面,使人们更接近历史现场,更真切感受到历史的真实。这或许是对“宏大叙事”最具实质性也是致关重要的冲击了。

 

疏离宏大叙事之后是否可以进入一个新叙事时代,还不能确定。从目前状况看,新的叙事是否成为完整的研究范式,是否得到普遍认同,也尚待检验。事实上,从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学者还较少有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近年整个史学界研究的旨趣及成果的“碎片化”现象,在史学史领域同样成为问题。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理解及述说历史?要不要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要不要寻找历史发展的主线?要不要或如何建构历史的认知和叙述体系?要不要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有待史学界及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同行思考。

 

二、“碎片化”与“重回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式微,许多以往研究未予关注的具体史事、非主流人物等“小事”受到关注,选题偏小、指向具体、关注点分散,是近十余年来史学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学者视此为研究“碎片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历史研究不应“切断了与大背景和大方向的联系”,应当纠正“放弃历史理论探究”的偏向,“必须重回宏大背景中去,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以前吃宏大叙事的亏是很大的,教条式的宏大叙事更为可怖。现在关注对一些具体个别事件的研究,既是对前一种偏向的反拨,也是宏大叙事的基础性的建设。”[7]后一种意见,肯定“碎片化”,也不反对宏大叙事。

 

中国近代史学史领域近十余年来个别问题的具体研究同样远多于整体性研究,虽然比起中国近代史领域受社会史文化史热影响出现的选题明显边缘化草根化现象,或许谈不上十分严重的碎片化,但无意展现全貌、探索规律,不关心理论研究,选题旨趣多向、思路多元、关注点分散,难以形成一些讨论的热点等问题同样存在。考虑到这一领域的研究真正起步不过30余年,专业队伍不够壮大、研究力量有限,学术积累的不足显而易见,而以往侧重政治史革命史取向和偏重主线认识造成的狭隘,使一些非主流史学流派和史家无法进入研究视阈,如对陈黻宸、朱希祖、陆懋德、刘咸炘等各有建树的重要史家的研究,对历史教学的兴起与史学发展的关系、现代学术研究机制的建立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等研究,都属填补空白。另有许多史学事件和人物如晚清新史学、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史学成就及思想等,则须放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下重新解读。这类目标分散、选题互不相关的研究实为必要。而且仔细考察会发现这些分散的“碎片式”研究中不少成果虽表面与所谓“大背景”、“大方向”无涉,却与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史学不无关系,并非简单的找补性工作,而是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学史不可缺少的内容,是改进或重构整体性研究所必需的基础。

 

这似乎回到宏观与微观问题的老生常谈。宏观研究既指宏大叙事的整体架构和内容铺设,也指理论预设。就前者而言,微观的具体研究是宏大叙事的补充和基础性工作。没有全面完整细致的微观研究,就没有宏大架构的形成,而宏观架构的预设,也为微观叙事确定历史方位。二者相辅相成。从理性把握历史的角度看,个别史学史事叙事不应脱离各层面的历史联系,也即不应脱离历史发展整体,因此应当是整体研究的一部分。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学者对研究对象有整体认识和把握,否则,不仅使所研究之物孤立而互无关联,而且根本就无法深入准确地认识它,对它做出历史的说明。从后者而言,“重回宏大叙事”口号的提出,不仅针对“碎片化”的研究倾向,更直接针对目前史学史研究领域理论研究,特别是历史本体论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近十余年来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一直相对沉寂,中国近代史学史亦是如此。1980年代老一代学者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贯穿史学发展,得出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一脉相承的“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五四”以后“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和主流”,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色和主流”[8]的认识,成为其后20余年宏大叙事的主题。而近十余年众多的论著鲜少涉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与整个史学领域同样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史学研究实践的现象;研究新思路的探索很有成效,但缺乏总结和理论提升。应该说,十余年来运用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探索取得的众多成果,为理论研究的推进创造了条件。研究者应当发扬老一代学者的理论探索精神,提高理论素养,关注学科建设的理论及史学认识论、本体论研究。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发展的需要。

 

然而,理论讨论的沉寂并不意味探索的停滞,疏离宏大叙事在刺激微观研究活跃的同时,隐含了重新寻觅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复杂轨迹的努力,而这首先是通过具体的史学事件和具体史学问题的研究体现出来。疏离政治史与革命史中心意味研究的关注点转变,史学本身的内容及其相关人事联系学术发展乃至史学发展与政治变革、文化冲突、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逐渐成为学者考虑史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前面提到借助现代化理论探讨中国近代史学的现代化、科学化进程,此外还有借助社会史、文化史带来的民族主义、“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探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某种倾向性特点[9]等,都带范式探索特征,只是很少有人提及“规律”。这些探索体现了多样性的解读途径,未能像以往政治史革命史为中心的宏大主题那样得到一致公认。这一点倒与近年来学界认同研究思路多元化的共识相一致。

 

以现代化、科学化为线索重叙中国近代史学史,以致更多层面重新探索近代史学发展丰富多彩多重关联的新叙事研究,是试图在政治史革命史中心之外寻找历史发展轨迹和多层面事实的工作,无论说它们带有宏大叙事特征,还是认为其表现出疏离宏大叙事倾向,都不必看作对科学认知历史的偏离。由于历史本身的宏大复杂多层面多矛盾,运用多种叙事多层面多角度认识它,是有益的。而具体的微观研究既是重构新的系统理解历史方式的基础,其对历史某个侧面细节的真实揭示,更为现实改善史学研究和教育、增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多样性、提高学者从业道德和人格风范提供直接的便利的借鉴。所以,重回宏大叙事的呼吁,对于提醒学者全面系统地理解和解读历史是必要的,却不必回到原来的宏大叙事起点;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评更应针对那些只以探幽索隐追求新奇为唯一目的的偏向,同时当承认微观具体研究的基础性及其社会功能性。如此,中国近代史研究才能保持开放多元的研究空间。

 

三、研究范式与新境界

新叙事探索与重回宏大叙事的呼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学者对研究范式的关注。在2012年《学术月刊》、《史学月刊》、《天津社会科学》等相继组织的有关讨论中,学者普遍认为史学史研究需要对范式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回应。有人指出要“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于传承中有所发展和创新”,应重视“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10]。有人主张转换研究视角,“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史”。[11]瞿林东和胡逢祥主张通过拓展研究范围转换史学史研究的范式。前者提出要在“对于某一史家的某种史书的思想、体裁体例、价值与局限等问题的研究”模式的运用过程中探索新的研究路向。[12]后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研究视野的拓宽使196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史学思想、史料学和编纂学为基本内容,而以前者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已日显局促;“近十多年来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视角、新专题和新方法,更使这种旧范式与新实践之间的差距拉大”[13]。

 

与思想史、学术史领域的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集中于反省和检讨理念预设和研究思路不同,从事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似乎更倾向扩张研究内容,缺乏对30余年旧研究范式下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反省思考。事实上,以政治史革命史为框架的研究还是值得好好总结和反思的。它是老一代史家第一次以科学的眼光在一套严整的理论指导下,全面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历史进而梳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形成的逻辑清晰、叙事条理,从某个侧面展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政治史革命史为中心的近代史叙事体系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实际,相对于他类解释,具有科学地把握历史本质和规律的意义,有助于确立统一的清晰的历史发展观念,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满清王朝而为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走向;肯定革命价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合法性,对于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学术上则为中国近代通史和专门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为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带来研究的繁荣。创新范式,应当重视承继学术遗产和传统,对吴泽、白寿彝等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需要好好消化吸收。但如所周知,人的认识应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对历史的认识也当如此。改革开放进入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稳定成为社会进步的秩序保障,改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文化繁荣发展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推动经济政治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这种社会物质变动带来社会意识变动的现实提供了促进学术思想发展进步的新条件。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中心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叙事,显然不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提高历史认识的需要。以现代化或经济与社会变迁,以至他种方式解读历史发展趋势或走向的叙事,便顺应时代发展的机运而生。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史学史,因研究对象偏重于文化学术自身,强调其自身的现代转型或科学化轨迹的探讨,显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

 

从研究角度和思路来看,政治革命的视野虽然涵摄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可以视作认识历史和史学的一个途径,但若仅由这一途径深入,也不免局限:反映历史或不完整,以新时代的价值观取向重新评价史事人物也受到限制;诸如革命与否、进步与落后、新与旧等标准的设定,影响人们对史学学术价值史家活动及思想的理解和认知,造成研究眼光狭隘,难以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全面客观的认识。相比之下,现代化、科学化、学科自身发展轨迹的研究视角则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其不足。而前述新叙事的探索,更在跨学科视野中更多层面地考察历史的复杂关联,体现出全方位看史学发展的新眼光,使史学史研究内容的界定不再限于某个定式,而成为开放的体系,从而不断有新东西被扩充进来。

 

葛兆光检讨思想史、学术史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研究理路时写道:“依照某种政治史理路描述19世纪思想变化”,注重“新取向”,很少关心“旧学问”,“这种新、旧切开的历史叙述,以至于从乾嘉到道咸以后,无论是学术还是思想史,似乎总有些接不上榫连不上线”[14]。忽略新旧之间的转换,以及“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这一客观历史的存在,对历史的理解就以简单化代替了复杂性。这种反思很有启发。对于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思路更新、眼界开阔,对史学发展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层面性益发深刻的认识,同样要求突破以单一直线式简单因果联系解读近代史学史的局限性,激励人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从事探索的热情,接受解读史学史的多元性,改进完善以至更新研究范式、叙事方式,充分发挥每位研究者的聪明才智,从众多不同角度展示近代史学丰富多彩的景观。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实的学问,而“真实”的历史是多层面多矛盾复杂交织的,需要学者从多层面多角度多侧面去探索。宏大叙事有助于高屋建瓴地抓住主要内容、主要线索、主要矛盾、主要发展走向,理性认知、理解、把握历史,但可能出现价值取向认识角度侧面的局限,因此,不妨允许多种宏大叙事的尝试。同时,具体历史细节的研究同样提供历史的真实,并有利于后人直观了解史事和人物活动及人格风范,借鉴传承科学制度方法和人文精神,并且有利于以一些具体直观细节的历史叙述培养读史兴趣。因此,应当继续争取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多元化的研究,在求真的原则下,继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借助其他外来理论观念,挖掘本土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资源,有意识地丰富对于史学的认识和理解,尝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面真实地展现复杂的史学发展过程。为了求真的目标,学界和学者去除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心态,换之开放、包容的心态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年,王国维就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15]的学术理念。正是这种理念成就了这位学术大师的地位。今日史学领域,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学术境界。


[1] 研究成果可参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1-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3年。

[2] 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 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葛兆光:《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等论著。

[6]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11期。

[7] 王学典、邬国义的观点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前沿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8] 白寿彝:《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

[9] 参见陈其泰《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河北学刊》第26卷第4期,2006年7月)、《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与近代历史文化认同的发展》(《山西师大学报》2007第1期)、《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人文杂志》2006年第3期)等文。

[10] 瞿林东:《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1] 钱茂伟:《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12] 瞿林东:《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3] 胡逢祥:《关于改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之我见》,《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14] 葛兆光:《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5]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