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ort by Zhang Deming (张德明) on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done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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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张德明

团结报,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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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政治史研究

2014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因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2014年大陆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进行简要回顾介绍。

关于甲午战争研究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学界除了在威海、上海、大连等地举办学术研讨会外,也出版了多部相关论著。如张海鹏等主编的《甲午战争的百年回顾》、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马勇等著的《甲午战争十二讲》与《甲午战争简史》、吉辰的《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等书,都是有关甲午战争的全面或专题性研究著作,辽宁省档案馆则整理了《中日甲午战争档案汇编》;在论文方面,张海鹏的《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思考》、周溯源的《甲午战争中西方人士目睹的日军暴行》、关捷的《甲午清军陆战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邵雍的《甲午战争时期的上海反应》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

关于太平天国研究 今年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50周年,在上海也举行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同时,也有朱从兵的《太平天国癸甲政局述论》、陈力等的《太平天国屠满问题研究》、刘浦江的《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等代表文章发表。

关于晚清政治史研究 在专著方面有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利用“张之洞档案”对戊戌变法进行考察,打破了传统的康梁叙述模式,揭示了许多新的史实。赵云田的《清末新政研究》、史新恒的《清末提法使研究》、潘崇的《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肜新春的《晚清中国道路》及社科院近代史所编《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也是有关晚清政治史的最新专著。李细珠的《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崔志海的《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杨天宏的《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冯筱才的《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郭卫东的《转折之地:曾国藩在祁门》、戴海斌的《试析1900年“东南互保”中的几个问题》、张华腾的《袁世凯与清末新政》、王忠良的《翁同龢与光绪朝的立嗣风波》及李在全的《亲历清末官制改革》等文章,则专门探讨了晚清政坛人物与重大事件。另第六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主题则围绕“清末新政·边疆新政与清末民族关系”展开。此外,在晚清档案史料方面,有关张之洞档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丛刊》、《醇亲王载沣日记》、《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也于本年出版。

关于北洋政府时期的研究 南开大学专门举办了“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学界对北洋政府的评价日趋客观,代表性论文则有汪朝光《民初西式民主政治夭折的缘由》、桑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罗志田《民国初年尝试共和的反思》、王先明等《“北洋”正义》、陈红民《从“转向革命”到“被革命”——对黔系军阀参与北伐的历史考察》、尚小明《攻击与回应:民初袁世凯三传面世之幕后故事》、岳谦厚《再论“五四”到“五卅”期间的学生运动》、沈成飞《广州官产投变事件中的革命政府与地方社会》及唐仕春的《北洋时期基层社会的缠讼》等文章,推进了对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的研究。

蒋介石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热点 本年,杨天石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及杨雨青的《访史秘录:蒋介石海外档》先后出版。金以林的《蒋介石与政学系》、张皓的《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对南口会战的部署及战略意图》及赵晓红的《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的战和抉择与各方因应》等论文,也是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最新成果。此外,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还举办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 有罗敏的《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柳轶的《1919-1949年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研究》、郑小波等《机遇与挑战:1937-1945政党政治运动研究》及于秋兰的《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研究》等代表作。另有诸多论文从多方面深化了此时期的研究,如肖自力的《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生存》、宗成康的《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农民的政治争夺》、张燚明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方光华等《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的西北建设战略》、李翔的《最后的挽歌——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黄俊凌的《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及周斌的《国共政争与国民党上海护工队的兴亡》等论文。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 这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有张宪文编《南京大屠杀史》、朱姝璇等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李荣宝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荣誉军人研究》、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庄严《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等代表作。另有王建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彪炳史册》、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臧运祜《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战争罪》、温锐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王喆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游击战运用演变》及魏宏运《沈从文:1937年北平沦陷的一天》等文章。此外,“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研讨会与“重庆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分别在西安、重庆举行。

关于中共革命史研究方面 受“新革命史”范式影响,再度焕发生机。在研究著作方面,有郭德宏主编的《王明年谱》、李海文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王明前《红旗卷起农奴戟——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研究》、王旭宽编著《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研究》、郑立柱《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精神生活研究》、黄修荣等《国共关系纪实》等著作出版。相关的研究文章,也涉及到中共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根据地社会等问题,如金冲及的《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 》及《论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变动及原因》、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于化民《论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作战的战略指导》、石仲泉《新泉整训与红军早期的党和军队建设》、黄正林等《民团、农民武装与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及影响》、何友良《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杨俊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谢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董佳《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的地权转移与乡村土地关系》、李军全《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及唐国东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瓦解日军工作》等文章。另“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也在京举行。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 学界更加重视对中外文档案资料的利用,主要著作有章伯锋《近代中国与日本》、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孙立新《近代中德关系史论》及栾景河等主编的《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与《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等书。晚清对外关系研究中,代表性文章有郭卫东《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外交体制的变迁》、李文杰《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侯中军《庚子赔款筹议方式比较研究》、张志勇《赫德与英德续借款》、王志强《李鸿章对越南问题的认识与策略研究》、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及王天根《面子与法理:中英开平矿权纠纷及赴英诉讼》等。有关民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代表作有:李育民《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及《论八一三事变前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李亮等《中美关约交涉与日本外交应对》、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左双文《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皇甫秋实《国民政府接洽美援体制的转变》等文章。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在上海、北京分别举行了国际研讨会,很多文章涉及到一战与中国关系。此外,“战争与外交:第五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北京举行。

本年还有多套民国资料出版,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中央通讯社参考消息汇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民国审计院(部)公报》、《民国人口户籍史料续编》、《民国时期监察史料汇编》、《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等,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 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

当前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运用多学科知识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趋势。本年有关经济史的代表专著,有史若民:《票商与近代中国》、王敏《从土货到国货:近代消费行为政治化与民族主义思潮》、刘增合《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吴敏超《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李爱《白银危机与币制改革》、宋佩玉《近代上海外汇市场研究》及孙宝根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研究》等。

在经济史方面 这方面注重对政府经济政策、经济团体及外国在华经济及区域经济的关注,有关晚清经济文章有:戴鞍钢《上海开埠与江南城镇格局演变》、戴一峰《晚清海关与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熊月之《略论同光之际铁路问题的复杂性》、朱荫贵《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李光伟《晚清赋税征缴征信系统的建设》、韩祥《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刘增合的《咸丰朝中后期联省合筹军饷研究》及《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清廷的军费筹济》等文章。

民国经济史研究方面 主要文章则有朱英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会法的修订及其影响》、彭南生《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上海商总联会分裂原因初探》、柯伟明《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郭岩伟《论民国时期本土企业与外商在华企业的红利》、吴景平《淞沪会战中的上海金融业》及徐畅《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述评》等。上海、潮州还分别召开了“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学术研讨会与“跨国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与世界”研讨会。

近代社会史研究方面 涉及主题比较广泛,代表性著作有蔡少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路云亭《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年 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李琼《民国时期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研究》、曾越《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陈雁《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李淑娟《日本殖民统治与东北农民生活》、樊学庆《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谭玉秀《民国时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尹倩《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及倪延年编《民国新闻史研究》,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徐秀丽主编《中国近代民间组织与国家》及梁景和主编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也都于本年出版。另第十五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在南昌举行,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在北京召开。

社会史研究论文的代表性文章 主要有章开沅《宗族史与家族史研究:社会生活的绵延画卷》、刘志琴《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梁景和《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李长莉《晚清“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演变》、杨念群《“士绅”的溃灭》、朱汉国《民国时期华北乡村教育的转型与困境》、朱英等《政治影响与利益纠葛:民国时期新闻记者的资格界定》、汪朝光《民国初期的电影检查》、小田《论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陶飞亚等《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池子华等《近代打工妹与“市民化”的深远影响》、侯杰等《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史料发掘及其应用》、秦方《新词汇、新世界: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及杜丽红的《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等文章,拓宽了社会史研究领域。

 

三 近代思想史研究

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出版了近代30余位思想家的经典著述。另有《章太炎全集》、《梁漱溟日记》、《宋教仁日记》、《钱玄同日记》、《陈克文日记》、《严复年谱》、《张东荪年谱》及《卢作孚年谱长编》等著名人物的资料在本年出版。

近代思想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罗志田的《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与中西》、章清的《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桑兵的《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马克锋《中国近代文化思与辨》、史全生《近代中国转型与社会思潮》、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王艳勤《“士”的幻梦: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权想象》、彭春凌《儒教转型与文化新命》、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等书,关注了近代思想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命运与思想变化。

近代思想史方面的代表文章 主要有有耿云志《胡适文化观的再解读》及《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趋向及其主要议题》、马勇《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左玉河《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雷颐《“戊戌—辛亥思潮”与激烈反传统的完成》、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主流报刊上的马克思学说之运用》、许纪霖《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王东杰《“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王宏斌《“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欧阳哲生:《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李金铮《“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等文章,涉及到了近代思想史中的人物、学派及思潮等问题。近代民族复兴问题今年尤为学界关注,《近代史研究》及《光明日报》都曾组织学者刊发了“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笔谈,郑大华另有《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等文章发表。在西安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也是探讨此问题。

部分海外学者的名作也被翻译出版或再版 主要有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史景迁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蒲乐安的《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裴士锋的《天国之秋》、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及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等著作,雷颐、杜继东还发表了文章《6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此外,在史学理论方面,左玉河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的文章,并在河南组织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与理论前沿”学术研讨会。

当然目前大陆地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仍然有重史料轻理论,重实证轻分析的倾向,部分区域个案史研究趋于“碎片化”,以后还仍须加强实证研究及理论创新,汲取西方学界近代史研究精华,提升我国近代史研究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