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article by historian Duan Lian (段炼) on new development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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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段炼

 

2015年02月06日

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作者:段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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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现代性;观念史;社会转型;新文化史;报刊史

【作者简介】段炼,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一、“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

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做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其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这样的多元现代性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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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参看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理德尔(Jens Riedel)、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化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对于“多元现代性”议题的理论内涵及其历史实践的思考,参见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张治江、安树彬:《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

③许纪霖、陈达凯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引发的反思。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②。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③。可以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④,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义。

随着晚清以来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与西学新知的普及,科学“公理”开始形成对儒家“天理世界观”的强劲挑战。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王中江的《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高瑞泉的《进步与乐观主义》、姜义华的《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许纪霖的《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论文⑤,展示了“进化”的观念以及“科学”的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传播与接纳,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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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9页。

③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④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12月;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1~314页;沙培德:《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刘擎编:《权威的理由: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性观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63页;杨芳燕:《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317页。

⑤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王中江:《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新哲学》2008年第4辑;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史林》2007年第1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兴起,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群己”关系的一次重要变革。许纪霖的《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周昌龙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等论文①,剖析了近代中国“个人”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从“群己关系”来看待“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近代中国的个人又呈现出何种独特的样貌。

“自由”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引发近代中国数代知识分子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章清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杨贞德的《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黄克武的《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童世骏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等论文②,集中讨论在新旧转换的近代中国,作为现代观念的“自由”与“民主”,立足点是“国家”还是“个人”,实践方式是“调适”还是“转化”,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言说与实践。而这些言说与实践的选择,又给中国人追求自由与民主,带来极为复杂的后果。

金观涛、刘青峰的《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王汎森的《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陈弱水的《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黄克武的《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崩解之时,借助对“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等观念的思考与实践,尝试重建社会重心的思想努力。

围绕意识形态与“革命”的观念,陈建华的《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王远义的《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刘季伦的《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等论文④,阐述了在一个日趋激进的时代里,暴力革命不仅是知识分子心目中建构政治秩序的最终方式,也是重塑意识形态和心灵秩序的最终选项。简言之,正是基于对“多元现代性”理念的接纳、完善与扩充,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于一系列观念史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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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号;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②章清:《“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个人》,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9年版;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3~382页;童世骏:《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杨国荣主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文向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金观涛、刘青峰:《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6月;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17页;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黄克武、张哲嘉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59~112页。

④陈建华:《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王远义:《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五四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版;刘季伦:《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4年第5期;刘季伦:《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刘擎、关小春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98页。

近2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也在方法论上影响到中国近代观念史研究。特别是在一个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里,如何将日渐成熟的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检索技术,应用到处理层出不穷的史料电子文本之上,成为部分观念史研究者关切的焦点。部分研究者相信,如果能对某一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关键词,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就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词语所代表的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及其团队所建立起的1830年至1930年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共计一亿两千万字。他们利用这一数据库,发表了数篇以“共和”、“民主”、“权利”、“个人”、“社会”、“经济”、“科学”等关键词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探讨这些重要的现代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以及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在其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①与《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②一文中的介绍,自19世纪末观念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和语言学、语义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在中国思想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新器物、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的传入,往往可以用中文定名和翻译某个外来新名词来追踪。新观念的形成也十分典型地呈现为新名词的出现和传播。数据库方法不仅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基础,而且下一步的分析梳理,还可以对以往某些公认的观点做出修正和质疑。

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词研究,也与这一时期对于涉及社会变迁与思想形塑的“新名词”研究彼此激荡。黄兴涛在《“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③一文中,就对加强新名词背后的话语分析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据研究者对近年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刊登的相关论文考察,不少和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思想史论述已不断涌现。如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谢放的《“绅商”词义考析》、马敏的《“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鲁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罗志田的《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黄兴涛的《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等文④,或通过考察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名词,如“解剖学”、“文明”、“文化”等,“或通过对中国已有词汇的变化,以展现近代国人思想、观念、认知的变迁,同时使人能从中体察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之进程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过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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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②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③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④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转引自王毅:《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二、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

在变化万端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密切的交流与互动,是思想史研究的深度所在。2008年,由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①,通过描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试图揭示社会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9卷本丛书包括耿云志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郑大华、彭平一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邹小站的《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郑匡民的《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王中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宋惠昌的《人的解放与人的发现: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变》、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张剑的《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分别围绕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展开各自的论述。

在耿云志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作者特别指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有了开放的文化心态,才可能对文化的世界化有健全的认识:这就是把中国文化如实地看成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世界文化中汲取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同时又把我们的文化之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化之进步。这种开放的世界化观念真正开始于近代中国,最盛于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是消化吸收新文化运动观点的阶段,也有继续发展的成分。

“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各人的创造精神。”个人解放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之一,真正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主义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即胡适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的个性得到伸张,同时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新文化运动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点重要的贡献。第一,提出了对个性主义的清晰的界定: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个人承担责任。第二,明确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群体自由的正确关系。第三,把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的落实直接联系起来①。近些年来,在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变化的历史追踪中,研究者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中“权势转移”(罗志田语)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大体而言,围绕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三个面相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

第一,经典衰落导致知识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以工农士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因“西潮”冲击而发生的社会危机。罗志田在《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文中,梳理并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经典“去神圣化”与“去经典化”的现象,强调其背后实有一个从“无意识推动”到“有意识努力”的发展进程,使得经典最终被排除在常规阅读之外,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的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②。

第二,科举废除导致士大夫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社会结构变迁即是思想演变的肇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科举制的废除造成读书人无所归依,中国社会的重心逐渐丧失,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程度大大加剧。与此同时,从晚清到五四,作为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军人、工商业者、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日渐崛起,开始通过报刊、学堂与社会团体等新的公共空间重建“社会重心”。罗志田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李仁渊的《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沙培德的《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范广欣的《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许纪霖的《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知识阶层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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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耿云志:《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2005年第1辑。

③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见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④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0页;沙培德:《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教科书》,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51~80页;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105~136页;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第三,社会的权势转移,也带来学术重心的偏移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统衰落、边缘上升是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学术走向的重要特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葛兆光的《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王东杰的《“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陈平原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潘光哲的《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陈建华的《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等论文①,均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观念形态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议题的思考,已经越来越多地将涉及中国的命题放置到“世界”与“亚洲”等更大的框架当中,观察中国及其周边区域的互动。对于力图通过“走向世界”寻求富强的近代中国而言,“世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且是形塑读书人思想观念及其历史实践的“文化概念”。葛兆光所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开宗明义地提出新的思考: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和“世界”这些观念的冲击。另一方面,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学界,对于“中国”、“亚洲”、“世界”的论述升温,也波及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这些地理概念,究竟在什么脉络和何种意义之下,可以当作“历史世界”被认同和被论述②?

罗志田在《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一文中,则通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随着传统的“天下”观念在西力冲击之下逐渐转型,“中国”从此需要放置在“世界”这一新的尺度下予以考察③。

201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即以“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为主题展开讨论。许纪霖认为,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与典章制度,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晚清以后,当西方文明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优越性来到中国后,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开始转向另一种“新天下主义”,即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正因为对这一由西方支配的“新天下观”的接受与反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理念,在形塑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彼此交织,共同发力。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转型基本上有两条主线,一是从“天朝国家”观念向“主权国家”观念的转变,二是从“君主国家”观念向“民主国家”观念的转变,两条主线背后的推动力分别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耿云志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④。

在形塑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东邻日本扮演了极其重要而又面目复杂的角色。郑匡民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⑤一书中谈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来到日本,通过大量阅读日本人的译著或著作来了解西方。而对“东学”(日本的思想学术)的研究,也使得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得以借日本的途径深入其思想,并通过其主持和参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大众媒体向中国传播,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详细分析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加藤弘之、伯伦知理等日本学者的思想,如何成为梁氏形塑自身启蒙思想、新民思想、民权思想、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国家有机体论的思想来源、知识背景与传播媒介。作者进一步指出,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其实是一种“日本化”的西方思想。进一步说,近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日本化”之后的西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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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15~352页;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潘光哲:《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陈建华:《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②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③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④转引自曾科:《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

⑤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年版。

沈国威在其《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以及新作《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等论述中也谈到,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日本作为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中介地位的确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学习日文与翻译日文书籍,获得对西方知识的了解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成为一个时代脉动中的知识“生产机构”。通过审视1870年至1919年的中日词汇交流,沈国威深入研究日本怎样成为向中国提供新知识的途径以及中国社会对日语借词的反应和使用者的心态①。陈力卫在其《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一文中也指出,现代汉语中存在不少日语的“外来新词”,其实最初是日本知识分子为了吸收西洋文明,从而有系统地借用中文词汇进入日语系统。后来,却反而又被中国的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形成了中日词汇互用过程中的语义转换、分化、替代。陈力卫指出,汉语作为亚洲共识的平台,为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提供了可能,而其语义形成过程的历史档案,则为后人的追溯和反思提供永久的凭证②。

正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翻译行为成为了解双方知识传输与思想激荡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新的关切。狭间直树(Naoki HAZAMA)的《“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注意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被视为圣典,其译本甚多。而中江兆民则透过改日文译本为汉译本,使卢梭学说更加条理清晰,并经过在“法国学塾”讲授卢梭理论,巩固了其“东洋卢梭”的地位③。黄克武的《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通过比较严复及章炳麟在译介社会学理论上存在的思想差异,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他指出,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到斯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社会学传统。这大致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盛行前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学理论④。

王柯的研究关切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民族主义观念的形塑与日本因素之间的密切互动。在《“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中,他指出中国人是在近代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state”等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概念的,而中国人的这一接受过程又与留日学生和学者从日本出版物中吸收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19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汉词“民族”。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时。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主动接收“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⑤。而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的认知,其实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经验的接受密切相关。根据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一文的研究,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认为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正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成为侵略国家并在二战中走向了自身的毁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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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241~270页;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187(2014年8月20日查阅)。

③狭间直树(Naoki HAZAMA):《“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0月2日查阅)。

④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第111~177页。

⑤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⑥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10月号。

 

三、知识分子:公共网络与私人生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世风与学风演变的影响,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传统研究视野中的思想精英、革命领袖等“一线人物”呈现退潮之势,而原来研究不多的一系列“温和派”、“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谓旧派)、学术人物等“二线人物”,如杜亚泉、柳诒徵、陈寅恪、吴宓、梅光迪、梁漱溟、章士钊、陈序经、张君劢、张东荪等,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大华的《张君劢传》,聚焦于一度因意识形态原因落于思想史研究视野之外的张君劢。郑大华指出,张君劢的思想很复杂,一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追求,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他推崇儒学思想,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一生追求社会主义,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通过张君劢思想世界中多重脉络及其具体而丰富的政治、文化实践,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紧张而丰富的心灵②。

江沛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中心探讨了“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他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林等人力图建立一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予以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还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③。

正如王汎森注意到的,对于近代中国的许多“旧派人物”而言,所谓“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堕落”与“破灭”。因此,在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旧派人物的“文化理想”也特别值得注意。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理想”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常常是社会文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旧读书人挂在口头上的始终是“理想上”应该如何。只要这“理想上应该如何”的心理不曾变化,则不管现实的变化有多大,他们心目中仍将以这些“文化理想”衡量、评判现实,想尽一切努力回到那个“文化理想”。所以,这些“文化理想”的内容是什么,旧派人物的思想世界与传统的“文化理想”的关系为何,以及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之下,主流论述如何挑战或破坏这些“文化理想”,这些“文化理想”的持有者又怎样回应这些挑战,都值得思想史家们深入探究。此外,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是“新派”人物的思想言行变化不停,但较忽略的是旧派人物的知识心态也在不停地变,也在以他们独特的思想方式响应时局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志田的《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行龙的《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郝平的《〈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等著述①,通过对名不见经传的山西举人、“旧派人物”刘大鹏的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几位研究者从刘大鹏的心态变化反观当时社会的变动。他们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动态历史,纳入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所导致的社会巨变的脉络当中进行考察:一是阐述儒学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嬗变——当儒家经典失去国家层面的正统地位之后,它在民众心目中和日常实践中的角色如何变迁;二是阐释以山西乡村社会为代表的内地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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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郑大华:《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主题发言,http://www.guancha.cn/ZhengDaHua/2013-08-22-158305.shtml(2014年9月23日查阅)。

②江沛:《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

③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6页。

④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新竹《清华学报》1995年12月;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Henrietta Harrison:The Man Awaken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Stanford UniversityPress,2003)。

随着知识分子个案研究不断丰富深化,知识分子群体和多元化思潮脉动的研究也得到了新的阐释。多元思潮的汇流,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聚合与解体,产生巨大冲击作用。作为思想的制造者、传播者与实践者,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与衍变、聚合与分离,也折射出思潮的涨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高瑞泉在《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一文中,探讨了价值观念变迁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观念系统围绕着“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范畴的争论而展开的过程,与社会生活中传统知识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从龚自珍开始,传统士大夫中的异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新式学校出身的知识者,先后成为价值观变革的主力。随着传统文人集团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新陈代谢,士大夫没落和消失了,新型的知识分子产生了①。胡伟希在《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一文中认为,乌托邦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与登上历史舞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奇观。它开始是乌托邦观念的制造者与提供者,后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与辩护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话语到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谱系的断裂②。

桑兵的《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以及《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聚焦于1899至1905年近代中国过渡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活动。通过对各派势力之间人事脉络的重新探讨,他借此观测新知识阶层的地位动向与功能作用,及其所引起的士绅官民关系的社会变动③。而在《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④一书中,作者在关注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群体表现的同时,着重考查他们的社会联系及其在社会变迁各方面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使得学术界对近代学生群体的认识,增加了五四以前的重要一段。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则指出,学界对留日学生的过往研究,大多注重留学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其实,晚清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之间,同样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⑤

现代学术文化机构的聚集效应与学术生产机制,对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形塑,同样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依托于这些学术机构、文化团体的学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陈以爱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一书中,对于北大“国学门”历史的阐述表明,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这一学术运动的兴起与扩展,同样是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中心课题⑥。又如,谢泳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⑦以及一系列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中,展现了抗战时期这一特殊学人群体的形成、发展与瓦解的过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贡献,不仅在于它为抗战时期以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它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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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胡伟希:《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③桑兵:《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22页;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会团体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⑥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406页。

近些年来,在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政治取向、社会活动等较为宏大的研究领域之外,过往被忽略或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私人生活面相,包括生活趣味、朋友交际、家庭婚恋、情感心态、意志品质、价值抉择等,也逐渐纳入知识分子研究的范畴。这一系列新的思想史研究,既展现出更有趣味、更栩栩如生的读书人形象,也通过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沟通,极大地丰富了对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理解。

对于知识分子私人生活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学术界在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研究对象个人新材料(如日记、书信、佚文)的发掘,二是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观察视野的日渐开放。余英时在《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中,以相当长的篇幅,专论日记中展现的顾颉刚和谭慕愚之间鲜为人知却绵延数十载的一段情缘。“从《日记》所见,谭已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而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且又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余英时指出,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顾颉刚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①。

更多的研究者则注意到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区隔与互通。公私领域的行为有其相互重叠的所在,并非截然可分。江勇振在其《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中,全面梳理胡适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从胡适这颗“太阳”以及围绕着他的那些“月亮”(江冬秀、曹成英、韦莲司)和“星星”(徐芳、陆小曼、罗慰慈等)的爱、恋、嗔、痴中,揣摩并反观胡适的情感历程②。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江勇振强调说,胡适在他所谓“私”领域里的行为,包括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公”领域(政治参与)里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胡适之所以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回于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除了证明文化有规约个人行为的强大力量以外,也同时显示胡适在处世方面把握大处、不拘微末的圆通高明。

黄克武在《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一书中,从私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侧面,讨论严复生活与思想之中所映照出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曲折历程。通过这些私人生活面相,可以看到,一方面,严复大量引介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国家体制结合而成的现代性方案,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当中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启蒙”面相,却很矛盾地掺杂了许多“反启蒙”的因子——如吸食鸦片、纳妾、参加科举、以古语翻译新词、参加“灵学会”主张“灵魂不死”等事迹。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下,严复的思想世界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其内在的凝聚、一致的特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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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②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③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

 

四、新文化史与思想史汇流

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部分研究成果,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研究者逐步将视野扩展到精英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之外,开始关注边缘与下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关注大城市与通商口岸之外的内地县域乡村的地方微观历史经验。这使得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思想、精英文化和哲学观念,逐步转向探究社会当中的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尝试从社会最底层的芸芸众生的角度,观察人民在改良、革命以及社会动乱中的遭遇与思想观念的转型①。他的另一部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通过研究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的茶馆,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②。王笛指出,以成都茶馆里的谈话为资料,探究思想史上“失语”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时,应尽量区别什么是下层思想,什么是由精英记录和描述的下层思想,以尽量接近真实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才能更清晰地揭示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者之间的主要关系③。

对于民间思想或者说“一般思想”的关切,同样贯穿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④及其《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⑤的始终。葛兆光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当“文明”在各种生活领域以“新”获得正当性的时候,“不文明”或“野蛮”就只有作为“旧”,在很多生活领域当中悄悄退出。思想史把这些被认为“有意义”的新东西陈列出来,显示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这种思想史的叙述被称为“做加法”。不过,在思想的实际历史中,却并不只是做加法,同时也在“做减法”。所谓“做减法”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葛兆光指出,正是从这些思想或观念在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当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里,可以看到过去被遮蔽起来的历史⑥。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使得研究者开始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探讨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如何借助知识文本、感性认知、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宗教(包括迷信)、医疗、身体、性别、物质文化等途径,形塑与建构历史当事人的想象、体验与言说。王汎森的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强调“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观念来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知识的考掘”的理念。福柯不仅只关注权力在宏大的、公开的场面的展示,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在微小的、隐密的、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作用。王汎森新著注意到,“政治”、“道德”、“权力”等各种力量,常常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可能的角落,并发挥意想不到的影响⑦。

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权力”的领域和意涵均有新的扩展,相关思想史研究成果同样精彩纷呈。

第一,从“文化权力”的角度而言,核心议题之一无疑是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实践与再创造。左玉河探讨了西学大潮冲击之下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提出这一过程在晚清是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分解、整合旧学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改变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毛丹通过对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的研究,认为康氏对于大同理想的思考是以确认某种普遍知识、普世规则的存在为前提的。康氏将社会看作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和把握的客体,并以所谓普世、客观的“真理”来构建其社会理想,却忽视了社会及其运转本身的复杂性,忽视了一定历史构成的各社会的特殊性⑧。沙培德(Peter Zarrow)的《教科书:现代知识传播的典范(1880~1937)》一文,分析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专业化、系统化与新知的传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阿梅龙(Iwo Amelung)在其论文《晚清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西学传播》当中也注意到,虽然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从1902年至1904年,科举制度通过吸收“各国政治艺学”,以“策问”与“策论”的形式,在传播西方知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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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③转引自邹小站:《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④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⑥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⑦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⑧转引自邹小站:《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⑨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

第二,如何通过“身体”与“性别”(特别是女性)的视角,审视权力对于思想观念的形塑,是近年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亮点。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探讨晚清以来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病”已经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①。海清的《“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一书,关注从清末到五四时代知识群体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的讨论,以及知识分子就生死、自我、爱情、伦理等生命基本问题形成的意见与想象。作者对于自杀的论述,围绕激烈行为、死亡事件和人物个案展开,尽力追溯事件、舆论和人物思想所关联的时代信息,从中观察自我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的生成和消解过程②。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视角出发,文化权力的渗透也以更加细腻而隐微的方式,形成与社会和国家的多重互动。日本学者坂元弘子(Hiroko SAKAMOTO)《漫画里的摩登女郎与抗战》一文,通过分析女漫画家梁白波笔下的摩登女郎的形象,从更多元的角度解读战争之罪恶。美国路易西安纳大学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的《节俭的近代性:从帝国到民国的国家、市场和消费》一文,关注的是“节俭”这一观念从晚清到民国的演变与实践,透过对“节俭”的广泛论辩,也可观察当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③。

第三,知识分子“权势网络”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互渗,构成了权力“毛细管作用”在近代中国的另一种重要体现形式。章清立足于对“权势网络”的观察,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认同与群体归属。在其《“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一文中,作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尊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因此,借助“权势网络”分析学术社会的建构,或许可以换一个侧面更好认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审视“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④。在其另一部著作《“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当中,作者将“胡适派学人群”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演变,放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既论述了这一群体的人物谱系、政治理念及权势网络,也探讨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⑤。

第四,晚清以来,在“寻求富强”与“驱除鞑虏”的现实努力背后,“恢复中华”的强大国族诉求,也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逐步建立。“中华民族”是怎样通过历史叙述、英雄故事、节庆仪式乃至纪念碑与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建构,成为近代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强大感召力的符号系统?它与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知识群体的价值认同之间,又构成了何种互动关系?近年来,这些思考衍生为思想史研究者从新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探寻的重要议题。沈松侨在其《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当中指出,在各国国族主义运动当中,国族起源的历史记忆或神话,往往成为国族主义者谋求文化自主乃至政治独立的合法性基础。在晚清围绕着“黄帝”符号所进行的国族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于该项符号的各种不同诠释,以及随之产生的几项殊途异趋的国族想象方式⑥。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一文中,沈松侨谈到,晚清改良派以一套独特的儒家文化秩序来定义中国,自由派共和主义者则把中国视为一个国民共同体,革命党人又以种族为国族、用族群与血缘来厘定国族边界,而共产党人却用社会阶级作为国族成员的衡量标准。可见,国族的定义与界域并不是既定的事物,而是被建构、被雕琢、被铭刻、被编造出来的。国族也并没有天生而然的同构性。任何统一的国族认同,都是在不断厘定界域、不断赋予意义,并在彼此长期相持相争的论述过程中逐渐成形与变化。在不同的权力网络中,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民族英雄”的系谱书写,进行不同的国族编码,树立不同的国族边界,同时也催生不同的国族想象⑦。杨瑞松在《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一书中,针对“病夫”、“黄祸”和“睡狮”这三个当代人熟知的西方人视野当中的中国形象与国族认同符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论述当中这些符号对于“国族建构”的影响。作者借此分梳百年以来东西方跨语际的互动,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爱憎交杂的纠缠心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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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海清:《“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均选自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④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⑤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⑥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12月。

⑦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2000年6月。

⑧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近代以来,因为普世王权的危机带来对宗教、迷信、意识形态等终极价值的渴求,同样构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重要内容。吕妙芬的《明清儒学对个体不朽、死后想象、祭祀原理之论述与实践》,阐释了近世儒学在个体灵魂不朽问题上的新发展,并说明儒家士人对于死后理想境界的想象与相关祭祀原理的联系①。康豹(Paul Katz)的《迷信及其反对者:毁庙运动在中国(1898~1948)》一文,关注的是1898~1948年以来,由各级政府发起的毁庙运动,以此观察国家权力如何在“反对迷信”的旗号之下,在地方社会确立自身权威②。黄克武的《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一文注意到,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灵学不但与传统宗教信仰中的扶鸾活动有直接关联,又尝试将其与西方的心灵学、妖怪学、催眠术、灵魂照相等结合在一起,来回答生死鬼神、死后世界的终极思考,并试图以此解决因道德沦丧带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介(书籍、报刊)和社会群体(社团)的崛起,佛教的复兴在19世纪后期形成显著思潮③。葛兆光在《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一文中谈到,晚清士人受到杨文会和康有为佛学兴趣的影响:一方面,在部分士大夫眼里,单纯依靠儒家学说已经不足以应付眼前的重重危局;另一方面,在寻求富强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自强”与民族精神的“自振”,需要依靠新的宗教资源赋予国民新的精神力量④。除了上述活跃于上层社会的知识精英之外,民间宗教信仰也随着近代以来城市的发展,逐渐在中下层读书人当中广泛传播。这一面相同样引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的兴趣。根据柯若朴(PhilipClart)、志贺市子及范纯武等学者的研究,从道光庚子年(1840年)之后,中国进入一波以“三相代天宣化、神圣合力救劫”论述为主导的宗教运动。当时的读书人如郑观应、陈撄宁、王一亭等人,都在这一波浪潮中积极地“力行善举,挽回劫运”⑤。作为民国初年都市道教在家信众的实践领导者之一,陈撄宁一边广泛阅读各类西方科技书籍,一边在全国各地的佛道名山旅行,访求、研读和修习不同的静坐法。这种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并存的情形,在身处变动社会中的陈撄宁身上以并不矛盾的方式存在着⑥。不仅如此,陈氏及其友人们还尝试在丹道传统中发掘科学因素,并在道教修行(如外丹实验)中寻找与现代科学相似的精神和知识。另一方面,民间宗教的知识论背景,还表现为与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诉求的密切互动。“仙学”为救亡提供了实际而有效的养生法,为复原或转化民族精神(“元气”)提供了完善的方法。它通过严格而艰苦的追求身心上的修炼,最后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因此,以王一亭为代表的都市精英,常因政商活动被视为现代性的楷模。然而,因宗教信仰的关系,在他们参与灾难救援的背后,大多明显受到了自身信仰的宗教的激励⑦。较之王一亭,名声更为显赫的郑观应则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实业家与变革者的身份之外,郑观应曾钻研南、北派丹经数十种,遍访丹诀五十年,从事道经刊刻与整理,出入各派丹道思想并有所体悟,是清末道教史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另一方面,郑观应晚年出入三教,对于当时盛行的扶乩活动多有接触。他参与的上海道德会和崇道院是强调道术修为、扶鸾治病与救助的宗教团体⑧。可见,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更加复杂与多元的关系;在同一个士大夫身上,也有着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紧张与互动。从陈撄宁、王一亭与郑观应的精神世界里,不难体察历史与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近代中国士大夫在宗教上的终极关怀与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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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妙芬:《明清儒学对个体不朽、死后想象、祭祀原理之论述与实践》,收入吕妙芬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世中国的儒学与书籍:家庭、宗教、物质的网络》,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

②康豹(Paul Katz):“‘Superstition’and its Discontents:On the Impact of Temple Destruction Campaigns in China,1898~1948”,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③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3月。

④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⑤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版。

⑥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与团体》,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22页;刘迅:《走向现代:民国上海的道教革新、修行与内丹社团》(Xun Liu,Daoist Modern:Innovation,Lay Practice,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 ),剑桥,2009年版。

⑦康豹(Paul Katz):《一个著名上海商人与慈善家:王一亭》,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76页。

⑧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49页。

 

五、报刊、舆论与思想形塑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报纸杂志开始大量涌现,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与参考文本。近年来,研究者在深入推进《新青年》《新潮》《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名报名刊研究的同时,也展开了对那些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昔日关注度较低的报刊,如《科学》《努力周报》《学衡》《解放与改造》《国风》《观察》《战国策》等的观察与思考。

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报刊,与纯粹新闻史意义上对于报刊的研究不同。郑大华在《报刊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就提出,一方面,思想史研究试图借助报刊这一重要媒介,观察当日诸多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如何借助报刊传播从而形塑社会认知。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及其创办者、经营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网络,同人报刊营造的舆论体系及其社会反馈、报刊论战与知识分子思想论辩等议题,也拓展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研究报刊,首先研究报人与报刊的关系,因为报刊是由人创办和经营的,报刊的性质往往由创办者(个人或思想和学术界群体)和经营者所决定;其次研究社会与报刊的关系,因为任何报刊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或多或少会带有它存在时期的社会络印;再次研究报刊与报刊的关系,一是报刊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报刊之间的相互比较①。

潘光哲在《〈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一文中注意到,作为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其实多元繁复。每位读者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信息做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从而构成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其引发的回应策略与行动自然也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围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可以让人们对于传播媒介如何形成晚清中国“公共空间”,提供个案观察的视角②。

报刊与思想史较为直接的关联,首先在于以特定的报刊(常常是同人报刊)为中心,常常形成一个或多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以报刊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其聚散离合往往也见证了转型时代的思想脉动与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纽带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经由地缘、师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相互吸引与呼应、聚合而成。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读《新青年》主要撰稿人聚集途径之变化,以此彰显五四时期思想演进与社会变动互动的过程。可以看到,“新文化阵营”的聚合与分化,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主张对立歧异而思想观念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这一思想的丰富与紧张,也经历了由依赖同乡、同门、同事等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向以思想主张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作者指出,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一个联合阵营,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后,它的分裂与重组势所必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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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大华:《报刊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②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③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章清的《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①一文,同样在讨论以报刊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史议题。章清指出,“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于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随着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实际上,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估思想界的分裂以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探讨。章清希望这一研究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1920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章清的另一研究《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②,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这一研究旨在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解析民国初年的“思想界”。一方面,此文通过描述报刊从晚清到民国的新变化(即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以此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的特征。另一方面,此文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的新特性。通过报刊、大学及读书人之间的密切互动,能够更好地说明民初思想环境对读书人的塑造,也有助于对民初“思想界”更好的理解。

从晚清直到民国,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层出不穷的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科学”的理念以及“民主”、“自由”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现代政治观念,都在报刊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之下,引起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激荡。汪晖在对近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研究中注意到,近代科学期刊的刊行、科学教育的普及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是现代科学启蒙运动的先决条件和这一运动的有机部分。从民国开始,无论在知识社群的组成还是出版物的类别划分上,都鲜明地呈现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差别。而在晚清民初的社会氛围中,这一分类代表着一个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它不仅在空间意义上把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而且也把这种划分本身纳入一种时间和文明论的框架之中。这也构成了科学群体及其实践在社会领域中的权威性。在社会变革的氛围中,科学概念的运用范围远远超越特殊技术的范畴。人们争论进步与倒退、争论革命与改良,一如科学共同体争论真理与谬误,因此社会运动的合法性模式与科学的合法性模式是极为接近的③。

近些年来,围绕近代中国的报刊而进行的思想史研究,显示当今学界除了运用传统研究方法以外,不少学者试图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如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新文化史的理念等,对报刊、舆论、社会网络等思想议题予以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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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②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③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08~1111页。

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①一文中,以“官”与“民”的关系为例,指出掌握在非官方手里的传播网络,往往表达各种逸出官方正统的思想。人们不必透过上书的方式,而是直接在报刊上表达。报刊这种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也造成一种“公共舆论”,即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公共舆论甚至可以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晚清哄传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便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是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与意识形态,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王汎森同时指出,新报刊与印刷物的流传,也使得知识精英的上升渠道日渐多元。在科举之外,有些人依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即使没有功名,也可以迅速积累象征性资本。思想上“主流论述”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产生新的变化。不过,报刊与印刷固然使多元思想可以公开表达流传,并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竞争;但某些论述也可能凭借强势媒体的力量,压抑了多元声音的释放。

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②一文中,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新青年》从一份默默无闻的“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运动”过程。作者指出,过去研究者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制造议题、刻意炒作的文化传播策略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甚少注目。文章指出,回到历史现场,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世史家却一致认同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主张。今人所推崇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的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大的出入。

陆发春的《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一文,关注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生活观念提倡者的一面③。胡适、李辛白、李大钊等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以1919年8月至1921年8月出版的《新生活》周刊为文化阵地,反对阻碍新生活的旧道德。他们打破军阀势力,调查和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以面向劳动大众的社会生活改良为起点,倡导人们追求大众的、进步的新生活。胡适等新文化派代表人物对新文化与新生活关系理论探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黄克武在《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50、60年代对台湾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星杂志》,其风格从温和到激进的变化,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1958年胡适返台之后,刻意与《文星杂志》保持距离。因此,他在《文星杂志》的角色并非主动参与,而是被动地被推上历史舞台。到1958年时,胡适或许自觉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中研院院长一职。这一角色使他与反对威权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刻意保持一定距离,思想与行动上亦趋于保守。不过,胡适所代表的政治主张与文化关怀,却因为《文星杂志》的努力推广发挥了影响力。1962年之后,《文星杂志》在李敖接棒后的激进化转向,无疑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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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②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陆发春:《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3年版,第227~242页。

④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32~359页。

 

六、结语

本文围绕近20年来涉及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简要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部分新议题、新理念及其与过往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关联,尝试借此凸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大致脉络。

可以看到,从清中后期直至民国时期,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的历史变局之中。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启蒙与反启蒙等现代性的不同面相,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辩论与实践,往往彼此激荡、相互交织。借用余英时形容“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话来说,过渡时代的思想世界由许多变动不居的“心灵社群”(community of mind)所构成,不仅有许多不断更新又彼此冲突的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版本①。可以说,立足于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具体来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图景呈现出几条主线和大方向,或许值得研究者关注与思考。

首先,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与儒家“天下观”的瓦解密切相关。以“世界大势”为价值标准的新世界观(全球意识),开始主导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那么,在一个“万国”竞逐的“世界体系”逐渐代“天下观念”而起的时代里,民族国家如何取代帝制王权,竞争关系如何取代朝贡制度,以国力比拼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如何取代“怀柔远人”式的文明教化,值得研究者再思。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关切“从周边看中国”、从多元脉络下反思“中国认同”。实际上,思想史研究这一新的转向,也逐渐引起研究者从边疆民族、朝贡体系、国际条约、区域关系(如殖民地与宗主国等)的框架当中,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广泛兴趣。

其次,“天下体系”的崩解与“世界意识”的形塑,与一整套新的地理知识、医学知识、生物知识、化学知识、社会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密不可分。同时,近代中国日渐发达的报纸、杂志、广告等现代媒介以及译书局、印刷厂、辞书编纂等文化生产机构,在新知传播与推广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从西方(包括日本)传入的新名词与新概念的迎受与排拒,实际上展现出中国社会思想、观念、认知变迁上的曲折历程,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回环往复。因此,从“知识”的角度,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对于知识观念(如进化、民主)的选择、知识文本(如教科书、词典)的编纂、知识体系(如学校教育、妇女教育)合法性的建构、知识流通的渠道与途径(如翻译、出版)的拓展,将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亮点。

第三,随着儒家价值系统的衰微与王权瓦解,近代中国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重构,成为贯穿晚清民初思想史的核心议题。过往思想史研究对于政治秩序的讨论,较多集中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等层面。未来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结合前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力拓展研究视野与思考深度。比如,晚清以来,当王权“受命于天”的政治正当性,逐渐被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所更替,帝国的“臣民”如何实现朝向民国的“国民”转型?在中国与世界的背景下,“国土”的完整、“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以及“国权”(主权与利权)的确保,如何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思考与实践的重心?又如,西方诸国(包括日本)顺应“世界大势”而实现的国家富强,如何反向构筑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强大现代国家的美好想象?另外,世界竞争中普遍存在的“公理”与“强权”的分裂,西方列强内外政策的鲜明反差,又是如何催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国家”与“世界”两歧性思考,左右着他们对于不同现代国家的褒贬态度?为什么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在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主义”之上,还有着属于更高层次的、“人类全体文明”的“国家的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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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余英时等著:《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也非启蒙运动(“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26页。

另一方面,从心灵秩序的层面来看,随着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逐步被新知识体系中的科学“公理”所瓦解,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超越来源逐渐丧失。这一历史转型的过程,接近于马克斯·韦伯对于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的描述,即所谓价值的“祛魅”。然而,在一个由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社会的过程里,无论是国家力量的“自强”、民族精神的“自振”还是个人价值的安顿,人们对于超越性的终极价值资源,同样有着新的渴求,以期填补心灵世界因传统价值失序之后的精神缺位。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宗教与科学、个人道德与政治秩序,存在着多元互动的关系。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与他们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之间,也有着复杂的联系。因此,在政治秩序瓦解和儒家道德衰微之后,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对于新宗教(如佛教、道教、诸子学等)、新道德(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和新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新儒家)等终极价值和心灵秩序的探寻,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急剧动荡,社会重心开始动摇,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带来社会空间的重整。传统士绅阶层的逐渐消失和新兴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的边缘化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重新崛起,在过渡时代几乎是同时展开却又彼此交织的社会趋势。一方面,在晚清主导国内变革的,正是新政之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广大绅士和官僚,由他们建构而成的诸如赈灾、慈善等公共空间,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峙的组织,而是基于地方士绅公益精神的“国家权威的政治性设置”①;另一方面,随着众多报刊、新式学堂、社团(商会、学会)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依托这些新式社会建制开展社会活动。身份多元的知识分子在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②;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逐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因此,士绅势力的兴起如何导致绅权扩张,从而引发晚清政治权力的向下移动?在报刊、社团与学校当中,新的理念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变革联系,形成近代中国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知识分子社群如何与职业军人、工商业者等新兴阶层一道,逐渐成为推动和参与晚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的主力和新的社会重心?这些,或许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需要聚焦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新议题。

综上所述,多元现代性视野之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渐跳脱“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历史目的论,也逐步修正描绘近代中国思想历程的“冲击-回应”模式。研究视野的转变,带来新的研究议题的涌现,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从中心到边缘、从思想精英到民间读书人、从旧学新知到报刊舆论、从各类“主义”到知识分子行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相信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承、创新与交流将更加多姿多彩、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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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4页。

②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11期;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