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Cui Zhihai (崔志海) introducing research on the New Policy era conducted since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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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

崔志海

 

2015年01月26日
来源:《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崔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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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新政是对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其力度远远超出前两次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是晚清历史上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对清末民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其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清末新政史的研究近年愈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成为晚清史研究中的“显学”。为了更好推动国内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本文拟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做一比较系统的回顾。①

  一、研究鸟瞰

  尽管清末新政在晚清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其意义和影响亦不在前两次改革——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下,但由于生不逢时,其发生和发展几乎与辛亥革命同一时段,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框架下,它长期以来仅作为辛亥革命的附庸或背景,被学界附带论及,始终无缘像前两次改革那样,被列入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序列,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事件受到学界的重视。具体来说,国内的清末新政史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清末新政被国内学界所忽视。在这长达18年的岁月里,与清末新政直接有关的专题论文只有2篇:王邦佐的《试论一九○一年—一九○五年清政府的“新政”》②和张天保的《清末的预备立宪》③。此外,陈旭麓著《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胡绳和金冲及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及李时岳著《张謇和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版)三本研究辛亥革命的小册子,也对清末新政特别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有所论述,但内容和篇幅有限,仅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对待。并且,这些成果均出版于1966 年文革前,文革开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政史研究便再也无人问津。

  1979—1990年为第二阶段,是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同期出版的三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通论性著作(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④、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⑤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⑥)均辟有专门的章节,对清末新政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不但涉及新政的各项改革,还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新政与清末政局的关系。另外,张德泽编著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李鹏年等编著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对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新设机关多有介绍。但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新政史研究仍依附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不但发表的成果数量十分有限,与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不相称,而且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有一半多论文是探讨预备立宪问题的。同时,也没有一本关于新政的专著问世。  1991—2000年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作为事件史和政治史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趋于成熟,以及学术研究的转向,特别是现代化史研究的勃兴,清末新政史开始脱离辛亥革命史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突出体现在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和对新政改革的重新评价上。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达400余篇,是前一阶段的4倍。并有多本专著出版,其中,综合性研究著作有赵军的《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晓秋与尚小明的《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春梅的《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

  除了综合性著作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题性著作。其中,韦庆远等著的《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侯宜杰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国内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的两部代表作。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也将清末预备立宪作为晚清政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了论述。朱英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清末经济改革的专著,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研究清末教育改革的一部重要著作。熊志勇的《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长时段和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军人在晚清社会角色的变化,部分内容论及清末军事改革与军人社会角色转换的关系。

  2001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是清末新政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新政史成为晚清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发表的成果比前一阶段又有大幅增长:论文多达千余篇,是前一阶段的2倍多;著作多达40余部,内容涉及清末政治改革、法制改革、文教改革、经济改革、新政人物和群体研究及清末地方新政。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将国内新政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缩小了新政史研究与晚清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研究的差距。为进一步显示国内新政史研究面貌,以下从专题史研究角度,对既往研究的学术观点或研究内容择要做一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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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已往介绍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的学术史文章有陈向阳《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田筱丹《清末新政研究述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0卷专辑)、李学峰《30年来清末新政研究述评》(《团结报》2009年12月3日,第7版)、吴磊、于春江《近年来国内清末新政研究概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等文,他们的介绍各有侧重,同时也各有局限。感谢彭贺超博士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帮助下载和整理了部分论文资料。限于篇幅和学识,在学术梳理中挂一漏万或评点不到位之处,则请各位专家学者海涵。

  ②《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③《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

  ④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

  ⑤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

  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

  二、政治改革研究

  在清末新政各项改革中,以政治改革最为艰难,也最受学界关注。清末政治改革以1905年为界,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体制内的行政改革,主要为整顿旧政,诸如裁撤冗衙、节省浮费、裁汰书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整饬吏治,并增设督办政务处、外务部、练兵处、商部、学部等一些新机构。后一阶段以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为契机,至次年宣布仿行立宪,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阶段。

  既往国内学界对清末政治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05年之后的预备立宪。对1905年之前的旧政改革多局限于一般介绍,并大致有两种不同评价。一种意见偏于否定,认为整顿旧政的改革并没有得到认真实行,该淘汰的旧衙门没有裁撤,新的机构又不断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①另一种意见倾向于肯定,认为这一时期的行政改革是有一定成效的,为1906年的进一步政治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②

  对于1905年之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传统观点多从清政府的动机出发,认为是清政府玩弄的一场政治骗局,或说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既是拙劣的欺骗,也是痛苦的让步,清廷的预备立宪出于三个目的:一、抵制改革;二、拉拢立宪派;三、维护和加强统治,取悦列强。③另一派学者则对预备立宪偏向于肯定评价,认为不能简单斥之为“骗局”,预备立宪具有积极的一面,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社会性,为资产阶级特别是立宪派提供了舞台,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其实质是一场发自上层的近代化运动。④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解放,后一派观点愈来愈被国内学界所接受。

  对于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意义和影响,国内学者存在两种不同评价。一派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评价较低,虽然承认五大臣出洋考察了解了外国的政权体制,为清政府的政治决策提供了信息,但更强调和突出其负面影响,批评出洋考察大臣本质上是封建贵族官僚,多利用这次难得的出洋时机,从各方面满足自己的腐朽享受;批评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是清政府设置的一个骗局,借以安抚人心,拉拢立宪派以抵制革命。⑤另一派评价较高,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不但带回来许多有关西方宪政制度和思想的资料,成为主张宪政的促进派,对清政府决定仿行立宪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开阔了中国百姓的眼界和知识,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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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册,第230页。

  ②张连起:《清末新政史》,第104—115页。

  ③张天保:《清末的预备立宪》,《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375—380页;李文海:《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1983年,第1270—1300页。

  ④高放:《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朱金元:《清末预备立宪发生的原因及其客观效果》,《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迟云飞:《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郑大发:《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

  ⑤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第128—132页。

  ⑥朱金元:《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马东玉:《五大臣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活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9—333页;柴松霞:《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25—336页。

  对于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之后推出的中央和地方官制改革,史称“丙午官制改革”,国内学者也存两种不同观点。一派学者从革命史观出发,持否定评价,批评丙午官制改革仍然保留体现皇权专制体制的军机处和旧内阁,没有按西方立宪政治设立责任内阁,其实质就是坚持皇权专制,表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于改行立宪毫无诚意; 批评中央官制改革除了更换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门外,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并在新设的十一部尚书中加强了满人的集权,与所谓的立宪“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是一场逆时代潮流的、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对于1907年7月清政府通过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们也认为因地方督抚的反对,实质性的变动很少,没有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即使这样一个改革方案,清政府也没有立即全面执行,而是要求先在东三省试行,直隶、江苏两省择地试办,规定各省于15年内完成,缺乏改革诚意。①

  另一派学者则从现代化史角度,对丙午官制改革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具有进步意义。他们指出丙午官制改革虽然不彻底,没有设立责任内阁,但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官制改革还是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行政制度的现代化,与旧制多有不同,为将来向责任内阁制过渡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对于清政府推出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们也持正面评价,认为虽有不足之处,但促进了地方官制的近代化,地方行政机构趋于合理化,为地方自治奠定了基础。②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另辟蹊径,跳出对清末官制改革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具体探讨中央、特别是地方官制的落实情况及在改革中所遭遇的问题,如清末行政经费的扩张对清末官制改革的制约和影响、清末官员俸禄改革状况及对官制改革和吏治的影响、清末整顿直省公费的情况及与整饬吏治的关系、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中裁撤机构人员安置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制约关系、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及其存在的问题、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清末新政期间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外官制改革中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和运作情况及与咨议局的关系、外官制改革方案中幕职分科治事制度的出台和实施情况及影响、清末官制改革中对局所的归并所带来的直省行政的改变、清末府厅州县改制情况及其意义、外官制改革在东三省、直隶、江苏先行试验的情况及其成效和问题、清末朝野围绕官制改革程序和步骤的讨论及清政府的最后抉择对官制改革进程和成败的影响,清末官制改革的教训,等等。③这些专题研究不但推进和深化了清末官制改革研究,而且也代表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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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391—392页;《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下册,第64—65页;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第161—162页;赵秉忠:《略论清末的官制改革》,《北方论丛》1985 年第1期。

  ②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82—83、91页;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9—90、95页;吕美颐:《论清末官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近代化》,《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③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具体参见关晓红的《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清季府厅州县改制》(《学术研究》2011年第9期);鞠方安的《试论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魏光奇的《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和《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0—85、105—113页,刘伟的《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彭剑的《清季外官制改革中幕职分科治事补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抗衡民权与清季行省会议厅的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潘鸣的《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裁撤机构人员安置问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和岑红的《论清末选官制度的变革及其对时局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等论著。

  宪法是宪政的首要标志。对于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国内学界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派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钦定宪法大纲》首列君上大权十四条不但包括了专制政体下所有皇权,并且更加完整和明确地以法律形式将君权固定下来,而作为宪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有关“臣民权利义务”内容仅九条,并以“附”的形式出现,完全是一部“巩固君权”的宪法性文件,其目的就是要避免预备立宪启动后出现民权干预宪法起草的局面,清政府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后进一步加强皇室对修宪权的控制,也表明清政府只是将宪法当作巩固君权的工具。①

  另一派学者虽然承认《钦定宪法大纲》比明治日本宪法保守,但仍肯定它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积极意义,指出宪法大纲初步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保护私有财产原则,对君权做了一些限制;宪法大纲中写明的“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永不可侵犯”两款内容及其他条款所赋予的君主权力,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通例,并没有违反立宪精神;宪法大纲将一切权力纳入制度的规范,从而开启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先河;宪法大纲是一部立法权属于议会和君主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宪法,它宣告了君主立宪制度和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将由此产生,揭开了中国立宪史上的第一页,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②

  咨议局和资政院是继《钦定宪法大纲》之后清末宪政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置和成果。对于咨议局在各省的设立和运作及资政院的开院情况,相关论著已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对这两个机构性质的界定。传统观点认为咨议局和资政院只是清政府的咨询机构,或曰“御用机构”,并不具备地方议会和中央议会性质。③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不赞同此说,认为咨议局绝不是督抚严密控制下用以点缀民主的咨询机构或御用捧场机构,而是享有一定地方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的初级形态的地方议会,各省咨议局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振兴实业、兴办教育、改良社会、收回利权、抵制督抚专权、纠劾贪官污吏、推动地方自治和国会请愿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展现了咨议局的进步性和革命性;④资政院虽然没有完全立法权,较咨议局逊色,存在许多可非议之处,但也绝不是清政府的咨询机构或御用机构,其结构成分、内部组织、纪律处分等,均与立宪国家的议会相同;其会议程序、议事规则、表决方式及两届会议的实际表现,也都证实它的独立性和民主性;资政院实际上已具有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色彩,属于中央立法机关。⑤

  对于清末地方自治,学界也有两种不同认识。有的持否定意见,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地方自治体并不真正具有法人的地位,而是以“辅助官治为主”的非独立组织,以遏制革命潮流、维护清朝统治为目的,不但没有使人民在地方自治中得到一点民主自由的权利,反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具有反动性和腐朽性及缓慢性、平衡性、不可行性等特点。⑥有的学者则持肯定意见,认为清末地方自治虽然存在局限,但对推动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还是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一,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流动进一步增强;其二,使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权功能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地方政权的封建属性,为资产阶级创建新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其三,促进了社会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其四,为工商资产阶级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孔道,对推动地方工商实业、市政建设和文化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其五,对清末反帝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①

  责任内阁制是宪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置。对于1911年5月清政府推出的“皇族内阁”,国内主流观点多予批判和否定,但也有少数学者予以正面评价,批评立宪派反对“皇族内阁”系从狭隘的反满出发,其持论是不可取的;“皇族内阁”中的7名皇族,都是支持立宪的,评价“皇族内阁”,应以其是否赞成君主立宪为准,而不应以是否皇族为准;从君主立宪政体的长远利益看,皇族以不担任总理大臣为好,但作为权宜之计,作为过渡内阁,俟条件成熟,或两年后召开国会时再行更换,也何尝不可。②也有学者从制度史角度对“皇族内阁”加以肯定,认为“皇族内阁”不但确有与一般立宪国家相同之处,并且较诸军机旧制有重大进步,明确了国务大臣的责任,限制了皇帝专制独裁,推进了行政机构的近代化,是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③纵观既往国内学界的清末政治改革史研究,大致表现出三种取向。一种为革命史研究取向,多从清政府的改革动机及阶级分析出发,对清末政治改革倾向否定。另一种为现代化史研究取向,从政治现代化角度既肯定清末政治改革的积极和进步意义,也指出清末政治改革存在的各种缺陷和不足。应该说,以上两种取向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同时也存在局限,他们对清末政治改革都预设了一个价值判断标准,一个为革命史观的标准,一个为现代化史观的标准,简单地以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作为研究清末政治改革的依据,有意或无意地落入西方中心论窠臼。第三种为问题史取向,就清末官制改革的具体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诸如选官制度问题、官员俸禄改革、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问题,等等,这是近年国内学界在清末政治改革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值得肯定的新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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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第252—257页;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87页。

  ②郑大华:《重评〈钦定宪法大纲〉》,《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侯宜杰: 《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09—211页;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第167—170页。

  ③邱远猷:《清末“立宪改官”中的资政院和咨议局》,《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5期。

  ④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耿云志的《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与咨议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第1183—1230页;《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等等。

  ⑤罗华庆:《略论清末资政院议员》,《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尚小明:《清末资政院议政活动一瞥——留日出身议员对议场的控制》,《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⑥陆建洪:《清末地方自治剖析》,《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

    ⑦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8—208页。

  ⑧董方奎:《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⑨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83—385页。

  三、法制改革研究

  法律制度是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法制改革范围广泛,主要涉及修改旧律、制订新律,建立近代司法制度,改良狱政,礼法之争、部院之争,以及修订法律馆和一些重要清朝官员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

  清末法制改革以1902年清廷谕令修律为肇端。对于清政府启动修律的背景和动因,相关论著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动因是多方面的,既由于旧法体系不能适应清末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也由于欧美资本主义法系传入的推动和外部列强的施压和要求;既出于对外交涉的需要,以收回治外法权,也出于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统治的需要。①关于旧律的改造,国内学界着重对《大清律例》的修订过程和内容做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对1911年初修订完成的《大清新刑律》和《大清现行刑律》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刑律,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过渡的分水岭”。②有的学者还通过对《大清刑律草案》签注的研究,对由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刑律草案》做了不同以往的评价,从立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理论、立法语言和技术等三方面,对《大清刑律草案》中存在的问题和历史缺憾做了具体分析,认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编纂者忽视对传统法律积极价值的创造性转换,致使草案存在“食洋不化”的现象。③同样,对于清末刑律修订过程中出现的礼法之争,近年也有学者做了新的诠释。传统观点都将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看作封建保守势力予以批判和否定,而将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看作力图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改造中国旧法的进步势力予以肯定,认为礼法之争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原则与中国传统法律原则之争,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争,是进步与保守之争。④但进入新世纪后,学界改变了看法,更多人认为礼法之争只是中西法律文化之争,或者说是外来法文化与传统法文化之争、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之争,并非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两个阶级、两种法律观的斗争,且礼法两派也并非绝对的对立,绝对地主张礼教或法理,而是各有取舍,各有长短和利弊。⑤

    关于新律的制订,有的学者对《大清民律草案》的制订背景与原因、制订过程、内容和特点及其宗旨进行了具体考察,并予积极评价,认为《大清民律草案》采用当时世界上普遍的立法原则和最新法理法例,影响及于民国,开创了中国民法立法史的先河。⑥有的认为《大清民律草案》效仿的显然是“德国模式”。⑦有的却认为《大清民律草案》虽然间接受到德国法典的深刻影响,“但其母法系日本明治民法典,对其影响最大的无疑亦是日本明治民法典”。⑧有的对《大清商律草案》的制订始末、内容及实施过程做了考察,认为“该法的内容主要来自日本和英国的商事法律,是对日、英等国商法的移植”,虽然存在生搬硬套种种缺陷,但仍然发挥了商法应有的历史作用。⑨有的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诉讼法典草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的制订、废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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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曾宪义《清末修律初探》(载中国法律史学会主编《法律史论丛》第3辑,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92—211页)、林明《外来因素的冲击与回应:清末修律动因再探》(《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李启成《领事裁判权制度与晚清司法改革之肇端》(《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向仁富《清末修律原因新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176页)等论著。

  ②费成康:《论清末的刑律改革》,《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4期;朱昆:《〈大清新刑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动》,《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③高汉成:《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④李贵连:《清末修订法律中的礼法之争》,《法学研究资料》1982年第Z1期;艾永明:《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⑤具体参见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97—356页)、高汉成《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第37—56页)、杨林生《清末礼法之争探析》(《理论月刊》2002年第10期)、王瑞、郭大松《清末礼法之争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王霞《论清朝末年法制变革模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柴荣《清末礼法之争背后的法律思想价值》(《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等论著。

  ⑥华友根:《〈大清民律草案〉的修订宗旨及其思想影响》,《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5期;俞江:《〈大清民律(草案)〉考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第1期。

  ⑦李秀清:《中国近代民商法的嚆矢——清末移植外国民商法述评》,《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

  ⑧孟祥沛:《〈大清民律草案〉法源辨析》,《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⑨戴凤岐、吴峰:《大清商律及其修订始末》,《北京商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徐立志: 《略论〈钦定大清商律〉对外国法的移植》,《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⑩吴泽勇:《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胡瀚:《〈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命运及其原因探究》,《法制与经济( 中旬刊) 》2009年第9期;胡康:《〈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搁置时间考析》,《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2 期。

  有的对《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制订背景、理论基础及其原则和意义做了梳理,认为该法律草案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体系、原则和制度,而且结合国情,“革除了封建旧狱制之积弊,孕成了近代狱法之模型”,“为以后中国监狱制度近代化的建设提供了基础”。①有的对1910年《法院编制法》的编纂过程、内容和特色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该法典作为最后一部法院组织法,整合、规范了各级法院组织机构,确立了彻底的审判独立原则,是清末司法改革的“最终的和最优的成果”;②或谓《法院编制法》的意义“在制度方面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确认而非建构,在观念方面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宣示而非启蒙”。③有的对清末报律的内容和特点、制订过程、实施情况和影响等做了具体探讨。④有的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意义和影响及历史局限等,做了较为充分的考察和论述。⑤

  关于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问题:一、对清末中央司法机关法部与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之间组织和职能转换及两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尤其是大理院的组织、职能及运作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从中揭示清末司法独立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取得的进步。⑥二、对清末筹设各级审判厅的背景和动因,以及各级宣判厅的设立过程和实际运作、法官的考试和选用、各级审判厅的判决书及其遭遇的困境等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分析。⑦三、对清末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及狱政的改良分别做了个案研究。⑧

  此外,国内学者还对修订法律馆以及沈家本、伍廷芳、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在推动清末法制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做了考察和评价。

  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有力推进了清末法制史改革研究。但既往国内的清末法制史研究也存在一个缺陷,即研究成果多数出自法制史学者,他们往往就法制论法制,没有将清末法制改革与晚清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末法制史研究的深度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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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薛梅卿、叶峰:《试谈〈大清监狱律草案〉的立法意义》,《政法论坛》1987年第1期;张琼:《浅析〈大清监狱律草案〉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2期。

  ②张从容:《析1910年〈法院编制法〉》,《暨南学报》2003年第1期。

  ③吴泽勇:《清末修订〈法院编制法〉考略——兼论转型期的法典编纂》,《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④张宗厚:《清未新闻法制的初步研究》,《新闻研究资料》1981第3期;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制定》(《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和《清末报律的实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张力军:《论清末新闻法规》,《怀化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⑤参见王兰萍《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1903—19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明山《20世纪初中国版权问题论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姚秀兰《近代中国著作权立法论》(《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陈福初《〈大清著作权律〉的立法背景及历史意义》(《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论著。

  ⑥参见张从容《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和《清末部院之争初探》(《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晚清中央司法机关的近代转型》(《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晚清司法改革中的两种倾向》(《学术研究》2005年第2期)、韩涛《晚清大理院审判官员调配及履历考论》(《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和《晚清中央审判中实体法的适用——以大理院司法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档案》2012年第3期)等论著。

  ⑦参见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史新恒《清末官制改革与各省提法使的设立》(《求索》2010年第10期)、《效法西方话语下的自我书写——提法使与清末审判改革》(《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分科改制:提法使官制向近代科层制的演进》(《求索》2011年第6期)、《清末司法官制改革中的臬司甄别》(《历史档案》2012年第3期) 。

  ⑧参见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春霞、王颖《试论清末监狱近代化的法制前提》(《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孔颖《论清末日本狱制考察》(《日本研究》2006年第4期)、黄鸿山《拯救灵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史林》2009年第4期)、蔡永明《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马自毅、王长芬《狱务人员与清末监狱改良》(《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陈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释: 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艾晶《清末女犯监禁情况考述》( 《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论著。

  四、军事和警政改革研究

  军队和警察都是近代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工具,也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但大陆学界对清末军事和警政改革的研究明显滞后。以清末军事改革来说,迄今未有一部专著问世。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国外学者的译著:一为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二为199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大陆学界对清末军事改革的研究,一是体现在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的著作中,如张玉田等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章对清末军事改革做了专门论述,内容涉及“新建陆军的出现和编练”、“新军的扩大和北洋军阀的形成”、“各省的新军和巡防营”、“新式军事学堂的建立和陆军留学生的派遣”。施渡桥等著《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七卷《清代后期军事史》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清末军事改革的论述又有较大扩充。该著第二十三章对清末新军的编练和军制改革做了系统论述,内容包括新式陆军的早期编练、军队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北洋军的形成及各省新军的编练、巡防队的编练。第二十四章对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分别做了归纳和分析。第二十五章对清末军事教育改革及其特点做了考察和分析。此外,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著《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都对清末军事改革中重振海军措施做了考察和论述,既指出其遇到的困难,同时也肯定其积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和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是研究清末新军和海军史的两本重要资料集。

  另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发表的关于清末军事改革的论文约150余篇。这些论文的论题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清末新军的编练情况做了考察和论述,论题涉及清末北洋六镇和各省新军及禁卫军的编练,清末练兵处的设立、作用和影响,袁世凯、张之洞和其他一些重要官员与清末军事改革的关系。①其二,对清末军制变革做了探讨,论题涉及清末新军军官制度、秋操制度、军事后勤制度、退伍制度、优抚制度,各类军事学堂的创办与军事教育近代化等。②其三,还有不少论文从政治史角度,对新军转向革命的原因做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有的强调革命形势发展对新军的影响及新军具有转向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内在因素”;有的强调革命党人所做策反工作所起的关键作用;有的强调新军在选募、编制、训练等方面所实行的改革对新军可能转向革命的影响; 有的归因于清政府对新军管理的失控,等等。③此外,还有学者对日本和列强对清末军事教育改革的影响及中美海军合作计划分别做了探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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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任恒俊的《谈清末北洋六镇的编练》(《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吴兆清的《清末禁卫军》(《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和《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皮明勇的《张之洞军事思想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何文平的《清末广东的新军建设及成就》(《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马宣伟的《清末四川编练新军》(《文史杂志》2003年第3期)、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军事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丁海斌、韩季红的《清末陪都盛京的军政改革》(《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等。

  ②如皮明勇的《中国近代退伍军人安置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张华腾的《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和《北洋军河间会操兵力考订》(《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郭亚平的《晚清新军的军官制度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张劲的《论清末军事制度变革及其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郜耿豪的《试论清末军事后勤近代化建设》(《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姚琦的《论清末的军事学校》(《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朱建新的《清末陆军学堂》(《历史档案》1997年3期)、王栋亮的《清末陆军贵胄学堂述略》(《历史档案》2008年第4期)等。

    ③如陈旭麓、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陈文桂的《论清末新军向革命转化》(《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仲华的《清末新军变异之成因探析》(《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0期)、熊志勇的《浅议辛亥革命之新军》(《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苏全有的《对清末中央政府军队控制失败的反思——以清末新军为考察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和《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及《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式军队控制为视点》(《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

  ④详见王建华《论日本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和《论列强对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影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崔志海《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清末海军合作计划》(《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

  警察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国内对清末警政改革的研究首先体现在相关的中国近代警察史著作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警察制度简论》(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林维业等著《中国警察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韩延龙著《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韩延龙、苏亦工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孟庆超著《中国警制近代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版),万川著《中国警政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均对清末警政改革有所论述。另台湾学者王家俭的《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至192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版),也是研究清末警政改革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韩延龙、苏亦工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册上卷《清末警政的创建》可以说是目前大陆研究清末警政改革的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该卷共分九章,依次对清末警政改革的思想渊源、湖南保卫局的创办、组织机构和职权及裁撤、清廷启动警政改革的动因、清末中央警察机关巡警部和民政部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京师警察机关设置的演变及其职权、各省和基层警政管理机关的设置和落实情况、清末警察的种类和来源、警察的管理及警察经费的筹措、清末警察教育和警察学术、清末几种重要警察法规和警察立法概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另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学界还发表了60余篇与清末警政改革有关的论文。这些文章的论题比较广泛。有的考察了一些重要官员如袁世凯、张之洞、善耆、赵尔巽、徐世昌等在警政改革中的活动、主张及贡献。①有的对绅商在警政改革中的态度与主张及在创办地方警政过程中官绅关系做了考察和论述。②有的探讨了清末警察制度、警务机构及警政建设及其特点、得失和意义。③有的对警察教育改革做了论述。④有的探讨了警政经费对警政改革的负面影响。⑤有的就某一地方的警政建设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进行了个案研究。⑥有的探讨了日本对清末警政改革的影响。⑦在清末军事和警政改革领域,既往国内学界虽然发表了上述这样一些研究成果,但相比之下,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是目前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发表成果的数量来看,既不及清末政治和法制改革,也不如清末教育和经济改革。从研究内容来说,既往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史和警察史,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不多。其实,军队和警察作为国家统治的一个重要机器,清末军事和警政改革不仅涉及中国近代军事和警察现代化,而且对中国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值得从政治史和社会史角度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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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刘锦涛《袁世凯警政思想初探》(《历史档案》2008年第4期)、黄晋祥《直督袁世凯与清末警政》(《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皓《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6期)等。

  ②何文平:《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③这方面的相关论文见兆儒、俞鹿年《中国警察制度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帅建祥《清末巡警制度述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孟庆超《简论清末警政的创建》(《理论探索》2002年第6期)、杨玉环《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开创》(《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和《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2期)及《试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特点》(《齐鲁学刊》2007年第2期) 等。

  ④如黄晋祥《清末警察教育述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刘海文、殷国辉《清末巡警部与高等巡警学堂》(《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

  ⑤如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良胜《扩张与困顿:从警政经费看晚清地方警政建设》(《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1期)等。

    ⑥如沈晓敏《清末广东巡警(警察)制度述略》(《政法学刊》1997年第3期)、公一兵《北京近代警察制度之区划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先明、张海荣《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金泽璟《清末奉天警察制度的建立与地方行政》(《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 等。

  ⑦如黄晋祥《日本与清末警政》(《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肖朗、施峥《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等。

  四、教育改革研究

  在新政各项改革中,根据“为政之道,首在得人”的思想,教育改革迈出的步子最快,成效也最显著。与此相应,国内学界对清末教育改革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论著。

  就综合性研究来说,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以说代表了国内研究的最新成果。该著一方面对清末教育改革在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学堂、鼓励留学和建立近代学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论述,指出新式学堂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发展不但就其增长比率和绝对数而言是空前的,而且在结构和功能方面也比此前有了重大变化,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更为深远影响;并肯定清政府推动的清末留日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既表现在宏观方面,也体现在微观方面;既在参与现实的、改革传统旧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又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长远发展作了理论上、队伍上的积蓄和准备”;称赞清末制订和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总结,是清末学堂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推动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改变了晚清以来教育发展的重点,促进了教育内容的改革,凝聚了许多当时中国有识者的智慧,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该著对清末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也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清末兴办学堂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仍保留浓厚封建色彩,以“忠君”、“尊孔”为指导思想,继续以各种科举功名奖励学堂学生和留学生,把科举遗毒传给新式学堂,对以后新教育的发展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其次,学生数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过低,且受地方督抚人为因素的影响,学堂地域分布很不均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兴学基础的脆弱。再者,新式学堂质量与数量的增长不同步,存在严重问题,缺乏合格的生源和合格的教师,教育经费拮据。此外,该著还对清末兴学过程中乡村私塾教育和新式教育之间的冲突和调适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指出清末乡村教育冲突不仅给刚刚起步的中国乡村教育近代化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近代乡村社会危机局面的形成。就专题研究来说,钱曼倩、金林祥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为研究清末学制问题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对《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两部学制尤其是后一部学制的制订过程、内容、特点和意义等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一方面指出《癸卯学制》学习和模仿了日本学制、特别是1900年前后的日本学制,将学校系统分为三段七级,并在指导思想、立学宗旨和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上,以及在课程设置和重视普及义务教育、加强师范教育和大力发展实业教育等方面,对日本学制多有借鉴和模仿。但同时指出《癸卯学制》并非完全照抄日本学制,又有自己的特点。认为《癸卯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它不仅形成了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三足鼎立的近代学制系统,把学习西方教育的意识实际落实到学制的课程设置中,而且根据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阶段,确立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点。并且,《癸卯学制》的颁行还直接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催发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使学校摆脱了附庸、婢女的地位。因此,“其历史地位应得到充分肯定”。

  商丽浩的《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则是目前国内探讨清末教育经费问题的一部代表作。该书从教育财政学角度对清末中央、省级和县乡教育经费的来源和配置情况做了系统的论述,具体揭示了清末教育财政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及其影响,认为在教育近代化早期普遍采用的以各地之财供各地兴学之用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分别由中央、省、县三级负责办理的分级分区筹款制度,在清末教育改革期间已渐露端倪。

  桑兵的《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①不但对清末兴学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具体考察,同时还详尽探讨了清末近代学堂兴起对清末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指出清末数以万计的“洋”学堂和数以百万计的“洋”学生的涌现,强制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引起剧烈的社会震动。

  就清末留学教育研究来说,戴学稷的《清末留日热潮与辛亥革命》和李喜所的《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②为80年代国内研究清末留日教育的代表作。戴文对清末留日教育兴起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等分别做了探讨,认为“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李文从清末留日学生概况、留日教育兴起的原因、留日学生的思想演变和留日学生的组织发展等四个方面,对清末留日教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但他们都将清末留日教育纳入辛亥革命史研究范畴,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尚小明对清末留日教育的研究则摆脱了辛亥革命史的束缚,回归新政改革史研究,他的专著《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从留日学生与预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改革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留日教育对清末新政的影响,为国内研究清末留日教育与新政之间关系的一部代表作。

  除留日教育外,清末美国退款兴学也是清末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传统观点都将清末美国退款兴学看作是清政府的主动行为,特别是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努力争取的结果,并将美国的庚款兴学看作是一种文化和教育侵略加以否定。③但近年也有学者利用美国档案资料,对清末庚款留美教育的缘起和性质做了不同评价,认为清末美国退款兴学系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并非出于清朝驻美公使梁诚的倡议; 美国退款兴学不但是对列强勒索庚子赔款正义性的一个自我否定,而且也有助于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是晚清中美关系史上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①应该说,后一观点代表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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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分别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②两文分别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570—605页;第606—647页。

  ③具体见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3—88页)、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7页)、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第355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第255页)及徐建平《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张静《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天津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等论著。

    ④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就清末教育行政机构改革来说,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目前国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该书从学部渊源、机构设置和职能扩展、人事与决策、与各方权限的关系、经费统筹与督查、教育统筹与推进、规范管理和加强控制、学部与宪政、学部与近代文化事业等九个方面,对清末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做了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揭示了学部在晚清政治与教育变革中的地位和影响。而近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清末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学务处和提学使司及县级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的专题论文,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清末教育行政机构改革研究。

  另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就清末废除科举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和持久的探讨,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研究中一个热点问题。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不同角度对清末科举制由改到废的过程和背景做了深入的考察。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从文化史角度探讨了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社会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科举制改革产生的影响。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从教育转型的角度指出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变革和废止是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同步的,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则从科举制固有的矛盾和困境揭示科举制遭废除的必然性。有的从晚清政治角度探讨了地方督抚和中央官僚及政局的变动在推动科举改废中所起的作用。①有的探讨了晚清科举经费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对废科举的影响。②有的认为清末废科举与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诸如赌博现象泛滥、走私活动猖獗、社会混乱不安、仕途壅滞不堪、科场作弊成风、考生人格扭曲等,有着直接关系。③有的考察了科举制由改到废的过程,指出废科举大致经过了从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到及第人数渐减和完全废除三个阶段。④有的批评废科举并不彻底,与新政教育改革政策相矛盾,影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⑤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末废科举后仍保留科举出身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做法。⑥

  二是对清末废科举的影响和意义做了探讨,并大致形成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持积极评价,认为废科举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及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均产生了积极作用,使得清末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发生显著变化,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准备和提供了大量的、多样的人才,并使清政府文官录用制度发生革命性变化,呈现出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参政意识,改变了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⑦另一派学者则强调废科举所产生的负影响,有不少学者指出骤停科举制给应试文人带来了切身利益与心理的双重危害,使传统的社会关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深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⑧还有学者指出废科举导致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逐渐进据政统,乃至“游民”和“饥民”这类边缘社群也加强了对政治军事的参与,从而为民初的军阀政治埋下祸根。⑨还有学者认为废科举对中国乡村社会也产生了恶性影响,导致乡村教育退化,乡村社会趋于“土豪劣绅”化,严重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⑩

  国内学者在清末教育改革研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歧见,深刻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事实上,如果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是将清末的教育改革纳入新政改革史的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和分析,那么,对于清政府将教育改革放在各项改革之首及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否超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是否与新政的其他改革相脱节并带来负面影响,这都有待我们重新考察和思考。总之,只有将各项改革纳入新政整个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和分析,才能在研究中避免出现类似盲人摸象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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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李绮《地方督抚势力与晚清科举制度的改革》(《扬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和《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3—138页) 。

  ②徐毅:《晚清科举经费研究——兼论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③杨齐福:《科举制度与清末社会问题》,《福建论坛》2008年第9期。

  ④沈其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广州研究》1987年第11期。

  ⑤刘绍春:《科举制废除以后遗留的问题及考试制度的重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朱旗、张迪:《从一张“中第喜报”看“清末新政”时期的废科举》,《平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左玉河:《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⑥闫明恕、刘昌玉:《对清末进士出身的探讨——以科举制废除后(1905.9.2—1912.2.12)为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⑦伍茂春:《科举制的废除及社会垂直流动》,《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刘迪香:《清末学堂选官制度述评》,《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张晓东:《废除科举后清朝文官录用的专业化和技术化》,《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孟庆娇:《废除科举制对民众参政意识的影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5期;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⑧郑炎:《一九○五年废科举论》,《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王跃进:《论科举制的废除对晚清应试文人的影响》,《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田澍:《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管延春:《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与晚清覆亡的关系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邵宇:《试论科举制的废止与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⑨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徐爽:《断裂的传统: 清末废科举对宪政改革的影响》,《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

  ⑩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416—424页;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第230—239页;陈庆璠: 《近代新学体制与城乡分离的加剧——20世纪前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福建论坛》2005年第8期;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五、经济改革政策研究

  清末十年新政除政治、法制、军事、教育改革之外,清政府为达到筹饷练兵的目的,还进行了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国内学界对清末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振兴实业政策研究;二为财政金融改革研究。

  在清末振兴实业政策方面,国内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了它的影响和意义。如胡绳、金冲及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在考察清末立宪运动时,就将新政振兴实业政策作为促进部分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变的一个重要背景加以论述,肯定清政府奖励工艺措施对地主阶级特别是封建官僚投资工商业起了一定的推动和刺激作用①。

  进入80年代之后,清末振兴实业政策更是成为新政史研究中仅次于政治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学者发表的论文据初步统计多达300余篇,另出版多部相关论著,涉及诸多论题。有的从宏观角度对清政府特别是商部和农工商部振兴工商政策做了综合的考察和论述,并予积极评价,认为清政府和商部、农工商部所实行的一系列振兴农工商政策,诸如建立各级工商管理机构、颁布经济法规、借给官款、减免税收、奖励投资、举办“赛会”、兴办实业学堂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扶植了民族工商业,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进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化的一次重要起步,使得新政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经济基础。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施仁章的《清末奖励工商实业政策及其影响》②、沈祖炜的《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活动述评》③、郑起东的《清末“振兴工商”研究》④、果鸿孝的《论清末政府在经济上除弊兴利的主要之举》⑤等专题论文及朱英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徐建生和徐卫国合著的《清末民初经济政策研究》、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和王奎的《清末商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

  除综合性研究之外,有的对清末自开商埠的背景和进程、运作机制、特点和问题、影响和意义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彭雨新的《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⑥、张践的《晚清自开商埠述论》⑦和杨天宏的《清季首批自开商埠考》⑧、《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其运作制度》⑨、《清季自开商埠经费的筹措与开支问题》⑩、《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发育体系的影响》(11)、《自开商埠近代企业的创建及工业化程度分析》(12)、《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13)等专题论文及《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专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和唐凌等著《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此外,还有学者就上海吴淞、福建三都澳、山东济南和东三省等地的自开商埠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它们的不同特点,丰富和深化了清末自开商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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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8页。

  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④《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⑥载章开沅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4—206页。

  ⑦《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⑧《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⑨《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 期。

  ⑩《中国社会经济史》1999年第2期。

  (11)《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2)《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有的则对清末铁路政策做了重新考察和评价,认为清末铁路政策固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加快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抵制西方列强的占夺,收回路权,提高国力,始终是清朝政府制订铁路政策的根本宗旨。而且,清末铁路政策也并非愈来愈趋向反动,而是在不断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经验,朝着专业化、合理化、制度化和自主性的方向迈进。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兴办铁路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商办便是正确的,借款官办便是反动的。其实,在国内资金匾乏又无铁路专门人才的情况下,借款官办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不失为加快中国铁路建设的一条捷径。清末商办铁路从实际效果来看是一个失败的政策。铁路国有或借债筑路政策并不是一个卖国政策,对清政府的铁路政策不能简单加以否定。①

    有的对清末商品博览会活动的产生、意义和影响及存在的问题做了综合考察和分析,认为商品赛会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它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商品博览会双重影响的产物;商品赛会活动虽然受当时国情制约,具有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缺陷,但通过赛会形式而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有着弥足珍视的影响。②有的指出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背景下商部于1905年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人出洋参赛,同时在国内普劝各省开设商品陈列所,这在推动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内博览会的竞相举办。③有的对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的举办及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它是清末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商品博览会,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是南洋劝业会的预演,直接为其提供了许多借鉴。④另有10余篇论文对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和影响及与各方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它是晚清社会趋新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发展。⑤

  在清末财政改革方面,国内学者着重对清末中央和省级财政机构改革、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划分、近代西方财政预算制度的引入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诗启的《论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邓绍辉的《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决算》(《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张神根的《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张九洲的《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陈锋的《晚清财政预算的酝酿与实施》(《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和刘增合的《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和《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等系列专题论文。此外,刘增合还发表专著和系列论文,对清末引进印花税、改办统捐、划分国税与地方税制的活动及其影响、禁烟运动与清末财政和新政的关系等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既探讨了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在移植西方税制过程中传统旧制对新税制的制约。⑥周志初的《晚清财政经济研究》则从长时段对晚清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的变动做了考察,指出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中,田赋虽仍居首位,但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海关税和厘金等新税在财政收入结构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盐税虽属传统税收,但由于盐厘的开征等因素,仍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在财政支出方面,不仅支出规模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除军费支出仍居首位外,赔款外债、财政经济管理、近代实业、交通教育等新增项目的经费占了相当比重,反映了清末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⑦

  在金融货币改革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对清末银价的涨落和影响、银元制度的进步作用和缺点、货币本位问题、铜元制度、制钱制度的终结,以及信用货币制度的发展、近代银行的设立等,做了较多论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可参见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杨端六《清代金融货币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版)、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及张振锟《晚清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等论著。另,台湾学者卓遵宏的《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和李宇平的《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版),也对清末币制改革多有论述。

    在清末经济改革史研究领域,国内学界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还有深化和改进之处。例如既往研究同样存在就经济论经济的倾向,忽视经济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彼此制约和影响,没有将清末经济改革放在新政改革史的整体过程中加以考察和论述。再者,对清末各项具体经济政策的探讨也存在就事论事的现象,忽视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未能从清末经济改革的整个大局和是否适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角度加以把握。此外,清末经济改革的动力既来自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受当时经济国际化的驱动,来自于外部列强的要求和压力,外部因素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清末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既往的研究比较多地注意到了前者的因素,而对后者的研究则显薄弱。最后,对于清末经济改革,我们固然要探讨其具体内容和出台过程,同时更要进一步考察其落实情况和效果,并从一个长时段加以把握,注意其历史连续性,从而更好地认识清末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其在中国经济近代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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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崔志海《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芮坤改《论晚清的铁路建设与资金筹措》(《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马陵合《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等文。

    ②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魏爱文:《清末商品赛会述评》,《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

  ③乔兆红:《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6期。

  ④朱英:《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述略》,《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⑤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朱英:《端方与南洋劝业会》,《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王翔:《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另,有关国内清末博览会研究的学术状况,可参见谢辉《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⑥详见刘增合的专著《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及论文《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清末禁烟时期的印花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⑦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第139—223页。

 

    六、清末政局及新政性质和失败原因的探讨

  清末新政作为晚清的最后一场改革运动,它的产生、发展和结局既与清末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同时又对清末政局产生重大影响。新政与清末政局两者之间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就1901年清政府启动新政来说,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它既是19世纪以来改革运动的继续,同时与当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所造成的时局和民族危机有着密切关系,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应对1900年庚子政局的一个结果。

  同样,对于1905年清政府启动预备立宪政治改革,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与当时国内和国际政局有着密切关系,既是国内立宪派和清朝一些开明官员推动的结果,也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也受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刺激。

  关于官制改革对清末朝政的影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改革加剧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于发生在1907年春夏之交的“丁未政潮”,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是清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大爆发,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但对这场权力斗争性质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强调这次政潮体现了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①有的强调这是以瞿鸿禨、岑春煊为首的清流派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次政潮标志着清流派的彻底失败。②

  1908年11月14、15日两宫相继去世,是清末政局的一次重大变动。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去世给清末新政带来了消极影响,慈禧之死使清政府更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而光绪皇帝由于并不实际掌握权力,他的去世对清末政治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只是在清朝统治已处于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起了进一步动摇人心的作用”。③但在光绪皇帝死因问题上,目前国内学界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派根据宫中所藏皇家脉案和医方,认为光绪为正常病故,并非人们所谣传的那样,被后党谋害;④另一派则根据现代精密仪器在光绪帝头发中发现的大量砒霜,并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认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被后党官僚谋害致死。⑤

  1909年1月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事件,是继两宫去世后不久清廷朝政所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动。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国内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族官僚与袁世凯北洋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丁未政潮”的继续,是载沣加强皇室集权的一个具体表现。⑥但也有学者认为载沣驱袁系出于对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帝的行为深怀仇恨,为其兄光绪帝报仇。⑦就载沣驱袁的国际背景来说,有的学者认为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关系有着密切关系,袁世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的失败是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线之一。⑧也有学者不赞同这一说法,认为载沣罢袁与联美制日外交政策无关,系由袁世凯倡议中美互派大使问题引发。⑨

    对于袁世凯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在清末的崛起,国内学者大致有两种不同评价。一种坚守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对推动清末新政虽然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只是通过新政扩大北洋势力,为该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打下基础;北洋集团是晚清私军化和地方督抚专权的产物,是湘、淮军的继承者,它的崛起是对清朝中央权力的一种侵夺,加速了清王朝灭亡的步伐。⑩另一种意见则对北洋集团在清末的崛起持肯定评价,不但认为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对新政改革起了十分积极作用,影响和促进了新政的决策,推动了个别部门的近代化改革,促进了山东、直隶和东三省等地的改革,并在清末收回利权和禁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不赞同将北洋集团的崛起看作晚清私军化和地方督抚专权的产物,指出北洋军阀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北洋集团开始走下坡路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是袁世凯称帝及其死后,在清末北洋集团是统治阶级中一种新兴的政治势力,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清末新政取得一定的成效,他们的崛起为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注入了一线生机。然而满洲少壮派贵胄掌握中央政权后,对新兴的北洋集团给予削弱和打击,将北洋集团逼到自己的对立面,以致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联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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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册,第75页。

  ②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95页。

  ③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第342 页。

  ④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王开玺:《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朱金甫:《再论光绪帝载湉之死》,《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

  ⑤戴逸:《论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8年4期;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⑥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第343—355页;朱东安:《载沣驱袁的起因与后果》,《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7—122页。

  ⑦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⑧马勇:《袁世凯罢官归隐说》,《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⑨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⑩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第228、254页。

  (11)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第297页。

 

  关于清末新政期间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是“内轻外重”;一种认为是“内重外轻”。最近,又有学者提出清末的权力格局是“内外皆轻”,即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这种权力格局不但使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而且还导致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的局面。①

  关于新政与辛亥革命和清朝覆灭的关系,国内学者多认为新政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灭亡。有的指出没有清末新政,就不会有武昌起义,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②有的指出清末新政“为革命增加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武装力量等,并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导火线”③。有的指出正是清政府在新政中的种种失误,诸如官场腐败依旧且愈演愈烈、对列强的卑躬屈膝、全面铺开的新政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间的脱节、对民生的漠视和加倍的盘剥等严酷的现实,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使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④有的则指出尽管革命者与“新政”主持者清朝统治者彼此不共戴天,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多方面的因果关系。⑤

  对于新政改革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最终随清朝的覆灭而遭失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萧功秦认为清末新政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正是权威危机、改革综合症与制度主义的激进变革心态这三种因素相互激荡,并进而引发的日益深化的危机的历史过程”⑥。朱英认为清末推行新政过程中的民族矛盾、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与清政府的错误对策、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及改革者的素质等,均是导致新政失败并走向反面的深层因素。⑦罗志田认为清末最后十年所遭遇的制度转型困境致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⑧也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之所以未能挽救清王朝,原因在于新政改革恶化了官民矛盾、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及清政府与民间立宪派之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清朝统治基础,同时也由于新政本身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⑨另有不少学者认为新政的失败或清朝的覆灭与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有着密切关系。⑩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彼此并不矛盾。新政的失败,显然是多种原因综合所致。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改革者自身因素,也有当时国内客观社会因素。这些都有待我们回归清末新政的当时历史场景,做进一步具体和综合的分析。

  最后,关于新政的性质和历史地位问题,国内学界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多从革命史观出发,对新政予否定评价,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或“老调重谈”,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是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防止和镇压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不但不可能导致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也无补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或曰新政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地主官僚”主导的“一次自救与变革事件”,等等。(11)但80年代之后,国内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是空前的,较之所谓“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12)可以说,新政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应有的承认。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六十多年来的清末新政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被忽视到依附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并在专题史的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既往国内新政史研究存在的一个最大缺陷就是以事论事,忽视新政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综合性的、能够揭示各项改革之间相互关系的新政改革史著作,这应是未来国内新政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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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②张连起:《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2期。张连起: 《清末新政史》,第255—261页。

  ③郭绪印:《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近代中国》2008年第18辑。

  ④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戴鞍:《新政困局与辛亥革命》,《史林》2011年第5期。

  ⑤郭世佑:《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⑥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第123—125页。

  ⑦朱英:《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⑧罗志田:《革命的形成: 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⑨崔志海:《清末新政与清朝的覆灭》,《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

  ⑩参见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第1301—1330页)、蔡国斌《论财政对晚清新政的制约》(《江汉论坛》2001年第4期)、刘增合《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苏全有《横向与纵向:从新政看清末财政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江汉论坛》2011年第3期)等文。

  (11)王邦佐:《试论一九○一年——一九○五年清政府的“新政”》,《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164—184页;郑永福《晚清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论纲》,《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乔志强:《清末“新政”的产生与性质》,《北方论丛》1986年第4期;孙占元:《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12)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朱英:《清末“新政”性质新探》,《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萧功秦:《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4期;张礼恒、王希莲: 《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里程碑———论“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