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o Shaofeng (赵少峰) on the Guangxuehui (广学会)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o the 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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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学会与晚清西史东渐

赵少峰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4年2期第44~54页,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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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少峰,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内容提要】广学会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团体,它主要依靠出版报刊、图书、创办学会等方式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广学会发行了众多历史类的图书,这些图书涉及世界通史、国别史、当代史、人物传记等方面。《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书中所蕴含的世界史观、进化史观、国家观念,阐发的变法改制思想、世界各国快速发展的动态等内容,成为刺激和鼓舞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广学会;西史东渐;《泰西新史要览》;《中东战纪本末》;出版机构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4)02-0044-11

  广学会是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颇有影响且又规模宏大的文化教育团体,它通过出版书籍、创办报刊、组织学会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知识,以为“传教之助”。关于它在晚清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朝着个案研究方向深入①。广学会在传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西方历史著作译介占有一定分量。本文着重探讨广学会出版史志类图书的原因、种类、内容,分析广学会编撰的史著在晚清西史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在士人阶层产生的反响,以弥补当前研究的空白。

一、以“影响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为目标的出版机构

广学会的前身是1887年在上海成立的“同文书会”,英文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89年②该会成立董事会,总税务司赫德担任总理,德国总领事佛克(Dr. J. H. Focke)任副总理,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 J. Allen)等人任协理。司事包括丁韪良(W. A. P. Martin)、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36人,美国总领事官肯尼迪(General Kennedy)、怡和洋行麦机嘉(E. Mackeon)等政界、商界的不少人物也是其中成员。1894年,该会的中文名改为“广学会”,意为“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1905年,季理斐(Rev. D. MacGillivray)建议将该会英文名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中文名仍旧。广学会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广学会出版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图书,一为宣扬基督教教义,一为宣传西方文化。广学会拥有较为长远的目标,既不同于以出版纯粹教义为主的教会机构,也不同于以学生为对象的益智书会。韦廉臣是广学会的核心成员,在华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他说道:“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为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根据中国的这一现象,他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明确了出版目的:“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出版目标就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在提供科学知识的同时,努力使之具有吸引力③。所以,在韦廉臣主持广学会时期,出版的图书分为两种,一为天文地理及一切格致图书,“足扩学人之智识,其事巨,故其措辞不敢不尽也”;一为人物花木及一切政事,“以牖童稚妇女之聪明”④。

1890年,韦廉臣病逝。在赫德的推荐下,李提摩太成为同文书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一直做到1916年。李提摩太在担当总干事之前,已经在山东等地传教20年,他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了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接受程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足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⑤。在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他就指出一些基督教小册子将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是不对的。李提摩太还注意结交中国权贵,他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恭亲王、庆亲王等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通过与中国官绅的交往,他对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880年,李鸿章和李提摩太在天津见面。李鸿章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⑥。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对李提摩太后来的行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提摩太领悟到:“这使我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去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于是我回到山西,决定针对官员和学者们开展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李氏在广学会任职期间,出版的书籍大多围绕中国社会和政治展开,不能不说与他早期经历有关。李提摩太在同文书会年报中明确指出:“我的目的是教导中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男女”,“利用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的领袖人物来发展我们的工作”⑦。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由首重宗教方面宣传转向侧重世俗知识的译介⑧。据统计,广学会所出非宗教性及含有宗教意味的书中,以人文社会科学占据大多数,其中又以历史、传记、人文、社会等方面的书占据多数⑨,因为这四个方面的书籍便于宗教宣传。教育、政治论议的书次之,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所占比重较小。这与日益兴起的变法、改革的社会主体思想是相一致的,也是广学会出版图书的一个特征。

晚清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中,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是最多的,其数量远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⑩,而且所出图书影响也是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被梁启超称为“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11)。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契合了社会的要求,适应了当时接受新知的士子和士大夫的需要。起初,广学会的图书也是采取分发和赠送的形式,“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销任何基督教书籍,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对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1895年当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广学会的其它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本”,“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反而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12)。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就注意到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13)。

与清政府官方主办的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的图书相比,广学会翻译出版的图书与前两者不同。传教士自己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与中国的社会形势变化紧密相连。这从在华传教士在上海所召开的三次(1877年、1890年、1907年)大会形成的报告中都能够看得出来。187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Mateer Calvin Wilson)指出:“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不管他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他涌来,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势必将遍及全中国。”(14)1890年代,中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来自美国的林乐知在第二届在华基督教大会上做了《中国发生的变化》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文化已经不是简单的模仿,中国人也在不断的学习,急需的外国思想和编纂统一的教科书成为首要任务。来自英国的韦廉臣认为编纂一部包括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在内的当代史是一项重要任务,以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15)。

广学会的传教士们毕竟是揣着一定的目的来华,李提摩太给中国官员的建议是:“在一定年限内,给予某一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权力”,企图将中国变为某一国的“保护国”。他们的企图并没有得逞,反而是出版的书籍对急于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士大夫产生了启蒙和影响,为国家的发展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李鸿章也对广学会的出版物表示过肯定,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一点好事,以致毕德格评价其“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16)。中国学者赵如光在《万国通鉴》序中也指出,外国传教士“每于圣书而外,多所著作,非徒炫奇,实为传道之助”(17)。传教士译介的这些历史书籍,实际上是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却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从中汲取有益的资源,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

 

二、广学会所出历史类图书

广学会所出版的“历史类”图书,大体分为通史、国别史、当代史、传记、杂著等类别。当然,由于“当时”与“当下”学科划分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在图书类别划分方面也较难取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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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1911年前广学会所出史志类书目。书目统计依据《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广学会编,清末铅印本,北京图书馆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广学会图书,《万国公报》新书目广告,同时参考了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代印本1896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附表3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

在广学会出版的所有历史类图书中,《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是两部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下面通过对这两部书的分析,展现广学会出版历史图书的内容、特征及其反响。

 

三、《泰西新史揽要》:新体裁和新内容的西方史著

《泰西新史揽要》是1895年由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该书英文名为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或者写作The 19th Century:A History,原著者为John Robert Mackenzie,在当时译为麦肯西、马肯西、马恳西、麦肯尼等,今译为罗伯特·麦肯齐。麦肯齐曾经担任过新闻记者、商人。这部著作目前所知英文版较早刊出的时间是在1880年,之后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多次再版。

这部书是李提摩太和中国译手蔡尔康通过“西译中述”的方式完成的。李提摩太,英文名Timothy Richard,1845年出生在英国威尔士一个农村家庭之中,从哈佛浮德神学院毕业之后来华传教。自1870年来山东传教开始,至1916年辞别中国踏上归途,李提摩太在华四十五年,除了1885-1886年、1896-1897年休假,在华的日子里他都致力于基督教宣传、中国的赈灾以及广学会的工作。此外,李提摩太还撰写有《救世教益》、《时事评论》、《地球一百名人传》、《华夏诸神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以及关于佛教的论述等多部著作,他还参与了《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为了解决山西大学堂的教材问题,李提摩太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翻译部,聘请了十名中国翻译人员和作者以及一名日籍翻译人员,翻译了梅耶的《通史》、吉本的《欧洲商业史》及日本东京学校的一些教材(18)。李提摩太在华出版的报刊、著作中用的中文名为提摩或者李提摩太,字普若、菩若、普岳、普药,号醒华生、救世子等。中国译手蔡尔康1858年生,上海人,字紫绂,署名铸铁生、蔡芷祓、紫黻、缕僊等,1894年经沈毓桂、李提摩太推荐为《万国公报》编辑,并成为林乐知的助手。

《泰西新史揽要》这部书的翻译是从1892年3月开始的(19),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于1894年将英文版《十九世纪史》译成中文,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刊于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的《万国公报》第62册至68册上。译本序和译本后序刊载于《万国公报》1895年4月和5月的第75册、76册。国内现存这部书的版本较多,主要有广学会本、上海美华书馆印本、三味堂本、紫文书局本等。2002年上海书店再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三味堂本为底本。全书共计24卷,各卷下分若干节,合计371节,内容上“以国为经,以事为纬”,全书所记以19世纪英国史最详,认为英国是“泰西之枢纽也”,认为法国是“欧洲之乱所由萌,亦治之所由基也”,同时对19世纪德、奥、意、俄、土、美等国家发展史进行了论述。在章节安排上,第一卷论述欧洲百年前情形;第二、第三卷论述法皇拿破仑统治历程;第四至第十三卷主要论述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变革、对外贸易、对外战争、社会发展、海外殖民统治等内容;第十四、十五卷讲述法国大革命史;第十六卷至二十卷论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第二十一卷述及美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及改革内容;第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详述欧洲教皇、基督教以及欧洲政治制度、学校教育、安民政策。

在体裁方面,《泰西新史揽要》采用了欧洲使用较多的章节体史书体裁,以重要事件、人物、制度为标目。为了达到中西时空的统一,加上了中西年历对照表,增加了人名、地名、事物的中英文对照表(20),促进了中国史学体裁和体例方面的发展。

在内容方面,《泰西新史揽要》的“新”体现在:

第一,以“世纪史”的形式,将同时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进行了对照,为急于了解欧洲各国发展状况的中国知识界提供了很好的模本。此前,在中国译介的历史著作如《大英国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外国史略》、《地理全志》等,或是专门史、或是区域史,或是古代史,涉及欧洲当代史的内容较少,更不要说同时介绍欧洲各国的当代史。

第二,该书详实地论述了西方政治制度变革的内容,对19世纪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及变革都有详尽的分析。比如,对英国议会,详细地论述了英国议院章程、人民的权利、选举方法、人民在议会的斗争等;法国议会在拿破仑失败后,民众修改议院章程的呼吁和争取民主的行动。美国林肯总统被刺以及总统选举“民班”和“官班”的相互斗争(21)。

第三,全书详实地分析了欧洲各国经济发展、学校教育改革以及新技术的使用。如第四卷对英国国内的工价、食价、粮食贸易、纺织、田赋、刑罚、监狱、贫民、城镇发展、征召入伍、妇幼儿童招工、受伤士兵的保护、邮递业务、报章业务等都有涉及。文中论述了各国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如1818年英国十七人中仅有一人入学读书,1851年之后,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入学读书之人骤增。在公费教育的省份,“有已及入塾之年,而仍纵令嬉戏者,准地方官罚其父母”(22)。法国、俄国、美国等国也都非常重视教育,美国每年拨款二十三兆镑,远远超过了军费十兆镑的数额(23)。在新技术方面,介绍了火车、轮船、电报、电话、电灯、枪械等新发明和使用,并用一定篇幅阐释了西方各国鼓励民众进行发明创造的内容(24)。

《泰西新史揽要》翻译完成后由广学会出版。因为有了早期在《万国公报》的宣传,再加上李提摩太的人际关系和特殊的宣传手段,一时间出现了热销的场面。李鸿章和张之洞电邀其当面会谈。这部书在杭州一地就出现了六个盗版本,在上海能够买到两元本,在西安卖到六元的价钱(25)。在皇宫禁内,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有两个月的时间为皇帝读《泰西新史揽要》(26)。

 

四、《中东战纪本末》:记录甲午中日战争的当代史著

《中东战纪本末》一书是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中国译手蔡尔康,将刊发在《万国公报》上关于此次战争的文章,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纂辑而成的书籍。此书在当时影响甚大,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书生学子都多有阅览。广学会曾将该书送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专门委托官员复信致谢。李鸿章看过书后认为“它写得很好,希望它能广泛流传”(27)。

《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由广学会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4卷,1900年出版三编4卷(28)。署名为林乐知著译,蔡尔康纂辑。

林乐知,英文名Y. J. Allen,1836年生于美国,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会员。1860年6月抵达上海,1907年在上海去世,期间除短暂回国,其它时间都在中国度过。来华时中文名为林约翰,1864年加入上海广方言馆时改名林乐知,后来取名荣章。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到南京见过洪仁玕,后曾参加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工作,翻译了《列国岁计政要》、《东方交涉记》、《四裔编年表》等著作。他的数篇具有影响力的著述和译作,如《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中国历代度支考》等,均被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赵惟熙《西学数目答问》收录。1878年,林乐知回到美国,美国爱默雷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9)。林乐知来华四十七年,经历了中国的不少大事,与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要人物有交往。在《中东战纪本末》书中,林乐知译著的文章占据了全书近一半的分量,大部分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蔡尔康为《万国公报》编辑,林乐知的助手。蔡氏在书中校、译、著的文章总体上超过了林乐知。林乐知评价他说:“子茀中国真秀才也,每下一语适如余意之所欲出”(30),“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美体于一冶”(31)。另外,《中东战纪本末》还引用了电报、条约、外报评论,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的文章。

关于撰述目的,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序》中也有叙说,中国战败并不可怕,关键是总结教训,变法是中国重振国势的重要途径。中国战败了,是因长时期困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中国断无可灭之理,际此痛深创钜,幡然一变其故辙,综计云蒸霞蔚之盛亦有五端,恐非日本之能望其项背也。”(32)日本取胜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变法,日本实行的五项措施,“表武功于天下”、“有利器而得人以利用”、“国体既立,乘势以兴新政”、“通国之民均知教化”、“力避诛降,以仁心闻天下”,使日本一跃成为强国。“中国若恐骤更新法,致激愚民之变而因循”,犹如“母之爱子,怜其夜啼,而饮以安神药水,恐一眠而长不醒也。”(33)此书适应了当时社会变法形势的需要。在体例方面,林乐知称本书仿《通鉴纪事本末》,采用纪事本末体。他认为此种体例,“皆脉络贯注,糜眼毕清,读者一目了然”(34)。通观全书可知,林乐知所倡导的“本末”与中国史书体裁纪事本末,在含义上有所不同。实际上,他强调的“本末”是事件的轻重缓急问题。

《中东战纪本末》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出版,时人阅后称其“于当世大局,万国实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能言诸生所不能言,且敢言翰林御史不敢言”(35)。帝师孙家鼐评价道:“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36)此书初版三千部很快销售一空,不到六个月就收回了成本,重印多次,曾出合订本4000册,总印数达2万册。林乐知和译手蔡尔康也受到一些省官员邀请,要求前往讲授西学(37)。《中东战纪本末》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并被转送深宫之中,就在于它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方式报道、评论了这场战争,指出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弊病,触及到了中国的病根。

本书的影响力之大在于它的内容,在撰写内容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材料可靠,记述较为客观。该书认为中国失败源于“骄傲”之心。中国喜欢报喜不报忧,喜欢听“虚词”。针对日本宣称参与朝鲜事务,一是辨明朝鲜宜为独立之国,二是中国不再干预朝鲜之事,林乐知认为日本的根本意图是“日本欲去戍朝之华兵,而全归其保护者也”(38)。在材料运用上直接使用公函和电函。文中引用了中国总理衙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来往公函,李鸿章在日本期间与伊藤博文等人谈话记录,李鸿章与伊藤陆奥、伊藤博文的往来函件等。文中收录了《讲和条约》、《修订专条》、《停战条款》等系列条约,这足以能够证明《中东战纪本末》在材料使用上的权威性。

第二,引用外电,指陈形势。林乐知对西文的通晓,使他能够更为方便及时地了解国际形势,并运用到分析中国问题上。据不完全统计,《中东战纪本末》中摘录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近四十种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和报道,主要内容是关于战争中及战后,各国行动及态度变化。对于此事,林乐知认为,“会各国报馆,各谋其国,各顾其人,欲求仗义执言,置本国事度外者,奚翅星辰硕果。于以知今日之时局,理与势两相倚。势苟弱,理亦即与之俱弱也。”(39)十篇《裒私议以广公见论》的撰述意图也在这里,通过聚集不同的私议,来正确客观地认识这场战争。林乐知针对俄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评论道:“俄罗斯助华变约,阻日割辽,名为公论之不容,实则私图之自便紾臂夺食,华人渐见其肺肝”(40),揭露了俄国参与干涉还辽的真实目的。

第三,分析弊病,力荐变法。编纂此书之时,林乐知来华已三十六年,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症结可谓有充分了解。卷二中引用朱谕、谕旨、廷寄,实际是从一个方面来反映晚清政府如何来看待和应付战争。在国家受到战争威胁之时,大臣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寿辰奔忙,足可以看到此时晚清政府的腐朽。此书所倡导的变法思想渗透于全书每卷之中,而以第八卷最为集中。文中认为中国长期形成的积习有骄傲、愚蠢、恇怯、欺狂、暴虐、贪私、因循、游惰,各种积习相引而递生,祸及国是。“中国自知骄不可恃,傲不可长,岂但有益于外国,不且大有益于中国乎?呜呼,此种语气,籍籍然闻于遍地球间,中国岂又未之知乎?”(41)中国“不知自强其国之道,不在于武备而在于政体,中国预救其危,必先自知其弊。”他还认为中国必须自己主动进行自强之法,若它国也参与进来,恐会干涉到政权,“天下能否平安,全视中国能否振奋,欧人之冀望深矣。中国若再因循,他国必有合力以迫令振奋者,试问中国之主权尚有存焉者乎?”(42)文中还以日本为例,指出变法的益处。

《中东战纪本末》能够产生巨大社会反响,还与它的评论、文章的本土化倾向有重要关系。对于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林乐知也没有笔下留情。方伯谦因害怕战争,藏于船底的货舱之中,叶志超等人恇怯,纷纷畏敌而逃。文中引用英国武将纳披的话说:“两军相见于疆场,其孰为胜者,孰为败者,道德居其三,枪械居其一。”他进一步评论说:“故夫华之败于日,非败于器械之不利,而败于文武各员道德之不修。”“华人之学问,多守旧而不知谋新,终且并其旧者而失之,其能免于挫败哉”(43)。针对于中国军队守而不战的行为,文中评论道:“夫中国有新舰巨炮,精卒厚饷,固宜长驱直入,不但攻踞朝之客兵,且将攻守日之主兵,方足以固民心而作士气。若不言功(攻),而言守,已非出奇制胜之道,况乎并守而不能哉,局外之人,所由内问诸心,外问诸世,而不知其何故也。”(44)反映了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部分人为维护一己利益,视国家利益于不顾,在军事上极力避战求和的行为,带来的恶劣后果。在文字运用和表述上,使用中国士阶层熟悉的语言,使得文章更具有影响力,比如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著名语句。如《论语》中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更具感染力。在讲到中日两国进退比较时,引用了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暗示了昔日繁荣强盛的中国,如果再不努力,也只能落个断壁残垣的悲惨局面。

自甲午战后(1895年),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变法思潮,开明的士人、学子试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求知识于域外的思想强烈。在战争期间,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相对客观真实的报导,为其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晚清士人王炳照曾在1895年编辑出版了《甲午中日战辑》,认为林乐知文章所载事“最真且切”,王氏之书录自《万国公报》上的内容达“十之九”,以此达到疾声长呼,使人常醒,鉴前车,绸未雨的目的(45)。

 

五、西史东渐的反响

长期困于“天国迷梦”的多数士大夫,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使用“纵向思维”方式,而缺乏横向的比较。“中国服官之众、读书之士,其于中国古训,自己烂熟于胸”,而对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寻求因应之道,则不可得。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受到追捧,正是适应了中国社会骤变的局势。在1893年广学会年会召开时,所出售之书仅为八百一十七元;1896年12月10日,广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九次年会时,图书销售开始变化,单卖书一项收入达五千九百多元,“昔之视同鸡肋者,今之价重鸡林”。江苏、湖南两地学政以书中内容,作为乡试出题的内容,林乐知等人受邀为创制良法(46)。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1897年广学会卖出图书收入在一万两千一百四十六元(47),尚不计算美华书馆、申报馆等处代售收入。1898年,更是售出了一万八千余元。自1897年至1905年,广学会所卖出的《万国公报》达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一十二册(48)。

历史著作并不单单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述,与社会现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对光绪皇帝、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岑春煊、孙宝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在他们的著作或回忆录中都有所体现。在1896年前后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辞,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体例灵活、内容新颖、思想激进,阐发的变法改制思想,加速了有识之士为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抗争的行动,对中华民族的振兴起到了鼓舞作用。

广学会翻译编纂出版的不少历史著作是有价值的,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和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编译者将西方的西学、西政,国家繁荣兴旺的根源归于所信仰的基督教,则反映了他们的局限性。林乐知认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有公使领事、行商作贾、医师矿师、传道教士等人,诸人之中谁最有利于中国,那就是传教士。公使是为修好睦邻、保护商人利益,商贾是为求利,医生矿师是为求名于天下。“独有传教士之来华,非为名也,非为利也,传扬真道也。诚知真道为生命之量,而欲以其量为华人益智馈贫之助也。且知基督为世界之光,而欲以其光,为华人去暗投明之导也。此为独有益于中国者也。”(49)中国译手蔡尔康也竟宣称:“教士之所讲者,敬天爱人之理,与儒教无弗同也”(50)。然而,当时的士人和知识阶层面临民族危机,并没有走向基督教信仰,而是将汲取到的西学知识作为变革中国的“思想资源”。

 

注释:

①关于广学会的研究成果颇多,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等著作都有专章(节)论述。另有江文汉的《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王树槐的《清季的广学会》(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期上册)、孙邦华的《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李巍的《季理斐在广学会活动述评》(《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吴雪玲的《广学会与晚清西学传播》(《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等。但是,以上研究成果对西史东渐的内容却关注甚少。

②顾长声认为是1888年成立董事会,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但《万国公报》1890年3月刊登的《同文书会实录》显示:“客岁十二月十七日,同会诸人集于有利银行商办书会中事”,并列有名单。客岁应为1889年。

③《同文书会发起书》,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④韦廉臣:《同文书会实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⑤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⑥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29页。

⑦《同文书会年报》(1894年),《出版史料》1988年第3、4期。

⑧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期上册,第209页。

⑨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期上册,第216页。

⑩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介的历史类书籍参考笔者论文《略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史译介活动》,《历史档案》2011年第4期。

(11)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4页。关于《泰西新史揽要》研究成果较多,如刘雅军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邹振环的《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世纪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11页。

(13)《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14)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177.

(15)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14. p523.

(16)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42页。

(17)赵如光:《万国通鉴·序》,1882年刻本。

(18)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86-287页。

(19)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02页。

(20)这种史书编写方式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及伟烈亚力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中已经采用过类似的撰述方式。

(21)《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1页。

(22)《泰西新史揽要》,第112页。

(23)《泰西新史揽要》,第270、345、383页。

(24)《泰西新史揽要》,第143-158页。

(25)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10、211页。

(26)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39页。

(27)《广学会年报第十次》,《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28)本部分以与甲午战争紧密联系的初编为主要研究对象。所用《中东战纪本末》为1896年上海广学会译著,图书集成局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影印第7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29)《美国爱默雷大学图书馆藏来华传教士档案使用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0)《中东战纪本末译序》,《中东战纪本末》,第10页。

(31)蔡尔康:《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序》,《万国公报》第109册,1898年2月,第28本,第17475页。

(32)《中东战纪本末译序》,《中东战纪本末》,第7、8页。

(33)《中东战纪本末译序》,《中东战纪本末》,第9、10页。

(34)《中东战纪本末例言》,《中东战纪本末》,第21页。

(35)张昌鼎:《中东战纪本末序》,《万国公报》第102册,1897年7月,第27本,第16996页。

(36)孙家鼐:《复龚景张太史心铭书》,《万国公报》第91册,第26本,第16230页。

(37)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38)卷六《微量篇》,《中东战纪本末》,第600页。

(39)卷六《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09页。

(40)卷六《七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54页。

(41)卷六《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中东战纪本末》,第591页。

(42)卷六《三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24页。

(43)卷六《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中东战纪本末》,第596页。

(44)卷六《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中东战纪本末》,第569页。

(45)王炳照:《甲午中日战辑·自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46)《上海广学会第九次年会论略》,《万国公报》1897年第98期,第16757、16758页。

(47)《上海广学会第十年年会论略》,《万国公报》1897年第108期,第17415页。

(48)《广学会年会报告记》,《万国公报》1906年第206期,第24070页。

(49)卷六《十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第698、699页。

(50)卷七《据台十不可说》,《中东战纪本末》,第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