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e Shuming (叶曙明) on academic histor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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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

叶曙明

来源:《晶报》2015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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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学术成就,在历史上究竟应居一个什么位置,近来有不少的讨论。有人把民国学术看得很高,主要是“因人而贵”,换言之,并不是学术本身与前代比较,真的登上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而是因为人们一提起民国的学术大师,便往往先有了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想象,认为这是民国学界的风尚,因此即使一本普通的大学讲义,甚至中小学课本,也会被渲染得熠熠生辉,赋予许多它自身承载不了的内涵。

我们谈论问题,喜欢笼而统之,高屋建瓴,比如一开口就说“两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却不问中国是否真有一个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封建专制社会”;又比如一说“道德滑坡”就痛心疾首,但究竟是从哪里滑下来?坡顶在哪里?却无从深究。

谈论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首先要确定以什么为参照物。是以当代的学术?还是以清代、明代的学术?还是以西方国家的学术?任何时代的学术发展,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民国的学术也是丕承前代,如果与明清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及,都属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翻译引进西方学术,是前代无法企及之外,我并没有看到民国的学术理论建构,在哪个方面取得了奇峰突起的成就。相反,党化教育的确立,恰恰是在那个时代。即如钱穆先生这样的学问大家,编写《国史大纲》作大学用书,纵论历史,析缕分条,提纲挈领,令人有豁然贯通之感,但一及自己身处的民国时代,说到创设国会、制定宪法失败的原因,亦有言不及义的感觉,好在这个“鸡肋”篇幅不多,匆匆翻过也就罢了。

又如近日重印80年前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也是民国时期的一本函授学校课本,网上好评如潮,我看了介绍,说它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但同时又说明,因某些原因没有收录中华民国成立到“九一八”事变这部分内容。使人好奇,这部分内容是否与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过于接近,以至于今日难以收录?

我以为,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那些具有这种禀赋的知识分子身上,其实更多是反映他们对士大夫精神传统中一些优秀因子的继承,并非民国所独有。民国学人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开放精神,大量的吸收各种新知识,大胆地与传统学术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学术方法,比如我读梁启超的著作,读胡适的著作,感受最强烈的,不是他们创立了何种高不可攀的学说,而是他们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他们有不少立论,今天看来,甚至显得粗浅,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启人智慧之效。这样的学术,是高还是低?

笼统地谈论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全然没有意义,要细分到哪些领域的学术,与哪个时代相比。亦正如说当今道德滑坡,是要看与什么时候比,以什么标准去比。若与鲁迅所说的蘸人血馒头吃相比,与“文革”时父子、夫妻互相揭发,学生剃老师阴阳头,随意抄家,没收财产相比,还能说今天的道德水准比那时低吗?

我很赞成重估民国学术的价值,这既是对还原历史真实的一种期待,更因为我们的学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重新厘清,重新出发,这就要找到我们的出发点。重建道德亦然,既然要扭转滑坡现象,首先就要弄清哪里才是我们该去的“顶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