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Xiao Gongqin (萧功秦) on neo-authoritanism and radic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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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执念:拒绝激进 也拒绝浪漫

嵇国华

来源:共识网2015年1月28日,凯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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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学生时代,萧功秦是一个继承五四精神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多年以后,他转身成为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学界代言人。在他的表述里,新权威主义能够很好的诠释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然而,他的这种论调被一部分人贴上“迷信威权”的标签,在学术阵营中塑造出一个孤独的新权威主义者形象。萧功秦对此并不介意,他反感极端思潮,无论左右,用他自己的话说:拒绝激进,也拒绝浪漫。

“大跃进时开始读小学,初中是在三年大灾难中渡过的,高中是在高唱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渡过的。接下来,整个文化革命,我在工厂当了12年的工人。文革以后,我考上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46年出生的萧功秦,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青壮年是在历次运动的洪流中度过的。在外国的学者友人看来,与共和国同呼吸、共成长的经历是他理解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资源。这或许给他日后学术研究中旗帜鲜明的反激进倾向埋下种子,使他对浪漫主义心存警惕。

文革时期,他进入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工作,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避开了运动的风头,反而更能沉下心来专研学术,12年间他记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单位以“萧克思”闻名。1978年,他被破格录取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

在南京读硕的时候,他是一个继承五四精神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然而短短数年,他的学术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与美籍学者林毓生的交往,使他对以现实关怀为基础的思想史产生真正的兴趣,开始走上独立治学的道路。在与凯迪网络的对话中,他也提到,青年时期受益于柏克的思想,特别欣赏其对激进主义的批判。

1980年代后期,新一轮的民主浪潮席卷全球,毗邻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纷纷变革体制,经济困难与社会矛盾的加剧也令东欧政权先后变色,引得国内的思潮涌动,民心思变。

基于现实关怀,他提出了一个令学界感到陌生的概念:“新权威主义”。他声称,这是一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代化理论。在激流汹涌的1980年代末,这样的观点引人疑惑甚至反感。

所谓新权威主义,简而言之,有三个观点:一是坚持威权政府的领导;二是坚信市场经济的力量;三是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多元性的发展。

在他看来,新权威主义很好的诠释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结合集权的组织动员和市场的自由竞争两种优势,实现物质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又能将政治参与的需求降至一定的范围,维持社会管治的稳定并发展经济。

不出意料,他的观点一出,便遭到毁誉参半的反响。赞同者认为,新权威主义基本对应官方所表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建设性的理论。反对的人则表示,其理论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独断,太过于迷信威权的力量。

“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又扩张权力”、“威权如何解决激励机制”、“高度集权的改革动力在哪里”……直到2013年,一场以“激辩新权威主义”为题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们仍普遍对其理论发出不同程度的质疑与否认。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仍坚持认同“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模式的阐述。

在年初一篇总结的文章中,他提到,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

“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要尊重强政府,珍惜强政府”,对话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这样表态。

有凯迪网友曾评价萧功秦:在当下我国的政治理论领域,如若划分左右派,你很难对其定位。你说他是左派,但是他反毛,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他至少不激烈反对;你说他右,他却像左派一样支持威权政治体制。

数年前某杂志的报道,将萧功秦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孤独代言人”。他认为没必要拘泥于标签,只想做好学者本分:根据历史经验,努力描绘出来一条理想的理论曲线。“至于与现实有多大程度上的符合,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对话萧功秦:无论左右,反对一切激进主义

西方价值不是想穿就能穿的“雨衣”

凯迪网络:从当初的德先生赛先生,到马列主义,再到如今西方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十九世纪末以来,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深困于西方价值之中。究竟应该全盘拒绝?全盘吸收?还是有选择的接受?

萧功秦:西方这一套的制度系统,和它的文化价值,本身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经验的产物。但我们中国人在阅读或者理解,解读西方那些价值和制度的时候,往往把它变成一个平面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一套制度上的东西,制度和文化、价值。而往往忽视的和这种制度、文化和价值的基础的社会性的东西。那些东西是社会演进出来的。

比方说自由、民主。这自由与民主价值的背后是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是社会多元化所形成的具有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以及为了整合契约型的人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法制系统。由于有法制系统,有市民阶级,有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这些因素支配着这些价值这些自由。

中国在理解它的时候,往往是把它拿来主义,只是把这个表面的制度和它的价值拿过来。然后就直接地放到我们这里,移植到这里来。但同时我们又缺乏支持这些价值,支持这些制度背后的一些社会条件。而这些社会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些价值和制度本身它不能产生西方那种同样的效力。不但那个效果不能产生,甚至产生一种把旧的价值取消,把原来中国经验当中产生的价值把它取消掉。但新的价值也无法建立起来。形成“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局面,就是一个脱序的局面。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看待西方的时候呢,就把西方的一套价值和他制度看作一件好的雨衣,穿在西方身上能够避雨,然后把这套雨衣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同样能避雨。这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称为制度决定,只要有种制度,把制度拿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记得我在讲孙中山那次事件上面,孙中山觉得西方的民主是一个新发明的火车头。我们造好铁轨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新的火车拿来,买来用就就可以了,这个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是中国人常有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证明,辛亥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支持这个制度体系的社会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产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思很多年了。现在继续要反思这么一个问题,只有反思以后,我们才能真正找到适合于中国的套路。也就是我特别强调经验试错,在经验和试错当中找到一个适合现阶段中国的办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有可能一步一步走向一个中国新的文明,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的好的东西是和中国人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的价值有相当大的重叠性。

我曾经说过有一句话,要做一个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所谓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方向就代表着吸收了一些美好的价值,这些价值和西方的一些美好价值实际上是同步的。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这些都是美好的价值。但是同时也要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尊重中国的特别情况。在尝试当中逐步走向一个目标,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凯迪网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您便以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的研究而为大众所熟知。不过,网上有一些质疑称,这些年您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有较大的变化与差异。为何会有此变化?

萧功秦:应该说我这个变化不是最近产生的。在7、8年以前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路径选择》。我特别强调一点,这篇文章收录到我的那本书叫做《中国的大转型》,在其中这篇文章我特别提到一个观点。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本身也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不是通过对一个旧极权体制的彻底的颠覆,完全重建了一个新社会。相反,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呢?在原来的传统体制下面通过维新的方式,通过改良的方式,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个道路的选择本身就决定着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也有其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首先我提出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它是具有可操作性。至少这个民主制度在现阶段对社会治理是有利的。其次是对社会稳定有利的,就是当政者是有安全感的。第三个就是它在现行体制能够嫁接,和现行体制有着它的一种什么呢,有着一种相融通之处的,而不是完全毫无要排斥性的。第四方面他具有合法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聚集实际上表达了一个意思:我们的改良模式的路径、特点或者我们维新,维新模式这个特点就决定了我们道路选择的方式具有它的特殊性。既然道路选择方式特殊就决定了中国民主的特点具有它的特别性,也具有它中国特色的民主、民主特点。

在早期的新权威主义研究过程中,我更多的是看到了韩国、台湾、日本以及新加坡,这么一个威权体制走向民主的经验。他们的经验特点是通过议会民主政治的失败,然后进入强人政治,就是军事强人政治。通过军事强人政治来发展经济以后,然后进入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呢?20多年来,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和台湾、韩国、日本等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中国不是通过采取旧体制的崩溃形式产生强人政治,而是通过我们元老派革命家,通过改革,通过维新,逐渐地摆脱了旧体制。同时又运用原体制某些合理的要素来增加威权。然后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

中国目前空前自由 但需防止薄壳效应

凯迪网络: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曾说过,未来中国的成功转型,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新权威主义也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但在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现实的变化。您怎么看这些微妙的变化?

萧功秦:我充分理解我们现在的执政中心,它现在采取的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话语权和领导权,它在功能上的意义:是要防止现在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而这种爆炸和井喷的概率是极高的,是因为社会有大量的问题,维稳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有一种宽松的预期,伴随这种宽松预期,一定会出现特别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诉求。这个诉求会连成一片,提出现阶段体制、经济发展难以满足的超前要求,这时候如果不满足的话那就产生爆炸的后果。在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传统极权体制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就会出现一个薄壳效应。地壳最薄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有它的合理性,有它功能上的意义。作为新权威主义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充分理解政府的做法。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能牺牲社会的多元,单方面地实现政府的强控制方式。这种情况是要加以注意的。因为社会的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社会的多元,这些东西实际是社会创新力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历史进步的常态现象就是社会多元。历史上的一元,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完全一元化,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和我们在文革时期出现的那种特殊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小的阶段。但是多元性它本身具有两重性,社会组织当中有一部分对现存时期不满的人可以利用其来挑战现在的政府权威,对社会造成一种不稳定,甚至产生连锁反应,这必须要防止的。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我们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去了,把所有的社会组织、文化多元当作洪水猛兽。这个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总体上来说,现在看我们社会进步到现在这状态,社会多元和那个文化多元、经济多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政治生态起到非常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我们生活在空前的自由的状态。从49年以后到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应该比过去要大得多。同时我们在稳定和社会多元之间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要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我们既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民主生活,同时也能够保持这个稳定。但是这个自由点这个平衡点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智慧,不但是决策者要有智慧,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都应该为这个边界,一个好的边界的实现创造有力的条件。

凯迪网络:社科院2014法治蓝皮书称,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从2000年的1到2起,上升到2012年的209起。这与新权威主义尊重多元的描述有所偏差,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失序?

萧功秦: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前几年温州的钱云会事件。钱是一个村官,他后来突然死掉了。社会上就认为是当地政府把他抹杀掉了。当地政府说的任何话大家都不相信。反而是一些大V去调解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不是谋杀钱云会的理想现场。然后大家觉得还是大V说得对。这样的状态,其实可以看到是政治参与已经走向爆炸的前期阶段。如果这个局势一旦失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由于强烈的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等所造成的不满情绪,一旦找到发泄口,突发井喷的话,社会稳定就消失了。从社会稳定进入不稳定的时间非常快,但要从不稳定重新恢复稳定,那可能要花上好几代人的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说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又是集体行动的平台。集体行动尤其自主性的集体行动,往往与激进主义思潮有接近的可能性。在特殊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与自主的集体行动结合起来,利用社会组织进行活动的话,会形成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状态。那就是一个前革命的状态。我想那种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它的危害性,它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深有所知的。

适度地进行低度的政治参与是可以的,但是高度的政治参与要特别防止这个现象。中国如何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更多的,层次更丰富的,更广泛的参与呢?我认为,这是有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包括什么呢。通过我们现在治理整顿,通过群众路线的教育。使得党员或者干部能够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能够遵守规矩,通过打击腐败形成威慑性的力量,使犯罪者感到成本极高,风险极大,然后通过法制的建设,包括依宪治国的方式,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以后,我想社会当中那种愤懑的民气就逐渐会化解掉。民气理顺了,那么极端派对社会组织的干扰,极端的激进主义利用社会思潮形成对现存秩序的挑战将会被逐渐边缘化。

当左右两种极端主义思潮被边缘化以后,相信中间道路的人就越来越多,中道理性就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即使存在一些比较边缘的声音也无碍大局。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政府也有比较大的安全感,社会的稳定又能得到保证。我想,中国更加开放的时期就会到来。我觉得中国已经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时代,那么追随民主道路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若干年后,只要社会能走向平稳发展得话,那么社会参与的幅度会更大,自由度也会更大。当然这要和法治建设的水平相匹配,能够获得一种平衡。

中国的后列宁主义威权是历史的产物

凯迪网络:谈到权威主义,不得不提的便是新加坡。《南方周末》最新一期的报道里,将新加坡归入右派权威或者自由权威的范畴。在您观察中,中新两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最大差异在哪里?对中国来讲,新加坡模式的最大借鉴意义在哪里?

萧功秦:新加坡最大的特点有三:

第一,他首先是强势政府,李光耀的政府是非常强大的;第二,我觉得李光耀是个明白人,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不受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干扰,能够从成本效益利润风险收益,进行客观的评估找出最佳的选择。这是需要;第三,他尊重社会多元,社会多元是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下面的常态现象。

具有这个三种特点的体制,这种新加坡模式就能够在稳定的情况实现社会进步。

虽然新加坡的体制,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之为选举式威权体制。他是通过选举的形式,形成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体制。人民行动党在国会占有绝对的多数,而人民行动党的精英又成为总理,总理和国会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不像其他西方国家具有那么大的矛盾。他们能够比较协同地、用“明白人”的方式进行决策。这都是我所认为新加坡模式的优势。

但跟新加坡比较,中国算是后列宁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最早是从列宁主义,通过演变、维新的形式一步步走过来。他的威权体制、他的强政府的实现,是需要两样东西的配合。

一是利用执政党本身的组织资源,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整合资源与动员能力,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个意识形态、组织资源,不是像过去一样,而是把它用于巩固社会基本秩序,发挥基本的功能。他不是利用这种组织或意识形态,将中国引向乌托邦。中国运用他来作为强政府的支援,所以后列宁主义型的威权体制,和新加坡的选举型威权体制,当然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历史道路就不同。

两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导致的差异。而且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是极小型国家,这么小型的国家,现有的资源包括:他的选举威权体制、从殖民地时期演变过来的公务员体制等等,他已经够用了。中国那么大,要把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整合起来形成现代化的动员,保持稳定。光靠新加坡的制度资源是不够的。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运用原有的传统的革命资源,来丰富现有的威权体制的政治资源。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国威权体制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后列宁主义型。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不要让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被重新激活。因为我们一些有效因素被激活的同时,一些改革所抛弃掉的不合理的也可能从假死状态苏醒、被激活过来,比方说有人说要继续搞阶级斗争、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反党电影。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极左思潮抬头的萌芽状态。

所以,正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有如此多的优势,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体制中旧的消极性的意识形态因素,可能被同时激活。我们特别要警惕这一点。

 拒绝一切激进与浪漫

凯迪网络:据人民论坛最新的民调报告,2014年度十大思潮中,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主义位列前三。您是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对未来走向的预估会是怎样?

萧功秦:从长远来说,从社会多元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有他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存在的空间,他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它有两大基本命题:一是拿来主义,把西方的那套现成的价值体系搬到中国来,或者说把现成那套的制度组织搬到中国来。这种新自由主义似乎认为拿来就能把所有问题解决,这肯定是一种乌托邦。

从这种意义来说,他如果用这种乌托邦来进行社会动员,他又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一般来说,要客服拿来主义,需要很长的时间。

极端的左的思潮同样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把文革时代浪漫化美化,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还主张文革式的运动,想通过鼓动民粹的方式进行社会大动员,对社会现存的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那也是很危险的很错的。

健康的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应该是有其积极的意义,是社会多元化过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但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新左派,他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很大。

至于民族主义,是两面刃,一方面它能够在缺乏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具有强大的、将不同人群整合在一起,形成一致对外的目标。这是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精英非常珍惜的政治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会形成亢奋状态,这种亢奋状态对于一个落后的大国,尤其是在历史上备受屈辱,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导致强烈的社会悲情。经济突然又发展起来了,然后就觉得有报复的资本,同时经济又产生滑坡,产生社会萧条问题很多,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一些机会主义者利用。转移社会矛盾,通过向对外转移社会矛盾。这时候的民族主义就是洪水猛兽。

从这层面上看,无论是现在的新左派朋友,还是自由主义朋友,都应该警惕这种思想激进化的后果。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写了一篇文章,叫《给新左派朋友的一封信》,现在在网上流传甚广。我在这封信里面已经提到,左和右的两种思潮都是浪漫主义,我们要抛弃浪漫主义、超越浪漫主义,真正地脚踏实地走向未来,需要务实、理性、做明白人、尊重多元。要尊重强政府、珍惜强政府,然后这样经历十年、二十年,中国才能变成一个成熟的国家。随着法治建设,中国未来民主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民主变革的时代才会到来。

凯迪网络:你曾回忆与林毓生的交往,称其保守自由主义的倾向对你有很大启发。在反激进的层面,新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貌似有许多相近之处。假如说,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在保守自由,那您的新权威主义是在保守什么?

萧功秦:我觉得柏克的保守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反对建构理性主义,反对激进主义。我特别欣赏保守主义的这点,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他指出激进主义背后那一套是浪漫主义,而论证浪漫主义的背后是建构理性主义。用一种自圆其说的理论,把浪漫主义说成是合理,这就是激进主义,要需要全盘地把现成的秩序消灭。

激进主义的英文是radicalism,是从根本上否定现成制度。在现成制度的废墟上面,重建一个完全新的制度,那就是激进主义,批判这种思潮批判得最深刻的就是柏克。从这一点上,我在青年时代就是受到柏克思想的很大影响,我是受益于他。我对柏克的注意、重视,也是受到林毓生先生的影响。

新权威主义只是一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代化理论。但是中国的保守主义与西方的最大区别在于,英国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充分发育发展、社会自主性特别发达的时代。这种自主的市民社会本身就会孕育出多元的健康的合理性。保守保到后来就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因为他的基础就是这个东西。

中国是一个有极权传统的专制国家,从康熙到现在,基本属于传统极权体制的国家。在传统极权的国家,如果简单地提,我们要保守,那么我们意识形态的保守,我们专制的保守,社会的多元化就很难产生,完全没有保守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都不是保守的基础。我们经济没有保守的东西。至于文化的保守,那原来是完全大一统,舆论一律莫谈国事。社会的多元化也没有,既没有社会组织也没有公民社会,什么都没有,你说保守什么?保到江青四人帮那里去了。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要保守传统的制度。传统制度是要演变的,我们要保的还是邓小平奠定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一句政治学的语言,就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简单来说,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第二,经济要充分发展,要爱护市场经济,要鼓励尊重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的活力带动社会的活力,让社会的活力形成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以及经济多元,与一个开明的强政府结合起来。至少现阶段,新权威主义不但没有过时,我觉得,现在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只有经过这个阶段,中国才有可能走向未来。

 集权的方式一下子击破利益集团

凯迪网络:互联网因其相对宽松、自由的言论氛围,更适于表达不同意见,成为思潮表达和争鸣的重要平台。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趋势尤为突出,新权威主义该如何适应这个时代?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跟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英文上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权威主义是在保持强政府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极权主义是牺牲社会多元来强化政府的大一统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网络的多元化,是常态,是新常态。这个常态要尊重,虽然这导致很噪杂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他确实激活了中国人文化创造的活力。如果在正常状态下,网络的发展不但要尊重还要鼓励,让他们承载越来越多文化多元化的功能。很难想象一个文化单一的民族,在强政府的下面,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文明。

凯迪网络:《独裁者手册》的作者提出一种观点:独裁与民主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统治而不是统治得当。只不过民主政治需要讨好大部分的人,从而得到公允的公共政策。如果通过集权的方式进行改革,致胜联盟的问题如何解决?

萧功秦:一般而言,我们中国现在的体制从结构上说,以纵向的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体制,是一种集权体制。极权体制会有利益集团,民主体制也会有利益集团。他要调动利益集团的积极性来支持自己,从而形成统治的安全感,实现统治的顺利。在我看来,可以把这种集团称之为致胜联盟。

但是两种体制对付或者笼络利益集团的方式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如何防止利益集团与当政者之间形成某种联盟,这可能是所有体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曾经有很多人悲观地认为,现在利益集团太复杂,要完全根治是很困难的。但是恰恰在这方面,我觉得集权体制有其特殊的优势。通过垂直管理的方式,他至少能够把利益集团的横行联系打散打开来。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想要共同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或者政府,那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

相反,在一个多元的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利用法律的保护,形成他存在的合理性,民主政府想要把他破除的难度反而更大了。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要考虑到中国体制目前的优势。像周永康这种巨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进入地方豪强模式的利益团体,很难想象能在民主体制下,能够治理地如此顺畅。这恰好是我们体制目前的一种优势。

但是我们这个体制也有他的弱点,社会对体制的制约能力相对较弱。在目前相对较弱的状态,是可以容忍、可以理解的。这种状态下,政府才有非常强大的、一竿子到底的治理问题的能力。但是从长远来说,社会制约与强政府之间要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有需要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而且需要我们不断催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