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Qiao Zhizhong (乔治忠) on inheriting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tradition of “statecraft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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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

乔治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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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经世致用这一史学宗旨与治史求真准则的对立统一,构成史学发展、兴盛的动力。然而,在传统史学发挥的经世功能中,也有巨大弊端。

  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涉及史学界诸多人士的职业理念,更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与讨论。

  治史宗旨

  与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

  自古以来,中国史学即强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言简意赅地道明了传统史学的经世观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以史为鉴、以史教化所构成的史学资治信念,二是做出“以史明道”的学理建树。这种经世宗旨,与古人对于历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唐太宗赞叹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史家刘知几也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唯坚信史学具备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才会赋予历史著述以“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宏大期望,才会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理念。因此,古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是与治史宗旨统一的。

  在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以“资治”和“明道”这两大功能,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想发挥了重大影响。自西周初年产生“殷鉴”观念以来,“以史为鉴”这一历史观念就与现实政治联结在一起,即,不仅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而且引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方针。随后,在“以史翼经”和经史互动的机制上,以史“明道”成为中国古代理性思维的主要路径。所明之道涵括广大,“天道”、“王道”、“治道”以及基本的做人之“道”,尽在其中,这些都离不开史学提供的历史例证。

“以史为鉴”尺度极难把握

  在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经世致用这一史学宗旨与治史求真准则的对立统一,构成史学发展、兴盛的动力。然而,在传统史学发挥的经世功能中,也有巨大弊端。其一是设计政治方案,淡化、排斥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而过多地以历史事例为参照和指导。虽然这也会闪耀出思想火花,但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欲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却不将研究社会实况置于首位,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谬。其二是“以史为鉴”的运用,往往择取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例,与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比附。如果对所借鉴的历史事例的理解本就肤浅、片面甚至错误,又不计时代区别地进行附会,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中国古代乱世多、治世少,政权兴亡屡屡重演。从这一客观史实来看,“以史为鉴”的政治效果并不太好,其中多有统治者荒唐昏暴、不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所致,但也有“以史为鉴”导致的后果。例如,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对同姓诸王防范压制,“不度先王之典,不思屏藩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造成“委权异族”而国亡。西晋以此为鉴,分封诸王而各有兵权,却出现“八王之乱”。北宋以唐代藩镇割据为鉴戒,大削武官兵权,改变兵制,却导致军力软弱,屡屡丧权辱国。明朝建文帝以西汉“七国之乱”为鉴戒,力行削藩,则导致“靖难之役”而败亡。可见,“以史为鉴”的尺度极难把握,在古代也并非绝对可以信赖。

  近现代时期,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变化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理念不断涌现,以往的历史难以提供真正可作为比拟的范例。近代以来,形成了多门类的学科,各有特色、各具优长,已非古代那种“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状况。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多种学科参与,“以史为鉴”已经不能独立肩负起经世致用的重任。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虽性质不同,收效各异,但基本上属于某种先进思想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实践,并非从传统的史学经世或“以史为鉴”理念推衍而来。因此,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值得认真反思。许多当代学者仍然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摆脱不了传统的思维套路,显得不合时宜。

对史学功能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诸多旧有观念。不言而喻,史学界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重新研讨、重新定位。

  第一,虽然历史学不能独立充当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仍是理性思维的源泉之一。史学应与其他学科一起,致力于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素质和智慧,既包括领导者的能力和器度,也包括民众的聪明与才智。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社会实践,虽然不是得自史学的经世功能,但其中杰出人物的行为饱含着源于史学的智慧和素质。现代史、当代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以史为鉴”的作用。不过,在具体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史学不能不逊位于其他学科,仅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以史为鉴的“史”,不应当再是具体的、随意抽出的史事,而应是深入研究历史得出的学术成果的综合和科学性的历史认识;也不能将“鉴”理解为直观反映影像的镜子,而应当引申为对事物的观察能力、研判能力,避免将具体历史事例作跨时代的简单比附。这是当今实行“以史为鉴”的关键。

  第二,现代史学的学科本质是一门学术,基本理念是求真、求是和创新。史学提供的知识在各个领域都可能发挥作用,但其根本立足点则是学术领域。只要史学研究在学术上做到求真、求是和创新,就一定会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和智慧的提高,这是最根本的社会效能。当下,已经不必以偏狭的“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因为把历史知识直接运用于政治等领域的活动,已不属于历史学的范围。

  第三,转变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决不是轻视史学。相反,整个社会的历史意识亟待强化,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支点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具有极强的历史责任感,对各种人物和社会事件的历史评价,被视为最终的评判。对于人生而言,史学包含着压倒宗教信仰的终极关怀,其正面导向作用不可小觑。我们须将对人民负责的敬业精神与历史责任感结合起来,具备重视历史评价的人生终极价值观。与此相应,通过加强史学建设,探寻广泛、深入和不同层次的历史评价机制,应当成为精神文明建设中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