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Yanguo (张艳国) and Pan Jingjing (潘静静) on the theory of history during the 1980s

Posted on

20世纪80年代我国史学概论体系建构比较研究

——以葛懋春、白寿彝和田昌五等编著普通高校史学概论教材为个案

张艳国 潘静静
来源:《江汉论坛》201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1月14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普通高校教学之需和推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的繁荣景象。在短短的十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的指定参考书,计有11本之多,代表性的史学理论教材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被多所高校选定为大学本科史学理论课程教材,影响很大。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来对比分析三本著作,它们虽都以“史学概论”相命名,都采用了综合模式的逻辑体系,但是在内容和整体特色方面却存在着很大不同。他们的特色的差异,来自于他们各自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差异性阐释;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还必须进入史家主体的精神世界,仔细探究史家主体的经历、学历和他们对史学以及史学概论学科体系的理解。无论是从它们具体的逻辑体系及其囊括的内容,还是从它们所确立的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学科定位来看,其特色之不同就在于,理论视角不同,体系设计不同,编写者的精神世界不同,对历史学的理解也不同,因此,映现在史学概论体系上所进行的探索当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着史学思想的多维度和史学方法的多样性;但他们在追求真理、探究学术,为构建中国风格的史学概论体系所体现的文化炽热却又是那样的相同和别无二致。

  【关键词】史学概论体系;葛懋春;白寿彝;田昌五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10-0083-11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普通高校教学之需和推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的繁荣景象。在短短的十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的指定参考书,计有11本之多(见表一)。

笔者曾从“史学概论学科体系如何确定”的角度,对以上著述予以观照,提出了“五论组合”①;其中,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被多所高校选定为大学本科史学理论教材,影响很大。本文对上述三种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比较分析和文本解读,由此一窥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概论体系建设的成就。

仔细观察上列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5年第三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1983年第一版)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1984年第一版)的逻辑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它们都采用了综合模式来安排其逻辑结构,但是它们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却存在很大差别。这里所说的综合模式②,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即史学概论=部分1+部分2+部分③。在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的结构体系,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拼盘”,因为史学家在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

K1YC07.jpg

 

一、文本体系的比较分析

首先,对三本史学理论教材进行量化比较分析,统计其各部分内容及所占比例(参见表二)。

据表二可知:

第一,三本教材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并论述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但是,比较来看,唯物史观及其具体运用问题在葛本和田本所占比例特别高,而白本只是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并未具体展开。

第二,三本教材都论述了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问题,但是在具体安排上却有很大差异,即葛本和田本主要按史料的类型分别论述了中国历史文献和实物史料即考古学的相关问题,而白本则是重点阐述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对于考古学则是放到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这一部分进行论述,所占比例特别小。同时,对于史学与哲学、民族学、地理学、艺术、天文学等学科的关系,只有白本进行了阐述,而其他两本均未涉及。

第三,对于历史编纂学,白本用了1/4的篇幅进行重点阐述,不仅论述了史学的体裁、体例等问题,而且特别提出了历史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将其列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部分,可见白本的编者对此问题殊为重视。尤其是联系到从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史家只是片面提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不注重历史编纂这个环节,以致当时很少有从内容到形式都精美的作品问世,白本花如此大篇幅来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容是值得肯定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本和田本只是在概述中国古代史学史时才多少涉及了一些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知识,并未专门阐述。

第四,对于史学史的简要概述,可以说是三本著作的共同内容,而这也成为后来有的学者抨击它们是“拼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比较而言,它们在史学史内容部分的具体安排上也有很大不同。葛本对于中国和欧美史学史都进行了系统概述,内容相对完整;白本只是论述了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情况,并未涉及西方史学,但这在当时对于涉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具有开启性作用;田本由于篇幅限制,只是择要论述了中西史学史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它将西方史学的发展一目安排在“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这一节中,这无疑是欠妥的。

第五,历史研究方法(狭义)的重要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却并未受到史家重视。相应地,在三本教材中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它们对于历史研究方法都论述不多,葛本虽然在1984年修订时增写了“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一章,但是,论述还是显得薄弱;而田本则涉及更少;白本干脆就没写。

第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葛本虽只用了3.14%的篇幅来论述历史科学在认识上的主要特点④这一问题。换一个视角看,从认识论角度考察历史学的问题终于在葛本中获得了机会,这无疑为后来学者重视历史认识论起到了初始之功。另外,白本在当时提出的“史学任务”和“重视历史教育,开阔视野、提高史学水平,强大史学队伍”等问题,无疑对当代史学还具有指导意义。

K1YC08.jpg

纵向来看,三本教材虽然都论述了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问题、史料搜集和处理的知识和方法、史学史等内容,但是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却完全不同,由此再加上原来各自的独特内容,三本教材的整体特色也就显得各不相同。

具体而言,葛本用了217页的篇幅来论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具体运用的问题,意在回答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占全书总量的45.49%,包括了“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等问题。可以说,葛本的重心在于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这正如张耕华先生所说,它“仍然是一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演示,只是增加了史料学、中外史学史、及国外史学方法的述评等内容”⑤。与葛本相比较,田本只是在整体篇幅上有了很大的减少,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也是其论述重心,达到了全书的66.12%。由此可见,葛本和田本都是具有比较浓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的史学概论类著作。

然而,与此不同的是,从整体上看,白本主要侧重于对史学重要问题及其成就展开论述,主要包括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占全书总量的58.45%,而其中关于唯物史观的内容只占全书总量的3.52%。当然,这并不影响白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也就是说,白本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史学遗产加以正确的总结,再加上本书关于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的部分内容,将它看做是“偏重于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历史学进行总结”⑥,这种规定似可成立。但是,要注意的是,白本并不是史学史著作,根据主编者白寿彝先生所论,史学概论主要是从史学内部的一些方面及其提出来的有关问题进行考察,而史学史则侧重于从史学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观察,二者的研究角度不同⑦。主编的设计,就理所当然地决定了教材的内容面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来对比分析三本教材,它们虽都以“史学概论”相命名,都采用了综合模式的逻辑体系,但是在内容和整体特色方面,却依然存在很大不同。究其原因,还必须结合三本教材的编写者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的界定和他们自身的学术路向进行具体分析。

无论是把史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一门学科,首先确定其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只有在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才能明确它的任务、学科定位,从而决定它的内容和体系。对此,改革开放以来,着手恢复史学概论建设的多数学者都有着明确的共识。葛本、白本、田本的编写者自然也不例外。

 

二、三种史学概论体系及其风格形成之原因 

经过上述量化分析可见,他们的特色差异,来自于他们各自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所作的不同理解和差异性阐释;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还必须进入史家主体的精神世界,仔细探究史家主体的经历、学历和他们对史学以及史学概论学科体系的理解。兹分陈其要如下:

首先讨论葛本独具特色的原因。《历史科学概论》作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等院校历史专业基础理论课教材,是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完成的。虽然早在1981年就印成试用本,但直到1984年修订时其编写者才专门撰文来论述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在《关于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之浅见》一文中,葛懋春、项观奇结合他们的编写经历,指出,“史学概论,顾名思义,就是概论史学,显而易见是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当然我们这里所称的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其他时代、其他阶级的史学”,即“历史科学概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主要是概括地论述历史科学,可以说是‘历史科学学’。作为教材,历史科学概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等院校历史系历史专业的青年学生,它的教学任务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主要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等方面帮助、引导学生跨入历史研究领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葛懋春、项观奇论述的“史学概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为研究对象,并把“史学概论”定位为高校历史专业一门基础理论课,负责引导学生入门。同时,他们还认为,历史科学概论的重点在于,“论述历史科学的认识特点、研究方法,主要回答怎样对客观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在他们看来,既然历史科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概论,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所以要研究历史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也就不可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会失去科学性。但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所作的最一般的抽象,它既不能代替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具体阐述,作为方法也必须在研究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展开,所以,历史科学概论就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具体运用于历史研究时如何展开、如何深化的问题,所谓历史科学的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实质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⑧

由此,葛本被命名为《历史科学概论》,以区别于此前的“史学概论”,就成为我国“建国后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教材”⑨;葛本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为研究对象,重点在于论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作为引导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入门的基础理论课教材,葛本也论述了历史科学的基本概念、历史科学的作用、史料的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等问题,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历史的能力。不过,葛懋春、项观奇所撰文章毕竟是在葛本成书之后,他们的上述认识都是通过教学实践和实际编写、修改教材而逐步形成的,在他们文章发表之前就已出版的葛本就难免达不到他们此后提出的某些想法,甚至显得不合情理。如葛本作为一本史学概论类教材,它应与史学史有所区别,但在具体实践中,它的史学史部分无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外史学发展历程作了一个概述;又如它并没有辟专章来论述历史编纂方面的问题,这就没有涉及他们在文章中考虑到的“怎样进行历史科学著作的写作”问题,而这些纰漏当然都会成为后人批评的地方。不过,正像他们在文章最后所说,“纰缪之处一定颇多,况且在我们编写教材时亦未达到这些要求。这也不奇怪,这原是经过工作实践之后体味出的‘马后炮’”⑩。

同时,若结合葛本编写者的学术渊源和研究范围来进行考察,他们的上述观点又是在情理之中的。换言之,葛本作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教材,它无疑凝聚并体现着主编葛懋春和副主编谢本书的个人学术观点和风格。葛懋春(11)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论从师承关系还是从学术成就来看,他一生都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文革”前“全身心投入到对马列主义的教学与宣传,力求用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旧中国的学风与文风”,“文革”后则是“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12)中。而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葛本,则更是体现了他在“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葛懋春就曾与庞朴一起编写过《历史科学概论大纲》。于是,葛懋春在1978年接到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任务时,他就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国形势的新变化,与谢本书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并且敏锐地察觉到历史科学概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在他看来,一方面不能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历史科学概论,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理论的基础”(13),应该依然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把历史科学概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来理解”(14)。于是,正如研究者李红岩所分析的那样,葛懋春的这一观点及其在《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中的实践,“既反映了葛先生等人既有的知识结构、学术宗仰,也反映了历史变迁对其固有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依旧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另一方面,也力求适应形势的发展,有所拓展和前进。因此,在原有的宗旨下加入开放的特质,成为葛先生等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学术取向。”(15)因此,当笔者于距葛本公开出版已然三十年的今天来阅读它时,一方面感受到了浓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另一方面也领悟了编者们与时俱进的良苦用心。如葛懋春、项观奇在1984年修订葛本时,鉴于当时有许多学生“十分关心国外史学研究的动向,尤其注意其方法论问题”而特别约请北京大学的范达人增写了第十四章“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以满足学生的要求。(16)虽然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葛本过多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可能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当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编写者的学术路向来考虑时,就会发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轶前在1987年所作的评价:“《历史科学概论》,针对近年来史学界实际,重新强调了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填补了这项大学教材的空白”(17)。如此,葛懋春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对于唯物史观的偏爱,既体现了他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信仰者,是将唯物史观当做学术问题来研究的,这种学术实践也在当时起到了填补空白的重要作用,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另外,毋庸置疑的是,葛本的副主编谢本书也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当我们考察谢本书的学术路向时,也会发现他同样与史学概论问题有着不解之缘。其实,早在1963年,年轻的谢本书承担了一门课程,最初取名“史学概论”,后因没有适当教材,就又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在承担了这门课后,谢本书干脆自己编写了一本约七八万字的讲稿,一方面发给同学参考,另一方面向当时正在编史学概论教材的黎澍先生征询意见。关于后一方面的事,黎澍后来在为谢本书所著《龙云传》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曾回忆到“大概是1963年夏天,我收到云南大学助教谢本书寄来的一卷油印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史学概论的讲稿,大体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顺序,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有关论述,加上说明编辑而成的。本来不相属的摘录的段落,经过一编,居然连贯起来了。我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本事,还没见第二个人做过这工作。当时我和宁可、李时岳、胡绳武正在合作编写史学概论教材。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听说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就通知调他来参加我们的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力旺盛,思想灵活。”(18)虽然后来由于“文革”的原因,史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未能完成,但是,这些经历尤其是与黎澍的学术交往,无疑为“文革”后谢本书编写葛本打下了基础。也确实如此,谢本书在1978年接到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任务后,就与葛懋春一起草拟了编写提纲,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分头执笔编写。至于葛本编写过程的其他有关细节这里就不再重复。总之,葛本作为“文革”后为满足大学历史专业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史学概论教材,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存在很多缺点,但是,若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环境来考察,就会发现它在出版后,还是很受广大师生欢迎的,“先后印刷10余次,发行量在10万册以上”(19)。印次和发行量是最有说服力,它证明了葛本的历史作用和学术魅力。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肯定。

其次讨论田本独具特色的原因。与葛本相比,虽然田本的篇幅小了许多,但是,后者仍然囊括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唯物史观及其具体运用、中外史学史、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学的相关知识等问题,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对于为何要包含如此多的内容这个读者关心的问题,作者田昌五和居建文则在本书“前言”中作了相关说明。从田本“前言”所作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为“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向读者介绍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以作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向导”而编写的。由此,田昌五和居建文认为,它的“性质类似历史唯物主义,但又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包括历史工具书,又不同于工具书”,它应该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20)进而,我们就可以理解田本的写作主旨,它的出发点在于普及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而落脚于成为一本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入门小读本,至于史学概论是否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等其它问题,作者则很少考虑。这也可说是一种见解。但将史学概论视为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扼要组合,这就无疑取消了史学概论的独特性和逻辑性。当然,没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史学概论是永远无法成为专门之学的。于是,后来史家多以此将田昌五和居建文视为“拼盘论”的赞成者,对其进行批评。不过,在笔者看来,就算是从“拼盘”的角度来看田本,它仍算不上是一道佳肴,正如叶振华先生在《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田昌五和居建文虽在“前言”中就指出,“它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他们还是过分集中于论述宏观的理论与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而对校勘、考证等处理史料的方法等微观的理论和方法不够重视,史学评论更是没有涉及,对于史学史和史学工具书的论述也存在很多问题(21)。可能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田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当我们结合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来考虑时,从“同情与理解”的角度审视,会发现它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视和重新阐释,无疑对当时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在论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关系时,田昌五就大胆地指出,“二者的分水岭在于是不是讲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观点是一个教条主义的说法,必须予以否定;他提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谁决定谁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标志”,即“凡是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本原的,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而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则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同时,他还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另外,他还专门批驳了之前史学界流行的“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这两种错误观点,并提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得出科学的结论”。(22)上述观点不仅反映出田昌五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主张正确地理解唯物史观,而且与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这对于史学界重新认识唯物史观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田本的这一理论特点和激烈的现实感无疑与作者田昌五先生的学术路向有着内在密切的关系。田昌五(23)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重点一直集中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比较中西历史发展的异同”(24)上,并在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正如研究者臧知非所总结的那样,田昌五“围绕着中国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一主轴,在华夏文明起源、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古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均有丰硕建树,自成体系,巍然成家”(25)。而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田本,则与田昌五本人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对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层面,这或许和他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年代特征有关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独盛”(26)的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田昌五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27)的同时,十分积极地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与发展规律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如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28)中,他对当时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就敢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他后来回忆说,“第一次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个角度论述了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原始社会”(29)。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该文也被国外学者翻译为英、俄、日、法多种文本发行。“文革”过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30)来阐述其观点。简言之,即“以建设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为核心,重点对亚细亚社会形态、五种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历史新体系”(31)。其中,他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将远古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期间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三大阶段,以此构建中国历史新体系(32)。这无疑是田昌五多年学术研究的最新概括和最重要的史学成果。笔者认为,田昌五的研究成果,大胆否定了其时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惯用的以五种生产方式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种可贵的理论勇气和值得珍视的史学探索,是否正确我们姑置不论,但像研究者臧知非的意见我们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臧知非认为,田昌五关于中国历史新体系的论断是田昌五为建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典型实践(33)。事实上,田昌五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热爱的,对于唯物史观的学习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在史学研究中,他既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又身体力行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他在史学界因此获得了“田克思”的雅号。当然,田昌五并不是生来就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童,除了用心学习之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田昌五自己所反思的那样,“文革结束前,我写文章或谈问题,都要找一些马克思主义辞句作依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不敢越雷池。文革后,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标准,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34)实践深化和社会变迁的脚步催促着田昌五,我们从以上文字中,尤其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田昌五那一代史学家产生了何等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积极影响!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下,田昌五才开始走上重新学习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学术道路,并和他此前一直致力于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问题的学术兴趣重又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田本会较多地关注并论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正如作者在田本“前言”中所说明的那样,该著“是作为中南五省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丛书》的一种出版的,篇幅和字数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史学概论的内容又过于宽泛,因此在编写中他们对某些问题只是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35)这当然是田本在内容发挥上所受到局限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却认为,这并不是田本不能充分关注史学概论研究对象及其体系的主要原因。在此,笔者冒昧地揣测,是不是田昌五当时原本就没有把史学概论当做一个学科问题来考虑,而只是接受出版社的邀约编写一本介绍关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的相对具有普及性的小读物?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当时和田本一起出版的还有《通俗教育学》、《文学入门》、《伦理学概论》等书,它们是以通俗精小为特点。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忽略了田本的学术性,尤其是田昌五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阐释时提出的那些引人深思的观点,对我们当下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最后探讨白本独具特色的原因。白寿彝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史学概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不同,他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一本《史学概论》。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后,白寿彝才在1981年为《史学史研究》季刊写作《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过程中逐渐酝酿编写史学概论的总体思想(36)。稍后,为了将设想转化为实际行动,白寿彝等学者于1981年11月提出了史学概论的编写提纲,1982年开始分头撰写有关章节,1983年便出版了《史学概论》一书,1985年第2次印刷。在《史学概论·叙论》之“本书的编写大意”中,白寿彝专门论述了他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本书认为,史学概论作为一个学科,是有自己的特定任务的。它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指导下,概括地论述史学在发展中为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及其成就,并应该指出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它跟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法、史学史的学科任务各不相同,而在内容上却不可避免地要有所联系。对于近年国内有争议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应由有关的历史科学去研究解决,可不必在这里进行论列。”(3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寿彝论述史学概论是以“史学在发展中为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及其成就”为研究对象,简言之就是史学自身,这里的史学是不论国界、时段、阶级属性的;同时,白寿彝提出要将史学概论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这无疑将史学概论定位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史学概论与历史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教学。在上述编写原则指导下,成书后的白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继承”原则指导下,从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史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并总结其成就。其中,它将历史观视为史学的灵魂,不仅阐述了唯物史观,而且还论述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其他历史观内容;历史文献部分则主要从历史和应用的角度进行论述;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内容则纳入历史编纂部分,用三章篇幅进行论述,可见重视程度之高;史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部分被看作是史学的外部联系问题,从历史和借鉴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分内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遗产进行了有价值的总结。当然,白本所界定的史学概论并不止步于史学遗产的总结,它最终的目的在于,指出当时史学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而要指明当时史学工作的重大任务,就必须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进而探索其发展趋势,以便明确了解当时史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加以改进。在白本的后三章,主要在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当时史学的主要任务问题,指明了史学建设的途径。这样看来,如此安排相关内容在逻辑上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不过如前文所论,在白本公开出版后,有不少学者就鉴于它偏重于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论述而认为,“它的史学史色彩比较突出,显得‘保守’,甚至有些‘陈旧’”(38),是一部具有史学史色彩的史学概论类著作。这固然是一种实情,但当我们走进白寿彝的学术世界后,就会立马明白了其中的缘由。白寿彝(39)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和历史教育等方面,他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白本之所以会映现出浓重的史学史色彩,则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历与情怀,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白寿彝就开始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可以说是他接触中国史学史的开端。后来,从1961年到1965年间,他因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古代部分”,进而把教学和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史学史方面。当时,他不仅重开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杂志(即现在的《史学史研究》),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文章(40),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内部印行,1964年版)。在此阶段,他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这项工作却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得不中断。粉碎“四人帮”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年过古稀的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支持下,不仅成立了史学研究所,恢复了《史学史资料》编印工作,招收了一批新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生,而且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展中国史学史方面的研究。(41)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在1981年,白寿彝承接20世纪60年代所作的《谈史学遗产》一文,连续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等四篇文章,继续探讨史学遗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42),并在此过程中酝酿他编写史学概论的总体思想,即“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以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43)。当我们将上述五篇关于史学遗产问题的文章与成书后的白本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可以说,白本就是在上述五篇文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因为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寿彝就已经提出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应该包括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学遗产、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等问题的研究(44)。接着在后四篇文章中,他又进一步就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而这些都是白本的核心问题。若结合白寿彝于1986年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关于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的论述来看,我们还会发现他所界定的史学史研究也是围绕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展开的。因为他认为,“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45),而“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即本书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46)由此可见,白本不能不具有浓重的史学史色彩。当然,也不能据此就认定白本是一本史学史类的理论著作。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主编者的思考吧!白寿彝曾说,他主编的这本书并不是史学史,因为史学史与史学概论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同时,对于白本偏重于史学遗产论述的问题,瞿林东在《白寿彝先生和〈史学概论〉》一文中专门谈了自己的看法。瞿林东认为史学遗产同史学概论的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历史学的理论从何而来?”他给出的回答是:“史学遗产是史学理论的源泉和土壤,离开了史学遗产来谈论史学理论,难免流于空论,或者说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失却了“源”,其“流”自然不长”。(47)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在史学概论中论述史学遗产或史学史的问题,以保证史学理论问题可以源远流长。这可谓是对白本编纂思想的重新提倡,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让我们暂时回到前文曾经提到的话题。在白本中,唯物史观的内容只占全书总量的3.52%,这无疑与葛本和田本对唯物史观的偏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然而,我们并不能以此就判断白本不注重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而是应该结合白寿彝的学术经历和白本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从白寿彝的成长经历来看,无论他所学专业还是师承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他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对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不过,可喜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48),“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自觉精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49),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批学者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50)。如从1952年出版的《回族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就可以看出白寿彝“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51)。同时,他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察觉到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概论具有不同性,但是迫于形势,白寿彝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史学概论这门课时,主要讲授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他并不认为这种讲法就是对的,为此,多年来他都深感不安。不过,这一教学经历,无疑使他更加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寿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原则指导下,大胆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概论虽然有关系,但二者是不同的学科,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替代史学概论。具体来看,在白本中白寿彝指出,对于历史上人们如何看待历史命运的决定因素、历史的运动规律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概论都要论述,但前者只是抽象地回答,后者则要对历史上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说法作概括性论述。另外,史学概论还要论述中国史学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点,将其看成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总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是辨证唯物主义在对待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具体运用,史学概论必须以其为指导,必须阐述它的基本原理,可是还必须论述史学的其他方面,而不能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史学概论的全部任务。至于讲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该更详尽地阐述它的丰富内容,而不必再讲史学的其他方面了。(52)由此,我们看到,除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白本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重点论述了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等史学的其他方面。在论述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时,白寿彝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53)这可以说是经历“文革”后,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自己信仰的重申,正如白寿彝自己所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严峻的斗争之后,就会以更加坚定的信念,举起唯物史观的旗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而努力前进”(54),这是史学家对时代的体验,对自己心路历程的总结。由此反观白本的逻辑体系,才能体会到白寿彝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说的“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今后我仍将走新路”(55)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可以说,白本是七旬老人白寿彝“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56)的产物,是其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性的尝试(57)。当然,在新时期,白寿彝的学术创新还有许多,其中费时20年由他任总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便是一项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些作品都明显地具有“白寿彝风格”,正如瞿林东所总结的那样,“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可以这样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从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58)我们回到比较的正题上,与葛本、田本相比,白本显然没有涉及外国史学和历史研究方法等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对此,白寿彝当时就深表无奈,说“本来也想论述一下国外的史学,因为所知太少,也就不写了。希望对国外史学有研究的同志,分别写出一些关于外国史学的专书。如果有条件,我们也希望在这本书里,逐渐得到这方面的充实”(59)。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也反映了当时史学发展的一个实情。其实,史学界并没有拘泥于此而予以严苛,白本独特的体系结构和较强的专业性与知识性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比如瞿林东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是最具有独特风格、最具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是真正同中国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理论著作”(60)。

综上,通过对三本史学理论教材的比较分析和形成不同特色的原因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作为20世纪80年代首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教材),虽然都采取了综合模式,但是,无论是从它们具体的逻辑体系及其囊括的内容,还是从它们所确立的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学科定位来看,它们的特色之不同就在于,理论视角不同,体系设计不同,编写者的精神世界不同,对历史学的理解也不同,因此,映现在史学概论体系上所进行的探索当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着史学思想的多维度和史学方法的多样性;但他们在追求真理、探究学术,为构建中国风格的史学概论体系所体现的文化炽热,却又是那样的相同和别无二致。如果说,“同”是共识,是新探索的起点;那么,“异”并不只是意味着分歧,更不是思想的乱象,而是思想的流光或火花,是比共识更值得珍视的思想元素。因为思想者的出发起点往往不是从“同”开始的,而是经常经过“异”到达了真理的彼岸。

 

注释: 

①详参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54页。

②详参曹伯言、张耕华:《试论史学概论之对象》,《学术界》1989年第5期。

③此表所列内容并非各书的全部,而是从宏观的视角选取一些重要的和有共性的内容,加以对比分析。

④据编著者说明根据姜义华所拟提纲扩写。

⑤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⑥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⑦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研究室编:《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63页。还可参阅葛懋春、项观奇的论文《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文史哲》1985年第2期)和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⑨(17)轶前:《葛懋春教授和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哲》1987年第3期。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研究室编:《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63页。

(11)葛懋春(1926—1996),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名方晓虹,曾与庞朴共同使用笔名鲁春龙,安徽合肥人,1946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后转入历史系,期间师从华岗、杨向奎、赵纪彬等先生,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开设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名著选、联共(布)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专题,中国现代思想史专题,资产阶级史学批判、史学概论等七门课程;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主任、华东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学术著作有:《基础和上层建筑》(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枣庄煤矿史》(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科学概论》(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985年版)、《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合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历史比较研究法》(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参见葛懋春:《史论集》“自序”,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10页。

(12)(15)李红岩:《葛懋春先生的学术路向与领域》,《文史哲》2011年第5期。

(13)葛懋春:《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建议》,《文史哲》1983年第4期。

(14)(16)葛懋春、谢本书:《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8)谢本书:《龙云传》“序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9)曹维琼、吴达德:《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20)(22)(35)田昌五、居建文:《历史学概论》“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36、1—2页。

(21)刘泽华:《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5页。

(23)田昌五(1925—2001),河南郾城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幼年读私塾,后入本县召陵中学、安阳高中学习,1945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缅甸抗击日军。抗战胜利后他再入开封高中读书,并于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1951年毕业后留校承担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1977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部另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8年任研究员,1986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等职务。在学术方面,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显著。主要论著有:《王充及其〈论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历史学概论》(与居建文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华文化起源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他还是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二卷的主要撰稿人和组织者以及第三卷撰稿人之一,主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的编辑和出版。参见臧知非:《究历史规律通古今之变——田昌五先生学述》,《文史哲》2011年第5期。

(24)(27)《田昌五先生生平》,《殷都学刊》2001年第4期。

(25)(31)(33)臧知非:《究历史规律通古今之变——田昌五先生学述》,《文史哲》2011年第5期。

(26)(29)(34)田昌五:《从自我批判中走来》,《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2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8页。

(30)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评近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光明日报》1982年4月26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质疑》(《郑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7年第4期)、《从西方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兼评超稳定社会结构说》(《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文史哲》1995年第2期)、《破除长期封建社会说,建立中华帝国史发展新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等等。

(32)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前言”,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36)(43)(52)(53)(54)(59)白寿彝:《历史学概论》“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37)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该节内容后被收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研究室所编《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

(38)(47)(60)瞿林东:《白寿彝先生和〈史学概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4期。

(39)白寿彝(1909-2000),字肇伦,经名哲玛伦丁,河南开封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先后在中州大学和文治大学学习,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黄子通、郭绍虞、冯友兰和许地山等先生,1932年毕业后曾执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1949年后长期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他一生致力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等课程,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历史教育等领域颇有建树,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史学概论》(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通史》各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年版)、《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白寿彝还担任过多种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的重要职务,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等。参见龚书铎、瞿林东:《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0)如《谈史学遗产》(《新建设》1961年第4期)、《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61年第4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41)(42)(48)(51)(57)龚书铎、瞿林东:《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9年第1期。

(44)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5页。

(45)(4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页。

(49)(50)(55)(56)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182、184、152页。

(58)瞿林东:《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简论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四川党史》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