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Dongwei (张东伟)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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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学: 经世致用 高度发达

张东伟

来源:开封网2015年1月14日,汴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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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史学著述历来是我国文化成就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宋代史学与同时期的儒学一样,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开封市历史学会理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孔学副教授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认为,宋代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峰,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新五代史》手稿拓印

《新唐书》

《通鉴纪事本末》

《资治通鉴》。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史学著述历来是我国文化成就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宋代史学与同时期的儒学一样,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开封市历史学会理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孔学副教授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认为,宋代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峰,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修史机构完备 成就空前辉煌

宋代重文轻武、以儒立国,历代皇帝极重史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修史机构。宋代设立的修史机构有史馆、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编修院、会要所等,除了这些常设机构外,需纂修前代正史或其他重要史书时,会再设置各种类型的修史局。

史馆为朝廷最高级别的修史机构,由宰相监修。起居院专事记载朝廷大事,时政记房负责时政记的修纂,日历所负责对时政记房、起居院提供的内容和相关材料加以整理编纂,会要所专门记载本朝典章制度,编修院则统管国史、实录纂修。宋代修国史循序渐进、层累编纂,先将起居、时政记会集修纂为日历,然后由日历修实录,再由实录修为国史。国史、日历由宰相监修,各类修编官、检讨官多由文史兼优的学者充任。宋代修史机构之完备、制度之完善、工作之明细,达到空前高度,前朝未有而后朝不及。

宋代史学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首先表现为宋代史书数量多、质量高。宋代史著,汗牛充栋。据《宋史·艺文志》所录,宋代史书达2147部、43019卷,大大超过前朝的数量,且所录史书尚有大量遗漏,甚至有不少野史、杂记等被列入其他部类。多数宋代史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都是历代公认的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资治通鉴》问世以来,其宏大的体制、严谨的义例、丰富翔实的内容、简洁优美的文字,在史学界久享盛誉,至今不衰,足以与《史记》齐名。

其次表现在各种体例史书均有发展,体裁更为完备,且有创新。第一,纪传体继续发展。纪传体为官修“正史”体例,在宋代得到继续发展,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有《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它们各有特色。其中,《新五代史》将十国独立成章分叙,打破了朝代界限,是同类史书编纂的一种创举。第二,编年体史书取得空前成就。宋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具有空前规模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于纪传、编年二体之间裁长补短,熔铸出一种崭新的编年体,这是对编年体史书编纂的一个重大发展。在《资治通鉴》的影响下,宋代掀起了编纂编年体史书的高潮,涌现了一大批编年体史书,重要著作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宋代以后仿照《资治通鉴》而成的史著陆续不绝。第三,典制体史书进一步发展。典制体由唐代杜佑撰《通典》而创立,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规模超过前朝。第四,创立了史书新体例。宋代史学一个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两种史书新体例,即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纪事本末体为袁枢所创,其代表作是《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贯通纪传、编年两体而为一,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史书的编纂方法,开创了新的史书编纂方法,为后来治史者所推崇和广泛采用,足见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此体在历史普及读物著作中仍较广范使用。纲目体为朱熹与其门人所创,代表作是《通鉴纲目》。纲目体编纂法表现在书中有“纲”有“目”,“纲”仿《春秋》列出内容提要,“目”仿《左传》叙述具体内容,其特色在于“纲举目张”、格式明晰、条理清楚,便于初学历史者习读。纲目体这一史书新体例出现后,深受史学家重视,仿效《通鉴纲目》者继踵而起,纲目体史书也成为后世宣传理学思想的重要史书。

宋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宋政府较开放的文化政策,进步的印刷、造纸术,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因素,造成宋代私人修史的繁多。大体上讲,北宋私人修史时集中修前代史,修当代史者较少。南宋时受北宋亡国的刺激,情况刚好相反,撰写本朝史成为一时之风气,鸿篇巨制也相继问世。长编巨著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最为出色,是《资治通鉴》之后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庞大的私修当代史。此外,《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两朝纲目备要》等也备受瞩目。纵观历代,宋代修编的当代史和典籍之多、篇幅之大、包罗之广、记述之详,汉唐元明清均所不及。

 

治史大家辈出 史学名著荟萃

在宋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欧阳修、司马光、郑樵、王称、李焘、徐梦莘、李心传、袁枢、朱熹等治史大家。其中,欧阳修以个人身份私修了《新五代史》,又与宋祁奉敕官修了《新唐书》。《新五代史》自然是他不满于宋初薛居正等官修的《旧五代史》而作的。他自述宗旨道:“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显然,他要学孔子《春秋》中的笔法,寓褒贬,别善恶,写出一部警示后人的“乱世之书”。在这一点上他基本达到了目的。例如,他写五代第一个皇帝朱温时,一上来就直呼其名,唐朝赐名时方称他“朱全忠”,篡位以后才称其为“帝”,而不像薛史那样开笔就以“帝”相称。欧阳修立意高远,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不只想做司马迁,而且想做孔子,这种精神是很高尚的”。

而代表宋代史学最高成就的是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到后周灭亡这1362年间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突破了旧编年体的格局与限制,合纪传表志于一体。他以编年为纲,在相关年代下采用附载人物、政制、重要文字或杂事的灵活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编年体的纪事容量与表现方式,使编年体与通史体相互结合,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除《资治通鉴》正文,司马光还有一系列辅助性的著作:相当于提要、索引的《通鉴目录》,作为简编本的《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体现史料考证的《通鉴考异》,具有年表作用的《历年图》,兼有《资治通鉴》前编、后编与《历年图》另本性质的《稽古录》,作为范例与导言的《通鉴释例》。除了《通鉴目录》与《通鉴考异》,其他多已亡佚,但是司马光已将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推向了新高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合史学与文学于一体,不仅史学有见识,文章也写得好,打开任何一卷都能使人兴味盎然地读下去。他写赤壁之战与安史之乱时,把纷繁复杂的大场面描写得栩栩如生,可见其驾驭史料与文字的高超水平。

 

史学突出“资治” 强调经世致用

孔学说,宋代史学突出“资治”,强调经世致用。随着宋代史学的繁荣及受当时学风的影响,史学思想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创新、议论,在各个方面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关于史学的功用,孟子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指出了史学惩恶劝善的功用,这一思想为后代史学家所继承。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统治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即史学的资政功用,这一思想到宋代得到扩大。其中,重修《旧唐书》体现出宋人欲更好地以唐为鉴、服务政治的目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他公开宣称撰写该书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资治通鉴》重点叙述了历代的治乱兴衰,探讨其原因,书中很多“臣光曰”联系历史说时政,可以说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

为了便于“资治”,宋人在史书的编纂形式上亦有自己的认识及创新,形式服务于内容。孔学说,宋代以前及北宋前期,编年体和纪传体兼行,大约到了宋仁宗时期,编年体受到青睐,这一风气始于孙甫的《唐史记》,成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大放异彩,其地位已经超过纪传体。到了南宋时,编年作史成为一时之风气,号称“二李”的李焘、李心传均以擅长编年体而得名。

到了南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史学逐渐理学化。理学是汲取佛、道两家精华而成的具有思辨性质的新儒学,理学把封建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反映到历史领域就是要求史学灌输封建名分及封建伦理道德。理学家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时总是以此为标准。孔学认为,理学思想渗入史学后,造成史学僵化,削弱了史学“通古今之变”的功能,实际上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孔学说,宋代受史学发达、书籍流通加快以及科举考试的需要,历史知识得到广泛传播。此外,儿童启蒙读物的增多,也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在宋初已初具规模的《三字经》,其中包含了大量历史知识等。

宋代史学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民族史、地方史、域外史、文献学、考据学、方志学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方志学方面,成书之多、内容之丰、质量之高均超过前朝,难怪陈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给予最高评价:“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