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 Depu (马德普)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s fat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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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及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

马德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86期,中道网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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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启蒙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它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科学理性精神,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批判是一个无止境的人类活动,启蒙也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竟事业。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启蒙曾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启蒙和再启蒙的任务却远未完成。

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方面谈这个问题:从应然的角度来讲,就是启蒙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实然的角度来讲,就是启蒙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事实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由于从西方的经验来看,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或者说启蒙理想反映着现代性的基本要求,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现代化,因此如何看待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是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如何继续推进的重大问题。

 

启蒙是个理性化过程

汉普生曾经指出,为启蒙运动“下任何一般性的定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如果为它下一个定义,则此一定义一定会包含许多限制与矛盾,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从17、18世纪英、法、德等国的思想状况来说,后来被人们称为启蒙思想家的人中,既有崇尚个人自由或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者,又有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主张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者;既有崇拜理性的理性主义者,又有重视感觉的经验主义者,还有张扬情感的浪漫主义者,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思想运动,这种矛盾和张力不仅存在于不同思想倾向的思想家之间,甚至也存在于同一思想家的思想内部。不过,虽然人们对启蒙的理解存在诸多差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了理性在启蒙中的核心地位。因而,我们还是可以舍弃差异,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即把启蒙看作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启蒙的悖论

理性是启蒙的核心概念,它在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与“自然”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自然”观念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自然科学兴起的结果。在此之前,理性常常与形式逻辑尤其是演绎逻辑的推理能力相联系,但是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进步并因此声誉日盛之后,“理性从形式逻辑的方法变成自然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法则也变得与自然规律同一”。在托马斯·汉金斯看来,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作为完美智力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换造成的”。这种转换的结果,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混淆,以及科学主义的盛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像托马斯·汉金斯所说,造成了两个永远没有成功解决的悖论:其一,就自然规律必须通过实验和观察所发现而言,它们是纯描述性的,揭示的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因此,从自然科学提取道德规范的做法是没有希望的,试图建立一门客观的道德科学的主张也是包含固有矛盾的。其二,启蒙思想家探求自然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自然中的决定性也即必然性;但把自然规律观念运用于人时,却认为人有作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自由,这种一方面是决定的、另一方面是自由的规律观念看来是自相矛盾的。欧洲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像托马斯·汉金斯说的,因孔多塞的死亡而结束了,但作为一项事业它并没有终结。

 

启蒙是未竟的事业

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虽然发端于清末的维新运动,但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是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应该说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基本精神,也反映了现代性的基本要求。虽然五四运动在促进思想解放、传播科学知识和现代理念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由此造成的科学崇拜及其导致的科学主义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其一是科学主义所体现的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结果就导致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语)的盛行。这使得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们既不能合理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实现西方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合理结合,又不能客观辩证地对待西方文化,正确区分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非合理因素。其二是科学主义所体现的普遍主义精神使得一些自由主义启蒙者不能历史地看待社会政治现象,而是脱离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实际需要,教条地对待西方启蒙思想确立的政治原则和英美国家的政治经验,把这些政治原则和经验视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真理,要求在中国无条件地立即实施。因此,科学地审视启蒙、接纳启蒙才是正确的态度。

实际上,启蒙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它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科学理性精神,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福柯就曾指出:“能将我们以这种方式同‘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并不是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了永久地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在福柯看来,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康德的摆脱不成熟状态的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现在仍未成熟;但是,康德在反思“启蒙”时对现时、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性追问仍然具有意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它所倡导的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本身就是批判的。它拒绝任何迷信,也反对任何教条,因此,它既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又是能够自我批判的。从现有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以及人类的认识总是需要进步的这个角度来说,从现实的状况总是不完善的,以及人类总是要不断超越的这个角度来讲,批判是一个无止境的人类活动,启蒙也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竟事业。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启蒙曾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启蒙和再启蒙的任务却远未完成。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