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 Tao (赵涛) on the historical thought expressed in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四库全书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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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思想研究

 ——以其史部提要与分纂稿比较为中心

赵涛

 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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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编纂于清朝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进入成熟、总结阶段的目录学巨著,它既体现着古典文化生成、流变的轨迹,又反映着清代前期学术文化的思想精神。《四库全书总目》在开展规模宏大的史学批评时,凸显出内涵丰富的史学价值判断和史学思想理论,不仅涵括了对史学自身性质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拓展了对史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从不同侧面诠释了史学正统观、功用观和经世观,鲜明地表现了史学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形成了系统的史学思想体系,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成熟和完善。

  【关 键 词】《四库全书总目》/分纂稿/史学思想/正统史观/功用史观/经世史观

  【作者简介】赵涛,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副教授。

  编纂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古代目录学成果的集大成者,是清代及中国古代学术的渊薮,自然体现着古代史学生成、流变的轨迹,反映着清代前期史学的思想精神。《总目》认为,“所重乎正史者,在于叙兴亡、明劝戒、核典章”①,深刻揭示了《总目》史学思想的精髓和内核,不仅涵括了对史学自身性质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延展了对史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于《总目》史学思想的研究,学界早有人关注,周少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史书编纂》、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观》以及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论文,都对《总目》的史学思想进行了一些探讨②。这些成果,进一步拓展了《总目》研究的新思路,对研究《总目》的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挖掘《总目》的分纂稿,通过《总目》的史部提要和分纂稿等不同文本文献比较来研究《总目》史学思想,截至目前还鲜有人涉及。其实,清代设四库馆纂修四库全书时,各分纂官编纂过程中,每校阅一种书,便撰写一篇提要,即为分纂稿,其中翁方纲、邵晋涵、姚鼐等著名学者参与其中,贡献颇大。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则在分纂官所撰分纂稿的基础上,笔削考校,或增删,或分合,字斟句酌,再三润饰,终成煌煌二百卷的《总目》。从《总目》的成书过程可以看出,分纂稿和《总目》是有差异的,不仅文字内容上有改易,而且思想观点也有异动,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刘汉屏的《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罗琳的《〈四库全书〉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等研究成果,都说明了这一点③。把《总目》的史部提要与分纂官所撰分纂稿放在一起比勘分析,更能凸显《总目》内涵丰富的史学价值判断和史学思想。本文主要通过《总目》的史部提要与翁方纲、邵晋涵、姚鼐等分纂官撰写的分纂稿进行比较研究,以探析《总目》的史学思想。

  一 “大一统”思想和正统史观

  《总目》在史学批评中体现的“大一统”思想和正统史观,是中国古代史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思想,学术界认为其起源于战国末期阴阳学派创始者邹衍提出的五德运转理论,同时它也产生于稍后的春秋公羊学派“大一统”思想。至西汉时期,公羊学派大家董仲舒进一步演绎了“大一统”思想④。董仲舒提出的“一统于天下”思想,实际上是在五德运转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同时也包融了“大一统”的思想。这种“大一统”观念,后经历代史学家的推衍,渐成断定朝代正统的一个基本标准。魏晋南北朝以后,在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正统之辨,也在史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汉至清代前期,各个时代的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首先碰到的就是正统问题。如唐、宋时期,正朔、正统之争就十分激烈。自汉至唐宋,在政治思想领域发生的正朔、正统之辨争,从根本上体现了正统论思想,其目的在于论证封建王权承继的合法性,此后也在历代史学领域引发了正朔之争。《总目》作为古代学术的集大成者,自然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在历代史料基础上进一步理论化,形成其“大一统”思想和正统史观。

1.“正统明尊,存纲常于西蜀”

  在古代意识形态领域,正统论一直作为一种统治思想,长期影响着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政治活动和日常行为。《总目》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官修目录,其正统论和“大一统”思想主要是为清政权寻找历史合法性依据,以统一思想,更好地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此,《总目》在史学批评中,充分表明正统论的史学观,“正统明尊,存纲常于西蜀”,“杨维桢取其辨统,而颂莽则当诛”⑤,《进四库全书表》中的这两句话深刻揭示了其正统史观的内涵。

  清朝初年,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奋起抗争,反满情绪一直非常高涨,汉族知识分子是不承认其历史正统地位的。但经过顺治到乾隆以来的大力笼络与经营,如开馆修史、博学鸿词、征召山林隐逸等,表明自己为汉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使包括明遗民在内的汉族知识分子大多由文化认同走向了政治认同。但清朝毕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清统治者对中原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文字狱等措施时时提防,严加禁锢。乾隆时建立四库馆编纂四库全书和《总目》,本是对清乾隆时期及其以前的文化进行大总结,树立其正统形象自然也是修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总目》确立史学正统观,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在开展史学批评时优先考虑清朝以及南明小朝廷的正统地位,从而肃清汉族知识分子骨子里的排满思想,拨乱反正大清臣民对其地位的历史认识,在人们的心中牢固树立清朝正统思想。这一点,从《总目》与邵晋涵分纂稿对《明史》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总目》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明末清初历史作出重新解释和伦理判断。邵晋涵撰分纂稿,《总目》编纂者显然对邵氏分纂稿不太满意,重新拟定:

  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躥,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昭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⑥。

  《总目》前半部分摘引《进表》中语,后半部分叙述其编例,与邵氏分纂稿迥异。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历史正统观的差异。邵氏认为,编纂《明史》,“惟圣朝光宅区夏,加礼前代,存其典章,表彰胜国忠臣,一视同仁,恩施浩荡,为旷古所未有”,未能对南明的地位加以说明。而《总目》则认为:“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红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明确无误地确立了南明小朝廷的正统地位。

  其实,邵晋涵与《总目》这种史学观上的分野,折映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与乾隆时期对待南明小朝廷正统地位的不同态度。清代初期,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帝王都持明代正统地位终结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之时的观点,此后的南明小朝廷为非法政权,未续明朝正统。出于维护当时政治的需要,极力宣扬大清的正统地位,在对待南明政权上严加排斥,故有“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之说⑦。所以康熙时编纂《明史》,纂修者提出依《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南明政权四王于《崇祯皇帝纪》之后,康熙帝断然拒绝,显然此期清统治者是完全排斥南明政权正统地位的⑧。但是,至乾隆时在对待南明小朝廷的态度上发生了转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审阅《洪承畴传》时,认为视南明为伪政权是错误的,“不必概以贬斥也”⑨,改变了自顺治至雍正始终视南明小朝廷为伪正统的观念。此后在纂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时,乾隆谕令编纂者“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⑩,第一次在官修书中提出“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11),正式把明亡的时间延至福王被执,视弘光朝为明正统终结。

  顺、康、雍三帝否定南明小朝廷正统地位,至乾隆时极力肯定,究其原因有其时代政治背景和思想目的。原因一是,清朝初期政权刚刚建立,国基未稳,民族、阶级矛盾尖锐,“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12),故斥南明为伪以稳满族统治。至乾隆朝时,清廷已经建立一段时间,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政权稳固,重新评价南明政权就能进一步笼络人心,表现清政权的大公至正,显示乾隆帝“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13),利于清廷的统治稳固。原因二是,经过顺、康、雍三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朝时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但也恰恰此时社会初现危机,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巩固政权,乾隆帝加强思想钳制,积极进行忠君教化,而南明政权“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而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14),这些忠君死节之士是进行教化的极好工具。要褒奖南明的忠义之士,就必须承认南明正统地位,以便教化人心、倡导忠君思想;必须将之纳入整个封建社会思想体系中统筹考虑。《总目》在史学评价和看法上自然要反映这一史实,表现其“正统明尊,存纲常于西蜀”的史学观。

2.正统“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清朝前期关于《明史》中南明正统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正统“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的思想。魏、蜀正统的论争最能在实质上反映这种思想。如《通鉴问疑》条,姚鼐撰分纂稿,对刘恕有所评论,对其书《通鉴外纪》未加议论(15)。《总目》则增评:

  上下数千载间,巨细之事,如指诸掌者,殆非虚语。《通鉴》帝魏,朱子修《纲目》改帝蜀……是不但习凿齿、刘知幾先有此说,即修《通鉴》时亦未尝无人议及矣(16)。

  在《总目》看来,恕、光之争即为魏、蜀的正统之争。不过《总目》这里更为强调正统“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的观点。

  关于魏、蜀正统之争问题,自西晋史家陈寿撰《三国志》时就已开始。陈寿编纂的《三国志》,把魏当作正统,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极力反对陈寿的观点,视蜀作正统,从此古代史家对于魏、蜀孰为正统就开始了持续辩争。延至宋时,史学界对此论争尤为激烈。北宋时期史学界多视魏为正统,至南宋时把蜀当正统的也不在少数,并因此而任意窜改《三国志》。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而朱熹作《通鉴纲目》以蜀为正统。上文提到的刘义仲《通鉴问疑》载其父刘恕与司马光同修《通鉴》时,刘恕“尝以蜀比东晋,拟绍正统,与光力争而不从”。虽然《总目》把蜀作为正统,但也不是粗糙单纯地认定,而是采取“论其世”的方法,来揭开其中真正的历史玄妙:

  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17)。

  《总目》考察了魏、蜀正统之争的史学背景,认为自古以来,时代的政治需求总是在背后影响着史学的观念和思潮演变。西晋陈寿认为魏是正统,因为其所处的西晋承继魏的大统,当时统治者是不允许伪魏的,否认魏的大统就是伪晋。相对的是东晋习凿齿所处的时代,相似三国时期的蜀国,这时统治者需要的是正蜀汉。北宋时以魏为正统和南宋视蜀为正统,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总目》把蜀汉作为正统,但并没有作主观好恶论断,而是对魏、蜀正统争论提出“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的观点,能够秉持“以势而论”的公允看法。《总目》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提出正统论当“论其世”,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

  如前所述,“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总目》在对春秋类目开展批评时,也提及“大一统”思想:“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是也。”(18)在《总目》看来,“大一统”思想揭示了时间、空间、人伦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以古代帝王为核心,包含天人合一的政治模式,夷夏之辨是其标准和尺度。作为一种史学观,《总目》这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念,其继承并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唯封建帝王为唯一正统和其思想统治的权威。

  《总目》“大一统”的历史观是通过华夷之辨来表现的。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春秋》、《论语》、《孟子》、《左传》等儒家经典中多有论述。时至清代初期,汉族知识分子以儒家华夷之辨思想为武器,反对清朝的统治。因此,华夷之辨是清朝前期几代帝王面临的一个躲不过、解不开的情结和纠缠,也是《总目》编纂者绕不过的史学问题。《总目》在纂修和开展史学批评时,也体现华夷之辨的思想交锋。如《平猺记》条,《总目》推翻姚鼐分纂稿(19),重新拟定:

  元统二年冬,猺寇贺州、富州,至元元年,广西宣尉使章巴颜讨平之。集为记其始末……犹之唐、宋文集,书首称年月日某再拜,墓志之末称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原例耳。遽以有乖史法诋之,非也(20)。

  比较姚氏分纂稿与《总目》,二者无论是内容还是行文方面都相差很大。在提要内容中,一是姚鼐引《元顺帝纪》过繁,《总目》仅以一语括之;二是褒贬不同,姚鼐云:“集《道园学古录》中已载此文。若所云世祖时遂其生养之道,察其气习之偏,使不得妄作,此前至元之所以治。若欺其远弱而无告,掊克残忍之不厌,此后之所以乱。是言深得夷情,可为驭猺之龟鉴矣。”而《总目》完全回避了比较敏感的“驭猺”、“夷情”等问题,而把议论的重点放到无关宏旨的仅书“某某”的“史家法”问题上。姚氏分纂稿与《总目》的这种不同,反映出二者在华夷之辨中标准和观点的不同。

  清朝在对待华夷之辨上,首要的就是要排除华夷之防的思想,因为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来统治中原地区,自然严防这种观念,以免危及自身政权根基。清王朝在入主中原之初就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加之中原地区在古代社会中一直鄙视少数民族,必然导致中原汉民对清朝新政权的抵制,华夷之防观念自然在学术思想界得到提倡。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21)黄宗羲也指出:“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22)这些汉族士子尊崇《春秋》大义,他们在遭受夷满入侵、国破家亡之后,满怀悲愤而发泄出民族抗争之声。清廷显然认识到,如果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仇恨的华夷之防思想不及时清除,对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政权统治是一个极大威胁。

  清廷为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在对待承统明朝政权方面,则是突出天时和人和,替代明讨伐逆贼;在对待建立政权后重树正统方面,突出“大一统”思想,极力摈斥中原汉民的正统思想。雍正认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23)这里就批判华夷有别的观点,宣扬清王朝是华夷一统的正统政权。乾隆则认为:“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24)“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25)在乾隆帝看来,清朝“为中华之主”,坚持的是《春秋》大义思想,政权建立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全国统治,是绝对的大一统政权,有其必然的正统地位(26)。这也表明了,清朝尽管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它建立这样的统治秩序,也必然是正统政权。

  在华夷之辨中冲决华夷之防,并不始于清代,元朝时,就有人在正统论中反对歧视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后期修辽、金、宋三史,确立“三史各为正统”的纂修原则,说明进步的夷夏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接受。乾隆帝借史馆修史所阐发的正统观念,实际上是在吸收、改造《春秋》“大一统”观念和元代正统论争的积极成果后形成的。他摒弃正统论中排抑少数民族政权的因素,以“大一统”观念为核心,以“继前统、受新命”为主要标准,有力论证了清朝的正统地位,这对促使人们形成多民族统一王朝的“大一统”心理,具有积极意义。

  从以上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理解姚氏分纂稿与《总目》的不同,其实质是为两种历史观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理解姚氏分纂稿被删改的原因,更易理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于记载清及少数民族的有关历史,毁的毁,删的删,改的改的原因。乾隆帝及其编纂者的目的是借此机会,在华夷之辨中树立自己的标准,彻底清除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消除满族的历史污点,进而树立正统的历史观和“大一统”思想,以维护清政权的长久统治。《总目》是清朝皇权文化专制的产物,自然带有很重的政治色彩,使其史学批评失去应有的学术水准,先天带有学术批评的缺陷。需要强调的是,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由于受到时代和政治的钳制,在开展任何学术批评时,学者都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对于这一点,也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不能一味苛责。

二 “以古鉴今”的史学功用观

  在历史上,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悠久传统。古代史学家能够对历代社会的得失成败认真总结,以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社会。对于史学的这种“以古鉴今”的功用观,《总目》认为:“盖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时代既近,殷鉴尤明。”(27)《总目》继承史学的这种优良传统,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历代兴亡和前人得失,把历史经验教训应用于现实社会,从而形成一系列观点和见解,具有较大的史学价值。

  1.“鉴古识今”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总结前人的成败得失具有明确认识,认为治史目的在于考察“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28),即从历史研究中看出历代皇朝政治的利弊得失,寻找历史上各种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正如赵翼所说,《总目》在开展历史批评的过程中,也自觉地从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们与现实社会存在的弊端得失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总目》的许多提要,在涉及诸如洛蜀党争、讲学家及道学这两个史学问题时,都反映了《总目》的史学特征,更能够看出《总目》具有“鉴古识今”的史学意识。

  首先,关于洛蜀党争。对这一史学现象,翁方纲的《尽言集》分纂提要略为提及(29),《总目》则修改翁氏分纂提要,增加评论:

  观欧阳棐为苏轼所善,程子为苏轼所雠,而安世论棐差遣不当,章凡九上,并程子诋为五鬼,绝无所区别于其间……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灭也(30)。

  《总目》论及洛蜀党争,较之翁氏详尽,把因欧阳棐而引起朋党之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详细论述。其中可以看出《总目》对这种党争是持贬斥态度的。

  其实,《总目》对于洛蜀党争的态度和历史考察,是缘于乾隆对洛蜀党争的观点。乾隆帝《题〈东林列传〉》一文说:

  而蜀、洛之门户,朱、陆之冰炭,已启相攻之渐。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已(31)。

  乾隆帝对于洛蜀党争鲜明地表现出批判态度,甚至把洛蜀党争与国破家亡联系起来,认其为千古罪人。因此,受乾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目》所持态度像在《尽言集》提要中一样,其史学批评延续发挥了对洛蜀党争的批判:

  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伏读御题朱弁《曲洧旧闻》,致遗憾于洛党;又御题顾宪成《泾皋藏稿》,示炯戒于东林,诚洞鉴情伪之至论也(32)。

  《总目》对洛蜀党争的批判,进而引申为对讲学、标榜而立门户者进行大肆贬斥。这不仅是为《总目》贯彻乾隆的思想,而且是其史学价值的体现。在对洛蜀党争的批判过程中,《总目》对于史学借鉴功能认识是很清楚的,其开展史学批评、考证经史的动机是弄通“今”、“古”的历史史实,不但认识前人史事,更主要的是由此考察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明确历史与现实辩证关系的理论认识。

  《总目》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门户,斥朋党,实际上是与清朝历史上的朋党问题密切相关的。清康熙年间,出现过索额图党与明珠党的争夺。在康熙朝中,大臣位高权重者首推索额图和明珠两人。两人同柄朝政,互植私党。康熙在处理索、明两党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念,共矢公忠。傥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33)对朋党,康熙可谓痛恨深切。康熙朝的朋党之争,引起雍正、乾隆的警戒。他们都延续康熙政策,竭力抑制朝中党争。在乾隆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党争。雍正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允礼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故。乾隆四年,允禄作为弘皙集团的后台,罢削议政大臣等职。唯有鄂尔泰、张廷玉,作为百官领袖,并立于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34)对鄂、张两党,乾隆帝洞若观火,认识到朋党之争,必然会从内部化解政权的基础,所以他对鄂、张两党呼朋引类、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政治策略,消除了朋党的隐患。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现实的朋党之争,所以《总目》对于讲门户、树朋党,斥之极严。

  其次,《总目》对于讲学、道学家的态度。对于讲学、道学家的史学批判,《总目》是基于乾隆帝的思想而发展的。乾隆帝认为:“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这样的逻辑,这样的理论,在《总目》的史学批评中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发挥。如《伊洛渊源录》条,由于《总目》与姚鼐观点相左,而改易姚氏分纂稿,并重拟提要:

  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冢,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35)。

  《总目》引举道学家种种丑径加以挖苦和讽刺,斥《伊洛渊源录》为“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对其讲学、标榜而立门户者进行大肆贬斥。另外对于儒家讲学的批评和儒家的演化也是从此入手的,批评此书为谬种之源。《总目》也讲到了讲学与道学之害:

  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36)。

  所有这些正是从乾隆思想生发而来的,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和鉴戒。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行经保定,大理寺卿尹嘉铨派儿子送上奏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乾隆硃批:“易名赐谥国家大典,岂可妄求,而又不亲来乞恩,本应交部治罪,念其为父私情,姑从宽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则罪无可逭。”尹嘉铨不死心,又送上一本,这次是请求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的,请求将其父从祀。乾隆看后大怒,硃批:“大肆狂吠,不可不明正其罪。”于是,尹嘉铨被缉拿审讯,家产查抄,著述查禁(37),并进一步揭出道学家的种种“丑行”和虚伪。乾隆在此案中是强烈反道学家的,对《总目》的编纂者影响很大,所以《总目》对道学家和讲学方面是极力批判的。由此看来,《总目》治史并非限于就事论事地孤立考证和批评,而是非常注意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进而揭示其兴亡原因,总结其成败教训,理论认识也非常深刻。《总目》在这里开展的史学批评注意考察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具有一定程度的鉴古知今的理论认识。所以,对于《伊洛渊源录》中翁氏分纂稿与《总目》的分歧和差异,个中原因也就不难理解。

2.“以史为鉴”

  《总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在于为现实社会提供参照和借鉴。《总目》没有仅仅满足于批评和补苴古代历史,而是通过借鉴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达到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

  首先,《总目》考证、批评历代政治得失,归根结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为现实政治服务。

  这里《总目》“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38),想要效法医家载古人之方治今人之病,为解决现实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而借鉴古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由于对史学借鉴功能的高度注重,使得《总目》十分强调作史法则:“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39)这种专意于“一代政事”的史学观念与实践在近代曾经受到梁启超的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40)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中,史学政治上的引古筹今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对史鉴价值的重视,使得“纪一代政事”的史著在《总目》中获得很高的评价。如《北齐书》条,《总目》增饰邵晋涵分纂稿(41),认为:

  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征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42)。

  邵氏与《总目》在史鉴价值观上是不同的。由于“其倚任为国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邵氏认为“固知其不足发挥事业矣”。《总目》虽认为“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材、史学不及古人”,“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但《北齐书》叙“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征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总目》从历史上统治政权政策的失误,联系到后世统治者应当引以为戒,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尽管《北齐书》有其缺点,但从这一意义上讲,《总目》还是肯定其政治上的借古鉴今的史学价值。

  在这种史学批评中,《总目》不仅以史鉴作为价值尺度去评介前代史著和史家,而且更加注重以史鉴的眼光评价明人的史学著作,从中提出一系列“足资法鉴”的王朝败亡教训。如《炎徼纪闻》条,翁方纲撰分纂稿,未对该书进行评价(43),《总目》则在其基础上增评:

  前有汝成《自序》,称自涉炎徼,所闻诸事,皆起于抚绥阙状,赏罚无章,切中明代之弊……则汝成于边地情形,得诸身历。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44)。

  《总目》所增材料,记载明代诸事。所增评论,论及所闻诸事“切中明代之弊”,“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对于田氏及其书《炎徼纪闻》评价很高。其实,对于明人此类足可垂训后世的史学著作,《总目》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如评《按晋疏草》载明代军政,“明季军政敝坏至此,固不待献、闯并炽,而亡征先见矣”(45);评《东西洋考》,认为“明代控制外番,至为无术。无事则百计以渔利,有变则委曲以苟安,事事可为炯戒”(46)。对明代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是清初史学的重要内容,《总目》对明代史事的“鉴戒性”考察,无疑对清王朝的统治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其次,《总目》在对古代史家和史著展开批评时,必然要借鉴前代历史的得失成败,总结教训,汲取经验,以此推动古代史学向前发展。《总目》认为,史学的道德垂训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史书记载历代史事兴废得失的考察和评价,可以看出史学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史家之所褒,是后世尊崇效法的楷模;史家之所贬,则是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罚,后世当引以为戒。《总目》对传统史学著作的考查,突出强调“以史为鉴”的思想。

  《总目》认为,要突出史学的借鉴功能,史家必须注重修史原则。如《读史记十表》条,翁方纲撰分纂稿(47),只是强调该书的表图价值,而《总目》则改易翁氏分纂稿材料,增评:

  惟此书则同时商榷而补之,故考校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抵牾。异乎并膑捧一书,纤毫必为回护者。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48)。

  《总目》较之翁氏分纂稿,更为强调《读史记十表》“考校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所以,《总目》评价司马光编纂的《稽古录》,对其赞誉曰:“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49)认为该书粗略记载了从远古到宋英宗时的史事脉络,史家看重的是其留意历代史实,有史学借鉴意义。对史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现实社会也有裨益的这类史学著作,《总目》是给予积极评价的。《总目》高度重视史学的借鉴作用,充分肯定其“以史为鉴”的价值功能。

  一般来说,《总目》是以是否裨益史学为标准对古代历史典籍进行批评的,并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史学家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如北宋史家陶岳编纂的《五代史补》,是在宋初史家薛居正《旧五代史》基础上进行补正的。翁方纲未撰写分纂稿,只是做了札记(50)。《总目》重新拟定:

  此书虽颇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然当《薛史》既出之后,能网罗散失,裨益阙遗,于史学要不为无助也(51)。

  《总目》充分肯定了陶岳《五代史补》对史学发展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样,《总目》评价清初史家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于史学殊为有助”(52),指出其记载征实,可资借鉴的史著,能够在内容方面有治史考证取材之作用,方法方面有修史借鉴之意义,助益史学不断发展。

  而《总目》对于纪事粗舛,内容虚渺的史学书籍,总是给予批判。这类史书史实可信度很低,没有可以借鉴的史学价值。《总目》评论宋代史家张棣的《正隆事迹》时说:“大抵约略传闻,疏漏殊甚。末附录世宗立后事数条,亦殊草略。不足以为信史也。”(53)其认为张棣多信传闻,史事难以稽核,其本身缺乏借古鉴今的史学素质,其所撰著也是没有多大史学价值的;评论元代史家何中的《通鉴纲目测海》,认为:“不过摭拾细碎,不能深裨于史学。”(54)指出其缺乏史学根底,而不能纠朱熹《通鉴纲目》之缺失。在《总目》的史学批评中,其认为记录政事的史学典籍能够垂鉴后世,而那些撰述舛误、见识微薄、缺少鉴古知今意识的史作,贻误当世,无益后人,也必然对史学发展无助。《总目》编纂者正是在这种史学意识驱使下,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清理与总结,不但在历史考证学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总结,从而形成了“以史为鉴”的史学功用理论。

三 “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

  康乾时期是清朝统治臻于极盛时期,但它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大变动前夜的时期。时值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之下、考据学风趋于极盛之时,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进行了多方思考和探索。新的经世思潮在酝酿,其中包括今文经学的复兴,边疆史地学的发轫,以及诸多学者经世务实治世主张的提出。这方面最为显著和积极推动者是《总目》的编纂者。他们在对历代史籍及传统学术进行梳理和总结时,既继承了古代史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又汲取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观点。《总目》明确指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55)《总目》鲜明表现出了“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总目》不仅提倡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反对脱离实际而驰骋议论的治史学风,而且还有意识地表明“经世致用”思想,特别强调把尊重历史事实和褒贬评价合而为一,寓论于史,起到史学经世的作用。

  1.“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

  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源远流长,但其内涵却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古代学术思潮的起兴,都是为补救当时代政治存在的弊病而发生。虽然时代内涵不尽相同,但其精神内核之“经世致用”价值却是相通的。即“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质都是针对不同时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总目》产生于清代政局稳定时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当成熟,统治阶级需要总结政治经验。另一方面,历史学已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在其文献和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需要认真梳理和总结。《总目》“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表现在批判继承古代史学学术,整理历史典籍,理析历代思潮,以维护清朝统治需要。

  首先,《总目》对宋明之后空疏的史学学术风气进行批判,提倡学术研究应“主于明体以达用”,这是《总目》“经世致用”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宋明空疏无用的史家和史著,《总目》向来是持批判态度的。如宋金履祥撰的《通鉴前编》(56),邵晋涵撰分纂稿,《总目》则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写:“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57)《总目》认为,宋代的讲学家大多是游谈无根,是不切实际、没有什么学问的人,突出了对宋朝讲学家空疏学术的批判。《总目》对宋明理学空谈道学展开猛烈抨击,同时也在宣扬事功与道德同源的思想。如明代士绅蔡国熙编纂的《守令懿范》分守令为儒牧和循牧两类,明嘉靖人皇甫汸着意突出蔡氏的体用之辨,认为如果只一味尊德性而排斥事功,往往会架空道德,即使有很大的技能,也对社会现实无用。所以,《总目》对其进行批驳:“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

  与此相反,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史学著作,攸关“经世致用”的实学,《总目》则给予积极评价。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等社会问题,诸如农学、水利、地理、交通等方面的著述,《总目》总是给予高度维扬。如《问水集》条,翁方纲撰分纂稿,《总目》则对其分纂稿不满意,重拟提要:

  嘉靖初,黄河南徙,天和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此书盖据其案视所至形势利害,及处置事宜,详述之以示后人(58)。

  对刘天和《问水集》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此书“崇实用也”(59)。对于注重经世思想的史书,即使体例有些粗糙,考订有些不审,《总目》也给予较好评价。如元代王喜编纂的《治河图略》,是一部描述黄河流变的历史,但其中有很多讹舛,《总目》却对其颇为赞赏:“取其经略之详,而置其考据之疏可也。”(60)尽管《总目》以考证是否精核与体例是否完善为标准来开展史学批评,但这个标准的重要性显然不能与“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相比。

  其次,《总目》主张博“古”而通“今”,提倡史学应当有益于社会,这是《总目》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总目》认为史学应当通于人事和政事,博古之学必须通经以致用,才具有学术价值。如《庙制图考》条,翁方纲所撰分纂稿记载简单,只是史实罗列(61)。《总目》则在其基础上增评:

  凡此之类,则援证精确,为前人所未发矣。虽大旨宗王黜郑,固守一隅,然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王士祯记斯同所著书目有《庙制图考》四卷。此本只一卷,殆传抄者所合并欤(62)?

  《总目》强调了考证训诂可以考察古代的政治,为后人政治提供借鉴,对社会有价值。《总目》特别强调治史不应使学术与社会分离,钻进故纸堆去做纯考证,不关心现实,而应该“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其史学经世的意识相当明确。

  其实,《总目》反对泥古守旧的思想,对博古与经世的关系也有清醒的认识。《总目》认为:“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63)《总目》这种“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学术宗旨(64),表明了《总目》具有非常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一,《总目》反对盲目崇古,主张史学应当立足于现实;第二,《总目》主张借鉴前人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在《总目》史学批评中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关于井田之辨的批判。

  对于“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总目》通过《两汉笔记》提要进行了阐释。翁方纲撰分纂稿(65),只是作为分纂官对所校之书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按照应刻、应抄、存目及不收书之标准而定,以供总纂官斟酌去取。但《总目》没有吸收其抄存之建议,而是予以著录,并对翁氏分纂稿重新拟定:

  三卷以后,乃渐近情理,持论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于张良谏封六国后,论封建必不可复,郡县不能不置。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则南渡和议之饰词,所谓有为言之者,置而不论可矣(66)。

  显然二者认识不同,《总目》较之翁氏分纂稿,强调的是“博古通今”的“经世致用”思想。不过《总目》在这里提及“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带出了历史上的“井田之辨”。

  “井田制”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后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股复井田的理论一直伴随其左右。《总目》在其批评中认为,复井田论者固然在理论上高谈阔论,但在社会实践中却“窒碍而难行”,并深刻地揭示出复井田论者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自阡陌既开以后,田业于民,不授于官,二千年于兹矣……宋太宗承五季凋残之后,宋高宗当南渡草创之初,以天子之尊,决意行之,亦终无成效。则三重所言,其迂而寡当,可见矣(67)。

  《总目》考察两千多年古代社会土地私有制发展历程,辨析古代儒生复井田之论以及宋时复井田试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认为在时异事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上古井田制绝不能再开历史倒车,这是历史发展之大势。

  《总目》不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井田制,而且是在针对现实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对复井田的思想进行批判。清初在思想文化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对复兴古制持赞同态度。这些思想家复古想法其实是借助古代井田制来钳制封建专制,意在保护新兴的市民阶层,然而这股复古思潮毕竟是思想家的设计,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成分。与此相反,清代初期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复古论进行猛烈批判,继而清代前期赵翼、钱大昕等人也抨击了复古思潮。《总目》赞同复古井田制行不通的观点,不单单是批判宋儒及清初黄宗羲等思想家的。这是因为雍正时曾在地方复古井田制,但试行不久即水土不服而宣告失败(68)。《总目》在这种情况下对宋朝推行井田制提出批评,目的是借以讽喻当朝以帝王之尊推行复古而遭失败。《总目》的井田之辨,就是针对泥古而不注重现实需要的缺陷,进而发挥史学学以致用的作用,达到其史学批评的效果。

2.“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

  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69)这句话用在对《总目》史学思想的评价上最为恰当。同时,这也是对《总目》“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最好诠释。《总目》系统地阐述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论述了史家博“古”的目的在于通“今”致用,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史学的功能在于“经世致用”,而不是无关社会的空发议论或考订史实,在理论认识上达到了空前水平。

  首先,《总目》强烈批判宋学的义理空谈通病,力避空言著述。《总目》认为,宋明以来史家诵先圣遗言,通经术精微,有助于儒学,然而其缺陷在于空言性理,不切于人伦世事。《总目》指出:

  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70)。

  《总目》批判了宋学的空谈心性,不关心社会现实的无用论思想,进而揭示了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价值。

  《总目》中对于宋学这种弃经世而空言著述的批判最为常见。如《宋史》条,邵晋涵分纂稿没有攻击宋儒,诋毁道学家,批判其空疏无用的意思(71)。而《总目》则改为:

  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柯维骐《宋史新编》,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数事,未能旁及(72)。

  《总目》把《宋史》错误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表彰道学”。其实《宋史》记事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修史的时间短,史馆人员的粗忽,与表彰道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总目》改动的目的,在于攻击《宋史》专门立了《道学传》,致使《宋史》“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使史学失去“经世致用”的价值。所以,《总目》在《儒林宗派》条中揭示“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73),进而批判宋学互相标榜,彼此攻击,在政治上导致朋党之祸;在学术上导致学问空疏,空谈心性,流于无用的恶果。

  其次,《总目》力倡史学征实考信,强调学术致用的学风。清代前期,考据学独盛,学者大多从事于考证古代典籍,渐渐形成考史风气。《总目》编纂者治史也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但《总目》在其史学批评中不仅贬斥宋明理学末流空谈义理和虚玄不实,而且对考据中征实多而发挥少,博古无用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总目》针对盲目考证的不良学术风气,力矫其弊,力倡经世学风。如《平台纪》条,翁方纲所撰分纂稿只是史实描述(74),《总目》进行改易,增评:

  前有《自序》,称有市《靖台实录》者,惜其未经身历目睹,得之传闻。其地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舛错……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75)。

  《总目》对《靖台实录》“未经身历目睹,得之传闻。其地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舛错”,提出了批评;而对蓝氏《平台纪》“叙述功罪,亦无所避忌,颇称直笔”,“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的“经世致用”治史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总目》正是基于史学贵在征实考信的认识出发,坚持认为史学的经世意义是针对现实社会的问题和弊端,应自觉地运用历史经验加以解决,从而很好地处理了史学和社会的关系,系统地阐明了其“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

  总而言之,《总目》的史学思想正如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发展一样,也经历着史学穴结期所带来的总结和新变。一方面,《总目》要传承前代史学的理论和价值观,还要在前代基础上推陈出新,使其史学批评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另一方面,由于清代前期社会思潮是由程朱理学向乾嘉朴学的转变以及朴学占据学术主流的时期,在史学领域则是历史考证学成为时代的主潮,《总目》在此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其具有新型文化特征的史学思想。自宋明以来,中国古代史学中产生了一种罔顾历史事实存在而凭主观任意空谈是非成败的空疏风气。这股不良史风不适当地夸大了史学惩恶劝善的作用,意欲借修史而褒贬世道风俗。尽管史家具有良好的愿望,但客观上损害了史学批评的严肃性,把史学变成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传统史学注重征实的传统。《总目》编纂者以理性方法考察前人的史学著述,评价其史学成就,对史学和社会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张扬和推动了考证史风。尽管《总目》是封建皇权文化高压下的产物,其编纂者大多唯圣是听,以封建帝王的政治标准、思想观念对史学典籍进行评判、诠释,但其史学思想的价值不能抹杀,起到的承上启下重要作用更应该给予肯定,对于清代前期思想文化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返古汲今”的思想滥觞和清代后期龚自珍、魏源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潮泛起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使得清朝前后两期之间有效地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总目》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不能低估。

注释: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五《廿一史识余》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82页。

  ②参见周少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史书编纂》,《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观》,《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参见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汉屏:《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历史教学》1979年第7期;罗琳:《〈四库全书〉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图书情报工作》1987年第1期。

  ④董仲舒著,凌曙注:《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质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2页。

  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进表》,第9~10页。

  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第416页。

  ⑦《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至六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65页。

  ⑧《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页。

  ⑨(1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六一,“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下”,第373页。

  ⑩(11)《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首《御制文》,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3)(14)《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首《上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姚鼐:《惜抱轩书录》卷二,清光绪五年刻本。

  (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通鉴问疑》条,第752页。

  (1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三国志》条,第403页。

  (1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春秋四传质》条,第233~234页。

  (19)姚鼐:《惜抱轩书录》卷二,清光绪五年刻本。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平猺记》条,第474页。

  (2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管仲不死子纠》,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45页。

  (22)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23)《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第99页。

  (24)(26)《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四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上”,第309页。

  (25)《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首《御制文》,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钦定明臣奏议》条,第502页。

  (28)赵翼:《瓯北集》卷四二《读史》,续修四库全书本。

  (29)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216页。

  (3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尽言集》条,第496页。

  (31)《御制文二集》卷一八《题〈东林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18页。

  (33)《清史稿》卷二七一《王鸿绪传》,第10013页。

  (34)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页。

  (3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伊洛渊源录》条,第519页。

  (3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总序》,第397页。

  (3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下”,第57~59页。

  (38)赵翼:《瓯北集》卷四一《再题廿二史札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3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明书》条,第456页。

  (4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41)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十二,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北齐书》条,第407~408页。

  (43)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0册,第831页。

  (4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炎徼纪闻》条,第438~439页。

  (4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六《按晋疏草》条,第510页。

  (4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东西洋考》条,第632页。

  (47)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2册,第23页。

  (4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读史记十表》条,第400页。

  (4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稽古录》条,第422页。

  (50)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8册,第1576页。

  (5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五代史补》条,第464页。

  (5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历代史表》条,第452页。

  (5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正隆事迹》条,第471~472页。

  (5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通鉴纲目测海》条,第433页。

  (5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18页。

  (56)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十二,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5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通鉴前编》条,第428页。

  (5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五《问水集》条,第650页。

  (5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地理类序》,第594页。

  (6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治河图略》条,第612页。

  (61)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3册,第120页。

  (6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庙制图考》条,第709页。

  (6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古今律历考》条,第894页。

  (6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91页。

  (65)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3册,第1175页。

  (6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两汉笔记》条,第754页。

  (6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采芹录》条,第1055页。

  (68)《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一,“雍正二年六月”,第347页。

  (6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浙东学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4页。

  (7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序》,第1页。

  (71)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十二,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7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宋史》条,第412页。

  (7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儒林宗派》条,第528页。

  (74)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14册,第1267页。

  (7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平台纪》条,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