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Xiao Gongqin (萧功秦) on Xi Jinping and Neo-Author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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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政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萧功秦

2015-01-09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新权威主义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产物,也是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人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现实与改革的历史,只有从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才能得到最清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读。

 

作者按:在习近平新政推进二周年之际,有记者就海内外读者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请我谈谈看法。我的答问录的部分内容已经在2014年12月28日《星岛日报》第13版以及《香港经济日报》网上发表。现将答问录再作进一步增补,发表于此,本文与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正好形成前后姐妹篇。供各界朋友参考。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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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政特点: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问题1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2年,透过反腐集权,无疑已掌控权力。您个人如何评价他两年的执政?其新政有哪些特点?

萧功秦: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六年,与十八大以前时期相比较,二年来的习近平新政,可以总体上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二年来的新政内容,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中纪委的组织优势,空前规模地进行高强度的反腐败。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腐败治理是个难题,许多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治理能力,退化为朋党式的权力私产化的“苏丹化”国家。中国作为一党执政体制的国家,由一党体制内的中纪委发挥反腐败的中枢作用,这种一党体制优势的发挥,可以自上而下地对官僚既得利益垄断集团进行各个击破。一般说来,在后发展国家,直接运用大民主方式进行的反腐败,只会引发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民粹主义井喷,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可以利用乱局混水摸鱼。当然,要从治本意义上反腐败,还要从法治与社会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探索与建设。

二,用“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来强化党内自我约束,起到了整饬纲纪,综核名实、缓解官民矛盾,理顺民气的作用。“群众路线”,“八项注意”原来是革命时期用来动员民众革命的文化元素,运用革命时代话语的权威资源,来整饬执政党各级权力部门的纲纪,可以起到动员、警示与威慑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创新。

三,改变了三十年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党政分开”的固有思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党政合一体制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实现权责合一,来提高中央权力运作的效率,避免以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九常委分管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与低效率。此前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严重贪腐与尾大不掉,以及某些地区的权力系统的朋党化、山头化、贪腐化、地方豪强化均与此类弊端有关。

四,习近平新政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强化三权,即意识形态领域与网络空间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以防止在社会矛盾积累阶段,出现街头式的激进政治参与。从长远来看,习近平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专制,而是要保持转型期的政治稳定。通过这种政治稳定,来进一步排除左右干扰,深化改革。

五,经济上的进一步开放搞活。通过改革六十条,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把此前已经形成的“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软着陆。上海启动的自由贸易区在广东、福建、天津等全国多地区的进一步扩容,正是这一作用的体现。

六,强调“以宪治国”,以“党定立宪”的方式,规定地方党政不得干预司法活动,与历史上开明专制主义的“钦定立宪”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开创了以“开明专制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法治化的新路径。这一路径选择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特别要指出的是,自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与筹备立宪时期以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习惯于认为,英美式的由第三等级自下而上的对集权体制进行“限权式立宪”,才是宪政的正途,然而,从人类历史上看,德国式的大陆国家的开明专制式的法治化路径,却更适合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国情与实际,而且也更能取得实效。运用强政府或君主的中央权威,在法治上对社会与地方行政进行“规制”,是强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中的一种重要功能,德国的威廉二世的司法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钦定立宪”,提供了这一路径成功的先例。

“开明专制”的法治路径的特点,一是“钦定立宪”,而不是“民定立宪”,执政中心是立法主体,其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与动摇。这是大原则,二是启动法治的动因,是从改善国家治理能力入手。只有建立在这个功能基础上的法治,政府才具有持续推进法治的积极性,在现实中也才有可行性,地方上也能响应与支持。三是“经验——试错”路径,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移植,而是从改善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评估成本、效益与风险。从经验实践中去寻找最合适的办法。四,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推进法治,最终的结果是要形成社会上的法治习惯与文化共识,由法治作为社会行为规则。

这一路径成功的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良好的权威合法性基础,1905年启动的清末的“钦定立宪”,虽然从一开始走的也是这条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路,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当时已经陷入权威危机,所以清末的“钦定立宪”没有成功,中共现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合法性,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就大为增强。

七,文化上强调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命脉,放弃了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来控制国民的精神生活,让传统文化成为新的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通过发扬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民族凝聚力的新的精神资源,丰富国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对长期以来社会上的“西方中心论”起抑制与对冲作用,可以起一举数得之效。

八,国际关系上,通过一张一弛、刚柔相济的办法,保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通过APEC会议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如何在一张一弛中找到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动边界,目前正处于尝试与探索过程中。

以上这些做法,从第一点到四点,即:中纪委为主轴的高强度反腐败、“群众路线教育”形成党内自我约束机制、以党政合一,责权合一的中央集权来统筹全局、加强意识形态与网络领域的三权管控,可以归纳为铁腕式的“收”与“紧”。

另一方面,从第五到第七点,即“改革六十条”、“以宪治国”、以发扬传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多元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改革开放的“放”与“松’,通过放与松的办法来激发社会的活力。第八点,在国际交往上,是收中有放,放收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2.0版本

一年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六十条公布以后,我对海内外媒体曾发表了三句话的提法。

第一句话是,“如果邓小平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就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习近平新政可以说是邓小平模式的加强版。

第二句话是,“通过新权威主义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中道理性之路”。只要假以时日,社会矛盾将有可能逐步缓和,在实现有效治理过程中,左右两极的政治势力将会被逐步边缘化。事实上,海内外左右两极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中都有向中间靠近的趋势。在中国的条件下,新权威主义道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之路。

第三句话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这句话的基本内涵是,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已经趋向于稳定与成熟,中国还将在这条路径上持续发展相当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法治与民性诸多方面条件的成熟,中国才有可能向更高程度的民主政治参与的下一阶段过渡。

我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中曾阐述过这三句话,我现在认为仍然有效。与一年前相比,习近平新政的思路已经在诸多政策举措中体现得更为清晰明确。

 

  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要防止民粹主义革命,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必须对意识形态适度管控

  问题2 海外有人认为,习近平新政严控意识形态,这在海外一些知识人中比较受争议。您对此有什么评价,认为他为何要这么做?

 萧功秦:从总体上而言,新权威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是现代化功能所要求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统集权国家在走向改革开放时,都会面临我说所的“薄壳效应”的挑战。众所周知,地壳最薄处是最易发生火山喷发的,我们可以用这一自然现象来比喻传统集权体制一旦进行改革开放后,就可能发生的“政治参与爆炸”现象,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清末新政后的辛亥革命,都是这传统集权国家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是没有成功地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而陷入革命危机的典型实例。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封闭集权体制往往在矛盾积重难返时才想到要进行变革,为了变革,就会有政策宽松,此前,在传统集权制封闭条件下,社会已经积累巨大的矛盾与问题,进入改革开放,人们在宽松预期的支配下,激发起强烈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诉求,这种不同的诉求就会在短期内板结起来,对执政中心构成挑战压力,此种情况下,根本上挑战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将会取得广场上的话语霸权,并凝聚广场不同人群的反体制的“革命”共识,其冲击力之大将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府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激进主义革命的连锁反应的概率就会大为增加。

此外,在一个集权国家的转型进入中期阶段后,左右激进主义势力,将因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不断积聚,而对政府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特别要指出的是,与新加坡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相比,百年中国是一个具有革命民粹主义传统的民族,民粹政治参与的燃点很低,处理不当,也会引发政治参与的井喷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适度管控,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对改革大方向的干扰,有助于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维持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赢得宝贵时间。我把这种功能称之为“延时效应”,即用改革政治家的铁腕维持相对低度的政治参与,在有效维持稳定的时间段内,籍助于强势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来解决长期遗留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化解自下而上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井喷与压力。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制度优势。正是在这一铁腕改革条件下,从1978年到现在的三十六年里,中国从人均350美元到现在的人均7000美元。经济总量每年以9.8%的速度提升,可以说是世界传统集权体制变革史上成功的先例。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传统集权国家通过避免“薄壳效应”的方式而走向经济繁荣与现代化文明的先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表明,我们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旧体制的维新与改良,通过防止薄壳效应,避免“改革——革命”的恶性循环,向富强与民主的更高目标软着陆。

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管控必须是适度的,如果分寸把握有了问题,也有可能激活一些僵而不死的左的东西,从“假死状态”中复活过来。如果我们官员对多元文明化过程中的某种正常现象反应过度,把社会上健康的富有生机的文化与社会多元化,误视为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必欲砍除而后快,这就有可能形成误区,形成不自觉的向左的方向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甚至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破坏了社会多元化的健康生态发展,扼杀社会宝贵的文化生机,这是必须予以防止与警惕的。

 

习近平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问题3 您曾经评价习近平新政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经过一年的观察,有没有什么调整或补充?前不久有人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萧功秦:与两年前的改革模式相比,习近平新政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更充分地发挥执政党体制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二是更大力度地从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资源中,汲取某些有效因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来加强政府的管控能力与执行能力。邓小平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习近平作为政治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办法运用得更为圆熟。

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看,应该指出的是,后发展国家保持强大的政府权威资源,对于改革动员,整合资源、形成转型杠杆,维持稳定都极为重要,多数后发展国家在应对转型期中产生的复杂问题与矛盾时,往往既有政府的能力与权威资源不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在进入转型阶段后,就面临权威资源缺乏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部敌对势力的精心策划的阴谋,不如说是政治精英们因噎废食,选错了改革路径,没有把苏共传统资源(包括苏共党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用来作为推进改革的杠杆,使之发挥新的功能作用,而是自坏长城,采取了抛弃已有革命传统的激进休克疗法,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整合社会的执行能力。戈尔巴乔夫几年前在接见记者时,其本人就赞扬了中国的执政党在改革成功中的关键作用,并反思了自己历史选择上的失误。邓小平的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的改革,其成败关键,是路径选择的根本不同。

中国执政精英保持强政府能力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从改革前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汲取一些有效元素,用来充实政府能力。习近平在这方面的力度很大,例如,“新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通过对“古田会议”精神的强调,来加强执政党对军队的管控,清理党内、政府内与军队中权高位重的腐败分子,以及地方上那些豪强恶势力帮派。这些都是习近平运用革命意识形态的符号资源,强化了政府的治理权威后才得以实现的。让革命体制与文化资源发挥新的功能,用民间的生动语言来通俗地表达,习近平做的就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用毛的办法不是要复活“阶级斗争为纲”,泛阶级斗争损害改革的权威合法性

然而,从发展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我们会注意到,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前三十年的传统革命话语中,仍然存在着文革发动前的17年(1949-1966)与文革发动后的13年(1966-1978)之分,众所周知,后十三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的,被改革开放所抛弃的、明显地具有破坏性,反常理性,反改革性的东西。 “阶级斗争为纲论”近来被某些人重新启用。又例如,数月前,有人在某权威网刊上发文,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是“反党毒草”,这种复旧式的提法,过去二十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极左的残存东西,正是利用了现在这个机会,从“假死状态”中重新复活起来,以发扬“革命文化”的名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亮相,它使企业家群体上产生心理上的疑虑与不安定感,有位企业家就告诉我,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对象,他们很多人比过去更积极地考虑移民海外。他们有的人甚至担心,阶级斗争论的重新提出,是中国将再来一次文革运动的“新信号”。事实上,阶级斗争为纲论还会影响到企业界投资的积极性。

其次,在“阶级斗争为纲论”的话语系统中,其中的“阶级”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前三十年的传统中,其界限与定义从来都是模糊的,不同的思想都可以被冠之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帽子。甚至可以被具有解释权的人作任意解释的。这样的棍子伤害力极大。

第三,“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复活,使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左的新文革思潮,以及右的茉莉花思潮,在社会重新活跃起来。左的势力想利用“阶级斗争”来打击自己的“对手”,来挑战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资派还在走”。广大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温和的中间派,也会对党的大政方针产生疑虑,担心执政党的改革方针是否发生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阶级斗争为纲论”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定方针的干扰,原本安定团结的社会内部将会形成的新的对立与撕裂。

可能有人尝试用“阶级斗争”这把“刀子”来“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威慑力”。但从效果上看,这把刀子却是两面刃,刀的正面似乎很锋利,足以威慑“右派”,但这把刃的另一面更加锋利,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撕裂社会。结果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众所周知,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为纲论”会极大地损害这种权威合法性,这无疑是帮了倒忙,是画蛇添足之举。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人们也不必对此作过度的解读。历史总是在曲折中进步的,这些左的东西,并没有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更没有成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既定政策。从长远来说,改革的话语创新不能建立在“泛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中道理性上。

 

  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形成

  问题4 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但外界也担心会蜕变为“专制集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在各国可以有不用的特点,但总的共同特点是运用改革者的铁腕,稳定秩序,然后推进新的改革,最后在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成熟时,实现本国的民主。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民主形态,具有世界民主文明的共同特点之外,肯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通过非革命的方式,即通过维新的方式走出旧体制,本身就决定了中国走向民主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探索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历史,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的形成,至今也有了二十多年。

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同时社会大众对民主文明的意愿,也会成为一种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矛盾减少,尊重现存秩序的、超越左右极端主义的、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中间派,在社会上将成为绝对多数,政府的安全感将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更高治理水平所需要的民主化,就会在一步一步到来。

习总书记说过,“改革是由倒逼引起的,改革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这一思想十分精辟,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多元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需要,对社会群体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与政府的安全感的需要,彼此之间势必形成的这种合力会不断强大,这种合力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

 

习近平运用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并不是要走毛左们的路

正是基于这一设想,我想,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会有一些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新政出台,公民自由度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展。虽然这些都会具有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即在协商式的中国民主的框架下体现。真正有效的民主,必须在自治的社会组织,法治文化等条件成熟时才能得到实现。

当然,不能排除某些左派人士试图把中国引向后退,退到改革以前的旧体制上去,他们错误地以为,习近平新政对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的运用,会在逻辑上引向毛左们心目中的“理想体制”。他们的算盘肯定是打错了,中国三十六年的改革已经充分表明,历史已经退不回去了。

 

新权威主义不同于旧权威主义在于尊重社会多元

  问题5  中国怎样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未来民主?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可以俗称为有现代化化导向的强人政治,它有良性的,也有劣质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有的新权威主义退化为苏丹式的家长制政权(Sultanistic Regime)(如南亚),有的退化为个人的专制集权(如拉美),有的在本国经济文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经由所谓的“茉莉花革命”而直接过渡到西方多党民主,变成无政府化的“失败国家”(如中东与非洲)。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成功的条件是苛刻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又是后发展国家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是充满曲折与艰难的不可避免的“卡夫丁峡谷”。

在我看来,要超越充满艰难险阻的转型期“卡夫丁峡谷”,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强势政府,即政府要有强大的执政资源与治理能力。

二是常识理性,或世俗理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要做明白人”。也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与教义信仰对我们判断事物的干扰,用务实的理性判断问题并做出决定。

三是对健康多元的尊重与宽容,应该意识到,一个社会只要走向开放与市场经济,就会形成社会利益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我们执政中心的意识形态是一元的,但面对的社会现象与治理对象是多元的。要充分肯定、接受并尊重社会多元化的客观现实。

应该看到,社会经济与文化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多元性的积极成果是社会创新活力的源泉。现在社会公众都已经认识到,“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现实经验,并为政治精英所认同,只有在多元自治的环境中,创新才有了温床,只有尊重多元自主,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条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就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尊重与容受的程度。”这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

体制内有些人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一元化国家集权,来全面取代社会多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来增加政府的执政能力,用绝对的一元来取代社会多元,这样的选择,虽然表面上会让独大的政府有着似乎很强的行动能力(例如我们某一个邻国现在就是如此),但这决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用牺牲社会活力来强化政府一统到底的权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只有国家与社会保持着有机平衡的体制,才是健康的新常态。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健康多元。

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多元尊重(包括对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多元与思想多元的尊重)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这三大条件也是良性新权威主义的关键条件.为什么这些条件对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民主特别重要?

我对此的解释是,只要具有了以上这三个条件,就会在新权威主义体制内,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趋势:首先,强势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转型过程的可控制能力。可以在避免前面所说的“薄壳效应”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繁荣,其次,持续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定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育生长出健康的社会多元,会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会对治理者提出更高的制度改良的要求。第三,当政者用常识理性,而不是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来对这种社会多元进行判断时,就会采取积极地向前看的态度,从成本、效益、风险与民众福祉,政治稳定与执政安全等方面综合考量,并做出走向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新选择。新权威主义是培育民主之花的园丁,而不是百花园中的除草机。

这样的体制,就是有弹性的、对变化了的环境具有充分调适能力的、能通过良性的“倒逼”与应对压力挑战,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的、并在这种更新中不断发展的生气勃勃的体制。

其实,强大的政府能力,常识理性,尊重多元,这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改革者的中道理性,如果这三点能成为国人的认识的基础,政治精英,社会大众,企业精英,文化精英就会找到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样的社会,就会有真正的凝聚力。我们民族的未来就有了更坚实的共同精神基础。

 

 新权威主义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新权威主义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产物,也是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人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现实与改革的历史,只有从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才能得到最清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读。无论是新左派,自由主义右派都无法取得这样的解释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意识形态也将从新权威主义思想中获得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启示。

最后,我要说的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中国追求现代化,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一百七十年历史,当今中国,既然我们选择了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来告别旧体制,我们享受到这种路径的诸多优势,例如社会稳定,转型成本低,破坏与创伤较小,经济持续繁荣,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知识分子也要对这种路径的不足之处,具有应有的承受心理,政治精英们也要防止从维新路径回到老路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公众的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敬重。

在这里,我们要在激进的浪漫主义、因不切实际的政治幻觉而产生的悲观主义,以及对左的思维定势的执着而形成守旧主义之外,寻找出新的道路,这就是“中道理性”之路。可以说,中道理性可以把中国绝大多数公民凝聚起来,民主的条件就会在中道理性的基础上成熟起来。

既然中国由特定历史路径形成的现实,制约着我们对未来的历史选择,那么,我们只有从这一现实条件出发,才能达到美好的彼岸。

 

责任编辑:凌绝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