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ou Shucan (周书灿) on the impact of the historicization of classical studies on Guo Moruo’s (郭沫若) study of ancient China

Posted on

经学史学化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

周书灿

来源:《郭沫若学刊》2011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0月10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经学史学化学术趋势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大胆怀疑与批判的同时,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郭先生颇为重视从传统儒家经典中汲取有价值的史料,结合传统文献、古文字资料和民族学材料,获取大量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信息。郭沫若先生藉经考史的学术尝试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和中国史学的变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郭先生藉经考史学术实践中所暴露出若干局限和不足,表明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仅具有奠定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基础的意义。

 【关 键 词】经学史学化/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男,河南省新密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晚清民初,随着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输入,主导中国学术数千年的经学渐趋衰落而至于“终结”。[1]与此同时,在新史学兴起过程中,史学逐渐挣脱经学的羁绊日渐走上独立的道路,为“扩张研究的材料”[2],在“夷六艺于古史”[3](P159),“一切著作,都是史料”[4](P137)的探讨中,经学逐渐向着史学化的道路发展。经学史学化加速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并对郭沫若先生的古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辨疑与批判

  自汉代以来直至近代以前,《尚书》《左传》《周易》等儒家经典历来被视为封建时代的不容置疑的官方哲学,尤其在儒学独尊的时代,儒家经典更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和崇高地位。在与古史辨“不期而同”[5](附录《追论及补遗》九《夏禹的问题》)的学术实践中,郭沫若先生不断对儒家经典大胆提出怀疑与批判。兹略举数例:

 

 (一)关于《易经》作者与制作时代的辨疑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是由伏羲的言论加以总结与修改概括而来(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自来的定说,以为《易》的基础的八卦是伏羲氏所画;由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卦各六爻,卦与爻各系以文辞便成为《周易》的经部;《易传》的《十翼》……都是孔子所作的。”[6](P377)很早就有人对以上“定说”产生过怀疑。郭先生对《易经》的作者与成书时代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他推测《易经》为商末周初之际的作品:

关于《易》的作者与时代,一问再问地不敢决定下去,这是很慎重的,而且这些很慎重的质疑我们还可以看出是有相当的根据。

《周易》之作,论理可以与他(按:指箕子)同时……但是对于作者的问题,依旧不敢武断,而后人却公然把它武断下去了。

《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5](P34-37)

以后,郭先生专门撰著《〈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屡屡言及:

八卦并非作于伏羲,是毫无疑问的。本来伏羲这个人的存在已经是出于周末学者的虚构,举凡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等,都是当时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进展的程序上所推拟出的假想人物,汉人把这些推拟正史化了,又从而把八卦的著作权送给伏羲,那不用说完全是虚构上的一重虚构。[6](P378)

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而其构成时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

八卦既不能出于春秋以前,所谓文王把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再系以卦辞爻辞的说法,不用说完全是后人的附会。

其实照史实看来,文王并不是能够作出《易经》来的那样高度的文化人。

《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由这个断定不用说是把文王重卦,文王演《易》之说更完全推翻了。在文王重卦说之外本来还有伏羲说、神农说、夏禹说,这些都是不值一辩的。又有人主张卦辞作于文王,爻辞作于周公,也同是一臆说。

孔子和《易》并没有关系,在孔子当时《易》的经部还没有构成,他的话被采用了,也正是一个确实的证据。[6](P381-387)

综合各种资料,郭先生提出了“《易》之作者当是馯臂子弓”,[6](P391)“《易传》多出自荀门”[6](P402)等独到的见解。以后,郭先生进一步明确:“《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7](P4)综上所述,郭先生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对《易经》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认清了这部儒家经典的作者和成书过程的某些历史真相,从而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重要问题,显然科学性大为增强。

 

  (二)对《尚书》相关篇章著作时代的新考察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研究夏、商、周时期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汉代以后,《尚书》被尊奉为儒家“五经”中最重要的一经。作为一部封建时代儒家教义的神圣经典,“随着二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始终雄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宝座上,成了历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读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给了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8](P1)然而从今古文之争到伪古文《尚书》的出现,学术界有关《尚书》的争议从来就没停止过。早在20世纪20年代,郭先生就明确指出:

我们中国的历史起源于甚么时候?《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

在商代都还只是在文字的构造的途中,那末唐、虞时代绝对做不出《尧典》、《皋陶谟》《禹贡》。[5](P10-19)

《诗经》是我国文献中一部可靠的古书,这差不多是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的,可怀疑的是《书经》。……《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依然包含着一个很大的问题。[5](P90-91)

郭先生明确指出:“不仅在殷以前的古物已经渺无可考,连殷代末年的文字都还在构成途中,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虞书》和《夏书》的四篇完全不可靠。……《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为后世儒家的伪托。其他一篇《甘誓》,或许是《商书》羼入的,”[5](P91)“就是《商书》和《周书》都应该经过殷周的太史及后世的儒者的粉饰,所以这二十五篇的可靠性只能依据时代的远近而递减。[5](P96)以后,郭先生对《尚书》的相关篇章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尧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谟》(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贡》、《洪范》这几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实都是战国时代的东西——我认为当作于子思之徒。我在前虽不认《典》《谟》为“虞书”,《禹贡》为“夏书”,以作为研究虞夏的真实史料,但我却把《洪范》认为确是箕子所作,曾据以探究过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错误。

《吕刑》一篇,文体与《左传》相近,旧称为周穆王所作,我也相信不疑。但其实那也是靠不住的。我揣想它是春秋时吕国的某王所造的刑书,而经过后来的儒者所润色过的东西。[7](P4-5)

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殷商以前的考古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非“渺无可考”,但郭先生的以上诸多见解颇有道理,与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颇为符合。正因为如此,郭先生结合《尚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能够建立在较为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所作结论较以前的学者,自然更为可信。

 

 (三)《〈周官〉质疑》与郭沫若先生对《周礼》的态度

《周礼》是一部研究周代制度的极为重要的古代文献,也是一部争议很大的书。其作者已不可知,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人们采择西周时期的官制与其它相关的原始资料,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已实行的有关制度,加上编撰者自己的政治理想,综合融会,编纂成书。由于其为儒家六经中三《礼》之一且为其首要的一经,故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然在相当长的时间,信之者奉之为“周公所制官政之法”,[9]“周公遗典”;[10]疑之者则径斥之为刘歆伪造之作,聚讼纷纭,悬而未决。郭先生在《〈周官〉质疑》一文指出:

《周官》一书,其自身本多矛盾,与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为皮傅,而教人以多闻阙疑;不则即以前代异制或传闻异辞为解。因之疑者自疑,信者自信,纷然聚讼者千有余年,而是非终未能决。[11]

事实上,早在郭先生《〈周官〉质疑》一文发表之前,杨筠如先生即尝试着结合文献及金文资料,以证《周礼》一书保存了部分周代官制。[12]继杨先生之后,钱穆先生则仍采用传统历史考据法,分别从祀典、刑法、田制等方面考证出《周官》这部学术界“公认的伪书”的著作时代为战国时期。[13]郭沫若先生认为,“旧有典籍传世过久,严格言之,实无一可以作为究极之标准者,故论者亦各持其自由而互不相下也”。其一反经学传统下以经解经的简单做法,“于前人之所已聚讼者不再牵涉以资纷扰,仅就彝铭中之周代官制揭橥于次而加以考核”,以辨是书“真伪纯驳与其时代之早晚”。郭先生列举二十条“言周代官制之卓著”的彝铭资料,从中发现:“同于《周官》者虽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获得“如是铁证”,郭先生指出,《周官》一书,“断难斥为向壁虚造”,“亦断非前代异制或传闻异辞等说之所能规避”。郭先生举“《周官》书中并未著作者姓氏且亦无‘周公若曰’之文”,“古人并无以天地对立之观念”,“以天地四时配六官之说始见于《管子·五行篇》”等反证,推断“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11]以后,郭先生继续指出:“《周礼》里面有儒字,但那并不是孔子以前的书,而且是经过刘歆篡改的。”[6](P458)在此基础上,郭先生对历来被视为《礼》经之首的《周礼》的成书年代和过程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独到的见解:

《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之言。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与作者均不传于世。知此。则其书自身之矛盾及与旧说之龃龉,均可无庸置辩。作者本无心托之于周公,托之于周公者,乃刘歆所为,则其书中之制度自不能与周初相符。认为周初之实际而兢兢为之辩护者,乃学者偏激之过也。[11]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郭先生对《周礼》的考察,较早跳出了传统经学家们从经学到经学,以经解经的圈圈。尤其其对照彝铭中的官制资料,相互比较,将民国时期的《周礼》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为学术界科学使用《周礼》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尽管,郭先生的若干论点未必成为学术界的最终定论,但其研究路向和方法显然更趋科学理性。

 

 (四)对吴起传《春秋》和刘歆伪造《左传》说的阐发

《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一般认为该书是孔子据鲁国史书《鲁春秋》修订的,借由记载各诸侯国重大历史事件,宣扬王道思想。学术界很早就有吴起传《春秋》的说法,郭先生对此种较晚的说法颇为重视。郭先生赞同姚鼐和章太炎的观点,以为:“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6](P531)

《左传》为《春秋》三传中的一种,是中国早期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是研究春秋及其以前历史的难得的文献。晚清以来,《左传》乃刘歆附益改窜[14]的说法,颇为流行。郭沫若先生亦曾推测:“《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搀杂己见而伪托的。”[6](P529)他屡屡言及:

凡是《左传》上解经的语句,如“礼也”、“非礼也”一类的文章,都是刘歆所窜加。观书的几句话直承在窜加语的“礼也”之下,而把上下文的聘与享一联的事迹插断,作伪的痕迹甚为显著。[6](P384-385)

《左传》和《国语》,其实是一套,同是经过刘歆玩过把戏的东西,而刘歆是古文家的宗主。……便是《左传》昭七年文是刘歆的造作固不用说,便是《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关于正考父的那一段,明明也是经过刘歆篡改的。[6](P447)

在我们今天看来,郭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对吴起传《春秋》和刘歆伪造《左传》说的阐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论”,而且由于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以上论点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总的来看,其与近代以来经学衰落而至于“终结”背景下,学术界疑经惑传的倾向基本一致。

除以上所举《易经》《尚书》《周礼》《春秋》《左传》等文献外,郭沫若先生对其它儒家经典也屡屡阐发己见,提出新的认识。如他曾讲到:“古人说他(按:指: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这话究竟该打多少折扣,暂且不提,但《诗》《书》《礼》《乐》《春秋》都是旧有的东西,并不是出自孔子的创造”[6](P460-461),“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完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易经把原文混乱了”[6](P490),“《尧典》……是子思依托的,子思是与公孙尼子同时代的人,很可以有同样程度的思想”[6](P503),“《孟子》《王制》等的五等爵禄,《禹贡》《职方》等的畿服制,本互有出入,而他们的物证,我们在周代的彝铭里面找不出来,[7](P14)“《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7](P31),“卜辞中无民字,亦无从民之字……《盘庚》《高宗肜日》《微子》那几篇《商书》都已经有了民字……这无疑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的。”[7](P42)凡此表明,近代以来经学史学化思潮对郭沫若先生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和其他史学家一样,郭沫若先生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怀疑与批判,不断从根本上动摇着长期以来作为封建时代政治哲学的儒家经典的神圣和崇高地位,与此同时,在促使“经学之材料转变为史学之材料”[15]的过程中,郭先生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怀疑与批判,逐渐恢复古史料经典的原貌,为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先秦史料学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藉经考史的学术价值及局限

  值得注意的,郭先生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大胆的怀疑与批判的同时,并非彻底否定传统儒家经典的学术价值,相反,其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史料价值高度重视。他屡屡言及:

就是《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创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资料,但要作为古代的信史,那是断断不可![5](P95)

《周官》尽管是有问题的书,但只是经过刘歆的剪裁添削,割裂改编而已,其中自有不少的先秦资料。

《周官》和《左传》一样,固不可尽信,然亦不可尽不信,使用时须得有一番严密的批判。[7](P32)

《周礼》虽然是有问题的书,但那问题是在刘歆利用了许多先秦的原始材料而加以改编,并掺杂了一些杜撰进去,故《周礼》仍然有丰富的先秦资料存在。[20](P30)

事实上,早在郭先生提出以上观点之前,吕思勉先生强调不要再纠缠于今文、古文的孰是孰非,提出“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16](P106)的主张。郭沫若先生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大胆的怀疑与批判的基础上,自觉从传统儒家经典中,分析出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并结合各种新旧资料,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较早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诸如郭先生依《孟子·万章上》“二嫂使治朕栖”记载,以说明史前社会的“彭那鲁亚”婚制,[5](P20)结合《诗经》之《豳风》《豳雅》《豳颂》中的农事诗以证周初“从牧畜社会的经济组织一变而为农业的黄金时代”,结合《诗经》等考察周初的阶级构成,从“最可靠的信史——《诗经》”中所记长江流域、西方和山东一带的民族构成推论周宣王时周朝“还是被四围的氏族社会的民族围绕着的比较早进步了的一个奴隶制的社会”。[5](P24-26)又如郭先生试图通过对《易经》所反映的中国早期社会的生活基础、社会结构、精神生产等史料分析,[5](P32-89)“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5](P38)他还试图根据《尚书》“研究殷周时代的古代社会及其思想”,[5](P96)并竭力从《诗》《书》二经中搜集史料,论证殷周之际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考察“当时的产业状态”“阶级对立”“宗教思想”“社会关系的动摇”等状况,探寻周代“社会变革”的真实信息。[5](P90-186)

《尚书》也是学术史上争议较大的一部古书。尽管郭先生认为《尚书》是一部“可怀疑的”[5](P90)古书,但在科学考察《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等著作的时代的基础上,其仍然将《尚书》作为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并结合金文资料,屡屡以《尚书》的记载为根据,深入系统地考察周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如他以《尧典》“四岳”“十二牧”来解释禅让制下的“氏族评议会”,[5](P20-21)以《吕刑》以钱赎罪的制度揭示“奴隶的解放”。[5](P26)郭先生指出,《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创作”,“完全是‘托古改制’的伪作”,“要作为古代的信史,那是断断乎不可”,但“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资料”。[5](P95-96)郭先生认为《盘庚》中的某些文字,“或许是后来的史家所粉饰”,“但无论怎样,就从那不愿迁徙那么简单的史影看来,已经就表现着有了农业的状况了”。他依《尚书·无逸》的记载,推论殷代“农业纵有也是在萌芽的程度”[5](P103-104),“就在文王的初年都还是不十分发达的农业,但是不久之间就完全变换了一个世界。”郭先生依《周书》中《洪范》《大诰》《金縢》《酒诰》《梓材》《康诰》《洛诰》《无逸》《多方》《立政》“差不多篇篇都有关于农业的文字”,以证周代“农业轰轰烈烈地发达了起来,文明也就一天一天地灿烂了起来”。[5](P111-112)他试图从《康诰》《召诰》《多土》《费誓》中“供役”的记载,探寻“奴隶的成因”。他还结合《梓材》《尧典》探寻“庶民”“百姓”“黎民”的意义。[5](P120-121)郭先生结合《召诰》《梓材》《大诰》《康诰》《君奭》考察周人的天命思想,结合《酒诰》《康诰》《梓材》考察周人的“德”的思想,[5](P128-130)并在对《洪范》中的“天”“帝”“五行”“五事”“八政”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周代的神权政治和折衷主义统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5](P130-143)

在经学史学化背景下,学术界有关《周礼》的真伪之争不仅导致该书原有的经典地位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怀疑乃至彻底否定该书的史料价值,亦逐渐成为近代以来史学家的重要学术倾向。但值得注意的,亦有不少史学家对《周礼》一书的史料价值颇为重视。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合《孟子》《左传》《国语》以研究《周官》所载乡遂制度,[17]后来蒙先生通过对先秦时期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考察推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18]以后,斯维至先生亦由“《周礼》所言职官之名称及其职掌,实与金文往往契合”,以此书“固考史者最可信之资料”。[19]郭沫若先生对《周官》一书的史料价值亦颇为重视。他屡屡结合《周礼》研究周代田制:“孟子式的井田说,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它所根据的应该是《考工记》的《匠人》职文,或与《匠人》职文同根据一种古代曾经有过的事实,”“《考工记》的井田制大率在齐国是实行过的”,“周室治野的办法在《周官·遂人》职文里面还保持着,那是纯粹的十进位办法,没有‘九夫为井’的那一套花样,但遂沟洫浍川等名称是完全相同的”。[7](P30-31)他曾结合《周官·秋官》职金的职掌推测,周代“已经有美金恶金的分别”[5](P110),结合《周官》地官质人职掌以证周代人民并且还可以“当成牲畜来买卖”。[20](P30)他还指出:“《考工记》三十六工也都是官,是一些国家官吏管辖着各项生产工艺品的奴隶以从事生产”,“《周礼》在好些官职之下都有‘贾’,地位与胥徒相当”。他认为古代农工商之外的“虞”即“《周礼》的山虞、泽虞”。[20](P47-48)凡此表明,郭沫若先生对《周礼》的史料价值是颇为重视的,并非“于其真实性之一面并抹杀之”。[19]

综上所述,在经学史学化的学术背景下,郭先生试图从传统儒家经典中发掘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以获取中国古代社会的较为可靠的历史信息,从而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清算”。郭先生自觉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著作时代和材料真伪进行大胆的怀疑与批判的基础上,“摆脱了经学的思想和义例的束缚”[21],充分注意到传统儒家经典的史料价值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并开拓性地结合传世文献、古文字资料和民族学材料,参互印证,这一尝试不仅“预示着考据学方法和视界的又一次突破性变革”,[22]而且也“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大变革”。[21]不可否认,在新旧学术转型与中国史学变革的过程中,郭沫若先生对于传统儒家经典史料化的尝试和努力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郭先生在以后的学术实践中曾对这一局限有过颇为深刻的检讨:“《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我从前也是这样。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又如,“《尚书》我们早知道有今古文之别,古文是晋人的伪作,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里也有真伪,也是到近年来才开始注意到的。例如《尧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谟》(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贡》、《洪范》这几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实都是战国时代的东西——我认为当作于子思之徒。我在前虽不曾认《典》《谟》为‘虞书’,《禹贡》为‘夏书’,以作为研究虞、夏的真实史料,但我却把《洪范》认为确是箕子所作,曾据以探究过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错误的。”“《吕刑》一篇,文体与《左传》相近,旧称为周穆王所作,我也深信不疑。但其实那也是靠不住的。我揣想它是春秋时期吕国的某王所造的刑书,而经过后来的儒者所润色过的东西,吕国曾称王,彝器中有《吕王作内姬壶》可证,由文字上看来是春秋时期的器皿……这已尽足以证明它决不是周穆王所作的了。”“自来说《诗》的人虽然对于各诗也每有年代的规定,但那些说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月流火》一诗,《毛诗》认为‘周公陈王业’,研究古诗的人大都相沿为说,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它实在是春秋后半叶的作品了。就这样,一悬隔也是上下五百年。”[7](P4-5)凡此表明,郭沫若藉经考史的学术尝试并非意味着近代以来的经学史学化的终结,从这重意义上讲,郭沫若先生在经学史学化背景下撰著的,被誉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也仅仅具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基础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创刊号),1928.

[3]章太炎.訄书·清儒.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胡适.章实斋年谱[M].(姚名达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青铜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M].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刘起釪.尚书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隋书(卷三十二)[M].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朱子语类(第六册)(卷八十六)[M].礼三·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周官质疑[A].金文从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2]杨筠如.周代官名略考[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2(20).

[13]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J].燕京学报,1932,(11).

[14]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5]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16]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书店,1992.

[17]蒙文通.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J].论学,1937,(3);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J].重光,1937,(1);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解难[J].重光,1938,(2).

[18]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J].图书集刊,1942,(1).

[19]斯维至.西周金文所见职官考[J].中华文化研究汇刊,1947,7.

[2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奴隶制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刘家和.史学与经学[A].古代中国与世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22]叶舒宪.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变革[J].文史哲,1994,(3).